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然而在现有的战略研究中，时间被忽视了，研究者们并未意识到时间维度对于制定和认识战略的重要性。本文将主要探讨时间与战略目标之间的耦合，即为什么时间维度对战略目标的设定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本文拟研究三方面问题：时间为什么必须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时间如何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扭曲时间维度的因素及后果是什么？

在关于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关系的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两类文献：一类是一般性的战略学研究文献，另一类是大战略研究文献。

在一般性的战略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于战略目标及其相关的利益、资源、能力和压力等因素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而时间因素却着墨甚少。鉴于“战略”一词本是军事用语，战略研究亦源于军事战略研究，我们先看看军事战略研究中的目标与时间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的《战略学》一书指出，“现代军事战略”概念大体包含如下基本要素：战略行为的主体、战略行为的范畴、战略目的、战略手段。简而言之，军事战略需要明确谁在什么范围内运用什么手段达成什么目的。²显然，根据这个定义，时间并不是军事战略的基本要素之一。

海军指挥学院的学者孙婵、冯梁探讨了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他们在文中这样描述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需要具备可行性，即是指具备一定的实现所制定的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条件，经过努力能完全或一定程度上实现目标，而并非高不可攀。作为实现海洋安全战略目标最基本的依靠，海洋安全力量对目标的确立有一定的制约，即海洋安全战略目标不能超出海洋安全力量的承受范围。因而，海洋安全力量也成为影响国家确立和实现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基础性因素之一。”³孙婵和冯梁虽然正确地认为海洋安全力量是国家确立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没有提及目标与时间的结合问题。或许他们认为时间维度是战略目标的一个背景性因素，无需专门讨论。

李少军在《国际战略学》一书中有两处论及目标问题。⁴该书第二章第一节谈到了国家目标问题，也就是大战略目标问题。该书指出：“从中国发展战略的‘三步走’来看，国家目标在时间上是有长短之分的。”⁵该书第三章第三节谈到了战略目标的评估问题，指出这种评估包括两方面：一是确定本方的战略目标是否与国家利益、本国的能力与资源相符合；二是评估他国的战略目标，以确定是否与本国的战略目标相冲突。⁶可见，该书并未专门论述战略目标中的时间维度，只是泛泛地提了一句国家目标在时间上有长短之分，对我们深入探讨战略目标的时间问题并无帮助。

1954年，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首先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大战略”概念及其重要性。他指出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协调和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⁷他率先将战略研究从战场延伸至政治领域，反复强调大战略不仅应当关注如何打赢战争，更应当关注战后的和平安排，包括和平的内容、性质和保障等问题，这就涉及大战略与国家政治目标和军事战略的关系。此后，一批历史学家出身的学者深入研究了西方国家自罗马帝国以来的大战略，他们惯常于叙述某国在某个阶段的大战略执行情况。虽然他们承认大战略是科学与艺术并重的学问，但实际上他们更看重大战略的艺术一面。⁸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论大战略》一书中甚至没有对大战略本身进行任何理论上的分析，而只是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与大战略相关的历史故事。作者希望读者从这些历史故事中自行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不愿用固定的分析框架去束缚其思维。⁹

通过研究多个国家在多个阶段的大战略执行情况可知，这批大战略研究者普遍认为，大战略的精髓在于目标应与手段相匹配，即领导人不能追求一个超越国家可用手段的大战略目标，否则就会造成国力透支。这是到目前为止大战略研究最大的学术贡献。但是他们与军事战略和国际战略研究者一样，没有关注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著名的大战略学者时殷弘指出，大战略的首要问题是战略目标。而要合理地确定根本战略目标，“就必须合理地界定五项相互影响的要素，即基本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面对的威胁的性质和大小，可供使用的实在和潜在的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还有追求拟定的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和成本效益对比”。显然，这五项要素中没有时间要素。¹⁰在一篇论及大战略目标及其基本原则的文章中，时殷弘也没有讨论大战略中的时间维度问题，而是再次强调目标要与手段匹配。¹¹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者也参与到大战略讨论中来。他们或是讨论某国的大战略原则，或是讨论影响大战略的国内因素，或是争辩美国应当运用何种国际关系理论制定和执行何种大战略，以维护其冷战后的“一超”地位。¹²但是他们对于大战略理论本身并无太多创意，只是对大战略理论的实际运用，或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看待。由此，他们也不可能探讨作为大战略内在维度之一的时间维度问题。

