崛起国与霸权国，不仅仅是西欧地区的历史叙事词汇，更是权力转移的行为主体。自近代至二战以前，崛起国与霸权国主要集中在欧洲，崛起国与霸权国归属于相同的地理区域。
目前中国虽已是东亚第一大经济体，但并未取得区域主导权，仍面临着来自区域内行为体日本、东盟的竞争。作为域外的霸权国家，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始终保持战略警惕，近期通过贸易、台湾和南海等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未来中国既有可能面临来自域外霸权国美国的单独施压，也有可能面临美国与东亚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共同制衡。如果出现上述制衡，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以保证崛起进程的持续，并实现最终的崛起？
一、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评述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崛起国及其崛起战略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二元结构框架下展开。在大国兴衰议题的研究中，权力转移理论着重探讨大国权力转移的后果和影响。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逻辑，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权力的消长构成了一个长期的政治循环，而权力的此消彼长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战争的风险。
权力转移理论在二元框架下对结果、影响做了有益的探讨，但相对忽视了崛起国崛起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和漫长的崛起进程。简约的二元分析框架默认崛起国崛起空间的"一维性"，对崛起国的区域体系特别是对崛起国有着巨大影响的周边行为体的作用进行了简约化处理。
在大国的崛起进程中，崛起国首先面对的是崛起策略的选择问题。
对于如何规避来自霸权国主导的制衡行为，合法化战略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戈达德（Goddard, Stacie E）以普鲁士的崛起为案例分析认为，普鲁士通过合法化策略的实施成功规避了英国等国家的制衡。
崛起合法化战略的逻辑是追求霸权国对崛起国容忍空间的提升，这为崛起国崛起战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但同样忽视了崛起国外部环境的差异。当霸权国与崛起国处于不同的地理分布格局，崛起国采取合法化策略的空间会有很大差别。他们的研究也延续了"霸权国—崛起国"二元分析架构，没有对崛起国外部环境的差异进行进一步区分。
克劳福德和杨原的研究部分突破了二元分析架构，关注除霸权国、崛起国以外的第三方行为体，并探讨了如何瓦解联合制衡的问题。克劳福德对"楔子战略"的界定和使用，突出分析了如何拆解一个对抗联盟缓解外部压力的问题。根据他的结论，通过差异化对待对抗联盟中的某一个目标，以让利、利益诱导为主要途径来实现目标对象与对抗联盟的分离。
综上，现有关于大国崛起中崛起国一方的理论研究中，"霸权国—崛起国"二元分析框架忽视了大国崛起中的地理要素，特别是崛起国区域内存在其他大国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霸权国的制衡行为，崛起国的策略可能并不只需要关注与霸权国的互动。本文的研究就是在此之上对现有研究的拓展和尝试。
二、理论框架和基本假设
在对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域外霸权干预、域内大国竞争下的崛起模式，尝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讨论大国崛起战略。我们认为，崛起国所处的区域特征影响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本章将对上述大国崛起模式进行界定，进而分析崛起国可能面临的情境以及有效的崛起战略。
（一）域外霸权国干预、域内大国竞争下大国崛起模式的界定
在域外霸权国干预、域内存在大国竞争的模式下崛起国的崛起环境存在以下特征。
首先，霸权国与崛起国分属于不同的地理区域体系。
其次，在崛起国的区域体系内存在一个或多个竞争者。
再次，域外霸权国家在崛起国体系内有干涉的动机和能力。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防止战略核心地带出现地区主导国是霸权国维持霸主地位的重要战略，因此从维护自身利益而言，霸权国有介入地区权力竞争的诉求。另外维持地区多极并相互竞争的状态，霸权国有从中渔利的可能性。
最后，当地区内相互竞争的行为体试图维持自身的生存时，寻求外部霸权国的支持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霸权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强大的实力存在，以及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
崛起国归属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为体的策略选择。第一，行为体是否处于相同的地理区域，影响霸权国的策略选择和对崛起国威胁的认知。
