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窗口期与体系性冲突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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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旻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liuminwei789@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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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旻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之后的二战和冷战在一定程度可被视为一战的延续。
事实上,尽管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所谓“大国无战争”年代,但能够被视为体系一“极”的大国之间却曾多次爆发过能够对体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冲突(下文简称“体系性冲突”)。体系性冲突的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从未彻底消失。国际关系理论始终致力于探索体系性冲突的成因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随着研究深入的需要,有必要将研究重点细化,探究体系性冲突爆发的具体时机
回顾既有对体系大国冲突时机进行解释的动态理论时,可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侧重宏观体系结构的变动,关注体系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这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理论及预防性战争理论最具代表性。另一类理论相对微观,强调危机对于冲突尤其是战争的触发作用。这类理论在解释主要大国间何时易于爆发大规模冲突时,偏好从特定事件或国家间互动的角度切入,认为大国互动中由于过往经历的一连串危机事件建构出对抗关系,因而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一、结构主义理论与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时机
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致力于总结出有关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爆发时机的一般性规律,其理论的解释范围希望尽可能多地涵盖所有国家间重大冲突,尤其是大国战争案例,在理论验证时也偏好利用相关数据库的大样本进行定量统计检验。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对于特定国际冲突进行精确解释的能力。与此同时,无论是权力转移理论还是预防性战争理论,都存在内在的逻辑缺陷。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随着实力增长,崛起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不满也随之滋长。风险接受度高的崛起国将对风险规避型的主导国发动战争,试图以暴力推翻既有秩序。进一步发展的权力转移理论试图确定大战爆发的具体时间点。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起初认为崛起国会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便挑起针对主导国的战争。
此外,当对具体案例进行解释时,权力转移理论暴露出了更多的理论缺陷。该理论群暗含诸多前提假设,其中崛起国的高风险接受度、对现状存在不满以及与主导国的实力接近等假设
首先,崛起国在面对体系主导国时往往呈现风险规避倾向。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德国外交核心决策者,无论是相对温和的宰相贝特曼(Bethmann Hollweg)或标洛(Bernard von Bülow),还是作风强硬的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Holstein)或基德伦(Kiderlen-Wächter),都极力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尤其忌惮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
其次,崛起国对于体系现状的满意度并不仅仅取决于崛起国的实力增长。大量研究指出,体系主导国的包容程度以及国际机制对于权力格局变动的适应力影响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的修正欲望。如果主导国能够主动调整其领导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崛起国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崛起国畏于高昂代价及不确定性,暴力改变现状的意愿并不充足。
与权力转移理论截然相反,预防性战争理论指出,权力转移过程中,主导国更具冲突倾向。该理论群中最为精致的动态差异理论认为,主导国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参考权力的构成要素及转移速率、转移的不可避免性、主要大国的数目等因素,可能在崛起国羽翼未丰之时发动对其的预防性战争。
