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治下的原联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部分霸权同盟国采取了选择性背离的行为。例如，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意大利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美国重新评估当前的联盟体系和全球治理秩序，企图拉拢和重塑地区盟友和伙伴，构建针对中国的“小圈子”。¹例如，与盟友签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利用G7扩员机会塑造排他性的治理机制，提出针对“一带一路”的“蓝点网络”等倡议，声称组建“民主国家联盟”等。然而，大多数美国传统盟友并没有全方位倒向美国，而是“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选择维护自身利益的务实外交，在中美之间两边下注的决策逻辑上升为主流战略思维方式”。²我们将类似现象称为联盟异化。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是联盟异化的起源问题。联盟异化的现状致使霸权国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与意愿之间存在差距，进而影响到最终战略意图的实现。

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基于共同利益，为协调行动而订立盟约并结成的某一国家集团。共同利益是联盟的基础，盟约文本是联盟的形式，协调行动是联盟的结果。言下之意，联盟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行动一致的。相比之下，成员国在有些情况下违背盟约、在有些情况下却依然追随联盟的行为则显得颇为异化。

狭义的联盟指安全联盟，即采取联合制衡的手段，达到平衡威胁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军事安全联盟。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联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承诺，任何联盟的定义特征都包括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外部行为体的军事承诺。³由于联盟的起源是基于安全考虑的，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提出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即便不针对特定对象，其他国家也会将其视为威胁和敌人，在某种意义上，联盟是为了降低不安全感而予以搭建的。⁴因此，只要和平时期的大国依然存在主观不安全感，即使不一定是客观上的安全威胁，它们依然存在维持联盟的基本诉求。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联盟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联盟行为不仅存在于军事安全领域内，亦包含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义的领域内界定共同利益、圈定“谁是朋友”和协调行动。正如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后宣称美国要重新强化联盟政治，实则是探讨在广泛的议题领域内与盟国合作的可能：“民主党人不仅会修复我们的联盟，而且会重塑它们，以推进共同的优先事项并应对新的挑战……我们将围绕虚假信息、腐败和经济胁迫等非军事威胁制定共同的对策，这是我们议程中的优先事项。”⁵可见，研究当代的联盟关系需要将其放置在新的外延之内。本文重点关注的正是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立之初所依托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联盟不仅曾是美国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主要机制，也是二战后美国塑造战后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秩序的主要依托。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大多为西欧盟国，美国是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和其他成员国的首要贸易伙伴。当布雷顿森林体系消亡之时，支撑体系的联盟关系并未随之瓦解。正如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所言，自由国际秩序与美国的联盟体系密切相关，美国围绕多边机制和联盟关系建立一套政治体制，在提供安全和稳定开放的市场等问题上做出承诺。⁷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广义的联盟而不是狭义的联盟构成了美国传统建制派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战略工具。⁸

联盟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后战争时代遵守联盟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发生了变化。联盟异化反映了霸权同盟国对联盟的预期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形式上表现为选择性追随、选择性背离等联盟调整行为。由于追随并不是新现象，本文将更为重点关注选择性背离的时代背景、激励因素和发生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联盟异化与联盟瓦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利兹(Brett Ashley Leeds)和萨文(Burcu Savun)认为，联盟瓦解的形式主要有机会主义废除、联盟已经实现目标且没有在终止日期前通过成员间的协议延长、成员国在被外部势力征服时无法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双方同意重新协商关系并签署新协议。⁹维持联盟还是抛弃联盟需要经过利益权衡，包括丧失既得利益、重新谈判等成本。如果对方是超级大国，那么抛弃成本就比较高。¹⁰联盟异化考虑到瓦解联盟的高额成本，并试图在规避成本的基础之上增加得自联盟内外部的收益。就当下而言，联盟瓦解对于原霸权同盟国的成本过高，其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联盟异化的行为。因此，联盟异化并不是联盟瓦解，而是联盟国家在核算维持和抛弃联盟的“成本－收益”后，对既有联盟关系做出调整；也不是简单的弱化联盟承诺、继续遵守条约，而是可能会选择性地背离联盟关系，转而与系统内其他国家乃至作为联盟对象国的崛起国本着务实的态度开展功能性合作。综上，维持联盟的基本条件是“遵守联盟的预期收益－预期成本>0 ”，当各成员国的预期成本收益发生了改变，维持与抛弃联盟的成本都过高，且体系内存在增进收益的其他战略选项时，就有可能产生联盟异化的现象。

目前，学界关于联盟异化问题的直接讨论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联盟的形成、维持和瓦解。在国际层面上，权力制衡、应对安全威胁、追随、分利都是联盟起源的原因。有学者提出，联盟中的国家数量、地理位置以及对外政策的相似性都会影响联盟形成，但没有一个因素比权力制衡更重要。¹¹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国家结盟是为了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综合实力、地理邻近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共同影响国家的威胁认知。¹²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家倾向于通过追随强者获取安全和收益，联盟是正和博弈。¹³

