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定国家施加污名是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经验现象：二战后，纳粹法西斯的罪行使德国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西方世界”的孤立。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奉行严苛的“非友善政策”（non-fraternization policy），该政策将所有的德国人视为施暴者和社会遗弃者，并反对与德国官员和德国公民发展友好的社会关系。^①同样，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凸显，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施压，将共产主义视为“红色殖民主义”，把苏联贬斥为“世界战争的贩子”。^②与此同时，美国还对古巴的内政、人权以及移民问题强加指责，给古巴贴上了“极权国家”“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等带有侮辱性的标签，使古巴遭受了极为严苛的制裁和孤立。^③再如，“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宣布开展反恐战争，以支援恐怖主义、危害世界和平为由，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冠以“邪恶轴心”国家的称号。尽管污名在国际社会中由来已久，对特定国家施加污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该现象未得到学术界充分的学理关注。

鉴于此，有必要对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现象展开研究。本文尝试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污名是如何生成的。从学理层面回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拓展现有的污名研究，有助于以学科交叉的方法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明晰污名的生成机理，有利于挖掘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有益的政策启示。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国际关系领域污名生成原因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其次，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提炼出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再次，以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掀起的反华风波作为案例进一步阐述这一机理；最后，简要讨论本研究对于当前中国外交的启示。

“污名”（stigma）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用于指代旨在暴露携带者道德地位不寻常和不光彩的身份记号，这些记号被刺入或者烙进携带者体内，以此通告其是奴隶、罪犯或叛徒，应避免在公共场合与之接触。^①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最早对污名展开专门研究，他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与社会期望不符合的特征，其拥有者在社会互动中常遭遇身份、信誉或价值受损，并产生羞愧、耻辱和犯罪感等情感。^②戈夫曼强调污名是一种社会建构，实质是在特征与成见之间建立一种特殊关系。^③

污名虽与偏见、刻板印象等概念联系密切，但也有着明确的界限。其一，污名是一种贬抑性的负面指称，是一种话语表达与社会建构，而并非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其二，偏见、刻板印象可以被视为污名的认知来源^④，但其本身并不会产生污名的相应结果，只有当这些认知参与到对受污者的歧视行为中，并造成负面影响后，污名才得以生成。举例而言，东亚地区的人相比欧美地区的人身材较为矮小，这是一种以“高大”为美的审美认知，可以被视为一种刻板印象，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污名。但是将中国人称作“东亚病夫”，以身材矮小来隐喻中华民族羸弱时，这种基于身材特点的一般认知由于参与到歧视性行为中而凝结为一种污名。此外，受污者也往往会成为偏见、刻板印象的目标^①，也就是说，污名是导致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污名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指称，它既是观念的反映，也是权力政治在话语领域的反映。据此，本文将污名界定为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而污名化（stigmatization）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②，其实质是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有目的、有意识地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简言之，污名化就是污名客体被污名所建构的动态过程，污名一旦形成，无疑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

关于污名成因问题，既有文献通过对权力关系、政治机制、国际规范的讨论，为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的污名成因提供了启示。下文将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为后文提炼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奠定必要基础。

强权政治往往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一国向他国施加污名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话语权力是国家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话语场的体现，且与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③因此，权力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向他国施加污名，是其展示和运用权力的一种方式。正如传统国际话语格局所展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绝对实力，始终占据着话语权的主导地位，通过制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框架来维护国家地位。霸权国通过话语层面的权力制衡可以有效完成霸权护持。^④故而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际话语霸权来驯化国际社会中的反对力量，以此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①基于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和实施标准的事实，有学者从认同视角出发，提出美国“霸权认同焦虑”是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施加污名的主要原因。^②

可以发现，权力关系对理解污名成因提供了直观的解释。然而，在世界秩序变革的大背景下，话语建构不再严格遵循恃强凌弱的历史逻辑，污名泛化的现象日渐凸显^③，出现了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不相匹配的新情况，这使得权力因素的解释效力大打折扣。此外，权力因素的解释忽视了话语建构中主体的情感与认知思维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现有研究表明，情绪是协助我们进行理性决策的必要条件^④，对情感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加深一国对他国施加污名心理动因的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一国政治精英的言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⑤因此，政治精英与污名生成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联系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例如，查雯在分析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变时，认为受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在菲遭遇污名化，连带效应使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由此导致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⑥聂文娟也从菲律宾国内政治入手，创造性地提出“外交议题的污名化”这一概念，并通过考察领导人应对污名的方式分析了污名对菲外交政策的影响。^①此外，有观点认为，政治精英对舆论的操控也是污名生成的原因之一。如布拉福德·琼斯（Bradford Jones）等学者在研究拉丁族裔移民社会歧视问题时指出，近年来各界精英和新闻媒体对拉美族裔议题的负面报道，尤其是在非法移民方面的报道迅速增加，潜在地使拉美族裔的移民地位和语言使用等特质蒙上了污名。^②

从政治机制的角度考察领导人特质和舆论操纵，是理解国内政治斗争与对外政策转向双重互动的必要路径，也有助于观察特定时期特定事件所引起的污名。但是，这种研究面临的挑战在于过度关注特殊性。此外，上述研究将污名生成的机制简化为连带效应，对其动因与过程缺乏更普遍的概括。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一国对他国施加污名的行为虽与政治精英的言行有着直接关系，但国内外的现实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全面理解污名现象有待通过更为细致的机制化分析予以澄清。