目前笔者能找到的例外是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在2017年出版的专著。该书提出了时间性理论，探讨时间因素如何影响政治领导人的战略判断。埃德尔斯坦认为政治领导人会在长期与短期考量间进行抉择，并提出三个会影响政治领导人决策的因素：其他国家的威胁、合作带来的短期收益、崛起国的长期意图。国家领导人在应对长期威胁时，往往会拖延时间，而希望从短期合作中获利，不愿意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贸然行动。¹³埃德尔斯坦的时间性理论实际上是把时间因素与威胁、利益和意图相结合，指出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受到威胁的时间性(长期/短期威胁)、利益的时间性(长期/短期收益)和意图的时间性(不确定性)等三方面影响。埃德尔斯坦有关时间性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时间在战略分析中的地位，但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时间并不具有独立地位，而是必须与威胁等自变量相结合，它更像是隐藏在这些自变量后面的要素，影响的是它们的取值。而本文旨在确立时间在战略研究中的独立构成要素地位，观察时间如何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以及时间作为自变量会产生何种影响。

在战略规划和执行过程中，战略目标的设定与调整至关重要，它是战略的龙头，并影响到战略步骤、战略操作和战略评估等一系列后续操作问题。一个战略目标的合理性涉及战略行为主体的利益、资源、能力、压力和时间等多个要素，其中利益、资源和能力是行为主体能够较好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知己”；压力(或者叫干扰因素)是行为主体无法彻底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知彼”；时间是指战略目标在多长时间里达成或维持，它是“知己”与“知彼”之间的一个桥梁，使两者有效沟通，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目标。因此，目标与时间的耦合非常重要，目标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目标，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将导致执行者难以操作。比如，在作战指挥中，上级给下级下达命令时通常有时间限制，即命令你部何时抵达何地，或命令你部何时达成何种战斗目标。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下级将不知如何执行或者将贻误战机。在军事指挥以外的领域，带有时间限制的各类战略目标广泛存在，比如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五年计划，等等。¹⁴

时间维度对于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帮助决策者确定合理的战略节奏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步骤。既定的战略节奏和战略步骤又将影响行为主体动员资源的力度，以及影响外在压力的程度。以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和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例，这两个战略合起来规划了中国从1980年到2049年长达69年的国家发展战略，堪称中国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终极目标是中国要在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中国政府把这一大战略目标又切分成若干阶段性目标，包括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对于每一个阶段性目标，中国政府都明确了时间限制，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要求中国在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2000年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增加了一个阶段性目标，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可以看出，上述每一个阶段的时间跨度都在10年以上，从目前执行的情况来看，战略阶段的划分和阶段性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比较合理，因此战略节奏是比较得当的，既不显得十分紧迫，也不显得时间过于松弛。合理的战略节奏使得中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政策时既不至于过度动员和运用国家资源，使国家经济和社会进入一种“亢奋”状态；也不至于动员乏力，使国家经济和社会进入一种“惰性”状态。另外，合理的战略节奏也使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不至于上升得过快，没有使有关国家因中国的崛起而过早地形成对华敌意或制衡性同盟。¹⁵

反之，如果一个战略目标的时间限定过紧，则会出现一系列后续问题，包括战略步骤过密、战略节奏过快。而过快的节奏要求行为主体加大资源动员力度，从而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引起人力物力的紧张，最终欲速而不达。在这方面，中国也是有沉痛教训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的“超英赶美”)。根据这一目标，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¹⁶ “大跃进”的结果当然可知。仔细分析起来，志在“超英赶美”本身并无错误，错误的是时间设定，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在十年和十五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实现“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大跃进”运动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¹⁷分析这段话可以得知，党在反思“大跃进”失误时是有以下几个递进层次的。首先，党认为当时设定的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这一目标过高；其次，过高的目标带来过急的操作步骤，即所谓“急于求成”；再次，为了“急于求成”，就只好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最后，在夸大主观因素的驱动下，不切实际地动员资源，结果造成严重后果。