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一些国内因素也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包括国内秩序、政体类型等，但不少研究认为民主政体与联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¹⁴由于一国在对外做出联盟承诺时往往还需要考虑国内观众成本，因此国内政治也会影响联盟关系，包括社会内部组成的变化、国内精英的竞争、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分歧。¹⁵

尽管既有研究提供了联盟形成和维系的多重视角，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联盟形态发生了演化，联盟内涵也有所改变，因而既有研究还存在拓展的空间。需要说明的是，对已有文献的建设性批评需要结合现实形势，并不是说不少文献或理论存在缺陷，而是说当适用的解释对象所处的条件发生了改变时，原有限定条件内的理论不再具备普遍适用性。

首先，既有研究大多关注联盟的军事和安全功能，忽视了广义联盟(尤其是经济联盟)在国际制度层面的形式、角色和功能。在联盟起源问题上，现实主义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其虽然也关注联盟中的经济联系，但经济因素往往只是手段而不是主要目的。在后战争时代，传统的军事联盟在某些地区或国家逐渐失去现实价值，当代联盟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一套规则和制度，反映各国的共同利益。有学者指出，对联盟的标准概念及对军事领域的关注正变得危险且过时，这种观点部分植根于现实政治，军事实力不能概括联盟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当代的联盟往往以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为基础。¹⁶在安全、政治、经济和其他全球治理等议题领域中，联盟关系往往是相互塑造的。例如，经济联盟可能是建立在政治安全联盟基础上的，但也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起到维持和巩固既有政治安全联盟的作用。

其次，既有联盟研究重点关注了战争或冲突状态下联盟的可靠性，很少涉及和平年代联盟存续、联盟瓦解、联盟异化或联盟重塑等现象。后战争时代联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联盟内达成一套规则和制度，与其他国际制度形成制衡关系(例如华约和北约)或嵌入关系(例如G7、G20和联合国)。随着经济、气候变化等“低政治”领域上升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联盟的内涵、产生动因和作用机制等问题都在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对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秩序上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再次，既有研究也关注联盟的机制化程度，但拘泥于双边联盟，没有对多边框架下的联盟政治予以充分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联盟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制度¹⁷，可以用来管理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缓解国家之间合作的信息不对称¹⁸。在历史上，联盟曾以国际制度的形式出现，例如冷战期间由超级大国主导的北约和华约联盟都发展成了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多边架构。¹⁹本文从国际制度视角出发，动态地分析当前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突破双边关系的限制，把联盟放置在多边框架下予以观察，进而丰富和拓展联盟的内涵。既有研究没有审视联盟与全球治理秩序之间的相互塑造机制。分析当前全球治理秩序需要将联盟纳入考量，而分析联盟关系亦需兼顾全球治理秩序的因素。

最后，既有研究需要与时代对标。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是影响秩序形态的重要自变量，联盟的实力、规模和凝聚力的变化在世界秩序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²⁰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表示，美国和盟友的共同经济利益结构连接了冷战期间维持稳定的轴辐体系，形成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安全联盟为多边经济合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²¹然而，当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美国的主要盟国无法依靠自身化解危机，也难以在区域秩序建设中追求共同愿景。同时，在国内经济政治因素掣肘之下，美国维护系统内经济治理秩序和区域联盟共同利益的能力下降。

随着时代背景发生改变，霸权同盟国遵守联盟的预期成本和收益都将随之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具体投射在战略承诺、承担成本的物质基础和利益需求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传统联盟关系的基础。²²如若这三个方面发生改变，原有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亦会随之改变。

第一，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霸权国的战略承诺模糊，追随联盟的预期收益不明确。此外，霸权国对联盟的态度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战略承诺模糊的原因在于时代主题变化，国家的传统安全诉求减少，联盟政治对盟国的战略吸引力下降。由于盟友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降低，如果霸权国始终保持此前明确的战略承诺，不仅会加速本国资源消耗，也不符合盟友的现实需求。

第二，全球性问题增多，全球治理必要性上升。全球治理议题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与合作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借自身能力解决，即使是霸权国也无法独自承担日益上升的治理成本，需要各国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然而，联盟成员因自身能力和利益攸关度大小对提供公共产品存在不同意愿，一些国家会试图采取“搭便车”行为，不想在联盟框架下被强制要求提供公共产品。联盟的主要政治目标是传统安全议题，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安全关切，而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庞大，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这势必需要与同盟体系以外国家的协调合作。²³

