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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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尊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jiangzz1989@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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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尊泽.
里根政府建立的新自由主义范式正在美国缓缓落幕。从奥巴马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到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争端,大量重要的现实证据提醒人们美国正在偏离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等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而当代美国政坛建制派、特朗普本土主义和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三大经济方案的竞争更是将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带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当经典学术判断与现实情况不再严格契合时,僵化守旧是易于催生误判的,当代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继续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出发研究美国就可能面临这种风险。本研究尝试以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建构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为切入点,通过讨论制度互补性分析与历史变革分析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套逻辑以理解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存在的稳定与变革交替的现象,兼论当代美国为何会偏离自由市场路径。
一、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系统化优势与静态化缺陷
在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建立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中,美国被树立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两位学者从公司行为视角出发,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各重要经济领域的制度均依据市场逻辑运行,形成了相互巩固的制度组合,表现为一套由公开市场融资、公司间强竞争关系、市场化就业、通用性技能培训等制度相互补充的良性循环系统。
图1
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突出优势是系统性,模型跳出了单一制度分析的窠臼,阐述了制度的绩效源于制度与制度之间互补组合的运作机制,开拓了将某一资本主义模式用更具系统化和整体性的模型进行概括的功能主义学术路径。这一模型具备突出的制度同构性与制度互补性。制度同构性表现为有明确统一的“系统协调”,重要经济领域的制度均围绕着市场逻辑建立,强调订立正式合约、公平交易关系和高水平竞争。制度互补性则是指这些制度之间存在相互巩固的功能关系,为制度同构提供了动力机制。在中观层次,制度互补性表现为两个制度结合产生的结果优于这两种制度运行效益的简单相加,一种制度的出现增进了另一种制度的绩效。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尔和索斯凯斯的理论中,制度之间只有单向度的自我加强,故而有不易转型的潜台词。制度互补性模型被认为是有功能主义静态化和决定论倾向的
历史上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发生过数次变迁,以重大经济危机为转折点,不同时段的经济秩序呈现出迥异的时代特征。百年以来的美国,从大萧条前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大萧条后的凯恩斯主义,再经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进入新自由主义。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正因一系列困境再度面临制度变革压力,突出表现为反建制派力量对新自由主义路径的挑战。
从历史视角出发,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只与新自由主义时段的经济秩序相契合,而霍尔和索斯凯斯的制度互补性理论也缺乏解释历史时段间差异的理论空间。如果资本主义模式内部制度之间相互锁定于同一个路径,为何会出现不同时段之间制度模式的转换?如何解释时段与时段之间基本逻辑的差异?危机和变革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提示研究者,制度互补性理论需要进行一种动态化改造,在保障其系统性和功能性解释优势的同时,说明一个具备制度互补性的系统为何会变革。有了这种理论推演上的突破,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理解今天美国资本主义为何再次走到转型的十字路口。
本研究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阐述制度体系的可变性。制度互补性体系富于惯性,这种惯性由制度等级性维系并服务于特定的制度坐标,制度坐标发生变化时,会导致制度体系的突变。从变革进程上看,制度互补性体系的变革以“断点均衡”为突出特征,两个稳定时期之间存在一个承载坐标转换任务的变革时期。第三部分围绕生产变革、寻租互补性和功能失灵三个维度,着重介绍诱发变革出现的动力机制。第四部分是变革时期新制度互补性的供给问题,以制度倡议者概念为核心论述了变革施动者的特征以及重新建立制度互补性的条件。第五、六部分是历史案例,论述了凯恩斯主义时段和新自由主义时段两个历史时期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凯恩斯主义时段构成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否定案例,模型仅与新自由主义时段相契合。第七部分论述了为何今天的美国处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变革时期,改革开放后中国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美国有可能会成为历史。第八部分是结论,简要归纳了制度互补性时段变革理论的逻辑,强调变革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研究应该将重点转向与下一时段制度坐标相关的政治竞争。
二、制度互补性的变革:多重坐标、制度等级性与关键历史节点
理解变革的一个有益突破口是用历史制度主义补充功能主义的不足,认识到制度互补性并不仅是某种功能均衡方程,而是与历史情境相关的。霍尔和索斯凯斯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认为制度的重要来源是政治经济体中相互熟知的参与者在实践中积累的共同理解和共同文化。