战略目标有刚性目标和弹性目标之分。刚性目标就是到时候必须实现的目标，没有通融的余地，因此这类目标通常比较易于衡量，特别是易于定量衡量。比如，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刚性目标。对于小康目标的衡量标准，中国政府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弹性目标虽然也有时间限制，但这类目标本身有一定的模糊性，不易于衡量，特别是不易于定量衡量。因此，对弹性目标的表述比较原则和模糊，给决策者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上海市政府2018年初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该市在这一期间的总体目标是：202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上海力量。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重要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¹⁸虽然该规划随即用列表的方式列出了30个核心规划指标，但2035年的指标多数以“……左右”或“≤……”“≥……”的方式出现，比如该《规划》提出，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规模在2500万人左右，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4.2公顷/亿元。而且从中国的政策实际来看，规划赶不上变化的例子时有出现。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决策者不能确定在执行期内所受内外因素的制约情况如何，所以给自己留下一定的操作余地。比如，2005年3月，美国海军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未来30年发展规划报告，为美国海军在2035年前的发展提出了“大舰队”和“小舰队”两套方案。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克拉克解释称，之所以制订两套方案，是因为美国海军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包括新技术发展方向、人员配备理念以及基地前置的概念。两套方案的区别在于“大舰队”方案要求在2019年后大大增加濒海战斗舰和其他船只的数量。¹⁹

如果我们把时间维度分为有时间限制和无时间限制，把目标分为刚性目标和弹性目标，则可得到四种类型的战略目标。第一种是有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这类战略目标的特点是目标易于衡量，很多能够转化为具体的衡量指标，行为体的战略执行能力强，内外因素较易于控制。中国的五年计划、“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属于这类目标。

第二种是无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这类目标具体又可细分为两个亚型。一是长期性目标。长期性目标是指这类目标需要长期维持，没有时间限制，但这类目标的衡量有模糊性，行为体的战略执行能力强，内外部因素复杂但可以控制。比如，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和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目标就属于这类目标。二是无法确定时间限制的目标。这类目标易于衡量，行为体的战略执行能力较强，但因内外部因素复杂且难以有效控制而无法确定达成目标的具体时间。比如，中国两岸统一就属于这类目标。

第三种是有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这类目标的衡量有一定的模糊性，行为体的战略执行能力较强，但内外因素复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比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和美国海军2035年远景规划中提出的规划目标就属于这类目标。

第四种是无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这类目标的衡量有一定的模糊性，行为体战略执行能力较低或者内外环境复杂且难以有效控制。比如，日本在一战前争霸东亚的战略就属于这类目标。日本早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就逐步形成了要称霸东亚的战略目标(日本称之为“大陆政策”)，但对于何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没有任何表述。²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此时国力不强，战略执行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称霸东亚的道路上它还面临西方列强(特别是沙俄)和中国清政府的阻碍，它能否以及何时击败清政府和沙俄，同时挡住其他西方国家的干涉，都存在太大不确定性。

影响时间维度的因素比较多，包括但不限于大战略目标、历史因素、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个人因素。如果一项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或是其阶段性战略，则其战略目标的时间限定就受到国家大战略的制约。比如，中国政府决定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则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组成部分的国家扶贫战略，其战略目标就必须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有些战略目标的时间限定不是决策者通过综合主客观因素决定的，而是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比如，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的时间是历史决定的，只能是在1997年和1999年，所以中国的港澳回归问题就只能以这两个时间来解决。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对时间维度都会产生影响，但相比而言，国内因素的可控性远远高于国际因素。比如，中国政府可以让本国人民相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无法使一些外国政府和民众相信这一点。个人因素在时间维度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领导人个人的意愿与风格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时间维度。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决定发动反恐战争以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如果不是小布什而是另外一个人当政，美国政府是否有决心在短期内用战争方式推翻这两个政权就会打上一个问号。

上述因素都有可能扭曲时间维度，从而造成战略目标偏移的后果。²¹在理论上，扭曲时间维度有两种情况。一是拉长时间进度，二是缩短时间进度。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通常是被动选择，即因种种因素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旨在避损；而后者是主动选择，即因种种因素而蓄意为之，旨在获益或争先。并且前者对大战略的危害远小于后者。在军事战役中，确有因拉长时间进度而使己方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比如，1948年平津战役初期，傅作义命令其嫡系国民党第35军迅速从张家口回缩北平。一旦该军顺利撤回，将大大增加和平解放北平的难度。因此，人民解放军华北兵团一部与该军展开了追击战。按正常行军速度，第35军主力应于1月7日左右抵达北平。但在1月6日夜，军长郭景云因担心本部夜战能力差而命令全军在鸡鸣驿休息一晚，次日再行军。结果就在当晚，解放军华北兵团部队追上并合围该军，后在新保安全歼该军。²²如果郭景云不拉长其回撤北平的时间，那么他是很有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的。从后果来看，全歼国民党第35军有力促进了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和北平的和平解放。