在霸权国与崛起国归属于不同的地理区位时，对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注影响崛起国应对霸权国和竞争者的制衡行为。以往在霸权国与崛起国二元框架下对崛起国崛起策略的分析，似乎更为重视崛起国针对霸权国的策略选择。这类研究集中于双方的互动，如怎样拆散同盟等，相对忽视了区域内其他周边行为体的作用。在这一模式下，周边地区在崛起国与霸权国、域内竞争者的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实践崛起国应对霸权国、域内竞争者制衡策略的组成部分。划分崛起国崛起类型时考虑区域因素，能够更好地突出周边环境在崛起国崛起战略选择中的作用。
（二）崛起国面临的双重制衡情景
在霸权国干预、域内大国竞争模式下，理论上阻止崛起国崛起进程的战略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霸权国无差别地对这一区域进行毁灭性打击，并进而占领、吞并整个地区；第二，区域内其他竞争者与霸权国联合，组成一个对抗同盟；第三，霸权国或区域内竞争者独自对崛起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第一种的效果最为显著，但同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最高，失败的风险也最大，并且在这一战略下霸权国与区域内其他竞争性行为体的互动并不是针对崛起国，故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崛起国面对的外部制衡情境主要是霸权国采取第二、三两种战略的情况，而从具体遏制方式来说，可分为对抗联盟和独自进攻两种类型。
对抗联盟。
表1 崛起国面临的崛起压力情境
| 模式 | 策略 | |
| 霸权国干预策略 | 区域内竞争者策略 | |
| 对抗联盟 | 幕后，辅助支援 | 以霸权国为外援打击崛起国* |
| 台前，领导进攻 | 辅助霸权国打击崛起国* | |
| 独自进攻 | A.单独进攻 | 观望* |
| B.观望 | 单独进攻 | |
| C.单独进攻 | 无（崛起国已获得主导地位，实现区域体系内崛起） | |
注：*指联盟状态下。
此外，在霸权国与区域内竞争者是盟友关系时，也有可能出现在联盟状态下的单独进攻类型。
独自进攻。这一类型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崛起国处于崛起初期时，霸权国没有与区域内竞争者合作，单独进行进攻活动。第二个阶段是崛起国已经获得区域主导性地位，霸权国完全丧失区域内盟友时。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区域内其他行为体与霸权国在核心利益的界定方面存在差距，对崛起国的同一个策略的反应不同。从霸权国的视角分析，其进攻的行为不单单是崛起国自身的策略所导致，还有可能是由于霸权国的进攻性偏好、国内政治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后一种情况是崛起国已经实现在区域体系内的崛起，这也从侧面说明霸权国前期策略的失败，这种进攻是权力转移的关键。见表1。
（三）崛起国策略选择
图1
1．应对悲观预期引发的制衡情境
这一情境中，崛起国对霸权国和区域内竞争者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自身实力变化导致他国忧虑产生。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崛起国的周边和域外霸权国对于崛起国的崛起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从经验角度而言，让一国不做出某种行为，一种手段是阻碍，另一种手段是诱导，两者结合，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在展示出顽强抵抗意志的同时，也要释放谈判、妥协的信号。威慑的目的在于让霸权国的预期收益小于必要的支出，而利益诱导的目的是改变霸权国的参照点，使其从面临损失转变为面临获益。
2.崛起国对外策略引发的制衡情境
在这一情境中，崛起国的战略存在失误。这一情境可以由两种策略引发：一是崛起国的策略过于激进；二是崛起国的策略导致自身实力突然被削弱。在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中最应该避免的结果是两线作战，不分主次地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最后可能两面都难以实现。因此崛起国应该在战略本身制定过程中考虑到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因素。当崛起国因错误信息导致策略制定偏离了以上合理区间时，霸权国敏感地认为是崛起国在试图改变区域秩序，这种威胁感通过区域内国家的宣传而被放大，进而导致霸权国的单独干预或与崛起国周边国家形成对抗同盟。
在这一情境下，崛起国的策略组合主要是安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实力威慑。崛起国战略的最好结果是霸权国的容忍和区域体系内国家的妥协这一组合，但更有可能面临的结果是区域内行为体的抵制和霸权国的干预。从区域内行为体C的角度而言，崛起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拓展是对自身影响力的挤压，是零和性的。而对于霸权国而言，崛起国对于地区事务的主导并不符合其最佳利益。因此区域内行为体和霸权国的分化、瓦解是可能的。在释疑的同时，崛起国对霸权国进行利益方面的妥协，并辅之以威慑。