第三，各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与之相对，霸权国实力相对式微，奖励追随行为的能力下降。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刻画，全球范围内的东升西降现象较为明显。全球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00万亿美元左右，按照汇率计算大概是80多万亿美元。从相对GDP来看，东西对比尤为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按汇率计算，美国的GDP达到20.81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是15.22万亿美元左右，接近了美国的3/4。权力资源或实力对比的变动会改变制度形态。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如果它(机制)下面的资源明显转移，机制将失去他们的控制力甚至消失。”²⁴联盟重置和联盟异化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霸权国意愿和能力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联盟形态可能随之发生变动，正在或即将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第四，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关系更加扁平化/去等级化，联盟成员之间也存在常规经济竞争。冷战期间，两大联盟的对立导致经济秩序的割裂，同时由于霸权国和同盟国经济能力不对称程度高，同盟国往往只能接受霸权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联盟关系相对而言整体稳定。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同盟国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自身发展，经济交互使联盟内部产生竞争，此前团结一致的联盟关系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令霸权同盟国具备了诉诸联盟异化的内外部条件。在进行“成本－收益”核算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霸权同盟国诉诸联盟异化的激励(来自系统内国家，既包括霸权国、对象国，也包括其他国家)，进一步提炼关于联盟异化的计算所涉及的影响因素。

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这两者彼此作用和动态性相互影响”²⁵，两者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涵。在联盟关系中，权力与利益彼此博弈，并投射到国家互动和国际制度层面，系统内各主要行为体的行为驱动和取向都会因此产生不同的情境。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主要涉及权力、利益与制度(治理)三个核心变量。²⁶

治理制度的本质是提供系统秩序，治理制度的形态“取决于权力当局在一个集体中如何界定和执行价值分配的准则——也就是如何制定游戏的规则”²⁷。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尽管具有一定非中性特征，偏向部分成员国的利益，但也具有相对中立的功能性，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维护秩序的稳定。霸权国在权力驱动下试图借助联盟关系，塑造、修复或强化以制度非中性为基本特征的全球治理秩序；而霸权同盟国则在利益驱动下更看重治理制度的功能性收益，对维持与霸权国的联盟关系持相对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前者追求权力，后者追求利益。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抵触。只能说在优先排序方面，霸权国更为看重得自制度非中性的收益，而霸权同盟国更看重来自制度的功能性收益。这种功能性收益还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能够溢出到系统内的其他国家。

全球化塑造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关系，国家尤其是霸权国的“国家意愿与国家能力之间产生了逐渐扩大的‘调整空间’”²⁸。换句话说，全球治理制度的功能性既可以对霸权国有益，也可以为霸权同盟国、崛起国和系统内其他类型的国家都带来收益。这种类似“公共产品非排他性”的制度溢出性也是霸权国意愿与能力之间出现“落差”的重要原因。功能性溢出不仅局限于霸权国发起的制度，也可以是崛起国发起的制度。总之，制度具有功能方面的溢出性和权力分配方面的非中性两种属性，前者重视利益，后者强调权力，两者有一致也有冲突。见表1。

霸权国的联盟行为主要是权力驱动的。有研究认为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主导国将其私有化为谋求私利的工具，利益分配基于等级化的权力结构。²⁹霸权国将联盟作为私有工具从中获利，一旦霸权国实力出现削弱或是获取的非中性利益下降，其维持联盟的能力和意愿就会降低。如果其权力优势受到威胁，霸权国将通过改变联盟重新稳固自身主导地位。受益于霸权秩序的利益集团将形成联盟，当霸权国的国内集团之间以及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博弈能力发生转移或改变时，霸权国会感到在领导地位上没有获得足够回报，因此会要求修正联盟或秩序，进而强化对联盟的控制。³⁰

霸权同盟国的联盟行为主要是利益驱动的。联盟的建立基于相似的利益诉求，而不仅仅是基于权力分配考虑。此外，联盟是重要的获利手段，在国家生存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从国际体系中获利(包括安全利益和领土、财富及功能治理等非安全利益)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³¹对同盟国而言，可靠性更为重要，需要霸权国对来自联盟特定利益及追求利益的方式做出承诺、达成共识。³²霸权国的承诺含糊不清会增加盟友的怀疑，从而损害同盟国对联盟的价值判断。³³当霸权国组建的联盟难以继续带来激励时，同盟国将倾向于重新评估联盟关系，因此可能会调整、弱化乃至退出。如果霸权国提供援助的意愿和能力弱化，同盟国可能会寻求获得其他保护手段或诉诸其他联盟外部的激励选项，对具有溢出性功能的全球治理制度持有相对务实的态度。当盟国对功能领域内治理利益的需求与霸权国追求权力的联盟诉求相悖时，联盟异化可能由此产生。

总之，当霸权国基于权力的“成本－收益”核算与同盟国基于利益的“成本－收益”核算之间不一致的时候，后者便具备了诉诸联盟异化的激励。除了联盟内部的异化刺激，联盟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崛起国的行为都可能成为改变“成本－收益”核算的重要影响因素。