但是大战略与军事战役不同。大战略通常需要执行数十年时间，不像军事战役的时间那么短。拉长时间进度可能会对达成大战略目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很难有决定性影响。比如，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中国的大战略目标之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海军第六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随后美蒋结成军事同盟。考虑到中美在海军实力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不得不将统一台湾的策略由“武力统一”改为“和平统一”，并承诺给予台湾当局相当优惠的统一条件。贯彻“和平统一”方针肯定拉长了中国实现统一的时间，但很难说对实现统一的目标造成严重伤害。

因此，本文将侧重于研究缩短时间进度的情况。缩短时间进度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目标不变，但压缩时间进度，拟提前达成目标。二是时间进度不变，但提高目标水平，以期达成更高的目标。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三种：夸大外部威胁、机会窗口、突发事件。任何单一或几种因素的组合都有可能导致目标偏移现象的出现。

第一，夸大外部威胁。本文讨论的威胁指的是一种威胁认知或者感知，即基于对对手能力和意图的认知而产生的对方在未来可能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的预料。²³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结构本身通常是良性的，但是被决策者所认知的权力结构往往是恶性的，决策者会倾向于过度认知体系内存在的威胁，夸大对手行动的威胁性，从而制定出过高的目标。

国家决策者对于对手威胁的过度认知受到国际结构因素的影响，包括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安全困境。正是因为国家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的、自助的国际体系内，再加上国家意图和国际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国家常常将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视为一种敌对的、进攻性的威胁。²⁴于是，夸大外部威胁是国际社会经常发生之事，因为对对手实力和行为的任何无视和轻视态度都可能是对自身安全的不负责任，当两个国家都秉持这种威胁认知时，一种被杰维斯称为螺旋模式(spiral model)的冲突模型便会产生。²⁵

以上解释是从国际结构因素这一视角出发的，没有考虑国家内部因素。从国家内部来看，统治集团也存在夸大外部威胁的倾向。哪怕对手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有限意图，统治集团也有可能夸大对手威胁，以满足自身特定利益需求。特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等方式成功挟持国家政策，而前者可以从对外扩张本身中获益。但更多的情况是，统治精英并不必然从对外扩张本身中获益，而是从与之相伴而生的民族主义、社会团结和社会动员中获益。²⁶通过夸大外部威胁，统治阶级就可以为自己的统治和社会资源的获取提供一个合法的正当理由，甚至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平息国内存在的对其统治的各种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后坐效应和自我实现等心理因素，不单单是特定的宣传对象，最后整个社会乃至统治精英自己也逐步相信了夸大后的威胁论调，这种论调形成的自我和社会压力还可能进一步推动统治阶级扩大原定的战略目标。

第二，抓住机会窗口。窗口指的是一个国家相对实力即将衰弱或是正在衰弱的一个时期，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识别，分别是机会窗口(一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和脆弱性窗口(一种正在成长的防御性弱点)、长期窗口(产生于均势过程中的缓慢趋势)和短期窗口(产生于能迅速改变均势的军事行动)、内部(军事和经济)窗口和外部(外交)窗口。²⁷因此，本国和他国绝对实力的变化都可能打开特定的窗口期，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窗口，都会引起“现在比以后更好”的判断。这就会促使国家从谨慎变得好斗，易于采取过度的扩张性政策，提前行动，追求过高的超前目标和权力。因为决策者认为，若是现在不这么做的话，将永远失去这个有利的机会。此外，决策者通常认为窗口期存续时间短暂，稍纵即逝，因此需要在窗口关闭之前赶紧抓住所谓的良机。而这会导致战略前期准备仓促进行或被简化，战略决策缺乏足够的基本判断信息，进一步加剧上述情况。

另外，针对实施阶段的目标偏移情况来说，抓住自身机会窗口期的决策心理同样具有解释力，但是这里的机会窗口通常指的是特定战略行动开辟的暂时性的战略优势。短暂的战略优势通常会鼓动决策者追求战略目标的进一步升级，一方面是因为决策者通常具有乘胜追击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战略资源已然投入，决策者很难在轻易取胜后便及时收回资源。例如，朝鲜战争时期，美军会采取越过三八线的战略升级行动就与其在仁川登陆后打开的军事优势窗口有一定关系。

第三，突发事件带来的情势转变。回顾国际关系史，一些突发事件的确会对一国的战略目标产生直接影响。从短期来看，突发情况可能直接导致战场局势的变化，例如，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导致俄国退出一战，改变了战场形势。从长期来看，突发事件会对一国的战略目标造成无法预见的持久影响。例如，美国在经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消耗性战争后基本确立了战略克制的方针，基本不再深度卷入海外军事冲突；但是“9·11”事件的爆发直接导致美国决心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从而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战略损耗。²⁸

