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处于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在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的同时，往往仍需直面大国竞争的现实。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均延续了自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启的有限战略收缩进程
一般而言，奉行战略收缩的大国既希望节约战略成本以缓解内外压力，又筹谋通过积蓄和集中战略资源的途径来维护核心利益。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较早将印象管理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意指国家在战略互动中通过信号传递(signaling)行为来塑造和影响自身在国际和国内观众认知中的形象。
如此一来，大国在参与战略竞争时既要追求战略收缩的双重目标，又要顾及印象管理的三类观众，这是否会必然导致战略信号释放的混乱呢？本文认为，大国能够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下形成相对稳定的信号选择模式，进而为国家的大战略服务。基于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性和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性的不同状态，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策略存在四种可预期的理想类型：彰显决心、展示克制、公开彰显决心而私下展示克制、公开展示克制而私下彰显决心。相关发现不仅有利于丰富对战略收缩条件下大国战略互动的学理分析，也可为研判当前和未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提供启示。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梳理关于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形象的既有研究。第三部分将围绕外部威胁紧迫性和自身权威稳固性两个自变量，展示其影响国家印象管理策略选择的因果机制，提出文章的理论假设，并说明实证检验的设计方案。第四、五、六部分将依次对1902—1912年的英国、1925—1938年的法国、1969—1979年的美国进行案例研究。第七部分为文章结论。
二、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竞争形象
战略收缩与大国竞争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前者集中关注国家的对外战略调整，后者主要探讨大国间的战略互动态势。同时，二者又是联系紧密的学术话题，竞争压力的存在常常推动着大国的战略收缩决策，某大国的战略收缩行为也往往塑造着其与首要竞争对手的关系形态。虽然学界尚缺乏专门针对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的实证分析，上述领域的一些研究仍然涉猎了这一主题。
第一种视角从战略收缩的特点出发，相关研究认为战略收缩选项本身限定或塑造了大国的竞争形象。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战略收缩本质上是国家实力衰落的象征，会损害自身国际声望，进而诱使竞争对手步步紧逼。
第二种视角重视目标观众的作用，相关研究认为大国领导人或是基于观众的期待，或是试图引导观众的认知，往往在竞争性的双边关系中有意识地管理自身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印象。首先，战略竞争对手是大国竞争形象投射的直接目标观众。多数对战略收缩的批评都默认一个前提假定，即国家需要维持关于自身战略决心的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否则其在未来危机中的威胁可信性将大打折扣。
其次，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还需要考虑重要盟国或战略伙伴的期待和反应。与向竞争对手彰显决心以确保自身威胁可信性的逻辑类似，建立声誉的动机也在联盟政治中有所体现，大国需要坚定支持盟国以维护联盟承诺的可信性，避免因自身缺乏竞争决心的软弱表现而导致盟国离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再者，国内观众也是大国印象管理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一些学者关注国家对外战略的国内政治起源，将战略收缩部分归因于国内社会联盟的偏好汇聚，认为国内观众的压力限制着领导人应对大国竞争时的行动空间。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等人强调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战略调整的制约，即军工团体、中央银行及支持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群体可从大国的海外扩张中获益，因此会支持领导人的进取型外交政策。
以上研究路径由于凸显了特定观众的作用，更加便于捕捉大国领导人进行印象管理的动机。同时，通过剖析国内外不同类型观众，可以发现大国竞争策略选择背后的复杂性：迎接竞争对手的挑战、回应重要盟国的关切、赢取国内社会的支持，这些无一不是决策者在展示克制还是彰显决心的问题上左右权衡的考量因素。但是，现有研究仍缺乏整合多重观众的尝试
第三种视角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国领导人的个体特质上，试图挖掘大国竞争形象的微观基础。丹妮尔·拉普顿(Danielle Lupton)主张，领导人的个人声誉而非国家声誉才是国内外观众真正关心的焦点，所以在上任初期通过表达决心来塑造自身声誉对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
