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政府建立的新自由主义范式正在美国缓缓落幕。从奥巴马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到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争端，大量重要的现实证据提醒人们美国正在偏离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等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而当代美国政坛建制派、特朗普本土主义和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三大经济方案的竞争更是将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带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当经典学术判断与现实情况不再严格契合时，僵化守旧是易于催生误判的，当代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继续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出发研究美国就可能面临这种风险。本研究尝试以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建构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为切入点，通过讨论制度互补性分析与历史变革分析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套逻辑以理解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存在的稳定与变革交替的现象，兼论当代美国为何会偏离自由市场路径。

在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建立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中，美国被树立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两位学者从公司行为视角出发，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各重要经济领域的制度均依据市场逻辑运行，形成了相互巩固的制度组合，表现为一套由公开市场融资、公司间强竞争关系、市场化就业、通用性技能培训等制度相互补充的良性循环系统。^①（见图1）

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突出优势是系统性，模型跳出了单一制度分析的窠臼，阐述了制度的绩效源于制度与制度之间互补组合的运作机制，开拓了将某一资本主义模式用更具系统化和整体性的模型进行概括的功能主义学术路径。这一模型具备突出的制度同构性与制度互补性。制度同构性表现为有明确统一的“系统协调”，重要经济领域的制度均围绕着市场逻辑建立，强调订立正式合约、公平交易关系和高水平竞争。制度互补性则是指这些制度之间存在相互巩固的功能关系，为制度同构提供了动力机制。在中观层次，制度互补性表现为两个制度结合产生的结果优于这两种制度运行效益的简单相加，一种制度的出现增进了另一种制度的绩效。^①在宏观层次，制度互补性催生了制度同构性，市场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各制度之间相互协调的共同原则，据此形成了可转换资产（switchable assets）在市场中不受限制流动的系统效应，推动了系统效率的提高。^①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尔和索斯凯斯的理论中，制度之间只有单向度的自我加强，故而有不易转型的潜台词。制度互补性模型被认为是有功能主义静态化和决定论倾向的^②，模型专注于路径依赖效应而忽视了经济变革动力的重要性^③，也忽视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多样性和内生性变革因素。^④换言之，制度互补性理论通过制度之间功能互补描述了一种自我增强序列，故而能够解释资本主义体系为何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良性循环和路径依赖；但与此同时，功能主义路径难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表现出的稳定性与间断性相交替的特征。

历史上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发生过数次变迁，以重大经济危机为转折点，不同时段的经济秩序呈现出迥异的时代特征。百年以来的美国，从大萧条前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大萧条后的凯恩斯主义，再经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进入新自由主义。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正因一系列困境再度面临制度变革压力，突出表现为反建制派力量对新自由主义路径的挑战。

从历史视角出发，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只与新自由主义时段的经济秩序相契合，而霍尔和索斯凯斯的制度互补性理论也缺乏解释历史时段间差异的理论空间。如果资本主义模式内部制度之间相互锁定于同一个路径，为何会出现不同时段之间制度模式的转换？如何解释时段与时段之间基本逻辑的差异？危机和变革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提示研究者，制度互补性理论需要进行一种动态化改造，在保障其系统性和功能性解释优势的同时，说明一个具备制度互补性的系统为何会变革。有了这种理论推演上的突破，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理解今天美国资本主义为何再次走到转型的十字路口。

本研究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阐述制度体系的可变性。制度互补性体系富于惯性，这种惯性由制度等级性维系并服务于特定的制度坐标，制度坐标发生变化时，会导致制度体系的突变。从变革进程上看，制度互补性体系的变革以“断点均衡”为突出特征，两个稳定时期之间存在一个承载坐标转换任务的变革时期。第三部分围绕生产变革、寻租互补性和功能失灵三个维度，着重介绍诱发变革出现的动力机制。第四部分是变革时期新制度互补性的供给问题，以制度倡议者概念为核心论述了变革施动者的特征以及重新建立制度互补性的条件。第五、六部分是历史案例，论述了凯恩斯主义时段和新自由主义时段两个历史时期制度互补性的塑造历程，凯恩斯主义时段构成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否定案例，模型仅与新自由主义时段相契合。第七部分论述了为何今天的美国处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变革时期，改革开放后中国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美国有可能会成为历史。第八部分是结论，简要归纳了制度互补性时段变革理论的逻辑，强调变革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研究应该将重点转向与下一时段制度坐标相关的政治竞争。

理解变革的一个有益突破口是用历史制度主义补充功能主义的不足，认识到制度互补性并不仅是某种功能均衡方程，而是与历史情境相关的。霍尔和索斯凯斯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认为制度的重要来源是政治经济体中相互熟知的参与者在实践中积累的共同理解和共同文化。^①因此，制度互补性并非设计出来的先验公式，而是历史实践过程的结果。与制度互补性相关的共同理解和共同文化存在可能依照历史经验被修正或者被重塑。霍尔和索斯凯斯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概括仅基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经验，且理论建构过程中功能主义成了理论逻辑的内核，历史实践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探索。

乌威·贝克尔（Uwe Becker）为认识历史进程中制度互补性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念，即资本主义制度互补性存在多重坐标（reference frames of capitalist varieties）。贝克尔强调制度的功能是为实现人的社会目标服务的，一个制度体系中各领域制度所共同服务的核心的社会目标构成了制度互补性建立的坐标，制度体系的功能性和系统性都朝向制度坐标指引的方向进行建设。^②在资本主义体系运行历史中，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依据自身偏好构建出了多种多样的坐标，例如“自由放任”“就业保护”“机会平等”“结果平等”“经济增长”“全球竞争力”，等等。这些视角不同的坐标之间经常隐含着冲突，确立制度、建立坐标的进程因此充满了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竞争，关键节点上政治竞争的优胜者能够将自身偏好塑造成此后一个时段各类制度功能的最终服务标的，成为此后的一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建立坐标。美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不同时段间的差异与政治竞争导致的制度坐标变化息息相关，新政联盟通过凯恩斯主义为美国树立了“有效需求”“就业保护”和“宏观经济稳定”等坐标，里根集团则依据新自由主义将美国的坐标改换为“全球竞争力”“经济增长”和“自由放任”等元素，这些坐标都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历史时段的制度互补性模式。