权力转移节点的临近意味着双方实力的接近,首先带来的结果是冲突结局的不确定性增强,主导国战胜崛起国的概率在下降。其次,由于潜在冲突双方的势均力敌,体系性冲突的代价升高。在只考虑上述两大因素的情况下,主导国发动战争的预期收益,即冲突胜率与冲突纯收益的乘积在下降,其结果应当是理性国家的冲突动机消退。
具体到一战,不论针对俄国的预防性战争动机是否是德国开战的首要原因
事实上,既有的预防性战争理论至多只能告诉我们,为了防止国际结构出现不利于自身的变动,在权力转移彻底完成之前的整个过程中,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大国都可能故意挑起具有预防性质的体系性冲突。但预防性战争理论却无法告知我们具体在哪个时间点冲突最有可能爆发。
通过上述评述不难发现,同为强调结构变迁的理论,两大理论不约而同地指出主导国与崛起国实力差距的缩小是导致体系性冲突爆发的重要因素。在这些研究者眼中,一旦出现权力转移现象,体系性冲突甚至是大战将是难以避免的高概率事件。相应地,这类理论往往忽视特定事件对于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激发作用。对这类理论而言,体系性冲突的爆发就像是班车一样,可以被推迟却无法被阻止。体系性冲突即使没有在T时期的危机后爆发,也会由T+1时期的危机引发。危机和危机之间既没有本质区别,也不存在相互影响。这也是结构性理论无法解答体系性冲突具体爆发时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基于危机链而建构起的复合窗口期理论,希望能以此弥补结构主义理论所暴露的上述缺陷。
二、理论提炼:复合窗口期理论
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在构建窗口期理论时,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识别出三类相对的窗口期:机遇期和脆弱期、长窗口期和短窗口期、内部窗口期和外部窗口期。
(一)危机链与窗口期形态的认知
无论是机遇期还是脆弱期,窗口期是不同于惯常状态的特殊时期。在窗口期期间,行为体原先的战略偏好会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其根源在于窗口期往往由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意外触发,能够对行为体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产生冲击。
窗口期是国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形势的非瞬时判断和预期。鉴于任何形式的窗口期,即使是短窗口期,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对国家的形势判断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单次危机并不足以使行为体形成关于窗口期的稳定信念,无法让行为体确信相关窗口期的持续时间。同时,由于国际关系的高度复杂性,随着预期的窗口期持续时长的增加,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行为体有时甚至无法判断单次危机打开的窗口期到底是机遇期还是脆弱期。一些短期看来由危机触发的脆弱期也存在历经一段时间之后转化成机遇期的可能性。行为体因此需要根据自身所经历的一系列危机事件对业已形成的窗口期认知不断地进行修正。而所谓修正又至少包括两种可能性:既有认知的强化或削弱。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促使窗口期认知形成的危机链中,初始危机相较于后续危机对于认知形成有更强的影响力。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正如危机因其在危机链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对于窗口期认知修正会具有不同的影响,危机链中单个危机的特性对行为体的认知修正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单个危机的意外性越强,对认知产生的修正效用越明显。低主观概率的危机一旦出现并印证了既有认知,则既有认知将得到极大的加强。而低主观概率危机的出现如果与既有认知产生抵触,则既有认知的信度将遭到削弱。
在经历了危机的反复发生之后,关于窗口期的相关认知不断地被修正进而逐渐转化成稳定的信念。而关于窗口期的信念一旦形成,由于信念本身所蕴含的极高主观信度,对于行为体的相关行为将产生很强的驱动力。
总之,行为体基于危机事件对窗口期的调性、长短、偶然性等特性进行判断和不断修正,而其中危机是否频繁爆发、特定危机在危机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危机本身及其结果的差异性对于行为体形成关于窗口期的信念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窗口期认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窗口期信念可以看作行为体进行决策时塑造的关于战略环境属性的一种观念结构,是行为体进行理性战略计算、形成政策偏好时所依据的基本参考要素。
(二)窗口期的复合方式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1.整体窗口期的时长变化
国家实际经历以及主观认知的窗口期长短并非一成不变。在对窗口期持续的大致时间形成先验判断之后,国家所经历的一系列意外危机事件可能改变国家所认知的窗口期长短。
2.机遇期与脆弱期的互嵌
正如埃弗拉所言,机遇期和脆弱期可能同时出现于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然而他以美日太平洋战争为例所指出的复合窗口期现象更像是两类窗口期的同步共存,即同时起止。