污名的生成与国际规范的内涵也有一定关联。丽贝卡·阿德勒·尼森（Rebecca Adler Nissen）率先将污名概念从国内领域移植至国际关系领域，并尝试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应对污名的具体策略，开辟了研究国际规范的新路径。丽贝卡认为污名是理解规范如何作用的关键。她指出，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某些违反规范的“越轨者”的污名化及受污者应对污名的方式所构成的。^③换言之，污名作为国际社会规范中的一种软性权力，可以促进国际价值与规范的统一，增强国际共同体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袁野借鉴本体安全和承认斗争的相关研究^①，将国家之间的污名互动视为国际社会中的承认斗争，并以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污名互动为例，从身份角度对冷战期间与后冷战时代古巴应对美国污名方式的差异作了比较研究。^②

与国际规范有关的污名研究成果，探讨了不同国家应对污名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及其效果，为我们理解国际规范的扩散与维持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污名中所蕴含的权力因素。然而，上述研究重视污名客体的应对策略及效果，而对污名主体及污名生成过程关注不够。此外，仅仅关注污名在国际规范领域的作用，无法解释国家在遵守国际规范的情况下依然招致污名的情况。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研究中并不缺乏对污名现象的关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污名现象进行了研究。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污名现象的研究仍有需要拓展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有成果多是在分析具体国家政策行为时提及污名与污名化，较少对这一现象的产生机制、演变动力、主客体关系等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第二，既有研究虽然提供了不少有关污名与污名化现象的具体观点，但较少对这些观点或结论的普遍性进行验证。鉴于此，本文尝试在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这一机理的适用性。

污名在国际社会中是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文将在批判吸收现有观点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有关国际关系中污名生成的分析框架。

针对污名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功能主义提供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提升自尊。污名化可以通过下行比较而提升个体或群体自尊。^①第二，社会控制。污名化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强施污者感知到的或实际的控制感，那些威胁施污者利益与价值观的个体或群体因为污名而被差别对待，甚至被边缘化。^②第三，社会排斥。根据社会同一性理论，在社会互动中，人类会自然地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归类、认同与比较，从而划分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内群体成员通常会对外群体成员不遵循群体规范的言行表示厌恶，以彰显自身对群体的依恋与认同，特别是当面对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时，这种群体划分使得内群体的反应充满偏见，通常表现为对外群体进行严重的贬抑与排斥。^③第四，系统正义（system justification）。污名还具有合理化社会现状、为社会不平等辩解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优势群体通过对少数或弱势群体施加污名来合理化其优势地位，强化对少数、弱势群体的控制。^④第五，群体情绪。研究表明，对一个群体的完整性和未来的威胁也加剧了群体间的偏见、冲突、对差异的排斥以及污名。^⑤群体情绪导致的污名实质上是社会排斥在心理层面的表现，对竞争性群体的敌意、对外群体的恐惧与忧虑等都是导致污名化他者的心理动力。

尽管上述理论为我们理解污名的形成动因提供了简洁的解释，但是功能主义先验地认为群体会自然地完成划分与归属，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划分是完全自发的吗？污名功能的需求又因何产生？基于这种需求而对他者的污名又为何最终会形成社会的共识？显然，功能主义在解释污名最初的产生根源以及污名的扩散上具有一定局限。鉴于此，有学者试图将污名研究置于一般社会心理背景下，从“情感—认知—行为”（affective—cognitive—behavioral responses）维度这一综合视角来研究污名的出现和扩散。^①

事实上，情感、认知和行为因素的确反映了群体间关系的基本构成。研究表明，反应迅速是情感反应最重要的特征之一。^②情感更有可能引导个体快速对污名作出反应，故集体性的污名（collective stigmas）经常与传播广泛的刻板印象相联系。刻板印象图式（stereotypic schemas）的激活，会显著地影响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方式。一旦受到暗示，这些图式就会影响个体感知的速度、个体注意到的内容、个体理解这些内容的方式，以及个体对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判断。^③当情感经由主体对情境中的客体作出评价且形成认知，主体就会根据这种认知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需要强调的是，情感、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发生过程并非总是线性的，三者的影响也并非完全独立的。特殊情况下，个体最初可能会产生情感反应，但随后的认知反应可以缓和、修改或确证这些反应，有时也会产生与情感反应相矛盾的其他情感；又或者，个体可能先产生认知反应（比如归因），归因的结果决定了情感反应并最终激发相应的行为。^④总之，污名是主客体交往互动过程中三者混合作用的结果。

污名研究一般涉及个体或群体，而非国家，因此，解释个体或群体污名行为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国家的行为或国家之间的互动？对于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将污名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已经先验地假定了两个条件：其一，假定了国家的人格化。尽管人和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出于研究的便利赋予国家人格化特征是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重要方式。^①其二，假定了国际体系的社会性。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不仅是物质性建构，更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客观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赋予行为社会意义。^②由于国际关系存在社会特征，将国家视为“人”是理解国家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使得从污名理论中汲取营养来扩展国际关系中的污名研究具有可行性。

本文拟从“情感—认知—行为”维度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进行过程性阐释。一般而言，施污国对受污国的污名化大致经历了污名萌生、污名发展与污名扩散三个关键性环节，而群体焦虑、歪曲认知和话语架构则分别是影响三个环节的行为机制。

污名的最初萌生，往往与消极的情绪体验密切相关。情绪不仅是个体心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影响个体态度与行为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指出：“同一被关注对象的关联符号在不同个体上，会引起正面或负面的情绪冲动，进而产生不同的关注焦点，并引导着个体的情绪波动。”^③群体情绪研究成果表明，情绪可以在个体间传递、蔓延，并逐渐在组织或群体内产生认同与归属，由此形成成员共同分享的情绪集合，即群体情绪。^④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着情绪感染，个体或群体可以通过有意无意的情绪状态和态度行为，影响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和行为，进而在某一群体或整个社会中产生特定情境或时段内的社会情绪。

