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对称同盟下小国的安全政策？具体而言，什么情况下小国会保持甚至强化对大国盟国的依赖？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更具自主性的安全政策？

美韩同盟是韩国安全战略的基石，对韩国安全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影响。^①现有同盟理论认为，在美韩同盟这样的不对称同盟中，小国由于需要获得大国的安全保障，因此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主权作为交换。^②按照这一原理，在美韩同盟存续期间，只要美韩实力对比不发生大的变化，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应当稳定不变。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20世纪60年代韩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一时期韩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依然维持了50年代的90％以上的水平。^③然而从1968年开始，当时的朴正熙政府突然转变原有的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转而追求在同盟框架下的自主国防，推行名为“栗谷事业”^④的国防能力建设计划，研发核导等战略武器。在美韩实力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且还是同一个总统任期内的情况下，韩国突然改变政策追求自主国防，这是现有的理论不能够解释的。

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常识是，不对称同盟中小国受到联盟外第三国威胁越大，它对大国盟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应当越高。^⑤然而奇怪的是，在某些受外部威胁很大的时期，韩国却选择了减少对美依赖的自主国防政策。2002年10月，金正日公开了以获取核能力为目标的秘密铀浓缩计划。随后，重新启动已冻结的宁边核设施，并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驱逐出宁边。2003年1月，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2月重新激活封存的5兆瓦核反应堆。^①从客观情况看，当时韩国所面临的朝鲜威胁态势无疑是很大的，但当时的卢武铉政府却没有强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反而积极追求在不对称同盟框架下的自主国防。

反过来，在韩国外部威胁态势并不明显时，有时反而出现了韩国加强对美依赖的现象。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1961年李承晚下台，这一时期朝鲜并没有军事进攻韩国的明显迹象。《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金日成甚至提出了“和平统一”和“一切为了战后重建”的口号。^②而事实上，朝鲜当时也的确无力再发动军事进攻。三年的朝鲜战争几乎摧毁了朝鲜经济，为此朝鲜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953年8月就确立了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到1961年重塑工业化的基础。不仅如此，金日成还提出了多项对韩国的和平倡议。^③然而就在这个时期，李承晚政府全面深化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将象征国家主权的作战指挥权仍交由美军行使。

显然，单纯从联盟成员实力对比或者外部安全威胁的角度，均难以充分解释不对称同盟中小国的安全政策选择。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剖析韩国建国以来的安全政策选择，揭示决定韩国安全政策选择的真正逻辑，以此深化和完善我们对不对称同盟中小国安全政策的理解。

本文研究发现，盟国和敌国的战略信誉都会影响小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安全政策。具体来说，当盟国和敌国都有高战略信誉时，小国会选择强化对盟国的政治依赖和军事依赖；当盟国和敌国战略信誉都低时，小国会选择在同盟框架下追求更多的政治自主和军事自主；当盟国战略信誉高、敌国战略信誉低时，小国会选择强化对盟国的军事依赖，追求政治自主；当盟国战略信誉低、敌国战略信誉高时，小国会选择强化对盟国的政治依赖，但追求军事自主。简而言之，在不对称同盟框架下，盟国战略信誉的高低会影响小国的军事自主性，敌国战略信誉的高低会影响小国的政治自主性。

本文的研究在理论层面拓展了不对称同盟的研究议题。现有对不对称同盟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一是不对称同盟的存续时间。一般认为，在控制同盟价值（value）不变的情况下，不对称同盟相较于对称同盟更有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①二是不对称同盟的性质。主流观点认为，不对称同盟的本质是不同实力的盟国就“安全”和“自主”进行交换所达成的协议。^②对不对称同盟下结盟各方特别是小国的行为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虽然指出小国实力变化与其追求自主意愿之间可能存在关联^③，但如前所述，这种理论上的关联与现实的相符程度并不理想。此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自主的界定也并不清晰，这进一步妨碍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缺陷，通过创造性地将自主细分为政治自主和军事自主两类，给出了不对称同盟下小国争取自主行为的一般性解释。

政策层面，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科学预测不对称同盟下小国的政策走向。通过更准确地把握不对称同盟下小国的行为规律，可以在发生特定事件或出现相应条件时，对小国接下来的政策倾向乃至同盟关系的可能走向做出相对准确的预判，并给出针对性的应对建议。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对美韩、美日、美澳等不对称同盟下韩日澳等周边国家行为的预判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除本部分外，第二部分批评性综述既有的有关不对称同盟中小国安全政策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仅能解释部分个案，二是忽略了主观认知对小国决策的影响。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在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进行了清晰界定之后，提出盟国和敌国战略信誉的高低会影响小国的自主追求。第四部分是案例检验，通过考察四个时期韩国政府不同的政策选择，对假设做出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

概括而言，现有理论研究为小国的自主安全政策提供了两个可能的解释因素。一是国家实力。莫罗认为，不对称同盟中，盟国实力的变化会导致盟国之间就安全与自主问题重新谈判。“如果是小国实力提升，它将要求盟国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权，这要么通过获得新的让步，要么通过取消旧的义务来实现；如果是大国实力下降，由于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以及意愿减少，小国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①自美韩同盟建立以来，作为安全供给者的美国实力没有明显下降，冷战后甚至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那么，假设莫罗的理论适用于美韩同盟，韩国在安全自主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应当与其自身国力变化相关，即随着韩国国力的上升，韩国政府将要求同盟内更多的自主权，越来越显现出自主国防的一面。但这一推断与事实不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军事实力不断提升，不仅有两次被称为“汉江奇迹”的经济腾飞，军事实力也已跃升至世界前十位。但是韩国政府在美韩同盟框架下追求自主的行为轨迹并不与线性上升的国力相吻合。朴正熙之后的全斗焕政府中止了追求自主国防的努力，而在卢武铉之后的李明博政府则全面修复疏远的美韩关系，将已谈妥的象征自主权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时间由原定的2012年4月17日推迟至2015年12月1日。可见小国国家实力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小国自主诉求的增加。

二是大国的权力竞争。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小国的安全政策是由其所处地区实力结构对比决定的。历史上朝鲜半岛国家就是基于中国和日本间实力的此消彼长来不断调整自己的安全政策。^①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L. Rothstein）认为，小国的政策取决于“所在地区实力均衡的威胁”。^②根据这个视角，很多学者认为韩国的安全政策受到了地区大国权力竞争的影响。例如，陆伯彬（Robert Ross）认为，中国崛起是“韩国不愿在冷战后继续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的重要原因。^③

李熙玉（Lee Hee-ok）也认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展开的权力角逐对韩国安全政策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国际环境中，韩国政府基本上秉持一方面发展美韩同盟，同时又充实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两面下注政策。考虑到中国在安全上的担忧，在韩美日地区同盟体系与东北亚导弹防御系统的参与上保持比较消极的态度”。^④金炳局（Kim Byung-Kook）认为，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的双重权力转移使韩国安全政策制定者们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派认为这是一个摆脱依赖的机会，因为崛起的中国可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保守派则认为应与美国保持强有力的同盟关系。^⑤王生认为中国的崛起使得韩国将目光开始聚焦在中国身上，甚至使得韩国国内出现了“以中韩亲近替换美韩同盟的呼声”。^⑥

从大国权力竞争的角度解释韩国安全政策，存在的问题是两者在现实中的时间关联性很差。中美在东亚地区呈现竞争态势大致是在2008年以后，而在这一时期韩国在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安全政策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仅如上所说，这一时期的李明博政府推迟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时间，而且继任的朴槿惠政府也再度将移交时间推迟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更为重要的是，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只能算作国际体系的二级大国，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与美国展开权力竞争的实力和意图，而在这段时间里韩国政府却多次表现出了追求安全自主性的政策倾向。这一事实是大国竞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韩国提出自主国防政策始于朴正熙政府时期，其后历届政府在自主性问题上的态度不断出现反复。关于韩国政府追求自主国防的原因，现有讨论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种解释。^①

一是美国军事安全战略调整尤其是削减和撤离驻韩美军。许多韩国学者将美国对韩军事政策调整视为韩国追求自主的首要原因。例如，有学者认为，朴正熙政府追求自主是为了应对当时尼克松政府及后来卡特政府的撤军计划^①；卢武铉政府则是为了应对当时美国布什政府单方面的军事转型计划^②。但问题是，美国迄今共有五次从韩撤军，分别是韩国建立初期、朝鲜战争之后、尼克松政府、老布什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但并非每次撤军都影响了韩国的自主国防。例如，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撤离了所有的驻韩美军，仅留下不足500人的顾问团。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驻韩美军32.5万人削减到只保留第2步兵师和第7步兵师约8.5万人。然而美国这两次大规模撤军行为并没有激发起当时韩国政府的自主国防意志，韩国继续采取完全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