大体上,将自身战略前景判断为机遇期的国家在突遇脆弱期时,可能采取更为保守的应对策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崛起国往往在权力转移发生之前选择韬光养晦,避免与主导国发生正面冲突。而预期自身将长期处于脆弱期的国家,例如持续衰落的守成国,当机遇窗口骤然打开时则更倾向于采取冒进的策略。国家对自身长期处境的悲观预期和对短期形势的乐观判断往往是战争爆发的重要观念条件。
3.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
除了两类窗口期的互嵌方式外,内嵌的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也会对国家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至少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一般、无差别短暂窗口期反复出现的频率,即所有与基调窗口期异质的短暂窗口期的再现频率(W1、W2……Wt、Wt+1)。在这个维度上,内嵌的特定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受到整个窗口期的长短变化影响。整体窗口期的缩短将会降低内嵌的异质性窗口期再现的概率。其次,特定短暂窗口期的独特性也同时影响偶然性的强弱(W与W')。前者单纯考虑短暂窗口期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的数目,不重视诸短暂窗口期之间的差异。后者则强调短暂窗口期之间的价值不等。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嵌的短暂窗口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外套的基调窗口期的走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进行决策时所感知的成本与收益比。
就脆弱期内嵌机遇期来说,假设T时刻出现机遇期Ot,国家根据先前的经验以及对现时环境的把握,对T时间点后再次出现机遇期Ot+1进行一阶概率判断。同时,依据机遇期Ot的独特性,对之后出现类似价值的机遇期O't的可能性进行二阶概率判断。一旦判定在整个脆弱期内,机遇期再次出现的总体概率较低,认为机遇期Ot具有不可重复的高价值,则判定该机遇期出现的偶然性高,此时国家将有极高的意愿采取激进措施。而机遇期内嵌脆弱期时,未来再次出现脆弱期Ft+1的可能性越高,当前脆弱期Ft越可能破坏机遇期时,国家越倾向于采取激烈措施防止脆弱期的再次发生。
三、案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逐渐浮现的基调脆弱期
1914年之前频繁爆发的连续性危机促使德国决策层不断修正关于德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其走势的判断,最终形成一种信念———国际形势对德国而言愈发不利,协约国针对德国设置的战略包围圈正在逐渐合拢。而德国为了打破战略包围所做的若干次外交尝试要么无疾而终,要么适得其反。德国内部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大国间战争不可避免,战争是维护德国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径。而这一信念的确立使得德国对外交往时愈发偏好使用强制外交和战争边缘政策。
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英国认为德国挑起此次冲突的用意在于离间刚形成不久的英法协约关系,在危机中表达了对法国的坚定支持。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后,一向被视为亲德派代表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表明英国为保护法国不惜与德国开战的决心。
除了上述来自西线的诸多战略困境,奥匈和沙俄两大帝国在巴尔干的激烈争夺及其后果使德国更加确信自己对未来作出的悲观判断。历次巴尔干危机及战争的结果表明德国唯一可靠的盟友———奥匈帝国的实力正在进一步衰弱。一旦奥匈帝国从大国行列中降格,德国将独自面对来自协约国的战略压力。除了上述外交考量之外,军事方面,由于施里芬计划的内在缺陷,德国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大战初期将极度依赖奥匈帝国在东线战场的配合。该计划通过奥匈帝国主动进攻沙俄而非被动防守或者将主攻方向对准塞尔维亚来达到牵制俄军的目的,为德军攻下法国争取时间。
上述情形最终导致奥匈帝国所遭遇的任何危机都自动地转换成德国自身的危机,德国被迫为奥匈帝国采取的各种单边主义自利行为背书,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与德国核心利益关系不大的危机之中。这客观上进一步恶化了德国的战略处境。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时,为了帮助奥匈帝国达成战略目的,德国通过近乎最后通牒式的施压迫使沙俄让步,但德国高层事实上已然意识到这场外交胜利可能得不偿失。标洛事后对德皇表示,这样的成功不会再现,不可故技重施。
除此之外,同为德国盟友的意大利却将兼并危机视作动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有利时机。意大利不仅积极与沙俄协调立场并签署《拉康尼基条约》以对抗奥匈帝国,更是在次年置德国在奥斯曼的诸多利益和相关战略部署于不顾,成为第一个动手肢解该国的大国。此举扩大了同盟三国之间本已存在的嫌隙,更为严重的是引发了巴尔干诸小国的效仿。由德国训练、武装的奥斯曼陆军的战败及领土割让导致塞尔维亚等一众斯拉夫小国的实力骤增及野心膨胀,很快就将矛头转向同样民族问题丛生的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巴尔干诸国,不停地向奥匈境内输送极端民族主义及分离主义势力,以此蚕食奥匈帝国的机体。