以焦虑在社会中的扩散为例，在现代心理学中，焦虑（anxiety）是指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恐惧，通常与未知的威胁或危险相联系。^①群体焦虑则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所共享的紧张、不安的情绪体验。群体焦虑并非个体焦虑单纯的混合与叠加，而是个体与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并且常常伴随着有关偏见的共识。^②根据情感研究者罗伯特·普拉契克（Robert Plutchik）的情感模型，焦虑这一复合情感是恐惧与期望这两种基本情绪混合的产物。^③当社会中充斥着恐惧与期望两种情绪时，焦虑就会成为群体和社会中众多个体在互动过程中的主导情绪，构成了社会情绪的基调，进而影响社会成员的态度与行为。

对国家而言，国内社会情感氛围的形成也遵循上述情绪感染的逻辑。污名萌生的标志是污名主体针对污名客体所产生的群体焦虑。具体而言，施污国内部的群体焦虑源自对受污国带来的潜在威胁的恐惧，以及化解这种威胁的期望。根据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对威胁的界定，威胁是对手侵略能力与侵略意图认知二者的乘积，其并非客观实存，而是决策者的判断与认知。^④这表明，施污国对受污国身份特征、政策行为等客观事实威胁的判断，实质上是一种主观推论。这种推论是施污国在国际格局与国内政治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认知建构，并非纯粹的客观辨认。^⑤施污国对威胁的感知程度与其对自身应对威胁能力的信心程度有关。^①倘若行为体自觉能力偏低、信心不足，则会产生高度的紧张与危机感。而一旦施污国认为受污国对其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威胁时，便容易滋生恐惧情绪。事实上，许多情绪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与其他极端消极或极端积极的情绪相比，人们对威胁的察觉会更加敏锐^②，与之相伴的则是对威胁得到解除的期望。

期望是个体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是受客观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紧张、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并以某种主观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化解威胁的期望关涉到施污国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本体安全标志着国家对自我认同拥有稳定认知，这对于一国与他国展开健康的外交活动至关重要。倘若施污国认为受污国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不再稳定时，可能会陷入本体不安全的窘境中并产生焦虑感。^③期望作为国家互动的核心动力机制，其满足状况会外显为社会情绪。如果施污国认为受污国带来的威胁感消除或不确定性的需求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积极情感；反之则会出现不满、焦虑等消极情感。^④总而言之，当施污国对他国所带来的威胁充满恐惧，又期望自己有能力化解威胁，并试图增强对不确定性的控制感时，焦虑便产生了。这样的情绪体验往往会从个人扩散到整个社会，成为施污国操纵对受污国舆论和采取其他行为的情感资源。

相关研究表明，情感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推动个体对他人和具体情境作出反应。^⑤情感可以被视为一种动机力量，它不仅反映人们的主观体验，而且指导人们的行动方向。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互动主体虽然主要是主权国家，但其行为往往通过国家领导层的言行表现出来。所以，国家行为也可以理解为那些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政府官员的行为。^①而决策者也是人，他们一方面通过话语激化出特定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内主导性社会情绪的感染和驱动。

污名是行为体降低焦虑感、重获生活控制感的一种方式。焦虑感和本体安全部分源自对客体的评估，而这种评估受到行为体对客体与自身所追求目标之间利害作用性质的引导。如果客体被判断为具有积极的利益关系，积极情感会被唤醒；相反，如果客体被判定为具有潜在的害处，或者目标实现受到干扰，则消极情感会被唤醒，由此产生对消极情感进行管理和消除的机制。^②换言之，施污国对受污国污名的认知根源在于利益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唤起施污国的消极情感（也就是群体焦虑），而污名就是一种管理消极情感的机制。对于施污国而言，污名化他者可以有效缓冲国内的焦虑情绪，增强决策者及其国民对现状的控制感。为了将群体内部的焦虑感减到最小，施污国迫切需要相应的方式来辨别出那些危害国家或妨碍国家发展的他国特征，并给其贴上标签，引导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对其保持警惕，必要时对其施以限制或将之排斥在外。^③

综上所述，群体焦虑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施污国对受污国展开污名活动的情感基础。群体焦虑的形成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施污国会对受污国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即使受污国几乎没有对其产生现实的威胁。了解了污名萌生的情感基础后，下文将从认知层面进一步解析污名生成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污名发展。

污名的发展本质是一种贬损性认知的宣传与传播过程。由于污名在很大程度上是施污国的主观建构，污名的形成必须经历认知与现实产生偏差的阶段。是否存在歪曲认知，决定了焦虑情绪能否转化为污名。施污国的宣传目标在于利用大众传播来歪曲客观事实，使国内群体乃至国际社会形成针对受污国的错误认知，主要手段则是通过高频的语言攻击将受污国异类化，使其成为舆论场中被排斥和被贬抑的对象，从而激起受众的反感情绪。

污名既然是一种话语，就涉及传播。在信息的扩散过程中，媒介成为塑造受众认知的重要力量。这一影响受众认知的过程被称为宣传，即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等方式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①大众传播的受众是无数以匿名方式存在的个体，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不仅受到个体特质的影响，还会受到社会环境的暗示甚至塑造。因此，受众的认识并不能完全表现为自身独立的理性思维活动。在获得关于受污国相关信息并对其做出判断的过程中，媒介成了歪曲受众认知的重要推手。