二是朝鲜的安全威胁。另一些学者认为，朝鲜的军事威胁是韩国政府追求自主的重要原因。例如有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朝鲜实施的以袭击青瓦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对韩军事行动促使了朴正熙政府走向自主国防。^③但问题是，在6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二三十年间，朝鲜的军事实力都优于韩国，从客观角度看，这一时期朝鲜对韩国的威胁压力始终存在，但韩国国防政策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朴正熙之后的全斗焕政府就完全放弃了自主国防政策，转而采取全面依赖美国的做法。另外，面对不同程度的朝鲜安全威胁，不同时期的韩国政府也采取过相同的安全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卢泰愚政府相比，2003年至2008年的卢武铉政府所面临的朝鲜威胁无疑更大，不仅其一上任就面临第二次朝核危机，而且在其任期内朝鲜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并多次进行导弹试射。但卢武铉政府与卢泰愚政府一样，均推行自主国防政策。导致朝鲜威胁与韩国政策“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决定国家行为的不是相对物质实力本身，而是决策者对相对实力的认知。^①

三是韩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有研究提出，卢武铉政府推进自主国防的原因之一是21世纪初韩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也对卢泰愚政府时期的自主国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但问题是即使该因素能够契合上述两个时期，也很难解释其他政府任期内的情况。比如，韩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最早开始于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但当时的全斗焕政府不仅放弃了前任朴正熙的自主国防政策，还转变为全面追随美国，这显然与反美情绪推动自主改革的判断不符。

此外，还有学者提到总统个人因素，认为卢泰愚和卢武铉个人强烈的自主国防的意志推动了任期内的自主国防建设。^③但问题是，个人的特殊性格和特殊偏好往往是恒常不变的，这难以解释同一位总统任期内不同时段韩国安全政策的变化。在朴正熙执政前期的1962年至1968年，韩国坚决执行军事安全上追随和依赖美国的政策，但在1968年后却转为谋求自主国防。

总结来说，上述解释存在两个共通的不足。一是未能很好地打通特殊性解释和一般性解释的隔膜。许多解释或许能够与一两个韩国政府案例对榫，但往往难以解释韩国其他政府时期的安全政策，从而也就难以回答更一般性的问题，即不对称同盟框架下，小国究竟会在什么条件下推动自主国防。而好的解释逻辑应当既能统一概括成抽象的原理，又能吻合待解释的每一个具体案例。二是多强调客观因素，较少关注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不管是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还是朝鲜的军事动向，对韩国政府来讲都是客观的外部环境，而决策者如何认知这些客观态势才是影响韩国安全政策的真正要素。因此，要想更准确地解释韩国的安全政策，需要考虑引入能够同时捕捉客观变化和主观感知的变量。为此，下一部分将论述战略信誉与小国安全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核心理论观点是，盟国安全保护的可信性和敌国威胁的可信性会影响不对称同盟中小国安全政策的选择。盟国安全保护的可信性和敌国威胁的可信性都属于战略信誉的范畴。为了尽可能清晰地讨论战略信誉与小国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将首先对“战略信誉”和“自主”这两个变量做出界定，然后提出不对称同盟下小国自主政策变化的理论逻辑。

阎学通认为，“领导国的战略信誉（strategic credibility）意味着这个领导是可靠的（reliable）”^①。决定战略信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履行对他国尤其是对盟国的承诺。……领导国的战略信誉意味着其承诺与行动是一致的”^②。黛博拉·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则认为，信誉（credibility）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个体会信守诺言”。在国际关系领域，信誉意味着“我们可以信赖一个国家去履行它的承诺”。^③这两种对战略信誉的理解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将信誉与承诺相联系。但这两种理解也存在差异。阎学通是从完成时的角度定义战略信誉，他的定义在本质上是对一国业已做出的行为是否符合其此前作出的承诺的一种事后评价。拉森则是从将来时的角度进行定义，她的定义在本质上是对一国尚未做出的行为是否会符合其此前作出的承诺的一种事前估计。

上述两种定义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对战略信誉的基本理解。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战略信誉对决策者决策的直接影响，因此将主要从事先估计的角度界定战略信誉。这是因为，如果假定A国的战略信誉会影响B国的决策，那么这种影响一定是基于B国对A国未来战略信誉高低的预测。A国过去的履约记录固然是B国对A国战略信誉进行主观判断的重要依据，但很显然不是唯一依据。自2018年4月朝鲜承诺不再进行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至今，朝鲜的确信守承诺，没有进行新的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并没有因此改变对朝鲜“没有信誉”的认知，相反认为朝鲜的核政策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并据此拒绝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①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将战略信誉界定为一国对另一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履行其承诺的相信程度。^②根据该定义，如果B国非常相信A国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履行其承诺，我们说A国对B国的战略信誉非常高；如果B国不太相信A国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履行其承诺，我们说A国对B国的战略信誉不太高；其他同理。

根据上述定义，战略信誉与承诺密切相关。对承诺的理解的准确与否直接决定了我们对战略信誉的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根据现有理论，承诺包括了奖励和惩罚两种情况。如前所述，信誉是指对他人是否履行承诺的相信程度，因此承诺是准确理解战略信誉的关键概念。承诺（commitment）是对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一种保证，它包括了许诺（promise）和威胁（threat）两种情况，前者是奖励性保证，后者是惩罚性保证。^①家长对孩子说，“如果你考试得了100分，我就给你买玩具”，这是许诺；家长对孩子说，“如果你考试没有考到100分，我就罚你一个月不许玩电脑游戏”，这是威胁；许诺和威胁都是承诺。承诺的双向性决定了战略信誉的双向性。美国向韩国承诺，如果韩国遭朝鲜入侵，美国将为其提供安全保护，这是美国对韩国作出的许诺，韩国对这个许诺的相信程度决定了美国对韩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的高低；朝鲜向美国和韩国承诺，如果美国试图攻击其核设施，朝鲜将对韩国进行火炮和核打击，这是朝鲜向美韩发出的威胁，韩国对这个威胁的相信程度决定了朝鲜对韩国威胁的战略信誉的高低。

为了进一步明确战略信誉的这种双向性，我们不妨将信誉与信任（trust）做一个比较。拉森认为，广义的信任包括了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信誉和善意（good intentions）三个层面，其中，可预测性是指“相信他者的行为具有预见性”，善意是指“有关他人有好意、不会试图利用自己的心理期待”。^②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出，信誉不等于善意。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认为，狭义的信任是指“一种信念，相信对方更喜欢相互的合作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合作”。^③根据这个定义，狭义的信任约等于善意，同样不等于信誉。一言以蔽之，狭义的信任是与合作相关的，是正面的、积极的；而信誉则无此限定，对冲突性、威胁性的负面行为的强烈预期，同样可以构成高战略信誉。

与战略信誉相似的是，自主同样是一个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不懂、但却很少有人能对其做出真正清晰明确界定的概念。迈克尔·阿尔福德（Michael F. Altfeld）将自主界定为“一国政府就其所关心的国际问题采取它希望采取的任何立场，并能够随意改变这些立场的能力”^①。他将自主简单理解为“行动的自由”，因此认为在同盟中的各方都须放弃一定的自主性。“联盟往往使各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更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一方都很难采取与其盟友立场太大不同的政策立场。”^②不过，完全不受他者干预的行动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大国，即使其不在联盟内，依然会受到权力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而不能真正做到行动自由。用一个现实中谁也无法达到的标准来定义自主，这样的定义缺乏现实意义。

莫罗将自主与安全相对应，认为自主是“对现状进行期望的改变的能力”，而安全是“保持其希望维持的现状的能力”。一个国家按照其意愿改变现状的能力越强，其自主性越大。^③他同时又认为，在不对称同盟中，小国往往需要通过牺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来换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小国在自主性方面做出的让步包括“为大国投射权力提供具有战略位置的军事基地，或允许大国在未来干预其国内政治”。^④这里，莫罗对自主的定义与所列举的自主性让步之间存在张力。如果把自主看作“改变现状的能力”，那么一国的自主程度将主要受到国家能力和国家资源的约束，这时自主是一个“权力”范畴。但当他谈到小国做出的具体的自主性让步时，不管是提供军事基地，还是允许他国干预本国内政，这些出让的自主实质上是涉及一国主权的“权利”。莫罗的定义存在前后逻辑不一致之嫌，但这也提示我们自主可能同时包含“权力”和“权利”两个维度。