资本主义互补性坐标概念同时表明制度间的互补不只是功能匹配，还存在重要性的差别。制度互补性受到一个中心的约束，最能够体现坐标价值的制度往往处于这个坐标时段制度互补性的核心。法国调节学派（Régulation Theory）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概念———制度等级性（institutional hierarchy），即在同一制度组合框架中一些制度强大到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制度之上。在特定历史时段的制度组合中，某一个制度居于主导地位，而另一些制度处于从属地位，居于从属地位的制度需要主导制度的支撑，低等级制度对高等级制度的变革敏感，而高等级制度受到低等级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大。^①

制度等级性概念的提出理清了制度互补性理论动态化过程中的关键难题：制度互补性到底是约束变革还是传导变革？换言之，如果制度体系中各个制度是功能互补的，那么其中一个制度领域出现了变化，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②

制度等级性概念意味着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坐标的情况下，一个制度架构中的变革处于高等级制度“锚定”的范围之内。在一个稳定时段，处于制度互补性中最重要地位的制度基本稳定，另一些制度尝试与高等级制度匹配。建立制度组合的进程表现为一种探索制度之间配置优化（institutional supermodularity）的共同演化，功能最优的制度互补性系统是“锚定”效应下一系列创新和调整的事后成果。^③

制度坐标转换引起的制度互补体系变化则更契合历史制度主义的“断点均衡论”，即路径依赖的长期稳定被间断性的制度变迁打乱。^④换言之，两个稳定时期之间存在一个变革时期，承载路径依赖转换任务。资本主义时段与时段之间的模式转换以制度坐标和高等级制度更替为关键标志，依据新坐标建立的制度互补性则会起到传导变革的作用。由于制度互补性存在惯性与惰性，历史上资本主义坐标转换通常源于重大经济社会危机和改革。例如，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由古典自由主义坐标转向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迅速影响各个重要经济制度；滞胀危机引发的长期政治博弈以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坐标收尾，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中以市场为核心坐标的制度互补性才迅速勃兴。

制度坐标变革时期是两种路径依赖之间转换的历史关键节点，在这一节点，未来制度会走上哪一条发展路径，政治行为体及其选择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且树立的新路径会在此后稳定持续一段时间。^①如果说稳定时期制度建设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维持路径依赖，所要解决的矛盾是威廉姆森式不确定性，采用的主要手段一般是通过公共权威提供公共物品、减少信息不对称、惩戒机会主义行为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引导制度的参与者合作；那么，在变革时期，人们所面对的任务则是重塑路径依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奈特式不确定性，当旧时代资本主义坐标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都受到广泛的质疑时，政治经济体面临的是一种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因为参与者对未来做出不同判断而带来的不确定性。^②奈特式不确定性生动地描述了一种独特历史情境：当参与者面临面对未来的不可知性时，不同人群有不同想法的状态。这种偏好差异导致了资本主义变革时期充满了政治竞争，偏好不同的社会团体都有动力争取自身偏好成为下一个时段制度互补体系建立的坐标。

综上所述，有制度互补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依然存在动态可变性，制度互补性体系会因为制度坐标的变迁而重塑，围绕新的制度坐标建立新的有等级性的制度互补组合。这种重大变革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断点均衡”，两个稳定时段间会有一个历史关键节点进行路径转换，在这一节点上，重大危机打破了制度互补性所塑造的惯性，开启了变革时期。变革时期的政治竞争是决定下一个时段制度互补性的关键，新稳定时段与旧稳定时段的关键差异是制度坐标和制度等级的不同。

从“断点均衡论”视角出发，生产方式发展、寻租互补性和路径失灵是三个最应被重视的动力机制，这三种动力机制都有潜力造成既有制度互补性体系的重大危机，以至于必须转换制度坐标才能解决问题，从而打破制度互补性的惯性。

制度互补性变化的首要动力来自物质生产方式及其驱动的社会力量分化的影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各项制度是嵌入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运行的，其服务对象是物质生产方式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特定时期物质生产方式总是与相匹配的制度模式共同塑造历史。^①伴随美国大工厂生产时代的到来，福特制劳资谈判制度兴起实现了经理人和工会的妥协；而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生产方式进一步走向高科技化和内聚化时，硅谷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制度和人才自由流动制度应运而兴。

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力量变迁是一种结构性的因素，而制度中介是一种进程性力量，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进程性力量在结构性力量所限定的可能性内发挥作用，因此结构性因素是检验制度变革时应该优先考虑的非制度效应。^①同时，结构对制度的限定并非完全是决定性的，结构性力量框架下存在多样的制度选择空间，通过不同制度中介的作用，与人类社会生活所需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社会关系得到多样化的动员和引导，制度的特性同样是历史复杂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②

制度互补性描述了一系列约束、引导和塑造社会力量行为的制度间的联合，在理想状态下，制度组合将产生有利于支持物质再生产的动态稳定，但实践之中二者关系也存在走向紧张并引发危机的可能性。^③生产方式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颠覆性技术进步会导致制度模式的兴衰。例如，以硅谷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伴随着美国“锈带”的衰落，与大工业生产相匹配的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也相应地走向尽头。当某一制度坐标系下形成的制度组合模式无力解决物质再积累所需要克服的一些难题时，危机便爆发了。

制度互补性下制度体系变革的第二重动力来自制度体系的分配性影响，制度互补性是价值分配的有力推手，而不平衡的分配效应也成为制度互补性体系危机的来源。彼得·霍尔在回应对制度互补性理论静态性的批评时呼吁重视分配效应与政治冲突的作用，认为想要理解制度的创立与变革，就要在考量制度的总体福利绩效的同时，考虑分配到每个经济体系参与者身上具体福利的问题。为此，霍尔提出了寻租互补性概念。