首先，受众的情绪状态会显著影响其思维方式以及对信息的接受水平和判断能力。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情绪会渗入人们的思维。在愉悦情绪的感染下，世界似乎显得更为友好；而如果心情低落阴郁，思维就会启动我们对消极事件的记忆，致使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总是包含了更多的恶意。^②此外，在信息的接受和判断能力上，焦虑情绪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杰拉德·罗森鲍姆（Gerald Rosenbaum）的一项实验表明，当受众面临高水平的焦虑情绪时，接受信息传播的程度明显高于正常水平，受众对信源专业性特征的歧视也明显减弱。^①强化的焦虑情绪不仅会使受众更加容易接受相关信息，而且在信源的选择上更加宽容，即使是来自专业水平较低、可信度较差的信源信息也会接受。概而言之，焦虑情绪大大提升了受众接受错误信息的可能性，使他们易被错误信息左右，形成错误的认知。这为施污国政治精英煽动焦虑情绪，误解、过度诠释受污国的战略意图，操纵社会舆论向目标国施加污名，提供了一定便利。

其次，媒介营造的舆论环境有针对性地歪曲了客观事实。所谓“现实”，是人们对于现实和真实的主观感知，而非借助外显的（科学的）方式来对这种现实和真实进行证明。^②大多数时候，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出现在我们眼前”以及“我们期待看到什么”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③国内政治宣传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往往能引导舆论的走势，是受众了解他国的重要渠道。此外，公共话语还具有被受众广泛认同的特质，这一特质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主导性。^④因此，当施污国试图污名化受污国时，会充分调动国内的宣传力量来引导国内受众，有意识、有目的地过滤掉某些客观信息，以生动形象而又高频率的报道抹黑受污国。

在这样的媒体攻势下，施污国受众很容易在处理有关受污国的信息时启用认知捷径，主要表现为代表性启发式判断（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与易得性启发式判断（availability heuristic）。代表性启发式判断主要用于对某人或某物是否属于某个类属的快速判断，判断者通常在直觉的引导下进行合理性和代表性猜测，容易忽略其他重要信息，导致类属划分错误。^⑤例如，近年来，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很容易被西方判定为威胁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①而易得性启发式判断则主要用于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快速判断，事件在记忆中越容易提取，我们就越容易相信其发生的真实性。这种判断方式很容易使判断者过分关注鲜活的事例，对错误的对象产生不恰当的恐惧。^②例如，在2011年日本海啸和核灾难发生后，人们更容易对核污染产生恐惧，却不关心煤炭开采和燃烧导致的更大伤亡。换言之，如果施污国的宣传力量频繁而高调地对受污国进行负面报道，这些经过强化的负面信息不断地包围着国内受众，认知上的易得性导致了概率性忽视，从而很容易引起受众对受污国的恐惧与厌恶。

最后，施污国国内公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互构与协调，进一步巩固了错误认知。信息的传播并非简单的从主到客的过程，而是传递者和受众互动的过程。^③在特定情境下，这种互构与协调会将大众话语和公共话语凝聚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抑制或阻碍理性思维。具体而言，施污国国内的宣传力量经常性地对受污国进行捕风捉影、恶意扭曲的报道，会促使受众对受污国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这带来的认知惰性将会在未来继续影响其对受污国认知的客观性。^④也就是说，在接受外界信息传播时，人们倾向于维持自我认知的一致性与连贯性，而较难对客观事实进行新的审视。当受污国与某些贬抑性、侮辱性的指称发生联系后，刻板印象将先于理性发挥作用，在受众对所感知到的信息展开思考前，将负面情绪强加于这些信息，故而受众容易不经思索地对受污国的某种特征或行为予以接受。这种强大而非理性的舆论压力，使施污国内部对受污国的认知朝着歪曲的方向发展，甚至会制约施污国领导层所使用的外交话语，压缩施污国与受污国改善关系的政策回旋空间。

综上所述，歪曲认知是污名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与受污国的交往互动中，施污国出于权力博弈的需要，会动员国内的宣传力量，通过煽动焦虑情绪、捏造事实、夸大其辞等手段抹黑受污国的某些身份、特征或行为，并将之与某些涉及贬抑性、侮辱性的指称相联系。一旦错误认知形成，就可能引发施污国与“志同道合者”采取对应的行为支持这些信念，这种现象叫做行为确认（behavioral confirmation）。^①这涉及污名化的最后环节，即污名扩散。

污名化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这一污名是否能够得到其他潜在施污国的支持与认可，从而促使潜在施污国同样改变对受污国的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正因如此，污名发挥作用的过程较为缓慢，但一旦形成，将会持久地存在于部分国际社会成员之中，并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衍生，进而对受污国的形象产生持久而深远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施污国对受污国的污名，既是观念的反映，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目的在于在国际竞争中谋求优势地位。污名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语言，在从施污国向国际社会扩散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着国际社会对受污国的观念与实践，成为运用权力的重要媒介。