韩国学者出于对本国自主问题的关心，对自主国防的概念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自主国防就是“自主地完成国家防卫”，是一国在不受他国的干涉、不依赖其他国家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和执行国防政策，单独防御外来威胁。^①而以闵丙天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提出，应当区分“自主国防”和“自力国防”。“自主国防”与“意志”相关，它强调国防的“主体性、自主性、自律性和独立性”；而“自力国防”与“能力”相关，它强调国防的“自立和自力”。^②自主国防不应以国防能力为标准，“自主国防是以对国防的觉悟为基础，在政策、战略决定上的自主性和军事力量行使上的自主性”^③。与强调独立保卫能力的自力国防不同，自主防卫强调在“自我意志”主导下保卫国家，但不排斥自力国防所拒绝的集团防御。^④

韩国学者所区分的“自主防卫”和“自力防卫”与上面指出的自主的“权利”维度和“权力”维度存在隐含的对应关系。为了进一步确证自主的这种双重性质，我们不妨再将自主与另一个与其内涵非常接近的概念自由做一个类比。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类。消极自由指的是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领域，“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个人将会发觉自己身处的范围，狭窄到自己的天赋能力无法得到最起码的发挥”。^⑤消极自由对个体来说是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不可侵犯的自由领域。与消极自由不同，积极自由“不是‘免于什么’的自由，而是‘去做什么’的自由”^⑥，其中的“积极”是指个体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希望我的生活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⑦。显然积极自由的程度与个体的能力相关，能力更大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积极自由。

如果将个体的自由与国家的自主相类比，那么国家自主也应包括消极和积极两方面。与消极自由相对应，消极的自主意味着国家应当拥有国家主权范畴内的国防自主权，这是所有主权国家都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最核心的内容是作战指挥权应掌握在本国政府手中。考虑到这一类型的自主与国家的政治权利相关，不妨将其称为政治自主。与积极自由相对应，积极的自主与国家的能力相关，强调在不借助盟国力量的情况下，仅依靠自身能力来防卫国家安全。这一类型的自主因与国家的军事力量相关，所以不妨称之为军事自主。

综上，同盟框架内的国家自主，亦即国防自主^①，包括了政治自主和军事自主两个维度。政治自主指的是拥有本属国家主权范畴内的、不受他国限制地行使军队指挥和管理等的权利，其最为核心的就是作战指挥权。军事自主指的是能够依靠本国的军事力量抵抗本国所明确界定的现实的外部威胁。据此，小国在同盟框架下追求自主性的努力可区分为追求政治自主和追求军事自主，而小国不追求自主性而完全追随大国也相应地包括了政治依赖和军事依赖两种情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面提及的作战指挥权固然是政治自主中最为根本的部分，但不是政治自主的全部。当这一目标达成时，小国还可能继续追求其他政治权利（比如收回军事基地）。此外，不对称同盟下小国追求军事自主，往往并不追求具备应对一切外部威胁的能力，而是限定在具体情境下。例如，在美韩框架下，韩国所追求的军事自主就是能够独立应对美韩同盟条约所规定的安全威胁。在这一追求下，美韩同盟的意义在于在军事力量上辅助而不是主导性地代替韩国应对安全威胁。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解释不对称同盟内小国在追求自主性方面的政策变化。根据上文从政治（权利）和军事（能力）两个维度对自主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小国的安全政策划分为四种类型：在同盟框架内，既追求政治自主也追求军事自主（A₁）；在军事上依赖大国，但追求政治自主（A₂）；在政治上依赖大国，但追求军事自主（A₃）；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依赖大国（A₄）。其中，A₁的行为表现是，在同盟框架内，小国既要求握有对本国军队的军事指挥和管理权，也追求提升独立防卫能力；A₂的表现是，小国要求拥有军事指挥和管理权，但仍然主要依靠大国的军事力量保卫自身安全；A₃与A₂相反，小国愿意将军事指挥和管理权交予大国，但会积极提升防卫能力；A₄的行为表现是，将军事指挥和管理权交予大国，同时依赖大国的军事力量保卫自身安全。

考虑到双边同盟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单向或双向）军事援助^①，这里读者可能会提出的疑问是：小国追求军事自主（A₁和A₃）的政策是否会导致其脱离现有同盟？或者小国追求军事自主就是为了脱离现有同盟？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这是可能但非一定的。首先，军事安全保护并非同盟的唯一功能和国家结盟的唯一动机。对于弱国来说，与强国结盟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可以借助强国的力量获得许多仅靠自身无法获得或者需付出更大代价才能获得的利益。^②与潜在对手结盟，还能抑制相互敌意，增进信任，减少冲突。^③韩国之所以与美国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除了防御朝鲜入侵之外，还包括了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和增强政府正统性的考虑。^④

其次，即使小国结盟的目的仅是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结盟与发展自身防卫力量之间也并不互斥。本杰明·莫斯特（Benjamin A. Most）和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指出，外交政策具有“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为应对安全威胁，国家既可以采取战争的方式，也可以采取结盟、武器进口或是发展军备的办法，或者是这些工具的组合使用。^①在现实国际政治中，一国既发展独立军事力量，又与他国结盟是常见现象。

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在不对称同盟框架下小国谋求自主性的行为，应当更多地理解为小国希望用更小的自主性牺牲换取更多的利益，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种努力并无意打破现有的同盟关系。

当然，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小国来说，与大国结盟的最主要目的还是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小国有明确的外部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在小国为防御敌国入侵而与大国结盟的情境下，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可靠程度和敌国对小国军事威胁的可信程度，显然都会影响到小国的安全政策。根据上文的定义，前者就是大国对小国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后者则是敌国对小国安全威胁的战略信誉。

大国对小国的安全保障之所以存在战略信誉问题，核心原因是同盟管理中始终存在的抛弃（abandonment）风险。同盟中的国家一方面担心自己遭到外敌入侵时盟友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担心盟友与外敌发生冲突时自己因同盟义务而被迫卷入自己本不愿卷入的战争。前一种担心称为抛弃风险，后一种担心称为牵连（entrapment）风险，这两种风险都是无政府状态下结盟这种合作形式的固有风险。^②在不对称同盟中，大国更担心被牵连，小国则更多地面临被抛弃的风险。^③抛弃风险的实质是同盟的可靠性（reliability）问题，即对于成员国来说，军事同盟是否可靠，战争发生时盟友是否能够履行承诺。

抛弃风险不仅停留在理论分析中，而且真实存在于盟国履行同盟承诺的客观数据中。艾伦·撒布伦斯基（Alan N. Sabrosky）的研究显示，在1816年到1965年发生的50场国家间战争中，仅有27％的盟友履行了承诺，向盟国提供军事支持；61％的盟友选择了中立；12％的盟友甚至彼此开战。^①根据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和梅尔文·斯摩尔（Melvin Small）的研究，在1815年至1945年期间发生的国家间战争中，负有明确援助义务的同盟国履行承诺、选择中立和彼此开战的比例分别为33%、65％和2%。^②阿什利·利兹（Brett Ashley Leeds）等学者批评撒布伦斯基对盟国是否应当履约的判断标准设定得过高，指出绝大多数盟约都规定了联盟生效的具体条件，盟国是否履约应当严格依据同盟条约的具体条款进行判断。在放松了判定标准后，利兹统计得出有74.5％的盟友履行了承诺。^③然而，即使按照利兹的标准，依然有超过两成的同盟国没有履行同盟承诺。

从以上数据可见，与大国建立同盟关系不意味着在遭受外敌入侵时必然会得到大国盟国的援助，因此小国不得不关注大国的战略信誉。对于小国来说，选择与大国结盟主要是为了弥补自身军事能力的不足，因此大国盟国是否可靠，影响的是小国安全政策自主程度在能力维度的变化。盟国的战略信誉越高，意味着盟国在敌国入侵时履行承诺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小国越有可能选择在军事上依赖盟国；反之，盟国的战略信誉越低，小国在危急关头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越高，小国因此将越倾向于谋求军事自主。

另一方面，敌国的军事威胁同样存在战略信誉问题，同样会对小国的安全政策产生影响。敌国威胁的存在是小国选择与大国结盟并保持同盟关系的首要原因，如前所述，威胁是一种承诺，它是否生效取决于其对威胁对象的可信性，亦即威胁对象认为该威胁被真正付诸实施的可能性。^①如果小国相信来自敌国的威胁是真实迫近的可信威胁时，威胁就奏效了。此时小国的优先偏好是尽可能充分和高效地发挥大国盟国的保护作用以应对该威胁，为了做到这一点，小国需要将自己与大国盟国尽可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在政治上强化对大国的依赖，甚至将本国的作战指挥权交给大国，就成为一种自然（而又无奈）的选择。而如果敌国威胁的战略信誉低，即小国不相信敌国会实施其威胁，那么小国让渡本国主权以强化与盟国政治关系的紧迫感就会降低，小国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将开始更多地受到国家尊严、主权诉求等因素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小国安全政策在政治维度上将逐渐倾向于自主。