霸权同盟国选择联盟异化的策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核算，还取决于系统内其他国家的行为及互动。图1反映了在时代背景变化的情况下各类型国家的互动。正如温特(Alexander E．Wendt)所言，施动者和结构是相互构成和相互决定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变化使施动者潜在地调整行为并做出决定。同时，结构只有通过施动者的实践和行动才能获得效力。³⁴联盟的外部结构指其他系统内重要国家(包括崛起国和系统内其他国家)与其形成的互动关系，内部结构指联盟的成员国(包括霸权国和霸权同盟国)构成。内外结构的变化导致联盟异化的出现。外部结构对联盟异化具有正向或负向的激励作用。霸权国、同盟国和崛起国是系统内最重要的行为体，它们根据自身利益相继调整行为，三者互动导致联盟关系呈现出动态演化的局面。

在联盟异化的三方互动中，来自霸权国的激励对霸权同盟国的联盟异化行为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主要取决于霸权国平衡权力需求的变化。当平衡权力的需求增加，霸权国往往具有强化联盟的意愿，进而提供更多的联盟内公共产品以维系联盟关系；当平衡权力的需求降低，霸权国提供俱乐部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此外，霸权国平衡权力的意愿还受到其自身实力的制约。即便具有强化联盟的意愿，霸权国也不一定能够提供足够的选择性激励。综合以上情境，霸权同盟国很可能诉诸联盟异化的策略。

霸权国在联盟中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安全保证。大国可以为盟友提供较高的安全保障，大国与小国之间联盟具有交易性质，小国将自治权让渡给大国以换取安全。³⁵同时，霸权国还能向盟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提供援助将使盟友更为可靠，援助越多，联盟凝聚力越强。³⁶然而，如果霸权国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持续提供公共产品，联盟成员可能会疏远霸权国，寻求新的供应者，进而保障自身利益。如果提供者将所有资源用于联盟，盟友会认为有助于实现联盟目标。如果提供者有所保留，盟友将认为公共产品没有完全兑现。如果提供者完全不提供资源，盟友认为无法从联盟获得收益，出于平衡利益的考虑，联盟异化可能发生。³⁷

首先，冷战后的美国没有强大竞争对手，对盟国支持的需求降低，有更多精力独善其身。美国不再致力于海外长期部署、多边和高度制度化的结构，而是更多依赖临时联盟、灵活部署和双边安排，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影响力和行动自由。在全球治理议题突出的背景下，霸权国缺乏足够动机坚持既有联盟的承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

其次，霸权国的优势瓦解和维持联盟的高昂成本使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原有的超级大国地位正不断丧失，自身出现了相对衰落；长期维系联盟战略消耗了霸权国的权力资源，使其无法支付维持制度所需的高额治理成本；此外，国际制度具有溢出性和消耗性，瓦解了霸权国的非中性权力优势。见表2。

由于自身实力的约束，尽管近年美国平衡权力需求上升，但其联盟策略呈现明显的矛盾性：既要构建制衡性联盟应对崛起国(后文将详述该联盟重塑行为)，又弱化了联盟承诺，不愿给予联盟成员相应的“俱乐部收益”。一方面，随着崛起国中国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开始构建制衡中国的联盟，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积极重启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拉拢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通过加强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制衡中国的目标。美国认为需要将盟友和伙伴纳入统一框架，避免主导地位受到削弱。联盟关系是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也将随之发展。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联盟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³⁸

另一方面，联盟承诺弱化，联盟的稳定性下降，乃至发生了伤害和削弱联盟的现象。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采取诸多背离联盟的行为，减少对联盟对象的资源投入，使盟友对联盟体系的存在感到担忧，不再完全追随美国制衡中国，不少盟友转而与中国开展合作，接受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经济公共产品。特朗普对盟国的指责和“美国优先”理念使美国减少了对盟国的承诺和安全保证，严重削弱了联盟体系。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威胁盟国，要求盟国承担防务费用开支。例如，美国威胁削减驻韩美军数量和减少安全保证，迫使韩国提高驻韩美军的费用分摊。美国非但没有给予联盟相应承诺，反而采取措施破坏与盟国的关系，威胁其利益。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和亚洲盟国施加关税，发起“301调查”，要求重新谈判贸易协定，降低了盟国的经济收益。

即使是尤为重视同盟关系、倾向于强化和重塑联盟关系的拜登团队，也一再强调希望盟国承担更多的义务，降低美国的成本：在区域层面，“我们将与合作伙伴合作，鼓励他们增强防御能力，对地区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保证防务合作更加公平”³⁹；在全球多边，“我们扩大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并将它们纳入更广泛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秩序中，从而建立核心优势。下一届政府将继续扩大我们的关系网络，超越核心联盟。我们会与盟国和伙伴一起采取行动，使他们分担任务并加大投入”⁴⁰。

崛起国和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得以强化，霸权同盟国在联盟之外参与功能性合作的预期收益上升。外部威胁的消失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为霸权同盟国与崛起国互动创造了条件。如果崛起国能力较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霸权同盟国可能会与崛起国合作以获得更多收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美国的欧洲和亚太盟友不再局限于联盟框架内的合作，而是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共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尤其是亚太地区盟友大多将中国作为首要贸易伙伴。一些美国盟友甚至采取“骑墙”策略，希望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激烈，绝大多数传统盟友并未完全倒向美国、履行联盟义务，而是选择性地参与美国构建的制衡联盟，并表现出明显的态度差异。具体来说，来自崛起国的外部激励有以下两种。