与奥匈帝国的日益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俄国逐渐从因日俄战争而遭受的重创中恢复过来。几次危机中的被迫退让并未一劳永逸地削弱俄国,只是徒增俄国的不满及报复的决心。因波斯尼亚兼并危机而遭受挫败的俄国前外长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Petrovich Isvolski)转任驻法大使,于任内积极推动对法协调以抗衡德奥联盟。德国对于俄国实力增长同时伺机报复是有一定认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后者带来的威胁。
总之,历次危机之后,德国逐步做好了战争的物质及心理准备。事实上,欧洲各国广泛弥漫着一种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感
(二)内嵌机遇期的打开
如果说频繁爆发的历次危机使得德国认识到自身正处于一个长期的脆弱期中,军备竞赛清晰地勾勒出了这个脆弱期的时间节点,那么以1913—1914年英德缓和为首的一系列事件的集中爆发则预示着国际形势为德奥打开了一个内嵌于脆弱期中的宝贵机遇期(难以重复又极大地改善同盟国的短期处境)。
战前德国在进行开战决策时受到两大因素最为直接的影响:国际层面上是英国中立的可能性,为此德方进行了各种尝试以期获得英国的中立保证或者提高其中立的可能性;国内则是德国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其中尤以掌握国会多数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最为关键。
就英德关系而言,七月危机爆发之前,两国关系几乎处于20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佳状态。1913年,德国因国内财政紧张,无法同时与协约三国展开海陆并举的军备竞赛。当年2月,提尔皮茨宣布原则上接受英国提出的16∶10的造舰标准。
海军竞赛的停止和巴尔干危机的化解为两国关系回暖创造条件的同时,以贝特曼为首的德国外交系统利用官方和民间管道双管齐下,对英国展开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演出,试图以此进一步巩固来之不易的英德缓和。贝特曼等人希望给英国领导人营造出这样一种印象:德国内部存在主战和主和两个派系的斗争。而协约国,尤其是英国温和的对德政策将帮助德国政府内的鸽派取得政策制定的主导权,并引导德国走和平发展的路线。而相关研究显示,德方的计划成功影响了格雷的政策选择。
与此同时,英国此时恰巧也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内政问题,这使得德国预判英国会无暇顾及巴尔干局势。
另一方面,由于七月危机本身的特性使然,对德国而言,于1913年打开的机遇期的价值进一步提升。虽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舆论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好战言论,但和平主义运动同样方兴未艾。
七月危机在国内层面的利弊权衡中显示出了极高的战略价值。除此之外,在国际战略互动层面,七月危机对德国来说也是难得的开战良机。由于涉及皇室的威信和正统性,德国认为沙俄可能会因厌弃弑君行为而放弃对塞尔维亚的庇护,而这增加了战争局部化的可能性。
(三)内嵌机遇期的不可重复性
上文论述到七月危机本身的特性使得1913年末开启的机遇期的战略价值骤然提升,几乎达到历史峰值。而由于引爆此次危机的费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遇刺事件充满了大量的偶然性,德国很容易意识到,未来此类事件绝无重演的可能性。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由于英德缓和而打开的机遇期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因七月危机的不可重复和奥匈帝国的持续衰败,整个机遇期的价值将不可逆地迅速降低,直至消失。1914年夏注定是最佳的开战时机。
6月28日爆发的萨拉热窝事件事实上由两次刺杀构成,这期间至少历经了三个关键节点才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首先,第一次刺杀尝试意外失败之后,大公拒绝了下属中断视察的请求,坚持前往医院看望在第一次刺杀中受伤的人员。其次,前往下一处视察地点的途中,大公座驾的司机由于未能获悉行程改变,驶入能够遇到凶手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错误路线。最后,当司机为了更正路线而短暂停车时,大公的座驾恰好停在了凶手面前。
同时,费迪南大公而非其他政要成为受害者对于危机的后续发展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彼时能够像大公那样对德奥两国政策走向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屈指可数。费迪南丧生之前,奥匈帝国内部实际上逐渐形成了两个互有交集却又相对独立的决策圈。一个决策圈以老皇帝为核心,主要由内阁的正式成员构成,是帝国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另一个决策圈则围绕在大公身边,其对内主张激烈的政治改革,例如将奥匈二元帝国改制为多民族高度自治的多元联邦制,以削弱匈牙利的地位;对外主张和平,反对使用武力打击巴尔干诸国,更不同意兼并新的斯拉夫人口及其土地。这群人被视为影子政府,在皇帝的默许之下已经能够对帝国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由于主张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对外关系,大公是战前奥匈帝国国内最重要的反战力量之一。多次叫嚣对巴尔干小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康拉德(Conrad von Hötzendorf)一定程度上因为费迪南的关系而一度被解除职务。