乌威·贝克尔(Uwe Becker)为认识历史进程中制度互补性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念,即资本主义制度互补性存在多重坐标(reference frames of capitalist varieties)。贝克尔强调制度的功能是为实现人的社会目标服务的,一个制度体系中各领域制度所共同服务的核心的社会目标构成了制度互补性建立的坐标,制度体系的功能性和系统性都朝向制度坐标指引的方向进行建设。
资本主义互补性坐标概念同时表明制度间的互补不只是功能匹配,还存在重要性的差别。制度互补性受到一个中心的约束,最能够体现坐标价值的制度往往处于这个坐标时段制度互补性的核心。法国调节学派(Régulation Theory)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概念———制度等级性(institutional hierarchy),即在同一制度组合框架中一些制度强大到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制度之上。在特定历史时段的制度组合中,某一个制度居于主导地位,而另一些制度处于从属地位,居于从属地位的制度需要主导制度的支撑,低等级制度对高等级制度的变革敏感,而高等级制度受到低等级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大。
制度等级性概念的提出理清了制度互补性理论动态化过程中的关键难题:制度互补性到底是约束变革还是传导变革?换言之,如果制度体系中各个制度是功能互补的,那么其中一个制度领域出现了变化,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制度等级性概念意味着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坐标的情况下,一个制度架构中的变革处于高等级制度“锚定”的范围之内。在一个稳定时段,处于制度互补性中最重要地位的制度基本稳定,另一些制度尝试与高等级制度匹配。建立制度组合的进程表现为一种探索制度之间配置优化(institutional supermodularity)的共同演化,功能最优的制度互补性系统是“锚定”效应下一系列创新和调整的事后成果。
制度坐标转换引起的制度互补体系变化则更契合历史制度主义的“断点均衡论”,即路径依赖的长期稳定被间断性的制度变迁打乱。
制度坐标变革时期是两种路径依赖之间转换的历史关键节点,在这一节点,未来制度会走上哪一条发展路径,政治行为体及其选择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且树立的新路径会在此后稳定持续一段时间。
综上所述,有制度互补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依然存在动态可变性,制度互补性体系会因为制度坐标的变迁而重塑,围绕新的制度坐标建立新的有等级性的制度互补组合。这种重大变革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断点均衡”,两个稳定时段间会有一个历史关键节点进行路径转换,在这一节点上,重大危机打破了制度互补性所塑造的惯性,开启了变革时期。变革时期的政治竞争是决定下一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关键,新稳定时段与旧稳定时段的关键差异是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的不同。
三、诱发制度互补性变革的三重动力机制
从“断点均衡论”视角出发,生产方式发展、寻租互补性和路径失灵是三个最应被重视的动力机制,这三种动力机制都有潜力造成既有制度互补性体系的重大危机,以至于必须转换制度坐标才能解决问题,从而打破制度互补性的惯性。
(一)生产变革:制度互补性的结构性约束
制度互补性变化的首要动力来自物质生产方式及其驱动的社会力量分化的影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各项制度是嵌入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运行的,其服务对象是物质生产方式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特定时期物质生产方式总是与相匹配的制度模式共同塑造历史。
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力量变迁是一种结构性的因素,而制度中介是一种进程性力量,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进程性力量在结构性力量所限定的可能性内发挥作用,因此结构性因素是检验制度变革时应该优先考虑的非制度效应。
制度互补性描述了一系列约束、引导和塑造社会力量行为的制度间的联合,在理想状态下,制度组合将产生有利于支持物质再生产的动态稳定,但实践之中二者关系也存在走向紧张并引发危机的可能性。
(二)寻租互补性:制度互补性中的不平衡分配问题
制度互补性下制度体系变革的第二重动力来自制度体系的分配性影响,制度互补性是价值分配的有力推手,而不平衡的分配效应也成为制度互补性体系危机的来源。彼得·霍尔在回应对制度互补性理论静态性的批评时呼吁重视分配效应与政治冲突的作用,认为想要理解制度的创立与变革,就要在考量制度的总体福利绩效的同时,考虑分配到每个经济体系参与者身上具体福利的问题。为此,霍尔提出了寻租互补性概念。
寻租互补性描述了一种制度互补性中优先为少数特定群体谋利的效应,制度互补性可能在提高了资本主义体系总体表现的同时也成为特定群体寻租的工具。
寻租互补性产生的不平衡存在一个累积效应,在制度互补性建立初期,这种累积效应尚不明显,总体绩效效应产生的发展红利能够很好地维持制度互补性体系中的协作。但是,伴随着实践中不平衡的逐渐累积,社会团体间就分配问题达成的政治协作走向破裂,最终导致政治纷争。这种情况下,存在竞争关系的社会团体会就建立新的制度互补性展开政治博弈,哪个团体更强大,变革就更可能向这个团体偏好的方向发展。
(三)功能失灵:制度设计中的功能缺陷
制度互补性变化的第三重动力来自制度的功能失调,制度的创设者和制度中的参与者都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体,这导致了制度设计的不完美,进而影响制度的存续。
制度互补性规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框架的“常务惯例”(routine),而“常务惯例”的维持基于两个维度上处理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是“常务惯例”持续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既有认知之外的新趋势和新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常务惯例”管理潜在冲突的能力,重点在于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必要的平衡。
“过去的成功导致未来的失败”在经济史中并不罕见,人们很容易将过去的成功经验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但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路径中也潜藏着衰落机制。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严守“柯立芝繁荣”时期的自由放任理念,延误了大萧条的治理,美国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久拖不决与凯恩斯主义难以限制通胀的缺陷息息相关,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原则下不受限制的金融创新最终发展成次级贷款危机。事实上,制度的再生产与制度变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同制度模式在兴起进程中往往同时孕育着不同的衰落模式。
四、新制度互补性的供给:制度倡议者及其任务
制度互补性的重塑是一个由乱到治的演化过程,新制度坐标和制度互补性的供给是变革时期的核心历史任务。伴随上一时段积累的一系列矛盾爆发,旧时代的稳定力量失效,制度系统的开放性增强,人们开始积极探索制度互补性的替代选择。稳定时期通过制度互补性维系了一种明确的路径依赖,参与者主要在既定的制度环境的限制中行动;而在变革时期,参与者对制度环境的改造和重塑变成了重点,参与者的创造性、偏好和相互竞争开始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一)变革的施动者:制度倡议者