因此，在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中，需处理好与霸权国和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战略上避免主动引发敌对联盟和霸权国干预等制衡情境。但如果出现以上制衡情境，特别是对抗联盟和霸权国的单独进攻，崛起国应通过威慑、安抚以及利益诱导等策略组合瓦解以上制衡。如果不能实现，那么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将受到阻碍，甚至终结。
3.崛起边界的设定
崛起边界设定的前提假定是崛起国资源的有限性。崛起国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是保持威慑、提供利益诱导的关键组成部分。客观而言，在资源有限前提下，保持战略威慑的路径有两种：一是增加战略威慑，二是减少不必要资源的消耗。增加战略资源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因此减少不必要的战略消耗则显得更为重要。崛起边界的设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在本文设定的崛起情境下，崛起国的崛起首先会产生对原有地区秩序的冲击，区域行为体和霸权国会关注崛起国追求的区域秩序，进而一个三方关注的核心竞争区域出现。崛起边界即以核心竞争区域为主要衡量标准。这也是崛起国在这一模式下实现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在这一阶段，崛起国如果将大量资源投入非核心竞争区域，那么崛起国的崛起边界视为不科学、不合理；反之则不然。
设定合理科学的崛起边界能够集中精力应对霸权国和区域竞争者在核心区域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国家的崛起并不是无限制的扩张行为和对土地的无限制占领，而是获得一定区域范围内主导权后的策略经营。因此，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是崛起国实现最终崛起的关键变量。事实上，边界的设定既是崛起国"克制"的战略体现，同时也可以将主导的战略资源配置在区域体系内，集中实现区域主导权这一阶段性目标。对于崛起国而言，是否能设定合理的崛起边界，从而将主要的战略资源集中在区域体系内，避免战略冒进而引发霸权国家联合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联盟进攻，关系到自身崛起的成败。
在崛起边界内存在竞争者、尚未取得区域内主导权之时，崛起国将有限的资源用来经营区域之外的地区具有极大的风险。首先，此时崛起国尚未完全获得区域内的主导地位，一旦在区域外投放过多的资源，在区域内的竞争实力将明显下降，无法有效抵抗霸权国的干预和区域内其他竞争者的进攻。其次，对区域外目标的经营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将在区域内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地理、文化等要素的影响，区域外经营交易成本更高，所需要的资源更多，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变数。因此，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影响战略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资源配置，并对崛起国实现崛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对崛起国在外部霸权国家干预、区域内部存在竞争者的模式下实现崛起进程的路径方法做出小结：（1）崛起国能够通过合理的策略组合击退、化解来自域外霸权国和域内竞争者两方面的共同进攻和单独制衡；（2）崛起国应当设定较为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两者的逻辑关系在于，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的设定既是应对有效制衡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集中资源和力量经营周边并抵抗其他两个行为体进攻的关键。
本文选取古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代希腊地区的雅典这两个案例对以上解释进行验证。选择这两个案例的原因如下：第一，这两个案例符合本文设定的崛起条件。在东亚地区的唐朝案例中，构成郑、夏、梁—唐—突厥三元结构；而在雅典的案例中，存在斯巴达—雅典—波斯结构。第二，在这两个案例中，唐朝和雅典在崛起过程中都面临域外霸权国的干预和域内大国的竞争。第三，唐朝和雅典分别代表正、反两个不同的案例，这种对比更能够证明本文论证的说服力。第四，以中、西两个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佐证了崛起外部环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处于相同崛起结构下的唐朝和雅典的案例能够更好地证明崛起国崛起的外部结构环境，而非文化等要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的案例不是对崛起进程的完全追踪，而是侧重涉及理论检验部分的剖析。
三、唐朝的崛起路径：郑、夏、梁—唐—突厥
唐朝是在崛起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与域外霸权国和域内竞争者关系的案例。通过崛起边界的设定和战略战术的实施，唐朝最终击败东突厥、兼并其他割据政权，实现最终的崛起，并构建了以自身为主导的区域体系。