基于以上三类视角的优势和不足，本文将遵循以下思路来实现上述路径的有机整合，从而服务于研究主题。其一，将战略收缩与大国竞争限定为前置背景，以此明晰本文理论假设的适用范围，减少情境复杂性给研究带来的挑战。其二，紧紧围绕战略收缩中大国竞争的特定目标，推断首要对手、重要盟国、国内观众等三类群体如何影响大国印象管理，尽可能在综合多元视角与保持理论简约之间实现平衡。其三，在分析核心外交决策者个人作用的同时，重视战略情境对个体认知的塑造作用，在变量选取上充分体现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结合。
三、威胁紧迫性、权威稳固性与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
对于在战略收缩时期从事战略竞争的大国来说，其所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当某个实力接近或迅速崛起的竞争对手成为大国认知中的首要外部威胁时，这亟待其以竞争性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加以应对。另一方面，大国难以通过现有的资源配置状况和盟国动员应付首要威胁的挑战，而国内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又决定其可供使用的资源和所能承受的成本都相当有限。在这种双重压力并存的情境中，国家的大战略规划往往致力于实现一种理想化的战略平衡，既不倒向有损自身核心利益的过度收缩，也不陷入竞争持续升级的高烈度对抗。这意味着适度战略收缩与审慎战略竞争的巧妙结合：在实施战略收缩时，不是一味地降低国防预算、裁减军事人员和放弃海外义务，而是将从其他次要战略方向上节省下来的资源集中到大国竞争场域，并且动员盟国和战略伙伴以形成针对首要威胁的联合阵线。
在战略规划层面，实现上述战略平衡是大国基于客观条件的理性选择。然而，任何大国都不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孤立玩家，首要竞争对手、盟国及战略伙伴、自身国内民众都会在其决策的考量范围内。源自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需求，国家大多寻求与他者互动的惯常性和稳定感，更倾向于将对方行为解读为某种特定战略形态。
首先，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解读和回应会直接引发战略失衡。当大国被竞争对手默认为疲于全面收缩时，对手很可能利用这一良机拓展国际影响力，填补力量真空地带，甚至挤压和侵蚀大国的核心利益，造成大国在事实上的过度收缩。当大国被竞争对手默认为主动挑衅对抗时，对手轻则遵循“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策略作出回应，重则采取过激的报复性措施，这都将使战略竞争持续升级甚而失控。
其次，重要盟国和战略伙伴的认知和反馈会增加战略平衡的维持难度。当大国被视为虚弱的战略收缩者时，与对手关系紧张的盟国或战略伙伴会有“被抛弃”(abandonment)的担忧，不愿在缺乏可靠联盟承诺的情况下承担激怒对手的风险；与对手关系友好的盟国或战略伙伴会得到关于推诿或对冲政策的事实性鼓励，继续在大国和其对手之间两面渔利。
最后，国内民众的感知和预期会压缩实现战略平衡的行动空间。
正因为观众反馈容易造成战略失衡的后果，大国有必要主动引导国内外多重观众的认知，利用战略信号对自身竞争姿态进行印象管理。其逻辑在于：通过预判观众反馈对自身最为不利的潜在影响，决策者识别其背后的观众认知根源，并通过释放导向性鲜明的战略信号来化解或扭转这种认知，以此在实践层面最大限度地维持战略平衡。不同条件下，大国预判各类战略失衡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不尽相同。本文认为，影响大国风险评估的两个关键自变量分别为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性与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性，二者影响着大国对印象管理策略的选择。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程度越高，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越倾向于在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中展示克制；反之，则大国越倾向于彰显决心。
对外部威胁的评估是大战略谋划的前提，这影响着国家战略行为的成败。
如果是十分紧迫的威胁，那么大国竞争就是双向的，国家将随时面临对手制造的安全挑战。考虑到当下战略资源的相对匮乏及资源配置的相对分散，因刺激对手而触发国际危机和冲突将是本国最糟糕的处境。因此，大国宁愿付出利益被蚕食的短期代价，也要向对手展示克制，寄希望于延续和平的外部环境，通过战略收缩逐步扭转不利局面。
如果是较为长远的威胁，那么大国竞争很可能是非对称的，对手未必有能力和意图向本国直接发起挑战。但在尚未集中战略精力和完成国际动员的情况下，大国仍会担心对手利用这一机会窗口侵蚀自身利益。因此，大国宁愿承担概率不大的竞争失控风险，也要向对手彰显决心，以期遏制对手改变现状的任何举动，通过战略收缩尽快重铸长期竞争优势。
假设2: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程度越高，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越倾向于在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中彰显决心；反之，则大国越倾向于展示克制。
权威是合法性的支配，享有高水平权威的大国能赢得更多国家的自愿服从。由于权威来自他者的赋予，大国的国际权威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如果大国的国际权威依然稳固，就不会过于担忧“被牵连”或“被抛弃”的风险。一方面，大国可以利用权威约束盟国行为，抑制盟国过激的军事动议。