变革时期制度路径转换由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竞争决定,而参与政治竞争的最重要的一类微观行为体是那些探索改变自身所处制度环境的制度创新施动者,柯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将这些制度创新施动者称为制度倡议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制度倡议者是在制度领域进行破坏性创造的创业者,他们不断探索现有制度模式的替代方案,并为制度变革积累势能。
理解制度倡议者概念的关键是超越霍尔和索斯凯斯理论中的单向度的制度决定论,理解制度中的参与者潜在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制度虽然构成了一套激励和约束参与者行为的规则中介,但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并非如博弈论模型所规定的那样仅仅是在明确的规则中谋求最大化自身收益的理性人,参与者有能力对制度环境进行思考和反思,进而创造性地探索自身所处的制度的替代方案。从这一视角出发,意欲探索制度互补性变革的研究者需要认识到参与者不仅是历史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和问题解决路径的被动接受者,也同样是新价值和新路径的探索者。
从制度环境与参与者关系角度看,制度倡议者是稳定时期制度互补性体系下的一种休眠资源,是为变革和危机留备的替代选择,柯林·克劳奇将这种现象称为制度体系的“冗余性”(redundancy)。
制度倡议者的变革策略也会呈现出差异性,根据制度互补性和制度倡议者变革策略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将制度倡议者分为两类,即渐进型制度倡议者和激进型制度倡议者。渐进型制度倡议者探索如何在既有制度坐标下优化制度组合配置,其行为在既有制度等级性“锚定”效用的约束之下,是在不破坏制度互补性坐标的基础上提高制度组合的效率和效用。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则更多对制度体系进行革命性反思,谋求与制度互补性根本坐标变化相关的制度变革。在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中,激进型制度倡议者是最为关键的微观行为体,是制度坐标转换时期的关键变革施动者。
激进型制度倡议者的改革主张与既有制度互补性不兼容,其制度改革主张即使在既有制度互补体系中得到部分实践,由于与制度体系的其他制度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匹配,其所塑造的“混合性”组合效率会低于同一坐标下更为“纯粹性”的制度互补性。
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出现的替代性制度坐标会是多方向的,代表了不同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对于危机和后危机时代治理框架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互相竞争的政治意见,并与相应的社会团体建立联系,形成集体行动,推动制度坐标革新并建立新的制度互补性体系。重新确立下一时段制度互补性均衡取决于制度倡议者的破坏性创造行为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竞争与妥协的进程,特别是对重塑共同价值、制度化妥协和经济动力三大历史任务的解决情况。
(二)制度倡议者的任务:重塑共同价值、制度化协作和经济动力
制度倡议者的首要任务是为下一时段的制度互补性提供新的坐标,重塑下一个发展阶段制度互补性所依托的共同价值和逻辑基础,这一进程中充满了不同经济理念之间的竞争。社会科学家不只是观察社会事实并作出解释,其创造的理论也可能重塑社会的未来发展,因为知识和理念暗示了预期,塑造了参与者对集体互动成果的期望,也塑造了对于变革方向的期望。
制度倡议者的另一个关键任务是在社会力量之间形成新的制度化协作,为新制度互补性的建立提供政治保障。在制度重塑阶段,制度的首要作用并不是功能和效率的提升,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协作减少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建立共同遵守的规则。变革时期行为体偏好的异质性会导致冲突,故而制度变迁与重塑是一个充满政治斗争的进程。与此同时,重塑制度化协作的进程通常是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展开的,行为体采用特定的策略不是因为他们完全满意它,而是因为它代表了特定情况下的最佳解决方案。制度互补性是协作的表现,是社会政治集团间稳定协作形成的结果。
制度倡议者任务的第三个维度是其所创设的制度是否能有效地提供经济发展动力。衡量这种功能性的首要标准是新的制度能否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塑造能够解放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历史发展中并不存在实现某种功能目标的单一最优路径,不同的制度组合可能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结果,换言之,制度组合的等功能性(equi-functionality)现象值得予以重视。
综上所述,变革时期是新制度互补性坐标的探索时期,而变革的关键施动者是拥有创造力、能够提供替代选择的制度倡议者。在制度变革进程中,制度倡议者可以对应建构新理念的社会科学家、组织新政治协作集团的政治家、提供新经济动力的社会经济团体等具体的身份,他们通常在旧制度互补性稳定时期便已经展开了对替代制度坐标的思考和探索,但受限于制度互补性的惯性只能作为稳定时期一种相对边缘化的社会储备力量存在,直到变革时期到来,制度倡议者才有机会尝试将自身的偏好树立为下一时段的制度坐标。变革时期的制度倡议者之间存在激烈的政治竞争,新制度互补性的建立需要完成树立共同价值、达成制度化协作和提供经济发展新动力三重历史任务。
五、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美国:国家干预资本主义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已基本完成,危机与矛盾也尾随而至。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专业科学技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显现威力,促成了电气革命和内燃机动力革命,流水线工业、石油工业和铁路网络兴起,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重塑,新时代的矛盾与危机也悄然而生。
在科技发展进步中,资本家优先占据了先进生产力的所有权,并进一步在经济系统的供给端建立了垄断式的工业组织结构。美国托拉斯组织使用信托方式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依据垄断利润最大化原则制定垄断价格,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利润平衡法则在这种冲击下式微,垄断资本家不再是市场价格信号的被动接受者。在产业关系的另一面,科学技术进步加大了机器在生产进程中的重要性,弱化了劳动者的地位。在电气革命和内燃机时代,工厂是以机器为本的,能够快速上岗适应新流程的中低级技能工人成为产业劳动者的主流,伴随而来的是劳工议价能力下降。生产进步和分配失衡共同塑造了20世纪初美国经济体系的关键矛盾:生产能力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面对垄断资本主义崛起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依据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坐标予以了治理和调控,依据市场竞争和契约自由原则拆分了托拉斯组织。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宣布禁止卡特尔行为和垄断,赋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反托拉斯案件的司法管辖权。1901年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后,联邦政府先后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40余个垄断托拉斯组织。