具体而言，污名扩散涉及四个重要因素：其一，污名扩散的主体，一般指国际社会中潜在的施污国。传播的效果不仅仅由传播者的特点、传播方式与传播技巧所决定，更受制于受众的动机和能力。^②因此，那些与施污国有相似历史经历或共同战略目标的国家，很容易对施污国向受污国施加的污名产生认同而成为潜在施污国，特别是当针对受污国的污名契合了其利益诉求或价值规范时，潜在施污国将迅速转变为污名的追随者。其二，污名扩散的平台，指传播贬损性话语或形象的各种行为体。污名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施污国针对受污国的污名一旦形成，就会作用于施污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互动，表现为不同行为体（如国家、组织或个人等）的污名认知相互融合形成共有认知的双向互动过程。因此，其他行为体（如国家、组织或个人等）的传播成为污名扩散的重要渠道。其三，污名扩散的策略，主要涉及话语架构（discourse framing）。^①话语架构是对社会中某些事件进行描述、解释或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旨在通过易被接受的话语引导人们的认知，使受众形成固定的认知框架，为活动者的政治活动赋予正当性。^②施污国在污名扩散中倾向于使用两种话语架构，一是诊断原因（diagnose causes）的“诊断式架构”（diagnostic framing），即明确判定谁是应受污名的对象，其哪些特征或行为应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二是建议修补方案（suggest remedies）的“处方式架构”（prognostic framing），即提供并论证解决问题的方式及手段。^③通过上述两种架构方式，把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框定为某些应受指责的意象，以此塑造国际舆论，诱导潜在施污国接受这一污名认知。其四，污名扩散的效果，即框架共鸣（frame resonance）的水平。框架共鸣就是受众认可和接受某种框架的程度，框架的可信性与框架的相对显著性影响了框架共鸣的效果。^①

通过话语架构，污名得以凝聚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发展为一种关于受污国的“常识”或“客观事实”。当其他潜在施污国的决策者及大众在与受污国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内化这种污名认知，并自觉调整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污名化的过程就完成了。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频频对华采取污名化行动，在西方带头掀起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与以往相比，此次澳大利亚反华风波呈现出历时久、范围广、烈度强、影响深等新特点。污名化作为澳对华展开权力博弈的政治手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恃强凌弱”，展现出“以弱抗强”的新趋势，值得作更多讨论。因此，下文以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的污名行动为例，对上文污名生成的分析框架予以初步验证。

2017年至今，澳大利亚对华采取了一系列污名化行动，造成了中澳两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从心理角度分析，澳大利亚对华污名化，折射出其在面对处于复兴过程的中国时日渐累积的心理不适。这种心态投射到澳国内政治和对华关系中，经政治精英与媒体的广泛煽动，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对华的群体性焦虑。话语与情绪相互加强，共同促成了澳大利亚此轮对华污名化浪潮。

澳大利亚国内群体焦虑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地区格局变动感到恐惧和迷茫。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怀有不安全感，将其亚洲近邻视作危险而陌生的他者。随着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交往互动渐趋频繁，澳大利亚“被侵略的焦虑感”有所减轻，然而早期形成的这种焦虑不安仍不时影响当前澳决策者的外交思维。^①中国的迅速复兴，使澳大利亚逐渐失去了想象中凌驾于中国之上的优势地位，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②在自尊心和嫉妒心的刺激下，澳大利亚滋生出强烈的对华排斥情绪。

此外，中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与澳大利亚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中国复兴带来的直接安全威胁，澳大利亚更担心中国通过强制手段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在根本上动摇西方的民主价值观。^③如澳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8年的民调数据显示，3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构成“重大威胁”，50％的人则认为“很重要但不构成重大威胁”，仅有13％的人认为“根本不构成威胁”。民调还显示，在评估中美两国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影响时，澳大利亚人更担忧中国对澳政治的影响，占比高达63%，比美国高出5个百分点。^④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担忧不仅在普通民众身上有所体现，特恩布尔政府更是在官方表态中直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打破了印太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甚至认为中国有能力影响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国际利益。^⑤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尽管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然而难以实现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平衡，这也是导致国内焦虑情绪蔓延的重要因素。如何协调中国的经济利益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外交挑战。^①经济上，澳大利亚迫切希望同中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以搭乘中国的经济快车。2017年以来，尽管中澳关系因澳方责难而波折不断，但双方的经贸关系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未发生改变”^②。然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不意味着双方政治互信的加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担忧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会将其潜在经济优势转化为对澳大利亚的现实影响力。^③ 2019年的民调数据显示，高达7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推进，超过3/4(77%）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抵制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相关活动方面做出更多回应，哪怕这会带来中澳经济关系受损的代价，这一比例自2015年以来增加了11%。^④由此可见，中国影响力的日益上升引发了澳大利亚国内的不安情绪。

随着澳大利亚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感知日渐强烈，强化澳美同盟、向美国寻求更多的安全保障，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指出：“与美国的联盟是澳大利亚安全战略的核心，也是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和国防规划的核心，澳政府将扩大和深化澳美联盟合作，并鼓励美国在该地区进行最强有力的经济和安全接触。”^⑤然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并未积极回应澳大利亚的这一期望，这令澳深感不安。尽管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亚太地区也拥有绝对的主导力，但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行为，导致“美国优先”变成“美国退群”，引发国际社会有关美国全球主导地位趋于终结的讨论。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似乎发出了美国可能不再履行以往安全承诺的信号。特朗普政府明确指出，盟国如果想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则需要分担必要的安全义务，它们应以经济利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①

特朗普飘忽不定的对澳政策，也给澳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前任美驻澳大使约翰·贝瑞（John Berry）于2016年6月离任后，美国迟迟未指派新的驻澳大使，直至2018年11月，特朗普才提名阿瑟·卡尔弗豪斯（Arthur B. Culvahouse Jr.）继任。这意味着，美驻澳大使这一重要职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空缺。^②在地区和国际形势迅速变化的时期，美驻澳大使的空缺影响了澳美之间正常的沟通联络，信息不畅带来的猜疑与误判更使澳美之间频生龃龉。此外，澳美同盟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澳大利亚的依赖程度。^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体系被澳大利亚视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国家地位的保证。^④在当前政治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澳美同盟更被澳大利亚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美国孤立主义倾向越强，澳大利亚在亚太安全格局中地位不确定性就越高。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恐慌感，使澳大利亚不得不转变解读中国的角度，选择以更强硬的对华姿态凸显自己在澳美同盟和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和重要性。^⑤