（一）崛起背景
隋大业十三年，天下大乱，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为王。在原来隋朝国土上出现了窦建德的夏政权、梁师都的梁政权、李轨的凉政权、刘武周的定杨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宇文化及的许政权、薛举的西秦政权、萧铣的萧梁政权、李密的魏政权、杜伏威割据势力以及李渊的唐朝。
与巴菲尔德的理论相反，隋亡之后，突厥并没有随之衰落，相反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突厥已经出现"总统中国"的局面（见图2）:"俄属群盗并兴，于此浸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
图2
东突厥在隋亡之后是东亚地区的霸主，它在东亚地区构建了一个"轮—辐"结构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唐朝只是群雄之一。
（二）唐朝的崛起历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在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并于次年五月称帝，改元武德。
刘武周兵败之后，唐朝的崛起空间得到了极大地释放，显示出了统一中国的气象。此时，西面的薛举、李轨政权已经被消灭，北边最大的威胁刘武周也被唐、突厥联军铲除，唐早在义宁年间已经取得巴蜀之地。
1．武力威慑与利益诱导瓦解对抗联盟
在刘武周兵败之后，唐在区域内北方巨大的威胁消除，开始对王世充的郑国实施积极进取的战略。史载："（武德三年，即公元620年）七月，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
随着刘武周的灭亡和唐朝的壮大，突厥与郑政权建立密切的关系。武德三年（620年）"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市。"
这里我们并不评判突厥政治体制导致战略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唐朝得知这一战略之后的行动。当时，李渊立即派郑元璹出使突厥，"上遣郑元璹往谕以福祸。未及，处罗遇疾而卒，国人疑元璹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汉阳公环赂颉利可汗以金帛，……"
虽然突厥联合进攻的计划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唐朝与郑国进行决战的时候，东突厥从北边对唐朝进行打击。从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征伐郑国开始，到战争结束，史籍记载东突厥共进行了五次进攻。
王世充的郑政权和窦建德的夏政权被吞并之后，在区域内的原有割据势力只剩下依靠突厥的梁师都的梁政权，但又形成了新的势力如高开道和刘黑闼等。
2．利益诱导与武力威慑瓦解东突厥的单独进攻
随着唐朝的日益强大，其面临的东突厥压力也在不断增强。东突厥除了继续联合其他不服从唐的政权进行联合进攻之外，颉利可汗开始率领大部队突厥士兵对唐朝进行单独打击，试图阻止唐的崛起，重新恢复众弱而相互制衡的状态。史载武德五年（622年）"丙子，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突厥开始对唐朝开展大规模的进攻。对此李渊采用老办法，派遣郑元璹出使颉利。"元璹见颉利，责以负约，与相辨诘，颉利颇惭。元璹因说颉利：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掳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
然而，唐的逐渐强大始终是对突厥的威胁。在武德七年（624年）和武德九年（626年），突厥对唐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打击活动，第一次打击迫使李渊准备迁都，第二次则直接攻到了长安。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次完全有可能阻断唐朝崛起进程的有效制衡最后却草草收场，唐的崛起进程依然持续。下文将对唐朝应对突厥两次有效制衡的策略进行分析。
武德七年三月突厥进攻原州，并在七月抵达陇州，威逼当时的都城长安，距离长安仅有四百余里的路程，造成唐朝的震动。在此情形下，高祖曾经想过迁都以避突厥的锋芒。"于时突厥数为边寇，人或说高祖曰：突厥频寇关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师故也。若焚烧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惑之，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以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焉。"
根据史料，面对突厥的进攻，在进行必要抵抗的同时，作为唐军主帅的李世民采用的策略主要有三：第一，在道义上指责其破坏约定。"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而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