本文以下选取两个案例来探讨因时间维度被扭曲而对国家战略目标产生的后果。第一个案例是一战前的德国海军发展战略。本文认为，外部威胁和机会窗口是造成一战前德国海军发展战略愈发激进的原因，而战略目标的激进化又导致德国的外部压力急剧增加。²⁹第二个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机会窗口和突发事件是导致苏联进攻性战略激进化的原因，而战略目标的激进化同样导致苏联的外部压力急剧增加，并最终成为拖垮苏联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战前德国的大战略当然有很多问题，比如威廉二世的领导能力、德国军政关系的协调、德国陆军与海军战略的配合、德国国内政治问题，等等。但是，批评德国海军战略目标设定错误其实具有误导性。在英国海军称霸世界的前提下，德国想建立一支能与英国海军比肩的海军这个目标具有合理性，因为崛起国学习和模仿守成国的优势所在是惯例。问题在于德国海军的建设速度之快使其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起来，从而引发了英国的警惕与敌意。如果我们进行反事实推理，假设德国延缓其海军建设速度，那么英德海军竞赛就会激烈程度下降甚至不会发生，而英德关系的恶化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推力。换句话说，德国海军的战略目标是合理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设定是不合理的。

统一后的德国本是一个陆权强国，海军力量孱弱。从19世纪90年代起，德国开始致力于建设一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大海军”。在海军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有效运作下，德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海军发展的长期规划。根据蒂尔皮茨的设想，德国海军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对标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1897年6月，蒂尔皮茨向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递交了“蒂尔皮茨备忘录”，详细阐述了他对德国海军发展的战略规划。该“备忘录”指出，为了通过海上决战击败英国并获得制海权，德国急需一支以主力舰为核心的海上力量。³⁰这一战略设想需要回答三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德国海军能否赶上英国海军？二是德国海军拟在多长时间内赶上英国海军？三是在这一期间，德国是否能承受来自英国的安全压力？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陆权强大、海权弱小的德国，人们质疑蒂尔皮茨的设想是很自然的。蒂尔皮茨以三点理由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反驳。首先，德国海军实力不需要与英国完全持平，而是强大到这样一种强度：英国海军在击败德国海军之后，其所遭到的损失使其无力应对法俄海军的挑战，从而丧失海上霸权。这种“皮洛士式的胜利”足以慑止英国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³¹其次，德国不需要与英国竞逐世界海洋霸权，而是要把兵力集中在英德之间的北海海域。相对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国海军，德国这样做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抵消英国舰队的优势。再次，德国海军实力在未来有可能完全赶上英国。英国的造舰速度快于德国，但因其不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因此它的人力资源不足以匹配其舰船总量。德国则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有足够的人力来操作新舰。两相对比，德国日后赶上英国是有可能的。

虽然后人对蒂尔皮茨的战略设想和辩驳多有批评，但德国作为一个崛起国，想在海军实力方面基本赶上英国无可厚非。³²就像20世纪50—70年代苏联在核力量方面逐步赶超美国一样，是一种正常的想法和做法。麻烦出在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上。由于德国急于求成，在一战爆发前先后出台了5个海军建设法案，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追平英国，因此导致英国的高度警惕和强力反击。

关于第二个问题，“蒂尔皮茨备忘录”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最终时间点，但综合其后5个海军建设法案来看，德国拟在1920年左右基本赶上英国。不过，每个海军建设法案都标定了一个阶段性赶超目标。1898年第一次海军法案要求德国在1904年4月1日前建成19艘主力舰、8艘装甲巡洋舰、12艘重型巡洋舰和30艘轻型巡洋舰。³³建成后的规模与法、俄海军基本持平，但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第一次海军法案的目标是追上法、俄两国。³⁴1900年第二次海军法案的建设规模比第一次扩大了几乎1倍，其中主力舰为38艘，建设到期日是1917年。按照这一规划，德国海军实力将在1906年超过俄国，但离英国海军仍然差距较大。1906年后，随着英国开始制造和装备最新型的无畏级战列舰，德国再次主动发力追赶。1906年5月，德国通过第一个海军“补充法案”，计划每年建设2艘无畏级战列舰和1艘战列巡洋舰。1908年3月，德国通过第二个海军“补充法案”，计划在1908—1912年每年建设3艘无畏级战列舰和1艘战列巡洋舰，这样就能在4年中建造16艘主力舰。而英国在此期间的主力舰为20艘，这样英德海军主力舰之比缩小到5∶4。1912年4月，德国通过了第三个海军“补充法案”，计划在1912—1917年增建3艘主力舰。到一战爆发前，德国海军的实力尽管未能追平英国，但已由20世纪初的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不过，由于英国的强力反击，德国在1920年前基本赶上英国的设想化为泡影。