寻租互补性描述了一种制度互补性中优先为少数特定群体谋利的效应，制度互补性可能在提高了资本主义体系总体表现的同时也成为特定群体寻租的工具。^①寻租互补性概念将制度互补性的研究视域由纯粹的功能主义引向了现实中的政治竞争，通过对分配性问题的考察，理解制度互补性内生性的变革动力。在某个特定绩效坐标下建立的互补性，其福利效应并非平均分配给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参与者，制度互补性的绩效在一些社会团体眼中是有效的，在另一些社会团体眼中则可能是失灵的。因此，制度互补性能否平衡经济体系中各方的利益成为观察制度互补性是否能够保持稳定的关键，稳定时期的制度互补性代表了主导集团的偏好和意志，同时要能够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达成支持这种制度互补性的协作。

寻租互补性产生的不平衡存在一个累积效应，在制度互补性建立初期，这种累积效应尚不明显，总体绩效效应产生的发展红利能够很好地维持制度互补性体系中的协作。但是，伴随着实践中不平衡的逐渐累积，社会团体间就分配问题达成的政治协作走向破裂，最终导致政治纷争。这种情况下，存在竞争关系的社会团体会就建立新的制度互补性展开政治博弈，哪个团体更强大，变革就更可能向这个团体偏好的方向发展。

制度互补性变化的第三重动力来自制度的功能失调，制度的创设者和制度中的参与者都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体，这导致了制度设计的不完美，进而影响制度的存续。^②制度组合的起点通常是依照一定的理念有目的地解决特定历史节点上的问题，故而制度坐标一般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现象提出的药方。这决定了制度坐标和制度互补性所塑造的路径有其适用范围，每种制度坐标都会有其擅长解决的问题，能够为一个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稳定和动力，但也很可能难以解决另一些问题。制度互补性将政治经济体的发展锁定在一定的路径之中，在发挥了制度合力的同时也存在增大制度坐标局限性的可能。伴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既有制度互补性体系逻辑与功能的局限可能会被触及，由此产生制度互补性的变革动力。

制度互补性规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框架的“常务惯例”（routine），而“常务惯例”的维持基于两个维度上处理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是“常务惯例”持续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既有认知之外的新趋势和新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常务惯例”管理潜在冲突的能力，重点在于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必要的平衡。^①因此，制度互补性需要在历史中进行适应性的演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试错与试验的过程。每一个坐标都为制度互补性预设了一套因果逻辑，但这一逻辑在实践中要面临历史复杂性的挑战，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未来发生事务的远见总是有限的，故而不能够全面预见和把控他们所设计的制度的功效，当一些关键性的历史条件随时间发展而发生变化时，制度互补性逻辑基础的持续性就会受到挑战。

“过去的成功导致未来的失败”在经济史中并不罕见，人们很容易将过去的成功经验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但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路径中也潜藏着衰落机制。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严守“柯立芝繁荣”时期的自由放任理念，延误了大萧条的治理，美国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久拖不决与凯恩斯主义难以限制通胀的缺陷息息相关，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原则下不受限制的金融创新最终发展成次级贷款危机。事实上，制度的再生产与制度变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同制度模式在兴起进程中往往同时孕育着不同的衰落模式。

制度互补性的重塑是一个由乱到治的演化过程，新制度坐标和制度互补性的供给是变革时期的核心历史任务。伴随上一时段积累的一系列矛盾爆发，旧时代的稳定力量失效，制度系统的开放性增强，人们开始积极探索制度互补性的替代选择。稳定时期通过制度互补性维系了一种明确的路径依赖，参与者主要在既定的制度环境的限制中行动；而在变革时期，参与者对制度环境的改造和重塑变成了重点，参与者的创造性、偏好和相互竞争开始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变革时期制度路径转换由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竞争决定，而参与政治竞争的最重要的一类微观行为体是那些探索改变自身所处制度环境的制度创新施动者，柯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将这些制度创新施动者称为制度倡议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制度倡议者是在制度领域进行破坏性创造的创业者，他们不断探索现有制度模式的替代方案，并为制度变革积累势能。^①制度倡议者的突出特征是：善于反思制度的现状，能够挑战现有的规则和实践，并努力推动他们拥护的替代规则和实践进一步制度化。^②

理解制度倡议者概念的关键是超越霍尔和索斯凯斯理论中的单向度的制度决定论，理解制度中的参与者潜在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制度虽然构成了一套激励和约束参与者行为的规则中介，但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并非如博弈论模型所规定的那样仅仅是在明确的规则中谋求最大化自身收益的理性人，参与者有能力对制度环境进行思考和反思，进而创造性地探索自身所处的制度的替代方案。从这一视角出发，意欲探索制度互补性变革的研究者需要认识到参与者不仅是历史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和问题解决路径的被动接受者，也同样是新价值和新路径的探索者。

从制度环境与参与者关系角度看，制度倡议者是稳定时期制度互补性体系下的一种休眠资源，是为变革和危机留备的替代选择，柯林·克劳奇将这种现象称为制度体系的“冗余性”（redundancy）。^① “冗余性”意味着制度互补性体系会容纳一部分异质性因素，这些异质性因素在制度互补性运行良好的时段看起来是无用的和多余的，但作为路径依赖失效时的替代性资源，在需要对原有路径进行修正的时候，这种休眠资源可以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替代选择，防止制度体系陷于无效的路径依赖中无法转换。制度倡议者群体尽管相对于顺应制度互补性的参与者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但对于制度互补性的变革却是至关重要的。

制度倡议者的变革策略也会呈现出差异性，根据制度互补性和制度倡议者变革策略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将制度倡议者分为两类，即渐进型制度倡议者和激进型制度倡议者。渐进型制度倡议者探索如何在既有制度坐标下优化制度组合配置，其行为在既有制度等级性“锚定”效用的约束之下，是在不破坏制度互补性坐标的基础上提高制度组合的效率和效用。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则更多对制度体系进行革命性反思，谋求与制度互补性根本坐标变化相关的制度变革。在制度互补性的时段变革理论中，激进型制度倡议者是最为关键的微观行为体，是制度坐标转换时期的关键变革施动者。