唐朝面临第二次较大的崛起压力发生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之时。颉利可汗在梁师都的策划下意图趁唐内政不稳之时进行攻击，一举攻破唐朝，解除这一威胁。史载："师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为之策划，劝令入寇。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
此时的李世民已经登基称帝，亲自率兵与突厥颉利可汗会于便桥之北。唐的应对策略与上次相似但也存在不同。首先，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史籍记载："（李世民）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
这一时期的唐朝已经基本取得了对区域的主导权，但在实力方面仍处于下风，突厥的全力进攻同样会阻断唐朝的崛起进程。因此在两次进攻中李世民采用了威慑与利益诱导的政策，在保证不干涉、不进攻突厥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向突厥提供一定利益（基于威慑的前提下），并不与突厥进行正面的交锋，从而化解了突厥发动的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单独进攻。
3．实现崛起
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从长安渭河便桥退兵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部下多叛乱，而且遭遇天灾，实力大为削弱。史籍记载："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
到贞观二年（628年），突厥内部爆发战争，颉利可汗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向太宗求救。"上谋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
贞观二年（628年）十二月，突厥内部进一步分裂，唐朝开始寻找消灭突厥、取代其霸主地位的机会。突厥内部薛延陀势力逐渐兴起，此时唐朝抓住机遇，推波助澜，利用外交手段对突厥内部进行瓦解，册封薛延陀俟斤夷男为可汗。史籍记载："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问道齐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诸部皆属焉。"
4．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的设定
回顾唐朝的崛起进程，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为什么东突厥发动的两次进攻都草草收场？第二，为什么唐朝不持续进攻高丽、梁师都？这两个问题本质上能够反映唐朝以上策略成功的关键。在多次的有利进攻中，如果突厥有一次不相信唐朝的保证而持续进攻，那么就没有唐之后的崛起和大唐盛世。同样，如果有一次唐朝没有集中手中的资源进行有效抵抗，同样也会遭遇失败。这关系到第二个变量———是否设定了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唐朝在崛起过程中设定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边界。
唐朝在崛起初期将主要资源投放在核心竞争区。例如，在打败刘武周之后，唐并没有趁势北进、占据刘武周的地盘，"收复太原之后，唐朝军队并没有乘胜向北进展，刘武周南下之前控制的地区，原封不动地由突厥接管"
（三）小结
唐朝在区域内部存在竞争、外部有霸权国干预下成功实现崛起的策略选择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关于在这一模式下的理论分析。在崛起过程中，唐朝多次通过利益诱导、妥协、威慑与安抚等策略有效瓦解了多个敌对进攻联盟和多次霸权国家单独的进攻，并且在崛起的过程中设定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与霸权国和区域内竞争者竞争的核心区域。通过以上战略的实施，唐朝逐个吞并区域内的其他行为体，并实现霸权的更迭。
四、雅典的崛起路径分析：斯巴达—雅典—波斯
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作用较少提及，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修昔底德关于"崛起""恐惧"等战争原因的判断，并以此延伸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经典议题。如果将波斯重新纳入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看到雅典的崛起面临域外霸权国波斯干预与域内大国斯巴达的竞争。
（一）雅典的崛起背景
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吞并了吕底亚、进攻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之后在大流士时期的公元前513年控制了黑海地区和色雷斯，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三次征伐希腊地区的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波斯在希腊地区始终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提洛同盟成立之后，在希腊地区存在三个重要的行为体：波斯帝国、雅典和斯巴达。在这一结构中，雅典是崛起国，波斯是域外霸权国家，两者分属不同的地理区域。不过，雅典的崛起是以波斯帝国的衰弱为代价的，雅典的崛起并不是在削弱原有希腊半岛势力的基础上，而是主要向波斯方面拓展影响力。因此，雅典的崛起对于波斯帝国的安全具有极大的风险，波斯帝国有干预的动机和能力。在希腊世界内部，雅典的崛起受到域内斯巴达、科林斯、亚哥斯