第一，崛起国倾向于和其他联盟成员或第三方国家建立功能性合作。崛起国构建联盟的成本较高，且可能面临霸权国的制衡和阻挠，因此更好的方式是着眼于现实议题与具体需求，采取包容性姿态，开展开放型合作。大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变为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赢得小国的支持和追随。大国需要通过促成功能性合作、提供系统内公共产品等方式，争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市场份额”。崛起国需要更多支持，一般不会排斥多元化合作。开放性和包容性合作保证了崛起国合作对象的动态选择。崛起国根据具体任务和战略目标确定合作对象，其导向性比较明显，合作手段也具有灵活性。这种做法既壮大了自身能力，也不会出现传统联盟的承诺问题，降低了盟友背离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为赢得朋友、促成联盟异化、降低系统性风险提供正向外部激励。作为崛起国的中国根据全球治理的具体议题构建了多项制度框架。中国倡议建立上合组织，与美国盟友巴基斯坦和战略伙伴印度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同时，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积极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问题，中国与欧洲国家在G20和WTO机制内开展了深入合作，G20日益成为与G7并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国与美国盟国和第三方国家的功能性合作均围绕特定议题产生(例如应对金融危机、协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构建的制度安排具备论坛性质，既没有正式条约，也不存在强大制度约束，各国在其中的自由度相对较大。

第二，崛起国构建的制度安排不针对特定国家，往往具有开放的成员国属性。尤其是当崛起国在某个问题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时，更倾向于包容性制度制衡，邀请包括秩序主导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加入，提升新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削弱制度非中性。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实力资源有选择地在更具能力的领域和区域层面构建各种新的多边制度，这些多边制度形式灵活多样，体现了控制成本、追求实效等多重考虑。⁴¹“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于基础设施领域优势而发起的制度安排，自发起伊始，中国坚持保证该倡议的开放性，面向各类国家，目前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既有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亚非发展中国家。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未将美国排除在外。尽管该倡议被美国视为中国改变国际秩序的手段，但中国始终保持防御姿态和开放的态度，明确表示“一带一路”不针对特定国家，欢迎美国参与框架内合作。

其他国家倾向于根据功能性合作的需求，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进行选择性追随，目的在于平衡所能获取的利益。对于追随霸权的霸权同盟国而言，这类国家的影响没有霸权国和崛起国那么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采取选择性务实策略、开展功能性合作的正向激励。

传统均势理论认为其他国家会加入较弱一方制衡霸权国，然而事实上很难形成制衡霸权的联盟，它们更倾向于在大国之间进行利益权衡。不归属既有联盟的国家倾向于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对于小国来说，双边联盟是大国控制小国的有效手段，能够扩展大国能力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因此小国不会轻易选择加入任何一方的正式联盟，而是采取“骑墙”的方式确保自主与灵活。其他国家选择松散议题联盟的成本低，并且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选择性追随能获得更多收益。不加入霸权国联盟能够保持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加入崛起国联盟能够降低霸权国的压力。如果面临大国压力，这些国家可以随时退出制度安排而不必担心受到约束。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和领导国，印度自独立以来始终保持战略自主⁴²，不加入任何联盟。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在中美之间进行权衡，分别加入中美建立的多边制度框架。基于经济利益，印度选择加入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金砖机制决定在印度开设新开发银行的区域办事处，推动印度相关项目融资。印度也和美国主导的G7机制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受邀参加G7峰会。尽管近年来印美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两国结盟呼声越来越强，然而印度始终保持战略自主，不完全加入美国阵营。即便中印关系处于波动中，印度也没有完全加入美国对华制衡性联盟。

小国的权衡表现更为明显。尽管越南在追随美国方面最为积极，俨然成为美国的“准盟友”，但越南仍坚持不宣称全面加入美国联盟。自1986年苏联与越南的联盟关系结束以来，越南始终避免再次犯下与一个大国结盟而反对另一个大国的错误。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越南同样力图避免与中国进行不必要的对抗。从根本上讲，越南不愿冒险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同步的合作与斗争是越南对朋友和对手政策的标志。⁴³越南2019年出台的《国防白皮书》重申了“三不”原则：不结盟、不依靠任何一国对抗第三国、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在美国建立对华制衡性联盟的问题上，越南也保持观望态度。

霸权同盟国出于平衡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满足治理需求等目标，进行“成本－收益”的核算。随着全球性问题浮现，各国的意愿与能力皆出现一定的“调整空间”。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计算，各国对联盟的诉求强度也发生相应改变，由此采取了不同的联盟策略。既有联盟体系随即出现调整，霸权国和同盟国关系发生异化。