激进型制度倡议者的改革主张与既有制度互补性不兼容，其制度改革主张即使在既有制度互补体系中得到部分实践，由于与制度体系的其他制度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匹配，其所塑造的“混合性”组合效率会低于同一坐标下更为“纯粹性”的制度互补性。^①因此，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在稳定时期往往难以成功推行自身的制度创新主张。与此同时，激进型制度倡议者通常要承担更高的探索成本，如逃避既有制度互补性惩罚、积累变革所需资源和投入试错成本等。但是，当前文所述三重动力机制积累并形成重大危机，制度体系的未来方向因而充满奈特式不确定性时，激进型制度倡议者有机会从边缘参与者转化为关键参与者，在变革时期的环境中提出新的制度互补性坐标。例如，在凯恩斯主义时期，朝圣山学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即使尼克松表示支持弗里德曼经济学，但由于弗里德曼的主张与制度互补性不兼容，也难以将其政策主张顺利融入实践，故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尼克松引用了弗里德曼颇具深意的文章题目———“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当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持续发酵而凯恩斯主义无力治理时，正是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替代选择，在政治竞争中胜出，并据此建立了新自由主义坐标下的制度互补性，成为新的时代主流。

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出现的替代性制度坐标会是多方向的，代表了不同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对于危机和后危机时代治理框架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互相竞争的政治意见，并与相应的社会团体建立联系，形成集体行动，推动制度坐标革新并建立新的制度互补性体系。重新确立下一时段制度互补性均衡取决于制度倡议者的破坏性创造行为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竞争与妥协的进程，特别是对重塑共同价值、制度化妥协和经济动力三大历史任务的解决情况。

制度倡议者的首要任务是为下一时段的制度互补性提供新的坐标，重塑下一个发展阶段制度互补性所依托的共同价值和逻辑基础，这一进程中充满了不同经济理念之间的竞争。社会科学家不只是观察社会事实并作出解释，其创造的理论也可能重塑社会的未来发展，因为知识和理念暗示了预期，塑造了参与者对集体互动成果的期望，也塑造了对于变革方向的期望。^①在经济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互补性的坐标相对清晰，各种制度遵循这一时段的主流理论而有大致一致的逻辑基础。进入变革时期，依据主流理论建立的制度互补性失效，各种替代性经济理论开始走出象牙塔并试图影响经济史进程。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的研究揭示了理念因素对于经济危机时期的制度重塑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理念首要的作用是提供解释框架，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对既有经济和政策的批评，并为制度的变迁提供科学而规范的蓝图，借此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围绕一定的经济理念可以开启一个重塑社会集团联盟、明确政治斗争策略、规划未来蓝图和重新建立稳定制度的历史进程。^②凯恩斯主义在治理大萧条的过程中帮助美国人跳出市场自律的神话，与此同时，朝圣山学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在凯恩斯主义阴影下被政坛边缘化了三十余年，但他们最终在滞胀危机的治理进程中重夺主流地位，成为里根改革后美国资本主义运行的共同价值基础。

制度倡议者的另一个关键任务是在社会力量之间形成新的制度化协作，为新制度互补性的建立提供政治保障。在制度重塑阶段，制度的首要作用并不是功能和效率的提升，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协作减少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建立共同遵守的规则。变革时期行为体偏好的异质性会导致冲突，故而制度变迁与重塑是一个充满政治斗争的进程。与此同时，重塑制度化协作的进程通常是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展开的，行为体采用特定的策略不是因为他们完全满意它，而是因为它代表了特定情况下的最佳解决方案。制度互补性是协作的表现，是社会政治集团间稳定协作形成的结果。^③制度是作为行为体战略互动的结果出现，一旦就制度模式达成一致，这些制度就应该在一个时段内切实地约束行为体的行为，为下一时段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正如新政联盟和里根改革集团在政治上的胜利成了美国两次关键制度坐标转换的政治基础。

制度倡议者任务的第三个维度是其所创设的制度是否能有效地提供经济发展动力。衡量这种功能性的首要标准是新的制度能否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塑造能够解放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历史发展中并不存在实现某种功能目标的单一最优路径，不同的制度组合可能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结果，换言之，制度组合的等功能性（equi-functionality）现象值得予以重视。^①等功能性概念意味着既有的制度组合或制度组合中的一部分存在替代选择，由于不同的元素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因此，达成某种目的可能有多种途径。例如，同样是组织生产工业制成品，美国通过优化产品标准化流水线的方式雇用低技能工人生产，而德国和日本则通过严密的企业内部职工培训体系训练高技能工人完成这一目标。历史结果是在众多的可能路径中进行试错与优化，选择出与生产力发展、社会共同价值和社会集团间妥协最为匹配的制度完成功能性目标。

综上所述，变革时期是新制度互补性坐标的探索时期，而变革的关键施动者是拥有创造力、能够提供替代选择的制度倡议者。在制度变革进程中，制度倡议者可以对应建构新理念的社会科学家、组织新政治协作集团的政治家、提供新经济动力的社会经济团体等具体的身份，他们通常在旧制度互补性稳定时期便已经展开了对替代制度坐标的思考和探索，但受限于制度互补性的惯性只能作为稳定时期一种相对边缘化的社会储备力量存在，直到变革时期到来，制度倡议者才有机会尝试将自身的偏好树立为下一时段的制度坐标。变革时期的制度倡议者之间存在激烈的政治竞争，新制度互补性的建立需要完成树立共同价值、达成制度化协作和提供经济发展新动力三重历史任务。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已基本完成，危机与矛盾也尾随而至。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专业科学技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显现威力，促成了电气革命和内燃机动力革命，流水线工业、石油工业和铁路网络兴起，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重塑，新时代的矛盾与危机也悄然而生。

在科技发展进步中，资本家优先占据了先进生产力的所有权，并进一步在经济系统的供给端建立了垄断式的工业组织结构。美国托拉斯组织使用信托方式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依据垄断利润最大化原则制定垄断价格，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利润平衡法则在这种冲击下式微，垄断资本家不再是市场价格信号的被动接受者。在产业关系的另一面，科学技术进步加大了机器在生产进程中的重要性，弱化了劳动者的地位。在电气革命和内燃机时代，工厂是以机器为本的，能够快速上岗适应新流程的中低级技能工人成为产业劳动者的主流，伴随而来的是劳工议价能力下降。生产进步和分配失衡共同塑造了20世纪初美国经济体系的关键矛盾：生产能力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①