图3
（二）雅典的崛起进程
提洛同盟的建立是雅典崛起的开始。波斯兵退之后，雅典返回故土，开始构建足以保卫雅典的长城，并取得了在希腊联盟中海军的领导权，构建了提洛同盟。
1.雅典两线作战，错失获得区域主导地位的历史机遇（公元前461年—公元前451年）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大量士兵在地震中丧生。同时，斯巴达国内发生希洛人的暴动，他们逃往伊汤姆地区寻求独立。斯巴达镇压不利，寻求同盟的支援，并向擅长攻坚战的雅典求援。当时主政雅典的西蒙派出部队进行援助。然而同盟军包括雅典的援助部队到达之后，斯巴达又担心他们的到来会煽动更大的革命，因此又将雅典的军队遣回。雅典方面对斯巴达的怀疑表示愤怒，并认为这是对雅典的侮辱。他们回去之后，对斯巴达友好的主政官西蒙被放逐，"马上就通告废除原先和斯巴达所订立的反抗波斯的同盟条约，而和斯巴达的敌国亚哥斯订立同盟"
斯巴达在大地震中受到重创，雅典开始在斯巴达同盟地区进行扩张。哈蒙德认为，"斯巴达的灾难（大地震以及引发的希洛人的反叛）搅乱了希腊世界的权力均势"
麦加拉位于地峡附近，是进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重要通道，控制了麦加拉将有效削弱斯巴达的势力。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人原始的故乡多利斯（位于中希腊）受到佛西斯的攻击，斯巴达人进行援助。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人并没有返回伯罗奔尼撒，而是留在了彼奥提亚，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因为雅典控制了麦加拉地峡。另一方面，"雅典有一个党派，正在秘密地与他们商谈，希望推翻民主政治、阻止长城的修建（是到达海边的两个大长城）"。而雅典出动全部的力量来攻击这支部队，他们攻击的原因和斯巴达停留的原因一致。双方在彼奥提亚的塔那格拉进行了一场大战，雅典虽然战败，但在62天之后，又重新回到彼奥提亚，征服了整个彼奥提亚和佛西斯（姚丹西北部的中希腊地区）。
斯巴达的虚弱、雅典长城的修建和对地峡的控制使得雅典将斯巴达的势力压缩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
但是此时的雅典已经没有能力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在对斯巴达同盟用兵的同时，雅典在埃及的远征已经走向末路。公元前462年埃及在伊纳罗斯领导下爆发反对波斯的起义，应伊纳罗斯的援助请求，雅典开始远征埃及削弱波斯的行动（公元前460年）。在前期，雅典的进攻十分顺利，"他们控制了尼罗河和孟斐斯城的2/3，于是他们企图攻下其余的1/3"
这也是为什么公元前455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向披靡的雅典，却突然在公元前454年停止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持生存，也是在这一年，雅典将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了雅典卫城———这也标志着雅典帝国的形成。哈罗德认为，如果不进行两面作战，雅典完全可以在这一时期拿下伯罗奔尼撒人，"回顾一下雅典在公元前461—公元前454年的政策，它是根据拥有比任何希腊城邦都更为巨大的资源而决定的。……雅典是在以下情况下同时开展两线作战的：当时它已和三大军事强国亚哥斯、帖撒利和麦加拉结盟，而斯巴达已因地震及其后的骚乱而一蹶不振。假若它和波斯和平相处，它有可能分裂斯巴达联盟而迫使伯罗奔尼撒人俯首听命。但它选择了另一条路，即同时向波斯发动一场强大的攻势。"
在埃及惨败之后，两线作战难以持续，雅典不得不在公元前451年召回被放逐的西蒙，并与斯巴达签订五年休战和约。之后，雅典同盟暴动，为了防止波斯的入侵，雅典与波斯在公元前449年签订《卡利阿斯和约》。但斯巴达已经逐渐从之前的虚弱中恢复并攻入阿提卡，伯里克利不得不通过贿赂的方式与斯巴达达成三十年和约（公元前445年），放弃了所有之前获得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土。此时雅典的崛起进程虽然并未终结，但已受到打击，陷入停滞。
2．远征西西里：崛起边界设定的不科学
在镇压同盟内暴动之后，由于与斯巴达和波斯都签订了协议，雅典的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得以休养生息，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力。这一状态一直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大战期间双方相互攻伐，势均力敌，双方互有胜负。公元前424年《埃披吕库条约》
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的厄基斯泰向雅典人求助———厄基斯泰人与西西里岛上叙拉古的同盟栖来那斯人因为领土纠纷而爆发战争，请求雅典人派一支舰队支援他们。此时的雅典已经和波斯以及斯巴达都签订了协议，渴望征服这样一个岛屿。然而，雅典人对这一岛屿知之甚少，故而派出一个使团到厄基斯泰人那里去看看是否有足够的金银支持战争。公元前415年，使团从西西里岛回到雅典，称"有大量金钱贮藏在金库和神庙中可以使用"