德国海军赶超英国的失败使我们转入探讨第三个问题，德国为何未能顶住英国的压力。从德国的5个海军建设法案来看，蒂尔皮茨主导的德国海军发展目标渐次增高，节奏逐步加快，既“成功地”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又过度消耗了国内资源。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作用下，德国未能在既定时间内实现战略目标。

当时的英国海军执行“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的实力要大于等于其后两强海军之和。德国提出第一个海军法案后，英国并未做出认真的反应，这说明该法案提出的建设目标是比较合理的，不会对英国造成压力。但从第二个海军法案开始，德国的海军发展战略引起英国的高度警觉，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螺旋式上升。1900年12月，英国海军情报部提出，鉴于德国海军实力将于1906年超过俄国，因此英国海军的“两强标准”将改为以法国和德国为参照，并提醒有关部门注意德国舰队的发展速度。1901年11月，英国海军大臣赛尔邦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德国海军是潜在威胁。1902年10月，赛尔邦在向英国内阁提交的“1903—1904年海军预算备忘录”中指出，新德国海军是以和我们进行战争为目标而建造的，而不是为了在与法俄发生战争时取得海上优势。因此，英国不能忽视德国海军庞大的发展规划。³⁵此时，英国只是对德国有所警觉，但还未采取实际反制措施。1904年后，随着俄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遭到重创，英国开始逐步加大对德国的反制力度。1904年2月，英国海军部将“两强标准”参照国由法俄改为法德，当年夏天拟订了第一份对德作战计划，并于当年底加强本土舰队，以保证在北海海域形成对德绝对优势。1904年和1905年间，英国还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向德国表示担忧和警告。在英国的压力下，蒂尔皮茨保持战略耐心，提出下一步海军扩建应突出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德国要控制造舰速度。³⁶

1906年12月，英国开始建造先进的无畏级战列舰，标志着当时的“大炮巨舰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次，蒂尔皮茨未能保持谨慎态度，迅速主张提高造舰速度，公开与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从而彻底偏离了以前长期规划、稳步发展的建设方针。德国的三个海军“补充法案”都体现了要与英国在主力舰数量方面一争高下的建设思路。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很快使德国感到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国内的反对声音不断上升。为了缓解国内外压力并试图拖住英国，德国决定与其展开海军谈判。但谈判很快陷入僵局：英国要求德国首先无条件削减海军力量，然后再达成政治谅解；德国则要求两国先达成政治谅解，然后再作出让步。1911年海军谈判无果而终后，德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加恶化，陆上东西两线作战的压力迫使其必须在陆军和海军建设方面有所取舍。德国首相卡普里维开始以加强陆军为由反对海军扩建。1913年，德国通过新的陆军扩大法案，由此德国陆军在1911到1913年重获优先地位，海军开支被压缩，海陆军开支比从1911年的54.8%下降到1912年的49.4%，再大幅下降至1913年的32.7%。³⁷到1913年，德国领导层意识到，德国海军在可预见的将来已经赶不上英国了。

从上文可以看出，一战前德国的海军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由稳健到激进的过程，即德国建设一支能与英国海军相媲美的海上力量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不变，但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压缩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夸大外部威胁和抓住机会窗口。蒂尔皮茨在制定德国海军发展战略之初曾经预见过英国对德国反制所造成的威胁。他承认，在德国海军真正强大起来之前会有一段“危险期”，即德国海军实力的发展刺激了英国，但还不足以抵御其进攻，而英国为确保海上霸权，有可能对德国海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将德国海军“哥本哈根化”的危险将一直持续到1914—1915年，但高危期在1905—1906年。³⁸在战略制定之初考虑到最坏情况的发生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谨慎态度。在战略执行过程中，也要随时评估这种最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但如果在评估时夸大外部威胁，就会造成严重后果。