面对垄断资本主义崛起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依据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坐标予以了治理和调控，依据市场竞争和契约自由原则拆分了托拉斯组织。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宣布禁止卡特尔行为和垄断，赋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反托拉斯案件的司法管辖权。1901年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后，联邦政府先后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40余个垄断托拉斯组织。^②此后，民主党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推动了1914年《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的出台，规定可以预见会损害竞争的并购行为违法，并反对使用价格歧视进行恶性竞争。同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成为专职负责保障美国国家市场中竞争性和消费者权益的专业政府机构。

在古典自由放任坐标的指引下，美国反垄断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努力是坐标内渐进型制度倡议者的一种制度调试，并没有解决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古典自由放任主义打压垄断组织的出发点是维护自由竞争，但对于自由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市场失灵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谢尔曼法案》颁布后，美国工会组织经常被贴上“劳动力托拉斯”的标签受到法律上的惩处，尽管这一现象到1914年《克莱顿法案》宣布工人运动不受反垄断法管辖后得到缓解，但直至1935年《瓦格纳法案》通过，美国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才正式取得法律上的合法性。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坐标下普通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利无法落实，造成了社会保护的缺失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

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意识到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政府出于战争需要实施了管制经济政策，尽管政策能有效地动员资源并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但其中的大政府倾向被认为违背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传统。^① 1920年共和党人沃伦·哈定以“回归常态”（return to normalcy）为竞选口号成功入主白宫，此后，整个20年代共和党政府都严格地执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坚持小政府和财政平衡原则，相信市场无形的手对于实现繁荣和发展的作用。由于缺乏公共权威对于市场的调控，“咆哮的二十年代”美国繁荣的表象之下是金融投机风潮的壮大。最终，以1929年10月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为标志，自由放任时期所积累的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危机治理和社会保护问题空前严重，迫使美国走出小政府传统，转向更为强力的公共权威干预。

大萧条宣告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进入调整变革时期，变革的主要特征是：以民主党新政联盟为代表的制度倡议者集团推动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就业和社会保护成为与市场竞争并行的制度建立坐标，制度互补性中的等级关系围绕社会保护坐标重塑，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和福特主义劳资谈判制度成为制度等级性的核心。20世纪30—70年代的美国，国家干预和市场两种要素配置方式共存，呈现出国家干预型资本主义的特征。

大萧条迫使美国人反思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自律性神话，一时之间，美国政坛上的经济理念之争变得非常激烈。^①在1933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新政集团以更富于制度倡议者精神的面貌重塑了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小罗斯福以“救济、复兴、改革”为口号赢得竞选后，美国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而新政联盟注重经济平等和劳工保护的偏好成了此后近半个世纪美国资本主义有基础性意义的制度坐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为改革提供了政治协作基础；而第二任期内拥抱凯恩斯主义，则为美国资本主义模式转型提供了更明确的蓝图。

1936年，英国学者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经典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论述了自由放任政策的缺陷并提供了替代选择，为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更富学理性的逻辑基础。凯恩斯的经济社会哲学以有效需求理论为逻辑起点，以充分就业为核心目标，提倡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角度思考宏观经济问题，并特别强调使用财政手段干预总需求对保障就业与民生的重要意义，这一系列主张对新政联盟都具有突出的政治价值。尽管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理论在治理大萧条中发挥的作用争论不断，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凯恩斯主义无疑开创了一个迥异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新时段。

凯恩斯的理论发表后很快在美国经济官僚中产生影响，以劳克林·柯里为代表的主张使用“泵水政策”（pump priming）注资救市的经济学家和时任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都对凯恩斯所论述的理念表示支持。在反思1937年经济衰退与1936年财政平衡政策的关系的讨论中，凯恩斯主义被引入美国政治舞台，因其理论系统地论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意义而成为民主党知识分子最有力的理论武器。^①1938年6月—1941年4月，美国国会成立“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The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TNEC）负责讨论经济权力集中化与反垄断问题，总体而言，委员会的讨论巩固了扩大财政支出政策的合法性。^②此后，伴随1946年《劳动法》在美国国会通过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美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实践正式走向成熟，其特征包括：（1）政府干预的目标是在承认自由企业制度基础地位前提下保障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2）对经济的干预应该基于经济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预测，原则上在高就业时期应该有一定财政盈余；（3）货币政策成为财政政策的重要补充。^③这些政策操作原则是新政集团凯恩斯主义和共和党保守派达成的妥协，树立了二战后20年间美国经济官僚机构以凯恩斯主义为底色的行政倾向。

在企业层次，福特主义成为凯恩斯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共同进步的微观基石，在促进大工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催生了人数庞大的工人中产阶级，形成了以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良性循环为特征的发展动力。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哲学强调就业和合理分配，而福特主义的核心正是经理人和工会的妥协。经理人掌控了规模工业的生产流程，规定工人在设计好的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由此提高了大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人通过工会集体谈判在利润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份额，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度的严格执行，提高了工人阶层的购买力，并保障了工人享受生活的业余时间。这塑造了大工业生产与大众消费的良性循环关系，二战后20年美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动力即来自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的互补平衡。^①

至此，凯恩斯主义为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提供了新的坐标；新政联盟与共和党保守力量之间的协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得益彰的福特主义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美国资本主义完成了重大危机后的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型过程，形成了以政府干预为突出特征但自由主义传统仍有延续的“混合性”制度互补性体系。

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强调市场自律性的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主义时期的美国表现出更强的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的特征，出于对大萧条灾难性后果的反思，政府“有形的手”对全要素流动进行积极调节，要素自由流动问题让位于社会保护问题。社会保护坐标塑造了这一时期制度互补性中的等级关系，在宏观层次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而在微观层次表现为福特主义劳资集体谈判制度，这两项制度构成了凯恩斯主义时代制度等级性的核心。与此相呼应，这一时段美国的金融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都受到福利国家制度和福特主义劳资谈判制度的约束，产生服务于这两项制度的互补性。

与此同时，市场自由主义传统仍在一些制度领域表现出很强的延续性。例如，美国的企业间关系以私营企业市场竞争和市场性并购为主流；反垄断法限制战略性金融信托，导致短期贷款成为金融融资的主流方式；工会的力量增强，但美国劳动力自由流动传统仍然强大；劳工很少学习专为某个企业服务的技能，教育和培训以培养有利于自由择业的市场通用型技能为主。