由此，澳大利亚当下面临的战略窘境在于：一方面，澳大利亚不愿正视中国迅速复兴的事实，也无力应对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对中国的恐惧不安；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使其陷入两难困境。一时之间，澳大利亚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协调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恐惧与期望相互交织，形成一股强烈的焦虑情绪，促使澳大利亚构建出一套对华进行攻击的话语体系。

2017年以来，在亚太地区地缘战略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均没有明显作为，在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动荡不安的国内政治，使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为频繁的党争所累，无暇应对内政外交上的种种挑战。特恩布尔政府于2016年7月上台后，执政地位一直不稳，其领导的执政联盟仅占政府中的微弱多数。然而党内的分裂也未能在前任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下台后得到有效弥合，致使执政联盟在推进关键政策议程时屡屡受阻。^①进入2018年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矛盾更加突出，执政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国内政治生态乱象丛生。8月，特恩布尔遭遇“逼宫”，被迫下台，财政部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当选自由党党首，宣誓就任总理，成为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第七位总理。

频繁激烈的内部斗争使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为争夺国内权力疲于奔命，在应对地缘政治新的不确定性面前显得手足无措。面对此种窘境，一些人将国内的焦虑情绪投射到中国身上并渲染“中国威胁论”，试图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内部矛盾。同时，对华污名化作为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方式，可以彰显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中遏制中国的独特作用，进而提升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中的战略地位。于是，动员国内的宣传力量，把中国炒作为外来威胁，引导国内民众对华产生敌意，不仅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缓解国内焦虑情绪的权宜之计，而且成为其利用涉华议题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有效途径。具体而言，澳大利亚此轮对华污名化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层面，指控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进行“间谍活动”，指责中国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澳大利亚内政，炒作“政治干涉论”。2017年6月5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与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集团（Fairfax）联合推出系列涉华报道，率先宣传中国“政治干涉论”。^①该报道对中国的指控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声称在澳大利亚情报分析部门官员罗杰·尤兰（Roger Uren）的住所内发现了未经获准私自携带回家的机密文件，并暗示尤兰受其华裔妻子的影响而为中国窃取机密文件。其二，指责两名在澳常年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华裔商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但不透明的关系”，暗示他们受中国政府操控向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提供政治捐款以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事实上，两位华商一位是澳大利亚公民，一位具有永久居留签证，两人向政党提供捐赠合情合法。其三，指控中国留学生组织在中国使领馆指使下进行“间谍活动”，依据是2017年年初李克强总理访澳时，中国的使领馆为欢迎总理到访的留学生提供了车辆、红旗、饮水等支持。^②在此之后，澳国内对华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诸如大量在澳华人“效忠”于中国而非澳大利亚^③；中国间谍正在渗透澳大利亚，正大肆开展前所未有的“干涉活动”^④；澳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向中国人通风报信”，“是中国影响澳大利亚内政的工具”^①。

澳大利亚大量涉华负面报道不仅加深了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的对华负面认知，也给后续澳政客们炒作“中国威胁论”，进而操控舆论和民意提供了机会。经过长达半年的争论，澳大利亚参议院于2018年6月正式通过了“间谍和外国干涉”以及“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两项法案，将澳大利亚近年来对国家安全焦虑的关切落实到了立法层面。^②尽管上述法案并未明确提及中国，但其通过之时正值澳大利亚对中国影响力的焦虑与日俱增之际，被认为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成分。这两项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澳大利亚官方认可了媒体广泛宣传的中国“政治干涉论”。

其次，在经济层面，澳大利亚媒体声称中国政府、企业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南太平洋岛国正常的经贸往来“威胁”他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借此传播“经济渗透论”。对于中国发展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澳大利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从“贪婪”和“恐惧”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动机。^③随着澳国内“政治干涉论”的不断升温，中澳之间的经济议题也逐渐被“政治化”，发展对华经济关系被澳大利亚舆论提升到可能威胁澳国家安全的高度。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开始对中澳之间的经贸往来表示担忧。2019年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多达74％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68％的民众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允许来自中国的投资过多。^④

2018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借口维护国家安全，禁止华为和中兴公司为其提供5G网络技术，声称华为公司“可能导致数据泄露”，以“配合中国政府在澳收集情报”。^①问题在于，澳大利亚政府在没有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产品和技术进行亲自测试并发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华为和中兴“为中国政府窃取情报”，这不仅有逻辑跳跃之嫌，而且将两国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歪曲成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同样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恐惧。

此外，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被澳大利亚舆论从“中国威胁论”的角度加以解读。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太平洋地区的逐步推进，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气候保护、农业和旅游业等方面的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逐渐成为多个南太平洋岛国的重要经贸伙伴。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与当时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不包括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之间的贸易额为43.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其中，中国出口14.2亿美元，进口29亿美元。中国对南太平洋诸国的直接投资也从2013年底的9亿美元增至45.3亿美元，增幅达400%，涉及采矿、农渔业、批发零售等诸多领域。此外，中国与岛国累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150.1亿美元，涉及建筑、道路、机场、水利、电信等，为岛国创造了约1.5万个就业岗位。^②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趋于密切的经贸往来招致了澳大利亚的非议。澳高官宣称中国正利用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贷款，让南太平洋岛国背上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中国借此影响了南太平洋岛国的经济，以谋求在该地区的战略和军事影响力。^③