在德国国会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后，英国对德国海军的发展开始警觉起来。1904年，英国决定从地中海舰队抽调力量加强北海舰队，这使德国非常紧张。此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使英德关系趋于紧张。一方面，英法协约已经形成，英国的老对手沙俄因日俄战争失败而无暇顾及欧洲。另一方面，德国为拉近德俄关系而积极支援俄国对日作战，由于英日同盟的存在，此时德国与英国是潜在的敌对关系。因此，英国客观上面临突袭德国海军的理想时机。1904年11—12月，对英情报信息以及英国海军的一些动向使德国非常担心英国会在次年春天发动袭击，德国高层一度因此陷入了“哥本哈根化”的恐慌。³⁹1906年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后，英、法等国愈加认定德国崛起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开始逐步联合起来遏制后者。德国也明白自己在外交上不断被孤立，产生了严重的“被包围感”。1906年11月14日，德国首相比洛在国会演讲时公开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其他大国的对德政策，并称这样的包围圈会导致德国的强力反弹，最终将产生爆炸性后果。⁴⁰

客观地看，所谓的“哥本哈根化”恐慌和“被包围感”均属夸大外部威胁，并无必要。英国海军只是有一些预防性的准备，谈不上有切实的对德攻击计划。德国对摩洛哥危机处理不当才是其在1906年之后外交上被孤立的重要原因。它更应该反思自己外交上的问题，而不是对外交孤立产生过度反应。

然而，军事上的“哥本哈根化”恐慌和外交上的“被包围感”促使德国加快海军建设步伐。1906年，蒂尔皮茨提出要将主力舰的建造速度从每年3艘提高到4艘。当年12月，英国第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开始服役，这再次严重刺激了德国高层和海军人士的敏感神经。蒂尔皮茨当即决定哪怕英德关系恶化也要使德国主力舰的规模赶上英国，英德海军竞赛由此全面展开。

抓住机会窗口是蒂尔皮茨决定加快德国海军建设步伐的另一理由。无畏级战列舰出现标志着海军“大炮巨舰主义”的顶峰，其火力、防护力和机动性都是其他级别的主力舰无法比拟的。1906年12月，英国第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开始服役，这对德国来说其实是一个短期机会窗口，因为英国此时也只有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德国如果此时发力追赶，在未来一个不太长的时期是有可能基本追平英国的。否则，英国将迅速拉开与德国的海军实力差距。为此，德国决定与英国展开主力舰数量竞赛，在短短的7年之内连续推出了6个级别的无畏级战列舰。这6个级别在技术指标上紧盯英国海军，的确给英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英国一度同意与德国展开海军谈判。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及其后开始的战略收缩，长期机会窗口的出现使苏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进攻性战略。1978年阿富汗局势的突然变化又给苏联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如果此时能出兵占领阿富汗，就打开了南下印度洋的通道，为从侧翼包抄美国提供了战略机遇。

长期机会窗口的出现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采取全球性进攻战略的重要因素。当时，美苏实力对比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态势。苏联领导人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由此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战略攻势。早在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就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个问题不是在苏联参加下得到解决的。1975年，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讲话中声称，当前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表示，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加强使苏联胜利地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积极的攻势。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指出，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正在遭到失败，但它们没有放弃破坏当代世界出现的良好形势的企图。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完整阐述了进攻性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第一个依据是，苏联的国力有大发展，为进攻性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信心十足地称，苏共的国际活动是全民的事业。这一活动是以苏联的经济实力和防御威力、精神力量及苏联人民用劳动创造的一切为支柱的。⁴¹第二个依据是世界正处于发生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反帝运动规模的扩大，这一切都标志着世界革命进程正在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危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更加增长了。第三个依据是西方世界此时正处于因石油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当中，这次经济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萧条可比。这次危机震撼了战后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已经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正以新的形式出现，矛盾将愈演愈烈。从这三个依据来看，前两个是说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第三个是说帝国主义阵营日薄西山。总结起来一句话，帝国主义的总危机很快就要到来。⁴²由此，在苏联面前出现了一个能持续较长时段的机会窗口，苏联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它。

苏联全球进攻性战略的目标是夺取世界霸权。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弹性目标，它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苏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正如苏联人自己分析的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总体战略态势是不错的。因此，后来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苏攻美守”时期。在入侵阿富汗之前，苏联稳扎稳打，取得了不少战略成果。首先是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缓和了关系，具体成果包括与美国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与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欧洲国家召开了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并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等等。其次是增加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具体举措包括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增加驻蒙军队数量、挑拨印度反华、扶持越南反华，等等。再次是加强在亚非的政治渗透和军事干涉。具体行动包括支持印度分裂巴基斯坦、密谋推翻埃及总统萨达特、卷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武装冲突、策划南也门军事政变、支持古巴入侵安哥拉、支持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等等。这一时期苏联的军事干涉是有限度的，以不直接出兵卷入冲突为前提。