总之，敌国威胁的战略信誉对同盟内小国安全自主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维度：当威胁可信度越高，亦即敌国战略信誉越高时，小国倾向于选择在政治上依赖盟国；当敌国战略信誉越低时，小国则倾向于追求政治自主。

综合上述两方面分析可知，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战略信誉和敌国实施威胁的战略信誉共同决定了小国在不对称同盟下的安全政策选择。如表1所示，当盟国和敌国战略信誉都低时，小国将被迫同时谋求政治和军事自主（A₁）；当盟国战略信誉高而敌国战略信誉低时，小国会选择在政治上谋求自主，而在军事上依赖盟国（A₂）；当盟国战略信誉低而敌国战略信誉高时，小国会选择政治上依赖盟国，在军事上谋求自主（A₃）；当盟国和敌国战略信誉都高时，小国会在政治和军事上都选择依赖盟国（A₄）。

本部分将考察李承晚政府、朴正熙政府、卢泰愚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四个时期的韩国安全政策，以检验作为韩国盟国的美国的战略信誉和作为韩国敌国的朝鲜的战略信誉变化是否会如本文理论假设所预示的那样影响韩国的自主程度。

李承晚政府时期，韩国采取了军事和政治领域全面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A₄）。这一时期韩国不仅与美国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正式确立同盟关系，而且将作战指挥权交给美国，并在军力发展、安全防御上高度依赖美国。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正是这一时期李承晚政府认为盟国美国和敌国朝鲜均具有极高的战略信誉。

美国的战略信誉。对李承晚政府来说，美国是当时韩国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李承晚对美国战略信誉的确信集中体现在他建国之初就要求美军留驻韩国以及美军撤退后强烈要求与美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上。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美国决定撤走驻韩美军。^①韩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为使驻韩美军撤退的副作用降到最低，1948年8月双方签订《关于过渡时期暂行军事安全的行政协定》，规定驻韩美军司令在美军撤退之前将继续保持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基地及设施使用权。^②就在美军完全撤出前不久，1949年5月，李承晚提出希望美国建立类似北约的太平洋公约组织，与韩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公开声明将保卫韩国。^③ 1949年7月11日，李承晚派遣特使赵炳玉向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递交亲笔信，再次提出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和保护韩国的请求。^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次年7月，战争双方开始就停战问题举行会谈。谈判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俘虏送还问题持续了两年时间。^②其间，李承晚政府多次表示美国是韩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国家，希望与美国签订防卫条约。就在1951年9月美国和日本正式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后，李承晚对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命和希望都取决于此（美韩同盟条约）。美国是韩国可以请求帮助的唯一的国家”^③，明确表达对美国的信赖。1952年3月初，李承晚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称：“只有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才能说服韩国国民接受停战。”^④

1953年4月14日，李承晚致函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再次请求签署防卫条约。^⑤ 5月30日，李承晚向美国提出韩国同意停战的条件：“建议在此（停战协议签订）之前，我们两国政府签署一项共同防御协议。”艾森豪威尔6月6日复函李承晚称：“关于缔结韩美防卫条约等问题，待签署停战协定后再考虑。”^⑥

面对美国在签订防卫条约方面的消极态度，韩国政府决定不惜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逼迫美国签订条约。1953年6月6日，李承晚命令韩国宪兵总司令元勇德释放关押在韩国全境7个收容所的战争俘虏。第二天，李承晚发表声明对此次释囚事件负责。^⑦根据当时交换俘虏的规定，韩国无权私自释放战俘，而应交还给中国。李承晚以这种故意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方式向美国施压，以期尽快与美国签订防卫条约。^⑧最终美国同意与韩国就条约进行谈判。10月1日，双方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韩美相互防卫条约》。

从上述过程可见，李承晚政府从建国伊始就一直致力于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定，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极端手段，这些举动充分说明了李承晚政府对美国的信任，相信美国签约后能够履行安全保障的承诺。

朝鲜的战略信誉。对李承晚政府来说，朝鲜的安全威胁一直是可信和迫近的。在1948年美国决定撤回驻韩美军时，李承晚在11月19日给杜鲁门的信中就以朝鲜的安全威胁为由，要求“在韩国国防军有能力应对共产主义威胁之前保留美国军队”，建议“如果美国军队离开韩国，美国必须向韩国军队提供适当的装备，以阻止朝鲜可能的侵略”。^①可见，从建国伊始，李承晚就将朝鲜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1949年底，在给其私人政治顾问罗伯特·奥利弗（Robert Olive）的信中，李承晚毫不掩饰对朝鲜威胁的担忧，称“（共产主义）飞机和其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一旦收获季节开始，它们就会飞到韩国”^②。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深了李承晚政府对朝鲜威胁的恐惧，如韩国学者所说：“三年的朝鲜战争，使得南北韩之间的分裂已经不再仅仅是政治上的分离，而是一种民族内部的憎恶和对立。”^③

战争结束后不久，1954年3月，美国拟重新部署驻韩美军，撤回两个师。李承晚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没有适当考虑共产主义威胁，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④。12月29日，李承晚还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一封“机密”信件，要求他帮助韩国，从“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中“拯救”韩国。^⑤ 1957年6月，当美国因财政问题向韩国政府提出裁减驻韩美军4个师时，6月24日李承晚致信艾森豪威尔，再次以朝鲜安全威胁为由反对撤军，“驻韩美军的规模不能缩小，因为北方共产党正以其优越的军事能力威胁韩国的安全”^①。

一直到1960年韩国“4·19革命”爆发、李承晚下野之际，他还在表达对朝鲜威胁的担忧：“我们应当记住，即使在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寻求每一个机会来入侵我们，因此，我们应尽全力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②正是基于对朝鲜高战略信誉的认知，李承晚执政期间一直主张武力“北进统一”。在他看来，确保韩国安全的根本途径就是消除威胁的根源———朝鲜共产党。^③

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基于对盟国美国和敌国朝鲜高战略信誉的认知，李承晚政府强化了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和军事依赖。政治依赖集中体现在允许美国驻军及作战指挥权的让渡。1953年10月1日韩美签署《韩美相互防卫条约》，正式建立军事同盟关系。除规定共同防御之外，该条约第四条规定美国取得在韩国领土以内及其周边区域部署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权利。^④尽管在该条约中，没有涉及韩国向美国移交作战指挥权的内容，但是出于防范朝鲜进攻的需要，李承晚政府在该条约签订一年之后，同意将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继续保留在以美国为实质主体的联合国军司令部（United Nations Command）。而在此之前，朝鲜战争期间韩国就已经将作战指挥权^⑤移交给了联合国军司令部。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决定组建联合国军，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①，由美国任命联合国军总司令。7月14日，李承晚主动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请求把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移交给对方：“本人对在目前作战状态持续期间移交一切指挥权感到高兴，所有指挥权都应由您自己或委托您在韩国国内或韩国近海的其他司令官行使。韩国军将以在您的手下服役而感到光荣。”^②7月17日，麦克阿瑟接受李承晚的请求，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军总司令。

根据信函，韩国仅是在“目前作战状态持续期间”的前提下才移交了作战指挥权。当各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上述前提条件不存在时，韩国政府理应收回此权限。但由于对朝鲜军事威胁的持续担忧，李承晚政府选择将作战指挥权继续保留在以美国为实质主体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继续保持对美国的政治依赖。^③ 1954年11月17日美韩签署的《共同谅解备忘录》第二条规定：“在联合国军司令部负责保卫大韩民国期间，大韩民国部队将保留在联合国司令部的行动控制之下。”^④美国由此正式获得了在停战之后在韩国的作战指挥权。^⑤

李承晚政府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在韩国军队的组建、韩国军力的建设以及最为重要的安全防御方面均有体现。在韩国军队的组建方面，韩国建立之初，基本处于无防备状态，其国军是在美军政时期的警备队基础上组建起来的。1948年9月1日通过“南朝鲜过渡政府的行政权移交程序”，美军政府下属的警备队和海岸警备队分别编入大韩民国陆军和海军，次年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来，初步形成了含陆海空三军兵力的军队体制。^① 1953年美韩同盟建立之后，美国又根据《共同谅解备忘录》，帮助韩国增建了10个后备师。^②正是在美国的绝对主导和支援下，韩国军队才得以创建。