霸权同盟国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时，表现出一定的矛盾特性。出于满足功能性治理的需求(例如宏观经济协调、金融治理、气候变化治理等)，特别是霸权国承担治理成本能力与意愿皆有下降之际，同盟国会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存在摇摆，时而选择性地追随联盟，时而选择性地背离联盟，亦即联盟异化。特别是当其对某一议题领域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感知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将更为偏向拥有相关公共产品供应能力和意愿的国家。见表3。

计算一：如果霸权同盟国能够从追随霸权国的行为中获得奖励，换言之参与联盟可以使其获得多于单干的收益，那么它们仍将追随霸权国、维持既有联盟关系；反之，则有可能采取选择性背离的策略。

S1∩S2=∅υ(S1∪S2)≥υ(S1)+υ(S1)(函数1:选择性追随)

υ(S1∪S2)<υ(S1)+υ(S1)(函数2:选择性背离)

假定S1是霸权国，S2是霸权同盟国。如果S₂与S₁的合作收益大于或等于单干的收益，那么同盟国可能会继续选择追随策略，维持联盟稳定。如前文所说，完全背离、瓦解或抛弃联盟的成本过高，选择性维持联盟的成本很低，那么霸权同盟国可能会采取选择性追随或背离，即联盟异化的策略。

霸权同盟国选择坚守联盟的收益是霸权国给予的奖励，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反映出追随行为的发生及奖励机制。澳大利亚在安全和经济上积极追随美国，从而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和多元化的经济关系。澳大利亚在美国对华制衡性联盟中表现最为积极，不仅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指责中国，还追随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设置门槛。作为回报，美国深化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安全合作。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武器装备，开展联合军演，提升作战能力。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既有助于缓解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有助于增强澳大利亚的工业和金融能力，降低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此外，美国还提议将澳大利亚纳入G7机制，提升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该案例中，霸权国的权力逻辑与同盟国的利益逻辑是一致的。

但追随行为也意味着分担更大的成本压力，尤其是当其他盟友不愿承担成本的情况下，该盟友国会面临选择难题。同时，追随成本还包括难以和崛起国以及其他国家开展多边合作而丧失的功能性收益。例如，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向中国施压，盲目追随美国致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功能性合作减少，自身经济利益受到极大影响。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2018—2019年，对中国出口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2.6%，达到1167.9亿美元。然而，由于澳大利亚一再行为越线，中国对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大麦和葡萄酒等商品采取进口限制或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澳大利亚的经济损失严重。⁴⁴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矿开采公司之一嘉能可(Glencore)在2020年9月和10月临时关闭了多座煤矿，麦凯(Mackay)港口的煤炭运量一直下降。中国限制令出台后，澳大利亚煤炭公司的股票大幅下跌。2020年12月，中国正式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煤炭出口的第二大市场，此举影响巨大，澳大利亚能源产业面临重大挑战。标普能源(S&P Platts)预计，仅在2021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将减少3200万吨对华动力煤出口。⁴⁵中国进口减少产生的损失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弥补，日本和韩国都是澳大利亚煤炭的五大进口国之一，但两国都宣布了严格的减排目标，计划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对澳大利亚的煤炭需求也因此减少。

霸权同盟国的联盟收益主要是霸权国给予追随行为的奖励，需要霸权国持续提供承诺，并有能力和意愿履行承诺。可见，同盟国稳定追随霸权国的前提是：霸权国有能力承担组建、维持和强化联盟的成本，及时回应同盟国的利益诉求。然而，霸权国基于制度溢出和治理消耗的考量，缺乏维持联盟承诺的动机，这意味着在某些议题领域内恒定追随联盟并不能使霸权同盟国获得追随的预期收益，可能还不如单干的获益多。例如，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美国难以回应欧盟的治理诉求，多次退出多边谈判进程，可能会使霸权同盟国在该领域内不再恒定地采取追随策略。

选择性背离的例子还有欧盟没有追随美国对伊朗开展“极限施压”，而是在制裁的同时维持与伊朗的贸易。追随美国断绝与中东相关国家的经济联系无法增进反而减损欧洲的利益。欧盟甚至寻求越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通过其他方式维持与伊朗的贸易往来。2019年，法国、德国和英国开发出交易工具INSTEX，使欧洲企业能够在不违反美国制裁条件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与伊朗的贸易。⁴⁶2020年3月20日—11月20日，伊朗与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为35.4亿美元。在欧盟从伊朗进口商品的份额中，仅德国就占41%，从伊朗运往德国的非石油产品总值达1.314亿美元，同比增长14%。⁴⁷

选择性追随比较典型的方式是盟国的议题性追随，即议题联盟。在关乎核心经济利益的领域，盟国与霸权国联合的可能性比较高。例如，这种霸权国与同属发达国家的同盟国组建议题性联盟的现象在部分领域表现比较突出，包括围绕市场准入、国有企业地位和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定等多边规则的谈判。再如，霸权同盟国的多边偏好并非坚持原有多边而是坚持于己有利的多边，因此在重置制度非中性的意愿上，它们与霸权国是一致的。例如，在WTO改革和开展高标准FTA谈判等方面，前者是颇有可能追随后者的。