综上所述，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制度体系表现出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间的某种“混合性”，但总体而言，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下就业和社会保护是更为优先的制度坐标，政府干预被赋予积极意义，这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描绘的以市场为核心坐标且具备制度同构性的状态有巨大区别。因此，这一时段的历史可以构成霍尔和索斯凯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的否定案例（见表1）。

在大萧条的惨痛记忆之上，凯恩斯主义坐标引领着美国社会维系着有效需求共识，政府干预被用于抵消经济周期伤害、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资本主义不得不面临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即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共存为主要特点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应对滞胀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美国资本主义再次进入变革时期，探索替代性的发展模式。

滞胀危机以林登·约翰逊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动荡肇始，1966年资本紧缩危机后美国经济动荡频发，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自此只能产生短期效应，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解决经济问题的信心无法继续维系。两年后的1968年总统选举中新政联盟走向解体，宣告凯恩斯主义自下而上支持力量的崩溃，但新政联盟解体也同时减少了替代性经济治理方案走向政治舞台中心的阻力，新自由主义阵营激进型制度企业家集团的政治机遇到来了。

变革的第一重动力是生产力发展问题，如何重塑美国的生产力以应对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对美国企业市场份额的冲击。二战后，具有成熟的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和平环境下快速复苏，被解除武装的两国不需要在黄油与大炮之间进行权衡，投入全力发展经济并迅速成为美国的竞争者。美国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擅长组织大规模人力生产标准化的工业产品，而德国和日本的长期雇佣模式则更加便于熟练工人的培养，进而通过技术工人的纯熟技艺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20世纪70年代，以沃尔玛为代表的美国销售商转变了采购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物美价廉的供应商，德国和日本产品因品质优良具备打入美国市场的竞争力。^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也给予了德国和日本国际贸易上的便利，二者可以使自身的货币被低估，进而促进出口，而美国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面临着国际收支平衡的巨大压力。总而言之，伴随德国和日本企业的兴起，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被压低了。

美国企业利润下降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福特主义的良性循环被打破，企业所有者和工会之间分歧日渐扩大，工人中产阶级薪资引导增长的社会共识逐渐崩溃。美国的工会组织和雇主关系的核心是共同分配利润，劳资关系并没有形成北欧和德国式劳资关系中有利于共渡难关的战略性权力平衡，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劳资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工会组织更迫切地希望增加劳工福利来缓解劳工的生活压力，这就需要资本家阶层让渡更多的利润；而谈判桌的另一面，企业主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与工会谈判日益变成不可接受的包袱，这也就塑造了企业家阶层跳脱出凯恩斯主义就业保护原则的愿望。美国社会力量之间的制度化协作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为企业家阶层希望摆脱与工会集体谈判的包袱，全力重塑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美国经济调节坐标由有效需求导向到创新与竞争力导向的变革由此开始。

宏观经济方面，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陷入了路径失灵的困境，高通货膨胀压力下美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逐步走向恶性循环。凯恩斯主义具有天然的通货膨胀特征，由于强调政府在经济低迷期应该扩张财政，这一路径倾向于人为地增加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如果商品数量增长没有与流动性增长相匹配则造成通货膨胀。当这种通货膨胀压力过高时，凯恩斯主义政府很难通过减税进行治理，因为这意味着削减公共支出和增加失业率。^①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对1966年信用紧缩危机后的美国经济进行的深刻总结：“1966年的事件有四个特点：（1）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了金融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进行干预；（2）经济衰退；（3）联邦赤字大幅增加；（4）经济复苏后通货膨胀的加速为下一次的动荡奠定了基础。同样的四个元素在1969—1970年、1974—1975年、1980和1981年的动荡中都可以被发现。”^②引领美国经济稳健发展20余年的市场干预主义开始出现功能上的紊乱，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短期仍然能够纠正经济宏观形势，但是经济动荡之间的间歇期变短了。通货膨胀持续积累，最终发展成20世纪70年代困扰整个美国的顽疾。

滞胀危机下新自由主义制度倡议者引领了美国发展模式转型，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就业与社会保护坐标退场，而小政府和市场自由放任坐标走向了舞台的中心。坐标转换导致制度互补性中的等级关系变化，福利国家制度和劳资谈判制度让位于市场自由竞争制度，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制度逐步演化成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等级序列的核心。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供给主义理论和货币主义学说在宏观上论证了干预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而熊彼特创新学说从微观动力机制解释了解放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共同指引美国走出政府干预和福特主义，迈向市场竞争与知识经济，并最终走向金融化。

供给学派批评凯恩斯主义旨在维护有效需求的干预性再分配政策，认为过高的税负阻碍了生产者扩大生产，与此同时，税收负担最终转嫁到价格上，让消费者承担了本不应有的通货膨胀。供给主义者依据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说，强调需求并不会自然地派生出供给，而供给反而能够产生需求，如果希望走出滞胀危机的困境，应当将主要精力用于塑造有利于供给侧繁荣的宏观环境。^①为达到这一目的，供给主义最为重要的政策建议是减税，减税政策被认为能够释放生产者的活力，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通货膨胀，伴随经济增长而扩大的税基还能够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困境。^②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主张在美国共和党的支持下逐步走向了权力核心，1977年2月共和党议员约翰·鲁斯洛在众议院提出对美国公民进行无差别减税的政治动议，同年7月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和威廉·罗斯提出《肯普—罗斯减税法案》的倡议，提议三年内减少25％的个人所得税，这是第一次以供应学派经济理论为依据提出法案。此后，1978年年末，美国国会进一步推出了《纳恩修正案》，减税的同时限制政府开支。1980年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于1981年7月正式推动通过《肯普—罗斯减税法案》，这成为供给主义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减税政策也由此成为里根经济学广为人知的特征。

货币主义学说的兴起则是在货币金融领域敦促政府将主导权归还市场。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发表了经典论文《货币政策的作用》，认为凯恩斯主义使用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学说存在严重缺陷，尽管人们会在短期将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误读为市场价格信号，进而选择扩大生产，但这种误读下产生的生产和就业都是不可持续的。货币主义理论进一步主张货币政策能够做的是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防止因“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为此，货币政策应该是钉住物价的“单一法则”，通过控制货币存量的稳定来塑造稳定的商业预期，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反周期调控。^① 1979年8月，由总统吉米·卡特提名的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开始了美国货币政策收缩的历史进程。沃尔克收缩货币政策在限制通货膨胀方面表现得非常成功，虽然他上任后通货膨胀指数在1980年3月短暂地达到14.8％的高点，但此后逐步下降，1983年6月开始连续5个月保持在3％以下的低点，为解决持续整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找到了出路。^②