在韩国军备建设方面，根据1948年的《关于过渡时期暂行军事安全的行政协定》，韩国得以从撤退的美军手中接收价值6600万美元的50000人次步枪和弹药，2000门火箭炮，4000台车辆、轻炮、迫击炮和70万发炮弹^③，以及能维持6.5万多人军队、5000名警察和4000人海洋警卫队的军事援助。^④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军队虽然规模有所增加^⑤，但总体水平仍很落后。1953年美韩同盟正式建立以后，美国加大了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力度。依据《共同谅解备忘录》，美国仅在1955财年就向韩国军队提供了4.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规定美还应向韩提供79艘军舰和100架喷气式战斗机。^⑥到60年代初，韩国国防预算的96％依靠美国援助。^⑦可见，在美韩同盟建立之后，韩国军备建设处于完全依赖美国援助的状态，而且主要是无偿军事援助。

在韩国安全防御方面，美韩同盟建立之后，在韩军尚不具备独立战斗能力的情况下，驻韩美军完全负担起了韩国的安全保卫任务。“1950年到1960年驻韩美军不仅是宣示确认韩美两国同盟关系的一种存在，而且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起到韩国防御核心作用的主力战斗部队。1958年美国甚至还在驻韩美军部署了战术核武器来保障韩国的安全。”^①

由上可见，在李承晚政府时期，出于对美国的安全信赖和对朝鲜威胁的确认，韩国政府在美韩同盟框架下加深了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和军事依赖。诚如韩国学者所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韩国的军事保护者，经济援助者，甚至是政治领导者。”^②

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采取了军事自主、政治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A₃）。在朴正熙长达17年的总统任期内，美韩同盟下的韩国安全政策发生过重大转变。以1968年为节点，前半期朴正熙继续执行李承晚政府时期全面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在军事和政治上均与美国保持一致，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65年派出战斗部队，支援在越南作战的美军。后半期则以培育国防产业和增强战斗力为核心积极追求军事自主，表现出强烈的自主国防意志。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追求自主国防的时期。不过，这种自主性的追求主要集中于提升军力，对美国在政治上的依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变化，核心原因就是在1968年之后，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而朝鲜的战略信誉很高，依然对韩国构成了可信的安全威胁。

美国的战略信誉。朴正熙于1961年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在随后发表的六项“革命承诺”中明确表示要“巩固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友邦之间的联系”^③，表明了对美安全保障的信赖和对李承晚政府安全政策的继承。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以1968年为转折点，美韩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相继发生的事件逐渐改变了朴正熙政府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认知，由此开启了自主国防的步伐。

1968年1月21日和1月23日先后发生了朝鲜袭击青瓦台未遂事件和美国“普韦布洛号”情报船被朝鲜截获事件。针对这两起事件，美国政府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朴正熙政府将“1·21”事件定性为相当于“战争”的重大挑衅，准备对朝鲜进行军事报复，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但遭到美国明确拒绝。^①而针对两天后发生的“普韦布洛号”被朝鲜扣押事件，美国却立即派遣“企业号”航空母舰等美国第七舰队到朝鲜附近海域，对朝武力警告。^②美国在这两个事件上的不同态度令朴正熙政府深感失望，使其开始怀疑美国对韩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同时也使朴正熙政府意识到自主国防的重要性。1968年2月在庆全线开通仪式上，朴正熙首次表达了自主国防的意愿。

紧接着，随着1969年美国政府改变对亚洲盟友的政策，朴正熙政府对美安全承诺的怀疑上升为被美国抛弃的不安全感。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提出“新亚洲政策”，核心内容是“除非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而美则避免卷入越南式的战争”。^③尼克松主义很快在韩国付诸实施。1970年7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越南参战国外长会议上向韩国外长崔圭夏通报“将从韩国撤走一个师规模的2万名驻韩美军兵力”。^④尽管朴正熙政府竭力反对，称这是对《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违反^①，但在美国的坚持下，撤军仍按计划进行。1971年3月，与第2步兵师共同组成驻韩美军两大轴心的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离开韩国，驻韩美军总兵力减少到4.3万多人。尼克松的撤军决定直接促使朴正熙政府决定将自主国防意志转化为具体的自主国防政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决定秘密开发为美国所禁止的战略核武器，以应对“美国不提供任何支持的最坏的情况”。^②

卡特政府上台后，朴正熙对美国的信任程度继续降低。1977年1月卡特就任总统，3月9日宣布撤走全部驻韩美军地面部队。^③ 5月26日，美国总统特使哈比夫访问韩国，正式通报以美国地面部队完全撤离为内容的撤军计划。这给朴正熙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他强烈表示应在增强韩国防卫力量后，再行撤走驻韩美军。^④最终卡特的撤军计划因美国议会、军队及情报当局的反对和韩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于1979年7月被迫中断。^⑤但朴正熙政府对被美抛弃的极度担忧促使其加紧推进军事自主。朴正熙在1977年3月举行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上表示：“驻韩美军地面部队撤离问题并不是昨天或今天才提出来的。从60年代末开始我们就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并不断进行了应对。因此，其间大力推进了国军现代化五年计划、培养国防产业、增强国军战斗力等计划，为完善自主国防态势呕心沥血。”^⑥

从1968年发生的“1·21”青瓦台袭击未遂事件和“普韦布洛号”被朝鲜扣押事件，到尼克松时期的驻韩美军撤退、越南战败，再到卡特政府时期宣称全面撤军，这一系列事件不断降低朴正熙政府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期待，迫使其不得不改变过去全面依赖美国的军事安全政策。

朝鲜的战略信誉。对朴正熙政府来说，不管是在1968年之前还是之后，朝鲜作为韩国的安全威胁一直有着极高的战略信誉。1961年“5·16”军事政变后朴正熙发布的“革命公约”第一条就是以“反共”为国政第一要务。^①可见，对刚刚取得政权的朴正熙来说，朝鲜无疑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68年朝鲜威胁陡增，与同时期美国战略信誉下降呈现明显的对比。1月21日朝鲜袭击青瓦台未遂事件直接促使朴正熙政府提出自主国防主张。在同年4月的乡土预备军创建仪式、1969年发表的新年贺词和年初记者招待会等场合，朴正熙开始反复强调反共与国防。据韩国学者统计，以“1·21”青瓦台袭击事件为开端，1968年到1972年这5年间，朝鲜分别发生780、522、913、2483和5160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事件，表现出自1953年停战以来最严重的敌对态势。^②频繁的军事威胁行为提高了朝鲜威胁的战略信誉，加深了韩国的不安全感。

1971年12月，朴正熙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1972年年初的记者招待会上，朴正熙表示：“我决心宣布国家非常事态的理由，第一是朝鲜傀儡的战争准备状态。朝鲜在过去的10多年里已经竭尽全力，为武力赤化统一做好了几乎所有的战争准备。”^③为防御朝鲜的进攻，1972年韩国政府还制定了名为“太极’72计划”的朝鲜半岛全境独立防御和反击计划。^④同年10月，考虑到朝鲜安全威胁的持续增加，朴正熙政府宣布全国戒严，推行维新体制。1974年推进“韩军战斗力增强计划”，即“栗谷事业”，明确将目标定为使韩国军队的对朝遏制力提高到1∶1的水平。^⑤这些举动都表明，这一阶段朝鲜对韩国军事威胁的可信度非常高。

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美国战略信誉的下降直接迫使朴正熙政府加快发展军事自主能力。1968年1月发生青瓦台袭击未遂事件和美国“普韦布洛号”情报船被朝扣押事件，2月7日朴正熙就在庆尚南道举行的庆全线开通仪式上表明了自主国防的意愿：“如果发生战争，美国或联合国军会拿起武器防御敌人。……但我们切实感到，如果没有首先依靠自己力量来防御的决心的话，就不能拥有这样的国防。”^①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撤军进程的迫近，朴正熙政府将自主国防意志上升为具体的自主国防政策。

朴正熙政府军事自主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育防卫产业。1970年4月朴正熙政府发表《最大限度地利用民需产业培育防卫产业构想》，计划到1980年底实现除战斗机和高度电子武器以外的所有武器国产化和量产^②，其中首要目标是实现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等这些作为个人武器的基本军用装备的国产化，用于武装1968年新创设的拥有250万兵力的乡土预备军，加强后备战斗力。^③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从1971年11月17日至1972年6月，先后开展三次“闪电事业”，使韩国快速迈入基本兵器国产化时代。^④到1980年底，国防科学研究所总计完成155种装备的开发。^⑤