亚西比得、尼西阿斯率领远征军到达西西里之后发现，厄基斯泰人所说的"大量的金钱"是骗人的。
指挥部队的尼西阿斯向雅典求救。雅典在公元前414年12月派出由德谟斯提尼率领的第二次远征军。在第二次远征军到来之前，雅典在西西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公元前413年，雅典海军不但在陆地上失去了普利姆密里昂，同时被叙拉古的海军在大港打得大败。德谟斯提尼率兵赶到叙拉古之后，面对的是刚刚战败的远征军。德谟斯提尼提议立即进攻厄庇波利，但仍然遭到了失败。雅典远征军面临是继续进行战争还是返回雅典的抉择。此时，"士兵不愿意再停留下去了，许多士兵病了，……整个前途似乎是没有希望了"
当公元前413年吉利普斯回到叙拉古，并带来了在西西里招募的又一支大军和伯罗奔尼撒的步兵的时候，雅典远征军想要撤退为时已晚。看到叙拉古新的大军的到来，而自己方面的情况更加恶化，尼西阿斯也表示可以撤退。正当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月食，占卜之后，雅典军认为应该27天之后再移动，就此错过了最佳撤退的时机。
"雅典对西西里的袭击，开始于巨大的胜望，结束于彻底的失败。"
在核心竞争区域存在竞争者的情况下，雅典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在次要区域是巨大的战略失误。西西里对于雅典的崛起而言并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纵观整个希腊史，西西里一般不参与希腊本土事务，对希腊大陆的影响很小"
3．难以拆散的对抗进攻同盟：斯巴达—波斯同盟与雅典崛起进程的终结
关于波斯再一次介入希腊世界，蒋保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的战败。
为了共同的目的，公元前412—公元前411年，波斯帝国与斯巴达前后订立了三个同盟条约
波斯的支持对于斯巴达赢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公元前410年，也就是波斯与斯巴达刚刚结盟不久，雅典和斯巴达爆发库济科斯战役，此战"斯巴达人就失去了大约135艘到155艘舰船，数目骇人"
雅典并非没有意识到波斯与斯巴达结盟的威胁，为了拆散同盟，雅典至少进行了两次外交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是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斯巴达违背与波斯联盟的协议，私自与雅典议和，被雅典拒绝。
第二次是在小居鲁士上任并对斯巴达作出保证之后。当时已经返回雅典的亚西比德试图通过提萨佛涅斯与小居鲁士进行谈判。"雅典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沮丧。他们通过提萨佛涅斯（替萨斐尼）派遣使者们到居鲁士那里。然而，居鲁士不肯接见他们。"
有了波斯的财政资助，即使雅典海军多次重创斯巴达舰队，并两次迫使斯巴达求和
（三）小结
雅典的崛起一方面要面临北部霸权国家波斯的压力，同时也受到区域内斯巴达的进攻。在崛起进程中，雅典原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有绝对的实力和能力瓦解伯罗奔尼撒同盟、获得希腊地区的主导权，但当时的雅典选择了两线作战的战略，这一战略激发了来自波斯和斯巴达两个不同方面的战略压力。尽管最后雅典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保住了国家崛起的基础，但也使得这一阶段雅典的崛起进程几乎陷入停滞。而后，由于崛起边界设定的不科学，雅典贸然进行西西里远征，在非主要战略竞争区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最后导致崛起核心区域的竞争力和威慑力下降。尽管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雅典仍旧保有对斯巴达的压倒性的海军实力，但接受波斯援助的斯巴达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最终在羊河口之战中雅典海军大败，国家防卫被拆、外交受到斯巴达控制，自身的崛起进程终结。而对于希腊世界而言，"波斯统治者依靠榨取被统治民族黄金支持的娴熟外交政策，使波斯成为了对希腊发号施令的专横角色"
五、结论及对中国崛起现实战略选择的探讨
关于大国崛起的历史叙事中并不仅仅只有崛起国与霸权国两个主角。同样，在分析的过程中，过度抽象化的结构分析模式也并不是崛起大国面临的崛起环境的全部。在原有的霸权国与崛起国二元框架基础上，将地理要素和区域内其他竞争性行为体重新纳入其中，崛起国的崛起模式将更加具体且具有现实意义。在域外霸权国干预、域内其他竞争者竞争模式下，大国的崛起面临来自区域体系内其他大国的竞争，同时也受到域外霸权国的干预。并且，由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不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两者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体制，彼此之间的认同难度较大。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就是在这一模式下，崛起国如何实现崛起。换言之，崛起国如何突破霸权国和区域内其他竞争者的单独制衡或联合制衡实现崛起。