霸权同盟国之所以会诉诸议题性追随、选择性追随和霸权异化，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霸权国能力下降，重置联盟、胜任功能性治理和维护体系稳定的能力亦不足；二是其他盟国虽然会选择性追随一些议题，但并没有意愿追随霸权国陷入υ(S₁)＋υ(S₂)小于υ(S₁∪S₂)的情境，乃至陷入全面战争。因此，面对霸权国的联盟重置行为，霸权同盟国偏好以功能性合作为基础，因议题差异而有选择地追随。除非在特定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同盟国追随霸权国的“收入－产出”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否则它们将持续抵制被重置进某个具有明显排他性乃至导向战争的联盟体系。

计算二：如果在联盟之外开展功能性合作的收益大于霸权国提供的奖励或施加压力带来的影响，霸权同盟国可能出现离心倾向，采取选择性背离的联盟策略。

如果计算一更侧重对原联盟内部的“成本－收益”计算，计算二则侧重霸权同盟国在联盟之外的合作选项，亦即超越联盟诉诸联盟异化的行为。这个函数说明的是一个具备特征函数的合作博弈，商家群体N＝{1，2，…，n}可以被划分为多个子集，彼此可以形成特征函数形式的合作博弈(N，υ)。子集中包括S和S′，其中S还包括了次子集R和L，S′包括次子集L和H，且它们依然符合特征函数形式合作博弈的基本特点。

例如，次子集R的成员有苹果，次子集 L的成员有梨，次子集H的成员有桃子。这是它们作为次子集的个体特征。它们都是供应成份沙拉的商家，每份沙拉100元。如果顾客要苹果和梨的水果沙拉，那么R和L匹配在一起，该合作联盟的财富就可以最大化为100，如函数3所示。但是如果顾客要梨和桃子的沙拉，那么只有L和H匹配在一起才能将合作联盟的财富最大化为100，R和L匹配在一起就不可能最大化财富收益为100。如函数4所示。

υ(S)=100×min{|S∩L|,|S∩R|},∀S∈2n(函数3),这种情况下υ(S)>υ(S′)

υ(S′)=100×min{|S′∩L|,|S′∩H|},∀S′∈2n(函数4),这种情况下υ(S)<υ(S′)

如果我们把商家L视为霸权同盟国，R视为霸权国，H视为崛起国，那么这个合作博弈的函数也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它们都置身于国际系统之中，S可能是霸权国与其同盟国组成的传统联盟，而S′则可能是霸权同盟国与崛起国或系统内其他国家组成的临时的议题性联盟。在某一议题领域内，如果存在更好的配对组，则原联盟的吸引力下降，更有可能出现联盟异化的现象。如果国家选择联盟异化、采取务实外交、开展功能性合作，其收益将包括与崛起国和其他国家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的收益，但也会面临霸权国的压力或惩罚，例如减少安全保证或援助。围绕“成本－收益”的核算将决定霸权同盟国的联盟策略。联盟异化的发生是利益驱动的，是同盟国出于治理需求在联盟之外开展功能性合作的结果。

如果同盟国实力较弱或在某些功能领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⁴⁸，它们要么加强对霸权国的支持，要么与崛起国开展联盟外合作，进而获得更多的合作收益。⁴⁹当由于实力受限或意愿不足，在相关议题领域内霸权国无法给盟国提供相加和为100的利益匹配度时，联盟异化的现象则有可能发生。加之崛起国往往会通过让利获得更多支持，霸权同盟国能够通过参与崛起国的制度减少全球治理成本的分担，同时从多元化合作中获取更多收益，进而寻得相加和为100的合作配对。但如果霸权国威胁不提供安全保证或威胁对其发起制裁，霸权同盟国则可能迫于压力再次追随霸权国。

其中一个对合作需求高的功能领域是经济领域，即同盟国对复苏经济的迫切需求。美国自身深陷泥潭，国内经济疲软不振，甚至国内经济政策的负面外溢效果明显，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因此，同盟国与霸权国在这个领域内的利益匹配度达不到稳定联盟的要求，S与L无法形成较大的利益交集，而与崛起国合作(即S′与L)则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交集。

如此，不难理解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离心倾向，背离联盟转而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2015年，英国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会员国，是第一个加入的美国主要西方盟国。此举反映了英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务实属性。英国明确参与亚投行给双边关系带来了积极发展势头。英国加入亚投行符合自身经济利益，有助于扩大地区影响力。成员国资格有助于保持英国作为全球资本来源地的金融地位。英国寻求与亚洲开展更紧密的经济接触，并在该地区寻求更多投资和经济增长机会，亚投行为英国提供了有效的融入途径。当然，随着来自霸权国压力的增加，英国发生行为转向、回归联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英国可能会在选择性背离与选择性追随之间时有摇摆，而摇摆的依据是不同议题领域内英国自我利益的核算(正如函数3、4所示)。英国对华为5G的政策就时有反复，先是允许支持华为参与本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后又表示将会逐步淘汰华为在英国5G网络中的存在。可见，在部分议题领域内，霸权国的权力逻辑也有可能压倒同盟国的利益逻辑成为主导逻辑。