微观层面，熊彼特理论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正名，引导美国经济超越福特主义，进一步走向创新经济。熊彼特创新理论提供了一套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论，使人们可以跳脱出大生产与大众消费相匹配的经济发展观。熊彼特从经济的内生动态发展角度诠释资本主义发展，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并不是在循环流转中达到均衡，而是伴随着企业家的创新不断地走向进步。创新行为的关键就是实现一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方式，如创造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式、开拓新市场、占有新的原料供应来源、建立新型的经济组织方式。^③企业家是一项新事业的发起人，需要突破常规、战胜困难和建立领导力，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实现新组合最为关键的途径仍是掌握资本。^①引领创新的企业家和为创新企业融资的资本家的地位得到了理论上的崇高地位，企业的组织方式于是顺理成章地摆脱了与工会的纠缠，走向企业家引领。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美国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高新科技产业集群兴起，通过企业家精神和风险投资迅速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升级，重新获得了世界领先地位。

滞胀危机以来，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由注重有效需求转向注重市场竞争，美国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分化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与产业政策去国家化相伴的是工会运动衰落，企业家和金融家成为引领美国重获竞争力的核心力量。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市场竞争，差异化的分配被认为有利于刺激个人竞争，进而增进经济活力，利润分配方式因此从福特主义的利益相关方原则转向股东价值原则，允许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的企业家“赢者通吃”。而美国工会运动本身受到自由择业传统牵制导致不团结，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科技和服务业兴起造成的结构性变革中，与大规模制造业相伴生的福特主义失去了社会根基，使工会力量进一步受挫。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凯恩斯就业保护原则下兴起的现代工会集体谈判制度进入衰落轨道，1981年8月6日的帕特森罢工事件中，里根总统宣布解雇1.2万名参与罢工的航空业工人，联邦法院和美国交通运输部也同时对罢工持坚决的否定和抵制态度，这标志着二战后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被束之高阁，劳工在企业决策和福利分配中的话语权进入低谷。

在政治哲学上，这些制度倡议者都倾向于认为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优机制，由此要求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和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使他们可以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政治哲学的整合下走向合流，汇聚成一个政治阵营。这一阵营提供的方案有利于减少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解放企业家阶层的活力，因此得到了资本家阶层的支持，财富资源有组织地参与政治过程，形成了政治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改革后，美国资本主义形成了围绕市场竞争发展经济的新共识，企业家阶层从政府干预和劳资集体谈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模式转型中受益最大的社会团体。美国资本主义超越了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支撑的发展模式，转而以知识经济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

至此，重塑共同价值、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激发经济动力三大任务全部完成，新的制度互补性体系也相应地建立。霍尔和索斯凯斯所描述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型主要与这一时段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相对应，市场是美国各制度之间相互协调的共同原则，据此形成了具备突出的制度同构性特征的制度互补模式（见表2）。

与历史上曾经占据主流的资本主义坐标一样，新自由主义坐标提供的动力仍然是时段性的。经济金融化使得美国在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中受到重创，此后，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进入了反思与改革的周期。建制派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治理危机进程中走向了政党极化，突出表现为2010年议会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政府具有高福利高投入色彩的经济政策陷于府院之争难以推进。同时，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在危机后得到登上历史舞台的机遇，“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分别从左翼和右翼兴起，对美国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提出猛烈的批评。最终，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程中发生了关键性的选民重组，美国白人蓝领阶层打破长期以来的政治沉默，成为反建制派制度倡议者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在政坛崛起的主要社会力量依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了，阶级之间的分配性矛盾迫使美国经济治理框架重塑，进入了变革时期。

如果我们考量现有的制度是否能够服务于先进生产方式，需要承认，新自由主义坐标仍然为美国经济提供着持续的生命力。美国建立了以突破式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体系，通过高度发达的股市和风险投资为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融资，通过企业竞争进行市场化的试错，通过人才的市场化流动实现新技术的快速转移，通过市场化的公司关系灵活而高效地实现公司间并购和新公司的创立，以上几项制度的高度互补塑造了美国在高科技创新经济方面的优越制度环境。^①因此，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自由主义阻碍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断积累的分配不平等和无法限制经济金融化才是此次美国进入资本主义坐标变革时代的主要原因。

新自由主义坐标下的美国经济制度组合存在一种寻租互补性，突出表现为制度互补性中自由劳工制度造成的积累性分配不平等，伴随着美国经济发展方式走向自由化、全球化与金融化，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日益有利于金融业者、企业高管和高技术工人，而疏于对低技能蓝领工人的保障。

新自由主义坐标下的美国，普通劳动者不得不面对一个劳工市场去管制化的环境，接受灵活薪资激励机制和低成本的雇佣与解雇模式。同时，在美国从大工业生产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中，劳动者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掌握公司经营知识的高级经理人和懂得高新技术的高级劳动者通过持有企业股权成为既得利益者^①，低学历低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则因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技能而显得被动无助。伴随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全球化的东风向海外转移，二战后20年间制造业白人蓝领工人的中产阶级生活成了一段历史记忆。

由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干预性分配，一系列公共福利机制走向市场化和私营化，特别是健康保险商业化和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化，这进一步加剧了普通劳动者生活福利的不确定性。^②在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分配不平等持宽容和接纳态度，认为不平等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能之一，因此经济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难以成为政治讨论的核心议题。^③

凯恩斯主义时期劳工通过集体谈判获得更多的工资支持自身消费，而新自由主义时期消费的支撑变成了低门槛的消费信贷。美国家庭部门负债在这一时期不断上升，经济总需求依靠寅吃卯粮的消费贷款支撑。新自由主义坐标下，金融创新得到了自由发展的宽松环境，金融行业的去管制化鼓励了通过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行为降低信贷的准入门槛，一个不平等深刻发展和泡沫经济慢慢积累的互补性机制就此完全成型（见图2）。