二是增强军队战斗力。1973年时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只有朝鲜军力的50.8%。^⑥为弥补美军撤出后军力的不足，朴正熙政府于1974年开始全面推进旨在增强韩国军队自主战斗力的“栗谷事业”。与“闪电事业”武装预备队不同，“栗谷事业”重在强化正规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延长目前休战状态，优先发展防御战斗力，逐步形成自主威慑战斗力”。^⑦

根据韩国国防部的数据，第一次“栗谷事业”期间（1974—1981年），韩国陆军部队结构从战斗师、预备师发展为常备师、动员师、乡土师，装备和航空战斗力都有大幅增强。海军方面装备对潜巡逻机、对潜直升机以及各种对潜监视装备，海上运输能力、扫海能力也有所提高。空军方面致力于提高对朝鲜空中攻击的击退能力和防空能力，实现新型飞机主力化，配备“激光”制导导弹、CBU炸弹等高技术武装体系及装备。^①韩军战斗力在这一阶段得到有效提升。^②

三是尝试发展战略核力量。1971年6月，朴正熙政府制定“原子能开发15年计划”，开始关注核武器开发。^③从1973年开始，为获得重水处理技术以及重水反应堆和使用后核燃料再处理设施，韩国分别向比利时、加拿大和法国提出合作要求。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后，1976年韩国被迫取消与法国已经签署的引进再处理设施的合约和正在与加拿大就购买研究用核反应堆的谈判。尽管如此，朴正熙政府并未完全放弃核开发计划，而是在和平利用核能的掩护下继续秘密进行核武研发。^④

此外，1971年12月，朴正熙首次表达发展弹道导弹的意愿。^⑤ 1974年5月，朴正熙批准《导弹开发相关基本方针》，正式推进韩国型导弹开发计划。随后韩国从美国道格拉斯公司、法国SNPE公司和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获得导弹制造技术、推进剂制造技术和固体燃料推进剂生产装备。1978年9月26日，韩国型地对地导弹（白熊）在忠清南道瑞山郡安兴试验场发射成功，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导弹开发国家。^①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威胁的持续和升级，朴正熙政府在政治上依然奉行对美依赖政策，具体表现就是在创设韩美军事司令部后，依然将作战指挥权交在美军手中。为解决美军撤离期间韩美军队的联合作战和韩国防卫问题^②，1977年7月，韩美两国政府决定设立韩美联合司令部。1978年11月17日，韩美联合司令部正式成立。^③从形式上看，韩美联合司令部改变了过去韩国单方面根据美国指令行动的作战体系，变成了韩国有权参与作战计划制定和执行的韩美联合作战体系；但从内容上看，韩美联合司令部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相比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根据规定，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从联合国军司令移交到韩美联合军司令手中，韩美联合军司令通过陆海空军司令员对战斗部队实行战时作战指挥。选任的驻韩美军将领兼任韩美联合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及驻韩美军司令。^④由此，虽然韩美联合司令部取代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承担韩国的防卫任务，但作战指挥权仍继续保留在美军手中。由此可以看出，朴正熙政府沿袭了李承晚政府在政治上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

朴正熙政府之所以推进建设韩美联合司令部，目的显然不是从美军手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是在面临联合国军司令部被解散、驻韩美军拟大规模撤离的情况下，强化与美军的军事联系，“最小化被美国‘抛弃’的可能性”。^⑤这也就能解释朴正熙政府为何如此愿意将作战指挥权继续保留在由美国人出任的韩美联合司令手中。除此之外，建立联合体制还有拖延美国撤军的用意。在朴正熙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很容易地从越南撤军是因为美国和越南维持了分离的指挥体制”，因此他明确指示，“为使驻韩美军难以撤离，提议组成联合指挥体制”。^①

总的来说，由于对美国安全信赖的降低和对朝鲜威胁恐惧的加深，朴正熙政府在后半期转变了之前全面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转而采取政治上依赖美国但军事上寻求自主的做法。正如韩国学者指出的，朴正熙政府是“出于对周边环境和安全的不安感、从确保生存的角度”推进自主国防。^② “比起无形因素（军事主权），它更注重加强有形因素（军事战斗力）。”^③

与朴正熙政府正好相反，卢泰愚政府时期韩国采取了军事上依赖美国、政治上寻求自主的安全政策（A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对韩国的战略信誉上升而朝鲜对韩国的战略信誉下降。受此影响，卢泰愚政府推进了“韩国国防韩国化”的自主国防政策，从美军手中收回具有政治自主象征意义的平时作战指挥权，并实施为应对指挥权收回后的独立作战问题而开展的以改编军队结构为主要内容的“8·18计划”。

美国的战略信誉。卢泰愚上台后，在发表的首部《国防白皮书》中就表达了对美国军事安全保障的信赖，称韩国追求的自主国防“不是自力国防，而是根据自主国防的意志，继续维持与同盟国的联合防卫态势，独立承担国防费用，在可能的范围内开发武器体系实现韩国化”。^④卢泰愚在1989年3月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再次表示：“给予我国国家安全30多年坚强保障的韩美安保合作体制和驻韩美军是维护我们稳定和繁荣的防波堤。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两国间的安保合作体制和驻韩美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应该维持当前的水平。”^⑤这些都体现出卢泰愚政府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任。

卢泰愚政府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也没有因随后的美国撤军计划而改变。1989年7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纳恩—华纳修正案》。其主要内容是敦促增加韩国的防卫负担，重新评估驻韩美军战斗力，就分阶段裁减驻韩美军与韩进行协商。^① 1990年4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名为“面向21世纪的亚太地区战略框架”报告，即首份“东亚战略构想”，提出要将美军在韩的作用从主导者（leading）变成支援者（supporting）。按照这一构想，美国将在十年内分三阶段裁减驻韩美军。^②根据第一阶段计划，到1992年年底，驻韩美军共撤走6987人。对于美国的撤军计划，卢泰愚表示理解，认为“考虑到美国方面的情况，在不妨碍战斗力的范围内减少行政支援兵力是不可避免的。韩美两国一致认为，不可能出现减弱朝鲜半岛的战争遏制力或给韩美联合防卫力带来变化的驻韩美军缩减的情况”。^③可见，韩国政府并没有将此次撤军视为美国违反了安全承诺，并没有因此影响韩国对美国的战略信赖。

美国布什政府此次调整驻韩美军的定位和撤军数量与尼克松政府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尼克松时期的撤军决定是在韩国兵力水平远逊于朝鲜而美国又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对朴正熙政府而言，当时美国的撤军举动很难不被视为一种对韩国的抛弃。而此次布什政府的政策调整则是在充分考虑到韩国不断增长的国力的情况下做出的。美国的“东亚战略构想”报告中明确表明，“第一阶段裁减7000名兵力是因为韩国军队防卫能力的持续提高”。第二阶段的裁军计划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裁军数量，只是表示，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将对朝鲜的威胁、韩国军队的防卫产业、武器改良产业和韩国军队的能力等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换言之，第二阶段如果朝鲜对韩国的威胁水平发生变化，美国将重新调整驻韩美军的撤退计划。后续的进程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朝鲜核危机的爆发，1992年5月布什政府发表第二份“东亚战略构想”，终止了从1993年开始实施的第二阶段驻韩美军撤退计划。^①

美国的这些政策和做法有效缓解了韩国的不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韩国的被抛弃感。因此此次美国撤军并没有影响美国在韩国的战略信誉，韩国政府依然选择在军事上依赖美国。

朝鲜的战略信誉。根据卢泰愚在多个场合的发言和对朝政策可以判断，这一时期朝鲜作为韩国敌国的战略信誉明显下降，韩国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朝鲜是其最迫近和切实的安全威胁。相反，这一时期朝鲜还被韩国视为和平统一的对象。1988年卢泰愚上台后不久，就在5月的国会演讲中表示：“不应将朝鲜视为对峙和诋毁的对象，而应从同胞之谊，从共享繁荣的民族共同体出发，推进统一政策。”^②

7月7日，卢泰愚政府发表了阐明第六共和国对朝基本政策方向的《争取民族自尊和统一繁荣的特别宣言》（即《7·7特别宣言》）^③，宣布朝鲜不再是敌对对象，而是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朝韩之间是朝鲜半岛上共存共荣的伙伴关系。为此提议积极推进交流合作，包括结束消耗性的南北对抗外交，协助朝鲜改善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等。这也是韩国政府第一次提出对朝柔和政策。根据《7·7特别宣言》的精神，韩国政府于1988年7月9日零时全面停止对朝谴责广播。1989年9月，韩国以《7·7特别宣言》为基础制定了“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提议按照民族自决的精神，自主、和平、民主地实现统一。可见在这一时期，韩国政府对朝鲜的威胁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④