本文通过对古代东亚地区和古希腊地区两个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通过被当代国际关研究中相对忽视的古代突厥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案例，本文分析了"郑、夏、梁—唐—突厥"和"斯巴达—雅典—波斯"这两组中外历史上的崛起模式。本文认为在这一模式下崛起国的核心路径是：崛起国应该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在尚未取得区域内主导地位之前，应该将主要的战略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以更好的经营周边区域，同时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域外霸权国和区域内竞争者联合或单独的战略制衡行为。
这两个历史比较案例对于当下中国的崛起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尽管在国家行为体性质和所处国际规范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当下中国的崛起环境与本文研究的崛起模式有一定契合度：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与崛起中的中国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美国有干预东亚地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东亚地区并未获得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区域合作方面，仍然面对来自日本的竞争。因此，本文的研究和结论对于当下中国的崛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目前美国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称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已经从经贸层面试图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而阻断中国的崛起进程。日本则对中国在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保持警惕，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两国的竞争表现在区域合作机制和议程设定等诸多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现阶段的对外战略应尽力消解域外霸权国家和区域内国家误判而产生的共同敌意。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结构"本身会引发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战争，但具体到过程，一国的对外政策往往能够起到加速或延迟这一进程的作用。中国与域外霸权国美国和域内竞争者日本存在结构性矛盾，但与其他绝大部分周边国家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避免这些国家的对华敌意应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
第二，面对美国单独的进攻，或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制衡，中国应以利益诱导和战略反制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突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进攻态势明显，日本随后在5G等方面也跟进美国，对中国崛起造成一定的压力。中国目前的综合实力仍然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采取全面对抗并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当然，一味的妥协退让更不可取。中国在保持战略反制的同时，应提供必要的利益诱导以更好应对崛起困境。
第三，中国应设定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战略资源放在区域内，高质量地经营周边地区。经营好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保证。一个对华友好的周边地区不但能够为中国国内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更能够使中国积累实力以应对来自域内和域外大国的竞争和压力。唐朝设定了较为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战略竞争区，能够聚集足够的资源实现战略威慑；相反雅典则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在非核心战略竞争区，最终导致在核心竞争区的竞争力和威慑力下降。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经营好周边地区，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对华友善的周边环境将更能够助力崛起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