在古典自由放任坐标的指引下,美国反垄断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努力是坐标内渐进型制度倡议者的一种制度调试,并没有解决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古典自由放任主义打压垄断组织的出发点是维护自由竞争,但对于自由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市场失灵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谢尔曼法案》颁布后,美国工会组织经常被贴上“劳动力托拉斯”的标签受到法律上的惩处,尽管这一现象到1914年《克莱顿法案》宣布工人运动不受反垄断法管辖后得到缓解,但直至1935年《瓦格纳法案》通过,美国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才正式取得法律上的合法性。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坐标下普通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利无法落实,造成了社会保护的缺失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
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意识到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政府出于战争需要实施了管制经济政策,尽管政策能有效地动员资源并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但其中的大政府倾向被认为违背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传统。
大萧条宣告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进入调整变革时期,变革的主要特征是:以民主党新政联盟为代表的制度倡议者集团推动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就业和社会保护成为与市场竞争并行的制度建立坐标,制度互补性中的等级关系围绕社会保护坐标重塑,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和福特主义劳资谈判制度成为制度等级性的核心。20世纪30—70年代的美国,国家干预和市场两种要素配置方式共存,呈现出国家干预型资本主义的特征。
大萧条迫使美国人反思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自律性神话,一时之间,美国政坛上的经济理念之争变得非常激烈。
1936年,英国学者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经典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论述了自由放任政策的缺陷并提供了替代选择,为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更富学理性的逻辑基础。凯恩斯的经济社会哲学以有效需求理论为逻辑起点,以充分就业为核心目标,提倡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角度思考宏观经济问题,并特别强调使用财政手段干预总需求对保障就业与民生的重要意义,这一系列主张对新政联盟都具有突出的政治价值。尽管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理论在治理大萧条中发挥的作用争论不断,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凯恩斯主义无疑开创了一个迥异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新时段。
凯恩斯的理论发表后很快在美国经济官僚中产生影响,以劳克林·柯里为代表的主张使用“泵水政策”(pump priming)注资救市的经济学家和时任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都对凯恩斯所论述的理念表示支持。在反思1937年经济衰退与1936年财政平衡政策的关系的讨论中,凯恩斯主义被引入美国政治舞台,因其理论系统地论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意义而成为民主党知识分子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企业层次,福特主义成为凯恩斯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共同进步的微观基石,在促进大工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催生了人数庞大的工人中产阶级,形成了以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良性循环为特征的发展动力。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哲学强调就业和合理分配,而福特主义的核心正是经理人和工会的妥协。经理人掌控了规模工业的生产流程,规定工人在设计好的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由此提高了大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人通过工会集体谈判在利润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份额,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度的严格执行,提高了工人阶层的购买力,并保障了工人享受生活的业余时间。这塑造了大工业生产与大众消费的良性循环关系,二战后20年美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动力即来自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的互补平衡。
至此,凯恩斯主义为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提供了新的坐标;新政联盟与共和党保守力量之间的协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得益彰的福特主义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美国资本主义完成了重大危机后的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型过程,形成了以政府干预为突出特征但自由主义传统仍有延续的“混合性”制度互补性体系。
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强调市场自律性的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主义时期的美国表现出更强的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的特征,出于对大萧条灾难性后果的反思,政府“有形的手”对全要素流动进行积极调节,要素自由流动问题让位于社会保护问题。社会保护坐标塑造了这一时期制度互补性中的等级关系,在宏观层次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而在微观层次表现为福特主义劳资集体谈判制度,这两项制度构成了凯恩斯主义时代制度等级性的核心。与此相呼应,这一时段美国的金融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都受到福利国家制度和福特主义劳资谈判制度的约束,产生服务于这两项制度的互补性。