此后,除非德奥两国的皇帝本人遇刺,否则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事件能够产生类似于大公遇刺的效果来彻底逆转大国的政策走向。可是两国皇帝成功被刺杀的概率小之又小。奥皇年老,深居简出,更不可能像大公一样选择一个敏感的时机亲身涉险。此外,大公遇刺之后,各国皇室的安保更加严密,其中又以德国为最。某种程度上,出于安全考虑,德皇甚至取消了出席大公葬礼的计划。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之后,外交中遭遇的一系列严重挫折使得德国形成了关于自身陷入长期脆弱期的相关判断,而1913年起的英德缓和则为德国在战前打开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及至1914年,这个特殊年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七月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德国认知中复合窗口期的形态,其在放大机遇期价值的同时,使得整个窗口期的关闭期提前到来。换言之,由于机遇期的突然出现和极速放大,原本置于长期脆弱期认知框架下而形成的悲观预期和稳定的战争风险偏好被突然修正。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德皇和贝特曼等人尽管长久以来都认识到使用战争手段为德国谋取出路的必要性,但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却选择最终在七月危机时投入战争。七月危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契机,帮助德国决策者们走出折磨他们许久的心理困境。
四、案例二:中美贸易争端
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冲突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且很可能只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阶段性集中爆发,但仍然能够利用复合窗口期理论对其爆发时机进行一定的解释与分析。与传统大国间战争只需单方开战行为就能触发战争不同,贸易摩擦螺旋升级为能够冲击体系稳定的大规模贸易争端必定经历一个针锋相对、互不妥协的对抗过程。因此,充分解释贸易争端的爆发时机问题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是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一时机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其次是中国为何选择此时应对,而不在美方实施第一轮制裁之时退让。下文将利用复合窗口期理论分别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美方的窗口期信念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进入新常态,但经济体量壮大、质量提升的势头仍然迅猛。中国综合国力也借此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相近历史阶段,美国霸权遭到严重侵蚀。其实力的绝对优势地位虽然仍难以为其他国家所及,但在面对众多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时,相对优势却在逐步丧失。与此同时,美中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逐渐拉开。对于物质结构的变动,作为体系主导国的美国表现得格外敏感而警惕,越来越将中国崛起视作一个打开美国战略脆弱期的整体性事件。
历史上,美国政界及学界习惯于对美国霸权进行周期性的检视和反思。每逢重大危机发生及被化解的时候,美国国内便会掀起一轮关于霸权是否衰退的论辩高潮,对可能挑战其霸权的竞争对手进行战略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对应策略。无论是解体的苏联还是陷入长期增长停滞的日本,都先后沦为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受害者”。近期研究显示,虽然美国政界及学界普遍对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及其维持抱有信心,但大体都承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正在消失。
如果说上述大趋势变动勾勒出了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图景的大致轮廓,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执政后期至今中美战略互动时双方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则不断地具体化、修正中美各自持有的窗口期信念。螺旋上升的互不信任乃至敌意导致美方的脆弱期信念不断被强化,并使美国将脆弱期的存在更为明确地归因为中国崛起。
军事方面,中国军事能力的投射范围持续扩大。以海洋战略经营为例,通过岛礁建设、政权建设以及军事建设,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改善。
