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主义奠定根基地位以来，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在范式上出现颠覆性突破的空间较小。当前学科理论创新似乎主要集中于中层和微观理论，例如对冲理论、同盟制度安排、内政因素对外交行为的影响等。究其原因，国际关系学科日趋成熟是重要现实。由于三大主义在研究范式和理论假定上对既往的重大国际关系经验进行了总结，之后的学者在研究路径上难以完全摆脱现有路径而独辟蹊径，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在范式上创新的难度增加。范式层面创新难度的加大并不意味着中层和微观理论突破的可能性降低。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学科融合交流的趋势中，国际关系中层和微观理论发现新的经验、探究新的因果机制、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出现了较多创新成果。其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国际关系学界当前面临的可行选项之一。

我们常常将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截然分开。然而随着社会科学的演进，理论与方法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很多在议题上迥异的理论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趋同。两者的联系体现为，一方面理论与方法相互促进，另一方面两者相互约束。

随着技术的发展，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展对于方法技术的倚重愈益明显。例如，在分析外交关系中地理因素的影响时，如地缘政治和溢出效应等问题，学者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容易发现创新点。在分析权力转移现象时，霸主国与崛起国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研究人员借助网络中心度和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可以发现不同于传统权力概念的新视角。而在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如观众成本的研究中，为了检验观众成本的存在与大小，实验问卷方法不可或缺。

可见，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理论的创新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同时新技术推动理论突破，两者相辅相成。当传统方法无法满足理论突破的要求时，研究人员就会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必要时甚至会根据需要设计特殊的研究工具。例如，为了计算天文学中地球绕太阳的轨道，牛顿应用了微积分作为计算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推进的客观结果。

研究方法的选择受限于理论研究的内容，这已广为人知。然而我们容易忽略的是，研究方法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也制约了研究结论的方向。学者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已经蕴含了一些前提假定，例如，理性战争和威慑理论往往采用博弈模型进行推导，然而博弈模型蕴含的理性选择等假定就约束了推导的结论，决策者根据不同选项的期望效用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显然这一方法排除了决策者非理性的可能。

可见，随着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运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的理论结论也会受到方法的约束。诚如望远镜的发明有助于我们观察天文，显微镜的使用有助于我们观察细菌，但这两种工具显然不能用于相反的场合。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时，研究结论可能受到方法的约束。

随着学科研究内容的细化，研究价值的评判越需审慎。早期研究由于聚焦于宏大的议题，具备厚重的历史或思想视角，其价值显而易见。而研究领域细化后，不同细分领域的前沿内容差异化增加，导致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判断难度增加，不易达成共识。例如，对于某些采用模型的研究，经常听到的评语就是该研究采用复杂的模型却只得到一个常识性结论。那么，这一评语是否公允呢？

笔者认为，在判断一项研究的价值时，重点不是该研究所采用的技术是否前沿，而应该判断这一研究对学科进步是否具有推动作用。目前国内学界有种倾向：将定量统计模型等价于研究方法。事实上，这一立场忽略了研究设计的重要性。统计模型只解决了操作化和论证环节，但是研究设计还包括问题提出、变量控制、假设提出和案例选择等环节。研究问题是一篇研究论文的灵魂，如果一篇文章提出了精彩的问题，即使没有完美的解答，也有其学术价值，例如数学领域著名的费马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要对相关研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梳理不同理论脉络，进而发现理论分支之间的矛盾对冲，从而找到突破口。因此，一项研究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设计，没有精致研究设计而只有统计模型的文章难以避免受到质疑。

研究方法是工具，不能喧宾夺主。对于只有复杂精美的模型而对国际关系理论或现实没有实质性推动作用的文章，我们不能提倡。例如，有些研究重复既往已发表文章的模型和数据，只对部分细节加以修改，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复性研究，没有太大的价值。

研究方法的作用是帮助研究人员实现理论突破，有可能突破只是很小一步，甚至结论有时与常识没有太大差异，但是此处需要厘清常识与知识积累的区别。常识不一定意味着正确，若采用模型方法有助于厘清正确的常识与错误的常识，那这一研究就是有价值的。例如，地心说长期是人类常识，而日心说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摆脱错误的常识，对天文知识的知识积累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如果采用研究方法的文章结论没有重大理论突破，但是其研究方法有助于知识积累，有助于发现常识背后的机理，那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学者应用同盟和战争数据验证了均势理论，尽管均势是国际政治领域的常识，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借助数据分析国家维持均势时的动机，判断其采取制衡策略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还是为了提升自身权力，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究均势背后的机理。

提出深刻的问题需要对学科进展有深入的洞察，对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有敏感的体悟，故而提出有深度的研究问题是具有较大难度的。因此，即使某项研究的结论被认为是常识性发现而没有重大突破，但若该文章有合理的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和结论能够带来新的思考，那也是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应该排斥的是没有价值的常识性研究，但对有知识积累价值的研究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宽容。

从本质上看，研究方法只是科研人员采用的工具。一方面，我们不可将研究方法简单等价于定量模型，而忽略了研究设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学科细化的背景下，研究方法对于深入展开科研具有愈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一项研究缺乏合适方法加以严谨论证，则可能陷入泛泛而谈，削弱文章的说服力。因此对于采用各类研究方法的文章，如果具备较好的研究设计，我们也需持开放态度。

本期《国际政治科学》发表了以下文章：《美国内部失衡如何撼动了国际秩序》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即迥异于以往国际秩序主要受到来自崛起国的冲击，当前国际秩序遭到领导国美国的破坏，进而从美国社会角度加以解释；《霸权国修正国际制度的策略选择》对于中美贸易争端提供了大国经济竞争的策略选择机制；《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国新外交》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辨析了核心利益概念；《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从澳大利亚国内的政党政治解释其近年来对华政策的转向；《北极治理规范供给过剩与有限融合》从国际组织与规范竞争角度探讨了北极治理问题。上述文章体现了本刊对文章价值评价的初步探究，研究问题的深度、理论突破的空间、精致的研究设计是论文的价值来源。《国际政治科学》期望上述判断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于文章价值的辨析，进而提升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