与此同时,市场自由主义传统仍在一些制度领域表现出很强的延续性。例如,美国的企业间关系以私营企业市场竞争和市场性并购为主流;反垄断法限制战略性金融信托,导致短期贷款成为金融融资的主流方式;工会的力量增强,但美国劳动力自由流动传统仍然强大;劳工很少学习专为某个企业服务的技能,教育和培训以培养有利于自由择业的市场通用型技能为主。
综上所述,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制度体系表现出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间的某种“混合性”,但总体而言,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下就业和社会保护是更为优先的制度坐标,政府干预被赋予积极意义,这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描绘的以市场为核心坐标且具备制度同构性的状态有巨大区别。因此,这一时段的历史可以构成霍尔和索斯凯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否定案例(见表1)。
表1 20世纪30—70年代美国凯恩斯主义制度互补性的历史进程
制度领域 | 依据原则 | 改革方向 | 重要改革节点 |
金融系统 | 国家监管 | 反思大萧条投机浪潮,政府出面恢复金融市场信心: ·国家扮演最后贷款人; ·金融监管权力向政府集中; ·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立; ·商业银行地位下降,但资本市场在二战后复兴; ·凯恩斯主义通过干预利率的方式刺激产业发展。 | ·1933年黄金非货币化;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立; ·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出台,降低银行倒闭率; ·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规范证券发行; ·1946年《劳动法》明确货币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补充; ·1951年《财政部—联邦储备体系协定》签署,财政部承认美联储货币发行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权力。 |
公司治理 | 经理人控制与利益相关方协商 | 福特主义建立电气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标准化商品,在经理人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提高工人福利: ·继承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枪械零件标准化生产的历史经验; ·实践泰勒主义理论中经理人科学设计流水线、工人只需要简单重复劳动的理念; ·福特主义同意劳资集体谈判,用限制工时和提高工人收入来改善枯燥重复劳动对人天性的伤害。 | ·1913年亨利·福特建立现代流水线工厂。 |
产业关系 | 政府促进就业与劳资协商 | 凯恩斯主义使促进就业成为政府执政目标,新政联盟扶植工会,而共和党扮演保守牵制力量: ·以限制工时和分享利润为特征的福特制劳资协商; ·工会合法,但工人自由流动传统仍然强大; ·劳资双方缺乏德日企业的共渡难关意识。 | ·1935年《瓦格纳法案》出台,美国工会运动合法化; ·1947年《塔夫托—哈特利法案》出台,工人有不参加工会的自由,只雇用公会成员的“会员工厂”不合法,工会不得阻碍已订立的商业合约的执行。 |
教育与技能培训 | 市场导向 | 19世纪末以培养熟练工人为宗旨的“公司学校运动”因一战期间失去欧洲教师资源而失败,福特主义下美国自由择业传统得到复兴,劳动者在职业生涯内通常多次更换雇主: ·重视基础教育和人才通用型技能培训;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大量低技能工人; ·大学开始开设专业管理人才培训课程。 | ·20世纪20—40年代高中运动,“至少读到高中”成为美国社会共识; ·福特制工厂前厅培训,低技能工人短时间上岗; ·二战军人免费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自主择业。 |
国家福利 | 宏观调控与财政转移支付 | 新政联盟推动政府解决贫困和国民福利问题,共和党扮演保守牵制力量: ·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国家宏观转移支付体系的合法性,逆周期财政调控被用于提高就业率和刺激经济增长; ·政府提供的基本福利体系成型:国民收入保障、医疗保险制度、失业金与养老金制度、住房联邦补贴、增加教育投入、消费者权益保障、贫困地区扶助工作均取得快速进展。 | ·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险体系,由联邦政府分发失业金和养老金; ·1935年《税收法案》恢复联邦再分配税体系; ·1939年《改组法》承认财政赤字的积极意义; ·1946年《劳动法》承认就业管理是联邦政府的核心职责,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 |
产业政策 | 国家管制与扶植 | 政府干预广泛存在但没有危及私有制基础地位: ·私营经济受到政府的管制,通信、交通、自然资源和公共事业受到政府广泛的影响,政府干预被认为可以在过度竞争和垄断之间塑造有益的平衡; ·政府权力扩张受到美国三权分立机制的制衡,没有走向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 | ·1933年《全国工业复兴法案》出台; ·1935年联邦公共事业振兴署设立,兴建公共工程提供大量就业; ·1935年,国家复兴管理局被宣布违宪; ·二战后,国有工业被迅速拍卖;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国家组织多领域科学技术研发,为美国企业提供高科技资源,这是美国大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成熟前的重要历史阶段。 |
注:表1主要根据三本书的相关章节整理: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普莱斯·费希拜克主编:《美国经济史新论:政府与经济》,张燕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加里·沃尔顿、休·罗考夫:《美国经济史(第十版)》,王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另外,劳资谈判部分参考: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he U. S. Experience,trans.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5),pp. 66-72;John Godard,“The Exceptional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ILR Review,Vol. 63, No. 1, 2009,pp. 82-108.教育与技能培训部分参考:Kathleen Thelen,How Institutions Evolv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 198- 205;Margarita Estevez-Abe,et al., “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kills: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 145-183.