再如，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和中国大量开展功能性合作。在经济领域，中国在2020年前7个月中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并且持续保持这一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前9个月，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4255亿欧元，而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为4125亿欧元。⁵⁰在贸易量增长的同时，中欧还达成多项双边协定，开创了跨区域合作的良好局面。2020年9月，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并在年底最终签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尤其是后一项机制性安排的达成充分反映了欧盟对原盟友关系的选择性背离。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敦促欧洲与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经济的共同关切进行早期磋商”，希望欧洲能够等待新政府上台后再做决定，然而欧洲在没有与美国新政府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推动协议达成。⁵¹

此外，在2020年3月的G7外长会议上，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盟友反对美国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和污名化，该分歧导致会议没有产生联合公报。相反，日本与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功能性合作。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开放态度。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日本作为2021年主席国将稳步实施和扩大CPTPP，不反对中国的加入。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尽管部分美国盟友对中国保持警惕，但并不阻碍双方在具体议题上开展合作。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等人认为，印太地区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国视为经济机遇之所在。⁵²

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和欧盟都支持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积极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新冠疫情发生后，中欧表达了对世卫组织的支持，并且双方都同意推动世卫组织改革。在2020年6月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中，中欧表达了在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深入合作的意愿。目前，双方都是世卫组织发起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参与者，在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并拒绝加入COVAX计划的情况下，中欧积极开展功能性合作，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筹集卫生公共产品。

最后，意识形态因素可能会影响霸权同盟国的考量，是一个可以通过S与L形成较大利益交集的领域。通常而言，霸权国与霸权同盟国具备意识形态相似性，主要表现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和价值观，促使同盟国在这一共同纽带的联系下可以不计成本地追随霸权国。但意识形态在联盟关系中的作用存在较大争议。⁵³不过，在特殊情况下，霸权国借助意识形态聚拢联盟的作用仍不容忽视。然而，使用意识形态拉拢盟友、降低联盟承诺，以及强调与盟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实则折射出霸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落，及对承担联盟和全球治理成本的意愿与能力均有所下降的现实。正如美国民主党纲领指出的，联盟的基础是意识形态，而联盟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负担⁵⁴，美国谋求与盟国的平等伙伴关系，而不是在安全防务、宏观经济协调、债务治理等诸多领域内大包大揽。因此，表面上的一致性并不等同于真正存在S与L的高度匹配，而可能是霸权国减轻向同盟国输送利益负担的幌子。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国建制派的回归，联盟重置的行为将会愈发明显，霸权国与其同盟国之间联盟重置与联盟异化的互动也将持续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前者追逐权力，后者追逐利益。权力与利益之间彼此互动博弈的最终结果将会映射在制度层面，塑造出不同的全球治理秩序。如若建制派上台，霸权国为了平衡权力而诉诸传统联盟手段，试图达到重置联盟和再等级化全球治理体系的目的，也可能会放弃更多的利益来换取权力。那么，联盟异化的天平将可能摇摆向选择性追随一端，选择性背离的概率将会下降。但霸权国重置联盟的意愿受制于其实力基础，因此联盟的不稳定性依然很高，这也将成为孕育联盟异化的土壤。加之在特朗普时期美国频繁退出多边机制、破坏联盟信誉，降低了盟国间相互信任和全方位追随联盟的可能，构建排他性制衡性联盟的策略可能因此受到掣肘。作为霸权国的美国虽有意改造或重塑联盟，但要修复同盟关系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随着实力衰落和经济颓势挥之不去，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奖励追随行为和承受资源消耗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但全球问题与挑战不断涌现，急需大量公共产品予以应对，这就留下了同盟国寻求开放性功能合作的空间。

与冷战时期两个体系相互割裂不同，即便美国能够成功构建排他性体系，塑造出所谓的“平行体系”，两个体系内部成员之间也会出现交叉，体系成员国仍需维持与中国的功能性合作关系，并不会单纯为了追随美国而放弃自身利益。因此，权力驱动的联盟重置(霸权国)和利益驱动的功能性合作(霸权同盟国)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两股重要驱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联盟异化避免了联盟瓦解和“平行体系”的“极化”结果，也通过削弱霸权国战争动员力，降低了系统内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当然，在不排除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系统大国可能做出非理性决策，进而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内的权力与利益分布，乃至促使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朝着不可预期的方向发展。面对呈现上升趋势的系统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在联盟异化的策略选择之外，原霸权同盟国还可能选择抱团取暖，区域一体化趋势也会进一步增强。与联盟异化相似，这些策略亦是由利益驱动的，其不仅改变了联盟形态，也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