然而阿富汗形势的突然变化打乱了苏联攻势战略的节奏，特别是打破了苏联不出兵卷入冲突的做法。阿富汗是苏联南下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为了控制这一通道，苏联在阿富汗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经济援助、政治扶持，甚至还修建了两条与苏联相连的战略公路。⁴³这一时期苏联对阿富汗采取的是间接控制的办法，即通过代理人政权达到控制阿富汗的目标。然而，阿富汗形势开始向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察觉到达乌德政府有意改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此于1978年4月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府，扶植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民派)领袖塔拉基担任总统。12月，苏阿签署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而为日后苏联入侵并直接控制阿富汗提供了“法律依据”。此时，苏联仍然寄望于通过代理人政权来控制阿富汗，然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民派)内的另一重要人物阿明对塔拉基毫无保留地倒向苏联不满，两人矛盾逐渐激化。1979年9月，塔拉基派人暗杀阿明失手，反被后者夺取了政权。阿明上台后立即疏远了与苏联的关系，要求苏联撤换大使，拒绝苏联向阿富汗增兵，等等。

阿富汗形势的突变使苏联面临一个短期机会窗口，如果任由阿明疏远与自己的关系，则自己多年来在阿富汗的投资可能付诸东流，南下印度洋的战略将失败；如果亲自出兵除掉阿明，凭借苏联的军事实力，中短期内军事风险不大，但从长期来看，国际压力和控制阿富汗的压力有可能上升，不过苏联自认为可以控制得住。1979年12月初，力主对阿出兵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多次商讨出兵问题。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是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围的良机。乌斯季诺夫认为，苏联不出兵，阿富汗就会倒向美国，沦为美国反苏的前哨。在12月12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三人汇报了他们的想法。他们主张迅速出兵的理由是阿富汗形势严峻，威胁到苏联南部边境的安全，而且美国或伊朗可能在阿扶植一个反苏政权。苏军准备充分，可以迅速完成战斗任务。国际社会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反应大概与当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类似，苏联完全可以顶住国际压力。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出兵阿富汗。⁴⁴

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过程表明，苏联受突发事件影响而调高了自己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即从通过代理人政权控制阿富汗调高到亲自出兵控制阿富汗。后果就是苏联深陷阿富汗泥沼，被迫在1989年全面撤军，而且入侵阿富汗也成为苏联在战略上由攻转守、国力上由盛转衰的节点。

本文研究了战略目标的时间维度问题，也就是行为体需要在多长时间内达成战略目标的问题。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影响战略节奏的关键性因素。合理的时间设置可以使战略执行过程不疾不徐、稳健得当。不当的时间设置将使行为体失之于冒进或失之于懈怠，从而影响整个战略的执行。时间维度与目标性质的结合可以让我们把战略目标分为有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有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无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和无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四类。时间维度还与战略目标偏离现象密切相关。行为体要么试图提前达成目标，要么试图提高目标水平，不管是哪种情况，本质上都体现出行为体急于求成的心态。研究表明，夸大外部威胁、机会窗口、突发事件是导致目标偏移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

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的耦合问题可以出现在任何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当中。当然，如果大国出现这一问题，其后果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会更大。在大国当中，崛起国与守成国应当更加注意这一问题，因为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探讨战略目标的时间维度问题对我们研究当前大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大国要有战略定力。从中长期来看，大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顺境和逆境。顺境时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困难，逆境时则容易急躁冒进。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典型的在顺境时高估自己、低估困难的案例，一战前的德国是典型的急躁冒进的案例。因此，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崛起国都要保持战略耐心，不轻易改变时间或调整目标。

其次，要给战略目标设定合理的时间限制。要么在既定的时间段里设定合理的目标，要么为目标的达成设定合理的时间限制。战略目标与时间维度的合理结合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和内外因素，但是要特别注意控制个人或小团体因素的影响。上文中德国的案例表明，威廉二世和蒂尔皮茨对德国海军发展战略的影响力过大，而苏联的案例表明，苏共中央政治局中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组成的三人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产生了最关键的作用。不管是个人还是小团体，他们都容易压制反对声音，犯“一言堂”的错误。

最后，大国要能及时回调止损。一旦出现战略目标偏移现象，大国要能及时发现、及时回调、及时止损。⁴⁵对于大国来说，及时回调止损的困难在于前期的沉没成本比较大，导致船大难调头。这方面的负面案例很多，比如美国结束越南战争、苏联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结束反恐战争，等等，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