六、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对应时段
在大萧条的惨痛记忆之上,凯恩斯主义坐标引领着美国社会维系着有效需求共识,政府干预被用于抵消经济周期伤害、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资本主义不得不面临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即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共存为主要特点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应对滞胀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美国资本主义再次进入变革时期,探索替代性的发展模式。
滞胀危机以林登·约翰逊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动荡肇始,1966年资本紧缩危机后美国经济动荡频发,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自此只能产生短期效应,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解决经济问题的信心无法继续维系。两年后的1968年总统选举中新政联盟走向解体,宣告凯恩斯主义自下而上支持力量的崩溃,但新政联盟解体也同时减少了替代性经济治理方案走向政治舞台中心的阻力,新自由主义阵营激进型制度企业家集团的政治机遇到来了。
变革的第一重动力是生产力发展问题,如何重塑美国的生产力以应对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对美国企业市场份额的冲击。二战后,具有成熟的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和平环境下快速复苏,被解除武装的两国不需要在黄油与大炮之间进行权衡,投入全力发展经济并迅速成为美国的竞争者。美国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擅长组织大规模人力生产标准化的工业产品,而德国和日本的长期雇佣模式则更加便于熟练工人的培养,进而通过技术工人的纯熟技艺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20世纪70年代,以沃尔玛为代表的美国销售商转变了采购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物美价廉的供应商,德国和日本产品因品质优良具备打入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美国企业利润下降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福特主义的良性循环被打破,企业所有者和工会之间分歧日渐扩大,工人中产阶级薪资引导增长的社会共识逐渐崩溃。美国的工会组织和雇主关系的核心是共同分配利润,劳资关系并没有形成北欧和德国式劳资关系中有利于共渡难关的战略性权力平衡,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劳资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工会组织更迫切地希望增加劳工福利来缓解劳工的生活压力,这就需要资本家阶层让渡更多的利润;而谈判桌的另一面,企业主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与工会谈判日益变成不可接受的包袱,这也就塑造了企业家阶层跳脱出凯恩斯主义就业保护原则的愿望。美国社会力量之间的制度化协作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为企业家阶层希望摆脱与工会集体谈判的包袱,全力重塑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美国经济调节坐标由有效需求导向到创新与竞争力导向的变革由此开始。
宏观经济方面,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陷入了路径失灵的困境,高通货膨胀压力下美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逐步走向恶性循环。凯恩斯主义具有天然的通货膨胀特征,由于强调政府在经济低迷期应该扩张财政,这一路径倾向于人为地增加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如果商品数量增长没有与流动性增长相匹配则造成通货膨胀。当这种通货膨胀压力过高时,凯恩斯主义政府很难通过减税进行治理,因为这意味着削减公共支出和增加失业率。
滞胀危机下新自由主义制度倡议者引领了美国发展模式转型,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就业与社会保护坐标退场,而小政府和市场自由放任坐标走向了舞台的中心。坐标转换导致制度互补性中的等级关系变化,福利国家制度和劳资谈判制度让位于市场自由竞争制度,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制度逐步演化成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等级序列的核心。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供给主义理论和货币主义学说在宏观上论证了干预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而熊彼特创新学说从微观动力机制解释了解放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共同指引美国走出政府干预和福特主义,迈向市场竞争与知识经济,并最终走向金融化。
供给学派批评凯恩斯主义旨在维护有效需求的干预性再分配政策,认为过高的税负阻碍了生产者扩大生产,与此同时,税收负担最终转嫁到价格上,让消费者承担了本不应有的通货膨胀。供给主义者依据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说,强调需求并不会自然地派生出供给,而供给反而能够产生需求,如果希望走出滞胀危机的困境,应当将主要精力用于塑造有利于供给侧繁荣的宏观环境。
货币主义学说的兴起则是在货币金融领域敦促政府将主导权归还市场。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发表了经典论文《货币政策的作用》,认为凯恩斯主义使用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学说存在严重缺陷,尽管人们会在短期将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误读为市场价格信号,进而选择扩大生产,但这种误读下产生的生产和就业都是不可持续的。货币主义理论进一步主张货币政策能够做的是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防止因“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为此,货币政策应该是钉住物价的“单一法则”,通过控制货币存量的稳定来塑造稳定的商业预期,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反周期调控。
微观层面,熊彼特理论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正名,引导美国经济超越福特主义,进一步走向创新经济。熊彼特创新理论提供了一套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论,使人们可以跳脱出大生产与大众消费相匹配的经济发展观。熊彼特从经济的内生动态发展角度诠释资本主义发展,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并不是在循环流转中达到均衡,而是伴随着企业家的创新不断地走向进步。创新行为的关键就是实现一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方式,如创造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式、开拓新市场、占有新的原料供应来源、建立新型的经济组织方式。
滞胀危机以来,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由注重有效需求转向注重市场竞争,美国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分化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与产业政策去国家化相伴的是工会运动衰落,企业家和金融家成为引领美国重获竞争力的核心力量。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市场竞争,差异化的分配被认为有利于刺激个人竞争,进而增进经济活力,利润分配方式因此从福特主义的利益相关方原则转向股东价值原则,允许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的企业家“赢者通吃”。而美国工会运动本身受到自由择业传统牵制导致不团结,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科技和服务业兴起造成的结构性变革中,与大规模制造业相伴生的福特主义失去了社会根基,使工会力量进一步受挫。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凯恩斯就业保护原则下兴起的现代工会集体谈判制度进入衰落轨道,1981年8月6日的帕特森罢工事件中,里根总统宣布解雇1.2万名参与罢工的航空业工人,联邦法院和美国交通运输部也同时对罢工持坚决的否定和抵制态度,这标志着二战后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被束之高阁,劳工在企业决策和福利分配中的话语权进入低谷。