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的经贸往来之所以引起澳大利亚的极大关注，或许在于澳认为中国侵犯了其“势力范围”，从而催生了对中国的敌意。一般而言，当国家面临安全焦虑时，国内政治压力就会上升，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强烈^①，而最能有效缓解这种紧张的是“人们有希望逃离或避开威胁”的话语，诸如判断、评价等宽慰性话语。^②在此背景下，污名化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正常经济活动，便成为澳影响国际社会对华认知、维护澳自身在该地区利益的手段之一。于是，澳舆论反复渲染中国使南太平洋岛国陷入“债务陷阱”，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为追求权力而牺牲弱小国家利益、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强势的舆论宣传使澳大利亚成功引导了民众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经贸往来的负面认知。如2019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多达79％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争取地区主导权计划的一部分，73％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阻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企图。^③

最后，在人文交流层面，澳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媒体、学校以及留学生和在澳华人“升级”中国软实力，试图左右澳国内民意，制造“文化渗透论”。澳舆论先是谴责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联系紧密”，认定它们的设立存在着“明显的恶意”，声称孔子学院存在“限制学术自由、进行政治宣传、侵犯人权、削弱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和制度”的风险。^④随后，澳政客和媒体又将矛头对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除认为中国留学生“在中国政府指使下进行间谍活动”外，还声称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海外留学生“渗入澳大利亚的教学中”，侵蚀了澳大利亚高校的学术自由和价值观，腐蚀了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⑤更有学者指控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一场“无声的入侵”，声称“中国正在对澳重要的机构（如大学、媒体、专业协会）、战略性资产以及地方议会和主要政党进行系统性的渗透、影响和控制”。^①

在此背景下，中澳两国之间密切的人文交流也被政治化。据统计，目前在澳生活的华裔人口约为120万，占澳总人口的5%。^②每年赴澳的中国游客约为130多万^③，中澳合作设立了14所孔子学院^④。此外，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国际留学生中，40％以上是中国学生。^⑤随着对华焦虑感的上升，此前被视为有助于增进中澳友好关系的人文纽带，逐渐被澳大利亚政治化为一项威胁澳国家安全的政治议题。这一过程的出现，不仅受到澳大利亚国内反华情绪的影响，而且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对华认知出现重大调整的结果。澳社会和政界认知及政策的转变有诸多体现，如澳大利亚部分高校出于“安全原因”，启动对本校与中方联合研究项目的调查；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呼吁让澳大利亚的孩子“宣誓忠于澳大利亚”，作为恢复国民精神的一部分^⑥；澳大利亚移民局甚至可能会为在澳寻求永久居留权的群体进行价值观测试^①；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更是在2019年8月22日单方面宣布终止与中方孔子学院的合作协议，并计划于年底取缔当地的孔子学院以及13所在公立学校开设的孔子课堂。^②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澳对中国的认知受负面情绪的裹胁，导致对华舆论变得偏激。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无意将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所有对华政策视为受到非理性因素的驱动。澳并未对相关对华指控进行全面考证即仓促做出各种中断与华合作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合理地认为澳在对华进行污名化。

总之，在污名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群体焦虑情绪的高涨，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初显于媒体，之后得到了澳大利亚学界和政界的呼应，然后愈演愈烈，不断升温。一系列对华污名事件的发生，使这场对华污名化行动呈现出污名主体多元化、污名内容多样化、污名思维定势化的特点。在此背景下，视中国为危险之源的认知从普通民众蔓延至澳政府。一旦谈及涉华议题，澳国内出现的大多是对中国意图恶意揣摩的声音，甚至出现对中国的情绪化抨击。澳社会在面对中国时的心理焦虑情绪，通过污名化得以部分释放。而在政客的支持和操弄下，对华污名化迅速转变为澳限制与华开展正常交往的官方政策。尽管近年来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一些反思其社会主流涉华言论的声音，试图对“中国威胁论”进行质疑与解构^③，但是这种努力似乎收效甚微。

在内政外交面临双重困境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媒体为缓解国内的焦虑情绪，大肆宣称“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中国渗透论”，对涉华的政治、经济以及人文交流活动进行攻击。这些话语建构出一套中国政府“为攫取权力对澳大利亚进行全方位渗透，严重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话语体系，并逐渐塑造了澳大利亚部分决策者和民众的对华认知。这种话语架构自澳大利亚对中国展开污名攻击伊始，便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西方媒体纷纷推波助澜，对澳大利亚的反华运动进行声援，而澳大利亚在其中扮演了“先锋”角色。^①受澳影响，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客与媒体纷纷效仿，采纳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污名化话语架构。如美国《华盛顿邮报》声称，随着中国在资源、市场份额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影响力的上升，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中国崛起的负面反应，而澳大利亚的反华运动标志着“针对中国的全球性反弹正在酝酿之中。”^②

随后，不仅西方学术界、研究机构发布了许多研究报告对“中国渗透论”加以佐证，而且许多政客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支持这种论调。以“文化渗透论”为例，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于2019年发布了题为《中国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的报告，谴责得到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可能损害美国的学术自由。美方宣称，孔子学院以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为名，向美国大学校园输出中国审查制度，其本质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战略载体和宣传工具，旨在改变美国和全世界对中国是经济和安全威胁的印象，并主张孔子学院不应该在美国继续存在。^③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孔子学院的运作应该完全透明化，并且应该对该组织可能干涉学术自由保持警惕。^①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也曾公开指责与美国大学合作的孔子学院试图通过教育对美进行渗透，声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孔子学院影响美国的学术机构，阻挠它们对中国过去和现行政策进行批判，这是他们扼杀言论自由、审查国内外信息的侵略性运动的一部分。”^②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鼓吹的“中国渗透论”在对中国污名化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自我论证，还在部分西方国家引发了共鸣。澳部分媒体和政客营造出的对华意象，迎合了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迅速复兴的不安与恐惧，激起了部分西方国家“同仇敌忾”之感。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纷纷作出回应，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对华污名化运动。其中，“锐实力”概念的广泛炒作，是“中国渗透论”的污名从澳大利亚扩散至西方社会的典型表现，也是西方舆论对中国进行集体污名化的话语攻击。^③