卢泰愚政府时期的朝韩政府间对话也是韩国历届政府中最活跃的。从1989年开始，经过8次预备会谈和6次南北高层会谈以及13次相关事务代表接触之后，朝韩双方于1991年12月签署了以相互承认、互不干涉内政以及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南北之间和解与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协议书》（简称《南北基本协议书》）和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消除核战争危险为目标的《无核化共同宣言》。1992年2月19日，这两份文件正式生效。^①《南北基本协议书》和《无核化共同宣言》的签署和生效不仅为此后朝韩关系框定了和平的发展方向，而且表明当时朝韩政府之间已经形成良好的磋商和对话氛围。这些情况表明，卢泰愚政府时期朝鲜作为外部威胁的战略信誉明显下降。随着朝鲜战略信誉的下降，韩国开始积极谋求同盟框架下的政治自主权。

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受美国高战略信誉影响，卢泰愚政府在军事能力方面完全依赖美国。卢泰愚上台之前，韩国的国防费用规模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5.5％左右。在卢泰愚就任总统两年后的1989年，该数字首次减少到4％左右，卢泰愚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1992年，国防费用规模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3.72%。^②由于美国提出增加韩国对驻韩美军防卫费用分担额度的要求，以及其他运营费用的增加，因此在全部国防费用中实际用于“栗谷计划”的费用比重进一步减少。根据韩国国防部的统计，“栗谷计划”的实际投资额呈现大幅减少。从1987年到1992年，6年间韩国政府共计投资13万亿韩元，到1992年年底时，韩国对朝鲜的军事力量比仅从1986年的60％提高至71%。^③针对美军地面部队的部分撤军，为确保战时支援体系，1991年11月韩国还同美国签订了《战时支援协定》。

另一方面，受韩朝关系改善和朝鲜威胁战略信誉下降影响，卢泰愚政府开始全力推进以收回作战指挥权为主要目标的自主国防政策。卢泰愚认为，“作为主权国家，韩国未能独自拥有指挥权是非常丢脸的事情”^①，“韩国军队在不是战时的平时也受到外国军队指挥官的指挥，这是与韩国的自尊和国家主权直接相关的问题”^②。不仅如此，韩国国内社会也逐渐认识到，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可能会引发“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性乃至国家主权的问题”。^③

在1991年的第23次韩美安全协商会议（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SCM）和第13次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Military Committee Meeting，MCM）上，韩美两国就平时作战指挥权于1993年至1995年移交给韩方达成协议。在1992年10月7日举行的第14次MCM上，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弼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正式达成协议，平时作战指挥权将“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移交给韩国军队”。^④ 1994年12月，平时作战指挥权正式移交给韩国联合参谋本部。^⑤韩国在时隔44年之后重新获得军队在平时的指挥权，标志着韩国在政治自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与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同时进行的是卢泰愚政府对军队结构的改革，旨在适应未来指挥权收回后的独立作战问题。卢泰愚认为，“现代战争的特点不是陆、海、空分别战斗，而是紧密合作，展开联合作战”，而现有韩国军队结构和指挥体系分散，“联合参谋本部议长仅起到辅助国防部长军令权的作用”。^⑥为此，卢泰愚政府积极推进以改编韩国军队结构为核心的“8·18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调整韩美联合指挥体系与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问题联系起来，对韩国军队指挥结构进行改革，使韩国军队具备长期的独立作战能力。1990年7月韩国国会通过《国防组织法修正案》，10月改组联合参谋本部，韩国军队结构转变为控制型联合参谋议长制，由国防部长统辖军政权和军令权，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行使军令权，各军参谋总长行使军政权。由此，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获得了陆军3个军司令部和海空军作战司令部等10个独立作战部队以及情报司令部等3个直辖联合部队的作战、指挥和监督权。^①这是韩国军队建军42年后，首次对军队结构和指挥体制进行调整。改编后的韩国军队，强化了联合作战能力。随着1994年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获得了平时对韩国军队作战活动相关的责任和权限。^②

值得注意的是，卢泰愚政府将作战指挥权划分成了“平时作战指挥权”和“战时作战指挥权”，从一开始就只推进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战时作战指挥权仍掌握在兼任韩美联合军司令的驻韩美军司令手中。^③按照卢泰愚的说法，这是因为尽管当时北方外交的成功推进和当时脱冷战的氛围使朝鲜处于孤立状态，朝鲜在经济危机持续的情况下也接受了韩国的对话提议，但是却很难保证朝鲜会落实南北协议的内容。为防止因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使朝鲜做出战略误判，韩国政府决定只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④卢泰愚对仅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而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考量，进一步凸显了朝鲜威胁可信度对韩国谋求政治自主程度的影响。正是因为当时朝鲜对韩国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潜在威胁，因此韩国政府并未寻求完全的政治自主。

总的来说，卢泰愚政府时期，由于美国战略信誉高，因此采取了军事依赖美国的政策；又由于朝鲜威胁的战略信誉低，因此采取了政治上追求自主的做法。虽然韩国没有收回与平时相关的所有作战指挥权限，但这已经是自李承晚政府以来韩国在政治自主问题上迈出的最大步伐。正如韩国学者所说，“尽管韩国并没有因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而发生与过去相比太大的变化，但作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中间阶段，其意义重大”，^①不仅“韩国军队在朝鲜半岛的防御上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②，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作为主权国家的“韩国的威信和国民的自尊心”^③。

在所研究的四个案例中，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的安全政策最为激进。在其执政期间，卢武铉采取了“合作性自主国防”政策，在维持美韩同盟的框架下，同时寻求军事自主和政治自主（A₁）。^④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驻韩美军数量、基地和作用的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韩国因而积极追求提升自我战斗力的军事自主；另一方面，由于韩国政府并不将朝鲜的常规军事力量和发展中的核力量视为安全威胁，因此积极收回被视为自主国防核心的战时作战指挥权，谋求政治自主。

美国的战略信誉。受“9·11”事件影响，美国小布什政府调整了克林顿政府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通过《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确立了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基于“能力”的防卫模式。2003年11月美国政府公布“驻海外美军重新部署计划”，要求重新部署海外驻军，提高部队机动性和灵活性。作为美国海外驻军的重要一支，驻韩美军的调整也是最早推进的。从2003年4月开始，韩美双方先后举行12次未来美韩同盟政策构想会（Future of the Alliance Policy Initiative，FOTA），随后在2005年FOTA扩大为每两个月定期举行的韩美安保政策构想会议（Security Policy Initiative，SPI），双方继续就美韩同盟的调整进行协商，协商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削减驻韩美军人数。2004年6月，美国向韩国正式通报在2005年底裁减驻韩美军1.25万人的方案。10月，韩美双方就驻韩美军削减问题正式达成协议，将裁减美军1.25万人的期限由原定的2005年底推迟到2008年底。撤军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2004年之前撤走5000人，第二阶段是在2005年和2006年撤走5000人，第三阶段在2007年和2008年撤走2500人。这样，2009年以后驻韩美军兵力将从3.75万人减少至2.5万人，削减约1/3。^①这也是冷战后驻韩美军削减规模最大的一次。

二是重新部署驻韩美军基地。2003年6月，美韩双方在第二次FOTA上就驻韩美军的部署问题达成一致，将把位于非军事地区的美军基地重新调整到平泽—乌山和大邱—釜山地区。重新部署后，驻韩美军撤至第二线阵地，形成“两大中心和三大基地”格局。此举的最大影响是将结束驻韩美军长期以来所扮演的“绊网”作用。由于之前陆军大部分都集中部署在停战线附近，因此当朝鲜对韩国发动攻击时，一旦美军受到攻击，美国就可以此为由大规模军事介入朝鲜半岛。驻韩美军基地南撤，显著降低了发生战争时美国自动介入的可能性，意味着美国战时介入半岛事务的意愿在减弱，这对美国的战略信誉无疑会产生消极影响。

三是转变驻韩美军功能。在2003年11月的第35次SCM上，美方首次提出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问题。所谓“战略灵活性”，就是指要改变驻韩美军专守朝鲜半岛的功能，将其转变为可以投放到半岛以外的快速机动部队。因担心韩国军队会由此卷入未来不必要的战争中，韩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但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最终还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让步。2006年1月，双方就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达成协议：韩国将根据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变化，“尊重”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美国则在调动驻韩美军投入国际冲突的过程中保证“不会使韩国政府违背国民的意愿，介入东北亚地区的纠纷当中”。^①