经济方面,中国经济总体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以往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产业互补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关系。尤其对于美国而言,一旦中国产业升级完成,中国经济将在“质”和“量”两方面同时对美国首要经济体地位构成严重挑战。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则被认为是中国尝试通过国家重点扶植的宏观手段帮助中国经济在质量上追赶美国的重要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提出“用三个十年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战略规划实际上为中美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实力的“权力转移”设置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对于认真对待这份文件的美国而言,相关节点等同于为其设定了窗口期关闭的最后期限。明确而紧迫的竞争时程刺激美国选择高风险、高代价的强硬政策回应相关挑战。回顾本次贸易争端过程中美国升级关税壁垒时白宫和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发布的公告,不难发现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忌惮程度远超其对于所谓贸易平衡的重视。历次公告反复强调《中国制造2025》对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时间节点与中美经济规模易位的时间节点形成呼应,共同设置了一个美国窗口期关闭的最后限期区间。
当上述物质性结构和观念性结构同时完备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则成了理所当然的结果。根据复合窗口期理论,随着窗口期关闭的节点日益临近(2030年左右),处于脆弱期中的国家行为体越加倾向于采取高风险的投机主义行为。美国为维持霸权采取激进政策,故意挑起与崛起国的冲突完全符合理论预期。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谨慎地将双方冲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下,并未在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阶段爆发过严重的武装冲突。几次两国海空军的“近距离接触”都得到了及时管控。在尚无严重前在危机巨幅提升国家风险承担意愿的情况下,体系战争的高成本有效抑制了美国采取军事手段逆转脆弱期的意愿。
此外,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之后,美国的战略收缩客观上降低了中美战略相互依赖,进而提升了美国的战略自主性。
(二)中方的窗口期信念与针锋相对的反制策略
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争端的过程呈现出懦夫博弈的基本特征。而双方的实力接近以及冲突决心的具备则是懦夫博弈式互动方式出现的必要条件。其中,冲突决心尤其受到窗口期信念的影响。具体到本案例,经贸领域可以说是中美两国实力最为接近、相互依赖程度最深的领域之一,因而也是中方与美国对抗的最佳场域之一。更重要的是,中方关于自身处于战略机遇期以及美方可能利用经贸制裁手段反复制造脆弱期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中方强势回击美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决心,弥补了因实力相对较弱而可能导致的决心不足问题。
中国对于自身处于机遇期的最初判断形成于21世纪初的头两年,且此后得到反复确认。以2001年12月正式入世为契机,中国进入了一个GD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为期至少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国家实力在此期间极速膨胀。另一方面,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上台伊始原拟的对华强硬战略因“9·11”事件的爆发而被搁置。2001年9月30日发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只强调“亚洲地区可能出现一个拥有可怕资源的军事竞争者”
面对中国外交日益积极进取的表现
尽管精心培育多年的中美关系在贸易争端中遭到了重创,且贸易领域的争端正在向科技、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延烧,基于多种原因,管控得当的贸易争端短期内却大概率不会改变中国对于自身当前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首先,以综合国力论,当前中国和最初作出战略机遇期判断时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国力尚弱时,中国自身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在中美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既无法承受与美冲突而产生的代价,亦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取代对美依赖。而当前中美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有所降低,同时中方表现出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也得到了一定缓解。