在政治哲学上,这些制度倡议者都倾向于认为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优机制,由此要求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和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使他们可以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政治哲学的整合下走向合流,汇聚成一个政治阵营。这一阵营提供的方案有利于减少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解放企业家阶层的活力,因此得到了资本家阶层的支持,财富资源有组织地参与政治过程,形成了政治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改革后,美国资本主义形成了围绕市场竞争发展经济的新共识,企业家阶层从政府干预和劳资集体谈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模式转型中受益最大的社会团体。美国资本主义超越了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支撑的发展模式,转而以知识经济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
至此,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激发经济动力三大任务全部完成,新的制度互补性体系也相应地建立。霍尔和索斯凯斯所描述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主要与这一时段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相对应,市场是美国各制度之间相互协调的共同原则,据此形成了具备突出的制度同构性特征的制度互补模式(见表2)。
表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制度互补性的历史进程
制度领域 | 依据原则 | 改革的方向 | 重要改革节点 |
金融系统 | 市场主导 | 市场金融的加强: ·银行业去监管; ·股票市场去监管; ·日益强调放开式监管。 | ·1980年《存款机构去监管与货币限制法案》出台,存款机构去监管,美联储成为货币政策的掌控者; ·1982年《甘恩·圣日耳曼存款机构法案》出台,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合法化;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并,保险、证券、银行的产品和业务可以相互关联; ·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出台,期货套利和金融衍生品合法化。 |
公司治理 | 股东利益导向 | ·由弱利益相关方模式转向强股东利益模式; ·经理人主义式微; ·市场对公司的控制加强。 | 股东利益导向的加强是一个渐进的趋势: ·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严格上市公司审计,对投资者透明。 |
产业关系 | 多元化 | ·“随意雇佣”原则因反歧视法的发展而削弱; ·集体谈判覆盖率下降; ·罢工下降而争端不断。 |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 ·1981年帕特科罢工,里根总统解雇1.2万名航空业罢工者,并得到了交通和司法部门的支持; · “政策偏移”开始。 |
教育与技能培训 | 市场导向: ·碎片化; ·缩短学徒期。 | ·一些与贸易协定或20世纪90年代中期福利改革相关的联邦培训津贴有所增加; ·日益强调通用技能培训。 | 没有代表性的改革。 |
国家福利 | 自由化: ·福利根据收入调查结果而定且替代率低。 | ·风险的个人化,特别是私人养老金方面; ·减少公共养老金福利,推迟退休年龄; ·医疗保险的膨胀; ·采用以工作代替救济原则。 | ·1983年《社会保障法案备忘录》签署,削减社保项目中的“随意性开支”,福利责任由联邦转向州,鼓励私营福利事业; ·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停法案》出台,终止了对低收入妇女和儿童的现金援助,强加了工作和受教育程度上的要求,并设定了最长五年的联邦政府救助时限; ·2003年《处方药改良与现代化法案》,推广自愿投保和私营保险机构运营的处方药保险。 |
产业政策 | 调节性产业政策: ·技术促进; ·消极措施。 | 国防导向的税务津贴 ·部门化去监管; ·研发支出由公共支出转向私人支出。 | 由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1981年正式通过《肯普—罗斯减税法案》,大规模减税刺激供给侧改革。 |
来源:Richard Deeg,“The Limits of Liberalization?American Capitalism at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 19, No. 8,2012,pp. 1249-1268.所涉及的法案简要内容为作者在原表基础上补充。
七、美国资本主义模式进入新的变革时代
与历史上曾经占据主流的资本主义坐标一样,新自由主义坐标提供的动力仍然是时段性的。经济金融化使得美国在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中受到重创,此后,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进入了反思与改革的周期。建制派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治理危机进程中走向了政党极化,突出表现为2010年议会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政府具有高福利高投入色彩的经济政策陷于府院之争难以推进。同时,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在危机后得到登上历史舞台的机遇,“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分别从左翼和右翼兴起,对美国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提出猛烈的批评。最终,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程中发生了关键性的选民重组,美国白人蓝领阶层打破长期以来的政治沉默,成为反建制派制度倡议者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在政坛崛起的主要社会力量依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了,阶级之间的分配性矛盾迫使美国经济治理框架重塑,进入了变革时期。
如果我们考量现有的制度是否能够服务于先进生产方式,需要承认,新自由主义坐标仍然为美国经济提供着持续的生命力。美国建立了以突破式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体系,通过高度发达的股市和风险投资为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融资,通过企业竞争进行市场化的试错,通过人才的市场化流动实现新技术的快速转移,通过市场化的公司关系灵活而高效地实现公司间并购和新公司的创立,以上几项制度的高度互补塑造了美国在高科技创新经济方面的优越制度环境。
新自由主义坐标下的美国经济制度组合存在一种寻租互补性,突出表现为制度互补性中自由劳工制度造成的积累性分配不平等,伴随着美国经济发展方式走向自由化、全球化与金融化,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日益有利于金融业者、企业高管和高技术工人,而疏于对低技能蓝领工人的保障。
新自由主义坐标下的美国,普通劳动者不得不面对一个劳工市场去管制化的环境,接受灵活薪资激励机制和低成本的雇佣与解雇模式。同时,在美国从大工业生产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中,劳动者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掌握公司经营知识的高级经理人和懂得高新技术的高级劳动者通过持有企业股权成为既得利益者
由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干预性分配,一系列公共福利机制走向市场化和私营化,特别是健康保险商业化和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化,这进一步加剧了普通劳动者生活福利的不确定性。