在中短期看来，这是一个多赢的故事，金融业通过金融衍生品扩大了客户基数进而扩展了利润的来源渠道，而低信用等级的客户通过金融衍生品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购买力，满足了消费主义需求。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信用不足的潜在客户通过次级贷款得到了购买房地产的机会，而金融公司通过这项金融创新得到了新的利润来源。^①但是，这一过程伴有内生的不稳定性。

金融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当经济形势向好时，金融创新相应增多，这导致债务资金门槛下降而资产价格升高，投机资本会将履约希望寄托于新债务带来的资本溢价。与此同时，信用的层层担保使得金融产品与真正的价值标记物的关系日渐模糊，如何判定信用成为一个难题，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因此大增。^①当房地产的价格不能持续上升时，次级贷款所造成的泡沫随即破灭，新自由主义难以限制金融部门的缺陷酿成了恶果。

正如英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当代关于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实践，或许最难与新自由主义教条相匹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靠松绑来推动金融机构的扩散，但它们接下来常常会不惜代价地保障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偿还能力。这种努力部分是因为货币主义被当做国家政策的基础———货币的信誉和稳定性是这种政策的核心要素。”^②当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导致美国经济信心受到大幅冲击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援助，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扮演“最后贷款人”，结果是大型金融机构使用公共财政资源弥补了自身的决策损失，危机的始作俑者“大而不倒”而美国政府的债务飙升。与此相对应，家庭部门的债务人则没有得到相应的援助，大批债务人因为房贷和信用卡贷款无法偿付陷入困境。华尔街精英和社会底层的身份对立由此激化，“占领华尔街运动”于2011年9月兴起，反华尔街议题在选民群体中不断发酵，成为反建制派政治人物收获选票的关键切入点之一。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手段遏制结构化不平等的发展。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表明，美国资本市场的突出特征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参与资本分配的人理论上没有收入上限，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定价，在危机后资本积累中心化进一步加强。^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将视角转向美国政治体制，担忧不平等的加剧最终将导致美国失去中产阶级，危及美国民主政治的运行。福山认为，庞大的中产阶级是自由民主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由于美国不恰当的再分配政策、新技术革命发展、全球化以及美国左派牵制力量的缺失，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集团持续萎缩，为美国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提供了摇篮。^①

总而言之，伴随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美国的增长日益基于信用的扩张而非实际收入的增长，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击溃了新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共识，蓝领工人开始借助政治途径表达要求工业回归本土的诉求。^②市场自由放任和小政府原则已经难以调控美国经济的内部矛盾，市场造成的失衡需要政府公共权威介入，调整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形成新的市场和政府组合。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程中反建制派的兴起标志着激进型制度倡议者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改造进入快车道，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分别代表了美国政府与市场新组合模式的两种可能。桑德斯提供的坐标以“福利国家”坐标为核心，倡导充分发挥国家再分配能力，解决美国社会中广泛的机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虽然2016年竞选失利导致人们没有机会见证桑德斯政策蓝图的全貌，但桑德斯引导民主党集团进一步转向左派价值的趋势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这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替代性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特朗普则为美国资本主义提供了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新坐标，倡导通过振兴本土实体经济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造成的竞争力下降和蓝领工人失业的问题。成功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对要素流动的影响能力，对内实施减税和金融改革引导资本脱虚向实，对外通过限制产业转移和贸易战抵消资本的全球化逐利倾向，希望借此纠正富于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主义，将美国引向一种以本土产业为核心的制度互补性蓝图。

特朗普和桑德斯都在探索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替代性选择，都希望解决美国经济金融化和贫富差距造成的发展困境，都强调政府权力在干预市场方面应该有所作为，但二者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并不兼容。换言之，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互补性以何种原则为坐标的争论仍未达成共识，仍然在制度倡议者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塑造，社会阶层之间的斗争大于协作，下一时段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互补性的方向和性质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冷战后，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为标杆的“资本主义趋同论”和“资本主义单一最优路径论”一度十分流行，而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对这些论断持质疑态度。为此，他们创造了一种分析和比较政治经济体的新方法，以制度互补性界定制度组合，从横向比较维度观察制度组合体系的差异，成功证明了多样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多样的制度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从纵向历史比较视角出发，这一理论所描述的制度之间功能互补的图景没有为制度变革预留理论空间，不足以分析经济危机和经济转型问题。

本研究尝试从历史制度主义吸取思想营养，在承认制度功能性基础上强调制度来源于历史，弥补功能主义逻辑为制度互补性理论带来的静态化缺陷。首先，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多重坐标和制度等级性两个概念，为观察不同时段间异质性提供了切入点。其次，本研究论述了生产方式变化、寻租互补性和功能失灵三重变革动力机制，变革动力的积累将最终打破制度互补性的惯性，导致时段与时段之间的突变。再次，具备制度互补性的制度体系的转型呈现出一种“稳定—变革—稳定”的“断点均衡”模式，两个稳定时期之间存在一个承载路径依赖转换任务的变革时期。最后，制度变革时期是历史关键节点，能够创造性提供替代路径的制度倡议者是变革时期的关键参与者，制度倡议者之间的政治竞争推动完成共同价值重塑、社会团体间制度化协作和重塑经济动力三重历史任务，借此重塑下一时段的制度互补性。20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从古典自由放任坐标到凯恩斯主义坐标，又从凯恩斯主义坐标进入新自由主义坐标两次转型，目前正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处于新自由主义衰落后的变革时期，正在探索未来的新坐标。

本研究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明确了美国处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变革时期，继续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解美国已经有些不合时宜。新自由主义时段历经40余年，自里根改革以来不断积累的分配不平衡已经导致社会阶层之间政治协作的破裂，金融危机爆发后分配不平等问题正加速成为政治变革的动力。以桑德斯和特朗普为代表推出的非传统经济方案走向了美国政治竞争的核心舞台，标志着围绕美国资本主义坐标转换进行的政治竞争已经激化，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再次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在变革时代，关注美国资本主义的研究者需要认识到研究任务的变化，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美国下一个历史时段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坐标和逻辑引领发展并塑造新的制度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