其次,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导致中国同其他力量中心构建的双边关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中美关系恶化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21世纪以来,体系结构压力的日益放松导致欧盟、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在执行对外政策时的自主性显著提升。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也逐渐加强。而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下,大大降低了对国际公共产品以及盟友间俱乐部产品的霸权供给,加剧了上述态势。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意味着存在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分散来自美方压力的战略腾挪空间。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内部发展的行稳致远而非外部环境的稳定成了中国判断自身所处战略窗口期属性的主要依据和考量因素。鉴于国内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决策层在可见的未来有极大的概率将继续维持本国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而这一判断是中国进行外交决策时的重要认知框架。根据复合窗口期理论的预期,处于机遇期的崛起国面对主导国的挑衅会选择隐忍的保守策略。而当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爆发重大冲突开启崛起国的脆弱期时,崛起国对于未来类似冲突再次爆发的概率预期越高,越倾向于采取激进措施以防机遇期遭到反复性危机的侵蚀。
此次中方之所以选择强力回应美国的制裁措施
在发动对华贸易争端的同时,美国向其盟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颇有试图打造对华包围“竹幕”的意味。
结合上述因素来看,如果不加干预,欧盟很有可能在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冲突时效仿美国的做法。鉴于中方在与美国互动时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势必为欧盟所注意,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强硬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间接威慑意味,有助于避免对华强硬政策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在诸如欧盟这样重要的行为体间扩散。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美国尽管坚持认定自身仍然并将持续处于霸权地位,但愈发将中国崛起视为一个开启了美国脆弱期的整体性事件,而解决霸权危机的机遇期窗口很快就可能因为中国实力的稳步上升而关闭。与此同时,近年来中方一系列的国内发展及国际实践使美国进一步明确了上述认知,加之窗口期关闭节点的迫近,最终导致本届美国政府决心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对中国崛起的势头加以遏制。由美方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乃至蔓延至双边关系其他领域的龃龉都是上述窗口期信念的具体行为表现。中国不惧贸易摩擦升级,坚决回击美方挑衅则是基于自身尚处于机遇期中的基本判断。面对特朗普政府的霸道行为,中方为了防范美国过于频繁地利用类似措施而导致中方的内嵌短期脆弱期频现,采取针锋相对策略,利用“未来阴影”的设置,通过改变美方采取类似单边政策的支付矩阵以使未来的美国政府在决定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前有所顾忌;同时,中美双方冲突性互动产生的巨大损失可以被视为一种诚意信号,既揭示对华强硬战略的代价沉重,亦彰显中方的决心,进而提升中方威慑的可信度以惩前毖后,降低其他大国效仿或追随美国的意愿,有助于更有效地维护好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五、结论
结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危机如同鱼贯而行的班车排布在时间轴上,而权力转移的时间点则如同被设定好的末班车时刻表。但在实力对比发生逆转之前,体系性冲突将于哪次危机之后爆发一如在末班车之前选择搭乘哪一列班车一样,是理论盲点,无从获悉;同时不同班次之间的差异对于何时登车的影响并未被纳入考量。既有的连续性危机理论或对抗关系理论则揭示了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滥觞。体系性冲突根源的培植过程如同被逐渐注满火药的木桶,然而引爆火药桶的火星的下落时机却无法被理论化。
本文建构的复合窗口期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理论中存在的“放射性”、单调性缺陷,进一步缩小了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可能落在的时间预期范围,为解释乃至预测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提供了一个可能更为精致的理论框架。此外相较于既有的冲突时机理论,复合窗口期理论的另一个优点在于:该理论以危机为枢纽,利用连续性危机理论解释导致体系大国间尤其是主导国与崛起国间结构性矛盾的生成路径,同时并未牺牲对危机个体特性的强调,因而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因结构化而产生的必然性和由互动带来的偶然性两者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