凯恩斯主义时期劳工通过集体谈判获得更多的工资支持自身消费,而新自由主义时期消费的支撑变成了低门槛的消费信贷。美国家庭部门负债在这一时期不断上升,经济总需求依靠寅吃卯粮的消费贷款支撑。新自由主义坐标下,金融创新得到了自由发展的宽松环境,金融行业的去管制化鼓励了通过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行为降低信贷的准入门槛,一个不平等深刻发展和泡沫经济慢慢积累的互补性机制就此完全成型(见图2)。
图2
在中短期看来,这是一个多赢的故事,金融业通过金融衍生品扩大了客户基数进而扩展了利润的来源渠道,而低信用等级的客户通过金融衍生品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购买力,满足了消费主义需求。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信用不足的潜在客户通过次级贷款得到了购买房地产的机会,而金融公司通过这项金融创新得到了新的利润来源。
金融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当经济形势向好时,金融创新相应增多,这导致债务资金门槛下降而资产价格升高,投机资本会将履约希望寄托于新债务带来的资本溢价。与此同时,信用的层层担保使得金融产品与真正的价值标记物的关系日渐模糊,如何判定信用成为一个难题,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因此大增。
正如英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当代关于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实践,或许最难与新自由主义教条相匹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靠松绑来推动金融机构的扩散,但它们接下来常常会不惜代价地保障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偿还能力。这种努力部分是因为货币主义被当做国家政策的基础———货币的信誉和稳定性是这种政策的核心要素。”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手段遏制结构化不平等的发展。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表明,美国资本市场的突出特征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参与资本分配的人理论上没有收入上限,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定价,在危机后资本积累中心化进一步加强。
总而言之,伴随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美国的增长日益基于信用的扩张而非实际收入的增长,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击溃了新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共识,蓝领工人开始借助政治途径表达要求工业回归本土的诉求。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程中反建制派的兴起标志着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改造进入快车道,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分别代表了美国政府与市场新组合模式的两种可能。桑德斯提供的坐标以“福利国家”坐标为核心,倡导充分发挥国家再分配能力,解决美国社会中广泛的机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虽然2016年竞选失利导致人们没有机会见证桑德斯政策蓝图的全貌,但桑德斯引导民主党集团进一步转向左派价值的趋势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这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替代性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特朗普则为美国资本主义提供了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新坐标,倡导通过振兴本土实体经济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造成的竞争力下降和蓝领工人失业的问题。成功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对要素流动的影响能力,对内实施减税和金融改革引导资本脱虚向实,对外通过限制产业转移和贸易战抵消资本的全球化逐利倾向,希望借此纠正富于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主义,将美国引向一种以本土产业为核心的制度互补性蓝图。
特朗普和桑德斯都在探索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替代性选择,都希望解决美国经济金融化和贫富差距造成的发展困境,都强调政府权力在干预市场方面应该有所作为,但二者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并不兼容。换言之,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互补性以何种原则为坐标的争论仍未达成共识,仍然在制度倡议者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塑造,社会阶层之间的斗争大于协作,下一时段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互补性的方向和性质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八、结论
冷战后,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为标杆的“资本主义趋同论”和“资本主义单一最优路径论”一度十分流行,而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对这些论断持质疑态度。为此,他们创造了一种分析和比较政治经济体的新方法,以制度互补性界定制度组合,从横向比较维度观察制度组合体系的差异,成功证明了多样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多样的制度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从纵向历史比较视角出发,这一理论所描述的制度之间功能互补的图景没有为制度变革预留理论空间,不足以分析经济危机和经济转型问题。
本研究尝试从历史制度主义吸取思想营养,在承认制度功能性基础上强调制度来源于历史,弥补功能主义逻辑为制度互补性理论带来的静态化缺陷。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多重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其次,本研究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变革动力的积累将最终打破制度互补性的惯性,导致时段与时段之间的突变。再次,具备制度互补性的制度体系的转型呈现出一种“稳定—变革—稳定”的“断点均衡”模式,两个稳定时期之间存在一个承载路径依赖转换任务的变革时期。最后,制度变革时期是历史关键节点,能够创造性提供替代路径的制度倡议者是变革时期的关键参与者,制度倡议者之间的政治竞争推动完成共同价值重塑、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历史任务,借此重塑下一时段的制度互补性。20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从古典自由放任坐标到凯恩斯主义坐标,又从凯恩斯主义坐标进入新自由主义坐标两次转型,目前正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处于新自由主义衰落后的变革时期,正在探索未来的新坐标。
本研究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明确了美国处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变革时期,继续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解美国已经有些不合时宜。新自由主义时段历经40余年,自里根改革以来不断积累的分配不平衡已经导致社会阶层之间政治协作的破裂,金融危机爆发后分配不平等问题正加速成为政治变革的动力。以桑德斯和特朗普为代表推出的非传统经济方案走向了美国政治竞争的核心舞台,标志着围绕美国资本主义坐标转换进行的政治竞争已经激化,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再次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在变革时代,关注美国资本主义的研究者需要认识到研究任务的变化,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美国下一个历史时段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坐标和逻辑引领发展并塑造新的制度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