2017年12月5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了一项题为《锐实力：日益增长的威权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锐实力”的概念及影响。该报告宣称，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间投入大量资金，通过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以塑造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并将这种“试图刺穿或渗透目标国家政治和信息环境的能力”定义为“锐实力”。^④此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作为一种“诊断式架构”，“锐实力”成为西方社会解读中国通过“不道德手段”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认知框架。英国《金融时报》声称：“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及其代理人入侵民主政治机构的试验场”，“锐实力的腐蚀作用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在文化领域、学术界、媒体和出版界，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①约瑟夫·奈为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锐实力”如何威胁“软实力”》一文，同样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显著增长表示担忧。^②

事实上，西方对“锐实力”这一概念的广泛宣称，构成了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污名。该词充满了负面的隐喻与联想：“威权主义”“渗透”“欺骗”“操控”，带有极强的政治内涵，体现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的焦虑与恐慌。在这种情势下，西方社会借澳大利亚反华风波，将中国在海外开展的正常人文交流活动污名为“渗透西方民主国家的锐利刀锋”，赋予其“渗透他国”的战略意图，把中国抹黑成不道德的强权，从而为西方对中国进行围堵与打击赋予理由。污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显而易见，这是西方凭借其话语霸权为其“双重标准”下的外交实践所进行的合法性论证。

全球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与澳大利亚的对华污名化息息相关。此轮对华的污名，从澳大利亚完成构建，迅速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并获得广泛认同。而澳大利亚对华进行污名的基础是面对中国复兴产生的深切焦虑，这促使澳大利亚构建起攻击中国的一系列话语；这套话语体系一经传播，便在西方社会找到了“知音”，吸引了不少西方国家追随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攻击。这就是此轮西方对华污名的生成过程。当污名化过程得以完成，许多西方国家也就接受并内化了对中国的歪曲认知，采取压制性的对华政策。时至今日，对华污名已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主导话语。2020年西方国家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大量对华负面报道，以及对中国人出入境所采取的不合国际规范的应对措施，就是西方对华污名化话语体系扩散并影响西方对华政策实践的最新例证。^①在对华污名已成为西方主导话语体系的背景下，西方奉行对华遏制和打压的政策也就有了合理的情感和认知基础。

本文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并对污名的生成机理进行了理论提炼。本文认为，污名的生成一般需要经历污名萌生、污名发展与污名扩散三个阶段，而群体焦虑、歪曲认知与话语架构则分别构成了“情感—认知—行为”维度的关键力量。需要强调的是，污名生成的三阶段并非因果式机制，而是一种条件式机制。也就是说，污名萌生为污名发展提供了可能，污名发展为污名扩散提供了前提，存在群体焦虑并不一定会线性地产生歪曲认知与话语架构，最终导致污名生成。不过，污名生成一般意味着施污国围绕受污国经历了群体焦虑、歪曲认知和话语架构三个阶段。

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仅仅聚焦于污名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对污名生成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解释，并对其理论适用性做了初步验证。由于篇幅与能力所限，本文暂未对污名化的类型、效果以及应对污名化的策略等重要内容展开分析。在案例部分，本文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对华污名行动进行验证，仍需后续丰富案例、扩展其运用范围，并逐步完善分析框架以提高解释力。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探究污名主观建构的进程和影响，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国家声誉、国家形象等相关议题的理论认识，值得学术界展开更为精细化的理论探讨，并结合更丰富的案例予以实证检验。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持续至今的澳大利亚对华污名化行动，凸显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所面对的外交挑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中国对澳大利亚污名行动的应对，不仅事关中澳关系的发展前景，而且事关中国复兴过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近年来，在处理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诉求日渐增多，在一些争端领域也展现出较为强硬的姿态，不可避免地使周边国家产生了对华焦虑与恐惧的消极情绪，也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可乘之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继续提升，针对中国的污名化仍有可能继续存在甚至升级。为了减少污名给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外交或可从污名生成的三个阶段入手，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

首先，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双边关系时，应注意促进情感交流、培养情感基础、密切情感关系。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完善领导人互访机制、扩宽“二轨外交”渠道等方式来削弱对象国对中国的焦虑、恐惧、怨恨等消极情感，增强对中国的信任、希望等积极情感，培育友善的情感氛围，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其次，面对外界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与误读，中国应保持大国定力，展现出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姿态，避免对施污国的污名化行动表现出应激化和报复式的自我防御，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政治发声时要更加谨慎，尤其要注意表述的方式与内容是否会引起他国不必要的误解，从而避免给他国的对华鹰派提供口实炒作“中国威胁论”。此外，中国媒体应采取主动策略，不仅要提高国际传播的实力，而且要掌握国际传播的艺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对恶意抹黑中国形象的国际舆论进行有力驳斥，使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加真实客观。

最后，针对西方舆论对中国正常外交活动进行污名化的集体行动，中国应提供替代性的话语框架。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置于“威胁”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形成了中国有意重构当前国际秩序的既有成见。对此，中国应提供竞争性的话语框架，尝试主动重新界定威胁主体，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被视为一种框架重构的重要努力。不过，中国仍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努力，构建起简洁真实、系统全面且符合中国利益的话语体系，以凝聚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减轻中国外交面临的污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