驻韩美军数量的大幅减少，第二步兵师“绊网”作用的消失，以及驻韩美军功能发生变化，这些都不能不使得卢武铉政府对美国安全保障承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在2003年8月的光复节讲话中，卢武铉表示：“想要一直依靠驻韩美军保障安全的想法是不对的。自主独立的国家应该依靠自己的国防力量来保卫国家。”^②2004年11月，卢武铉总统下达战略指针，要求“发展作为安保基轴的美韩同盟的同时，提前扩充对朝鲜的自主遏制能力，通过国防改革推动实现军队精锐化和提升军队作战效能，为‘合作性自主国防’奠定基础”。^③

朝鲜的战略信誉。卢武铉政府初期，韩国的军事实力仍低于朝鲜，约为朝鲜的78%~83%。^④2006年10月，朝鲜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尽管如此，卢武铉政府认为“朝鲜的威胁是可以控制的”，“朝鲜的威胁很难再对朝鲜半岛的安全产生影响”，“从中长期看，应该包容朝鲜，引导朝鲜逐渐融入国际社会”。^⑤韩国的官方文件也体现了这种认识。2004年3月发表的阐述卢武铉政府安全战略的首份政府文件《和平繁荣与国家安全》，删除了过去长期使用的朝鲜是“主敌”（即“主要敌人”）的表述。2005年2月韩国国防部发表的《2004年国防白皮书》也同样删除了“主敌”的概念，表明卢武铉政府调低了对朝鲜的军事威胁认知。

在这种判断下，卢武铉政府继续执行金大中政府以来以“政经分离”为原则的对朝包容政策，集中表现就是继续推进开城工业区开发、南北铁路公路对接和金刚山旅游项目这三大南北大规模经济合作项目，并为搞活南北经济交流采取诸如制定《南北关系发展法》等多种措施。^①南北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除了经济合作外，朝韩政治军事层面交流也在进行。卢武铉政府时期，包括南北首脑会谈、总理会谈在内的高层政治交流达35次，以南北将军级会谈为代表的军事交流达27次。^②其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2007年10月卢武铉总统访问朝鲜，举行朝韩第二次首脑会谈。双方发表《10·4共同宣言》。此次宣言不仅首次包括了《6·15共同宣言》中未包括的有关结束军事敌对关系的军事方面内容^③，还决定设立“西海和平合作特区”，有效减少了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冲突^④。

由此可见，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并不认为朝鲜是韩国真实迫近的安全威胁，这种认知也促使其在美韩同盟框架下积极追求政治自主。

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美国和朝鲜的低战略信誉使得卢武铉政府在不对称同盟的框架下同时积极追求军事自主和政治自主。卢武铉认为：“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构建韩国军队可以单独作战的自主防卫力量，才算是完成自主国防。”^⑤

军事自主方面，受驻韩美军撤军影响，卢武铉政府自主国防政策最先表现为增强军事能力。在2003年8月的光复节讲话中，卢武铉表示要在任期内为未来十年的自主国防力量打下基础，重点是提高情报能力和作战能力。^⑥ 2005年9月13日，卢武铉政府正式公布了长期国防改革方案《国防改革2020》，该方案作为卢武铉政府时期的安全政策指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强军队战斗力。

根据《国防改革2020》，增强军队战斗力计划的重点是增加部署尖端武器以弥补军队结构改革所造成的兵力不足，具体做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各军种的精密打击能力。其中，陆军方面，增加K2坦克、大口径多管火箭炮、多功能直升机、各种新型战斗机，可负责比现在大两到三倍的作战区域。海军方面，增加KDX-Ⅱ型驱逐舰和新型护卫舰，实现打击能力提升1.8倍。空军方面，通过引进F-15K战斗机，实现战斗力提升1.7倍。^①二是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当时韩国99％的信号情报和98％的影像情报都依赖于美国。^②这意味着在没有美国侦察机和人造卫星的情况下，韩国将会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其他国家的突袭之下，因此计划增加采购早期预警机、无人机和侦察卫星等，提高早期预警能力。

除此之外，卢武铉政府还大力推进自主军事技术开发。根据2004年6月发布的《国防研究开发政策书》，韩国将从2006年到2020年这15年间，在6大重点领域，自主研发271项核心技术，重点开发情报、监视、精密诱导等尖端武器体系所必需的核心技术。^③通过持续推进的战斗力增强和防卫产业升级计划，韩国的军事战斗力有了很大提升。卢武铉政府时期，在除核武以外的常规军事力量方面，韩国与朝鲜相比虽然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在质量上已远远超过朝鲜。^④

政治自主方面，在朝鲜威胁的战略信誉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政府积极寻求同盟内的政治自主，其中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卢武铉多次强调，作战指挥权是自主国防的核心，是国家主权完整的象征。在2005年10月1日的“国军日”讲话中，卢武铉表示：“参与政府^⑤比历届政府都积极考虑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正在进行实质性的准备。”^⑥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各届政府不同，卢武铉谈及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时一直使用的是“收回”一词，表明其对作战指挥权原属韩国主权范畴内权限的强烈认知。

2005年9月，韩国在第4次SPI上正式向美方提出协商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2005年10月，在第37次SCM上，韩美两国国防部长决定“适当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协商。在2006年10月举行的第38次SCM上，两国国防部长宣布：“在2009年10月15日之后，但不晚于2012年3月15日的时间里，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军队，并解散韩美联合军司令部。”^①2007年2月，韩美国防部长商定于“2012年4月17日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②至此，在卢武铉任期内，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有了确定的收回日期，这也标志着韩美军事同盟结构将从“美韩联合防卫体制”转变为以韩军为主导、美军为支援的“共同防卫体制”。

为确保收回指挥权后韩国军队能够独立行使指挥权，卢武铉政府同卢泰愚政府一样，也同步在国内推进军队结构改革。根据《国防改革2020》，军队结构改革的目标是推动三军的均衡发展，提高军种间的协同性，实现从现有的“兵力密集型结构”向“尖端技术密集型的战斗力结构”转变。^③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④：一是兵力方面，到2020年为止将现有的以地面部队及兵力为中心的部队缩减为50万人，减少18万人。二是指挥结构方面，在各军建立司令部，强化以联合参谋本部为中心的作战体系，并加强陆海空三军的协同性。

综上可见，在美国和朝鲜战略信誉均低的情况下，卢武铉政府积极同时寻求同盟内的军事自主和政治自主。为保证国防改革持续进行下去，卢武铉政府还首次推动国防政策法制化。2006年12月1日，韩国国会通过《国防改革法》^①，将国防改革方案上升为法律，这充分表明了卢武铉政府推进自主国防的强烈意愿。在卢武铉政府的努力下，美韩同盟逐渐从垂直型同盟关系向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不对称同盟中的小国通常需要出让“自主”以换取“安全”^②，小国因此存在以更少的“自主”换取更多的“安全”的动机，这种动机构成了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寻求自主政策的内生动力，但这种动力并不总是外化为小国的安全政策。为此，本文以韩国为考察对象，研究了在不对称同盟框架下，小国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追求自主，又在什么条件下会强化对盟国的依赖。研究发现，小国的行为与其盟国大国和敌国的战略信誉均有关，前者决定了盟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后者决定了敌国威胁的可信度，两者都会影响小国对自主的追求，但影响的维度不同。

本文进而创造性地将自主划分为军事和政治两个维度，军事自主指的是独立拥有应对盟约所确定的安全威胁的能力，政治自主是指自主行使本国军队指挥和管理的权利。盟国的战略信誉影响的是小国对军事自主的追求程度，盟国战略信誉越低，小国越倾向于追求军事自主；敌国战略信誉影响的是小国对政治自主的追求程度，敌国战略信誉越低，小国越倾向于追求政治自主。本文对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和卢武铉四届韩国政府的安全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考察，验证了上述假设。

下一步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拓展本文的研究。一是对战略信誉的程度做更为精确的划分。本文对战略信誉的划分还仅是一种“高”和“低”的两分法。如果能以某种适当的标准对战略信誉进行更为精确的量化，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战略信誉作用的理解。

二是发展更具一般性的不对称同盟下的盟国行为理论，特别是延伸研究不对称同盟中的大国行为。既然不对称同盟中大国的战略信誉会影响到小国的行为，那么对于大国而言，如何提高战略信誉，维持小国对自身的高安全信赖，以保持大国对小国的领导力，无疑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战略问题。

三是研究小国自主性政策成功的条件。本文研究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小国会追求自主，但没有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小国追求自主的政策会成功，因为同盟条件下小国的自主性追求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大国盟国的阻力。如果只是有追求自主的举动但最终不能成功，这样的举动对不对称同盟本身以及外部世界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而要研究追求自主成功的条件，需要首先适当地界定政策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和时间范围，这些都涉及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需要更多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