如果大国的国际权威相对衰落，上述缓解“被牵连”与“被抛弃”风险的手段和机制很难再产生效果，坚持使用这些策略反而会事与愿违地强化对方的不满。如此一来，联盟内部分歧将给大国增添新的成本，个别自助能力较强的盟国甚至会选择退出同盟，这对本就承受沉重压力的大国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将使其战略处境急剧恶化。
国际权威的稳固性也影响着大国对国内观众预期的塑造。如果国际权威稳固，大国预计能较为顺利地完成战略调整，在短期内改变与首要对手的战略竞争态势，进而在双方博弈中占据优势，被迫妥协退让的概率不大。出于这种乐观估计，大国领导人更愿意向国内观众彰显竞争决心。通过战略叙事增强民众对大国竞争意义的认知，强化民众对首要对手的敌意，促其形成对国家地位和荣耀的期待，而减少对国防预算、海外承诺等战略成本要素的关注，以期将来从国内观众中间收获大量支持。
如果国际权威欠缺，大国预计会陷入联盟动员不足的困境，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战略竞争中的相对劣势。出于这种悲观估计，大国领导人更愿意向国内观众展示对外克制形象，促其更多地预期本国政府在节制军事支出、营造和平环境等方面的作为，而降低对大国声望和地位的关切，以确保自身在国内观众心目中的执政合法性。
假设3:当针对不同观众的信号释放出现矛盾时，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会针对首要战略竞争对手进行私下的印象管理，针对其他观众进行公开的印象管理。
根据假设1和2，当首要外部威胁紧迫、自身国际权威不稳固时，大国就有充足动机来向外界展示克制；当首要外部威胁不紧迫、自身国际权威稳固时，大国则有充足动机来向外界彰显决心。在威胁紧迫且权威稳固、威胁不紧迫且权威不稳固的另两种情形下，大国的信号释放动机却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大国的印象管理策略会由此陷于混乱吗？本文认为，其实大国可以开辟私下信号传递渠道来化解这一难题。
通过搭建公开给所有观众的“前台”(front stage)和展现给特定观众的“后台”(back stage)，大国得以同时向不同观众传递战略决心与战略克制两种截然相反的信号，实现复合式的印象管理。
图1
为实现变量的可操作化，在展开经验研究之前，本文将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赋予若干可观测的指标。在因变量上，展示克制和彰显决心是大国印象管理策略的两个理想类型，大国在特定事件上的言辞和行为或许是反应式的，但只要其战略目标仍致力于达致战略收缩和战略竞争的平衡，就大有可能形成长时段的相对稳定的印象管理模式。在大国竞争中展示克制的表现包括：在政策宣示中凸显管控竞争的善意；在国际舆论中发起和平与合作倡议；高调宣传外交谈判进展；强调联盟安全合作的有限性。在大国竞争中彰显决心的表现包括：在政策宣示中凸显赢得竞争的决心；在国际舆论中抨击与抵制对手言行；高调对外展示军事力量；强调联盟安全合作的针对性。至于私下印象管理模式，在双边高层互访、外交谈判和秘密接触中试图安抚对手的表现属于私下展示克制，而竭力警告对手的表现则属于私下彰显决心。当然，在实际的战略信号投射中，国家不大可能长期局限在单一的印象管理类型之内，对大国印象管理策略的判定需根据总体表现作倾向性推断。出于可操作化的目的，本文规定只有符合上述至少三项表现时，才能将大国的印象管理策略明确归入某个理想类型。
在自变量上，威胁紧迫性和权威稳固性都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决策者的主观感知显然会影响到大国对二者的判断。但是，这种主观感知绝非毫无根据，其实起到的是对外部威胁和自身权威的调节作用，因此文章在指标体系设定上还是将客观要素作为主体衡量标准，同时观察决策者个人信念和认知是否夸大或低估了威胁紧迫性和权威稳固性。故而，本文为每个自变量设置了三个衡量指标。
大国面临首要外部威胁紧迫性的客观衡量指标涵盖以下几点：首要竞争对手是否在关键军事技术指标上持平甚或超越，是否具备向本国核心利益地带大规模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是否正在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若至少两个指标的答案为是，则判定大国的首要外部威胁紧迫性较高，否则判定为紧迫性较低。此外，还要观察大国主要决策者是否在内部主观评估中夸大或漠视对手威胁的紧迫程度。需要指出，经济体量、经济增速、军队规模、资源禀赋、意识形态差异等也是衡量外部威胁的常用指标，但它们更多指向威胁的大小，而非威胁紧迫性。
大国国际权威稳固性的客观衡量指标涵盖以下几点：盟国或战略伙伴是否正在与竞争对手深化政治安全合作或向竞争对手单方面挑起冲突，是否公开表达对本国对外政策的不满，是否有违本国意愿而坚持削减对本国的安全承诺或坚持要求增加本国对其安全承诺。若至少两个指标的答案为是，则判定大国国际权威稳固性较低，否则判定为稳固性较高。此外，还要观察大国主要决策者是否在自身主观信念中夸大或低估本国的国际权威稳固性。值得说明的是，莱克(David Lake)曾对如何衡量国际权威有系统论述，具体指标包括海外驻军人数、独立同盟数量、汇率制度、贸易依存度等。
在遴选待检验的历史案例时，需首先确定适用于本研究前提条件的案例样本总体。关于大国范围的划定，文章采纳“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简称COW)数据库的界定办法，认为1816年至今的大国包括英国(1816—2021年)、法国(1816—1940年，1945—2021年)、普鲁士/德国(1816—1918年，1925—1945年，1991—2021年)、奥地利/奥匈帝国(1816—1918年)、俄国/苏联/俄罗斯(1816—1917年，1922—2021年)、意大利(1860—1943年)、日本(1895—1945年，1991—2021年)、美国(1898—2021年)和中国(1950—2021年)。
表1
| 国家 | 时间 | 首要竞争对手 | 主要盟国或战略伙伴 |
| 德国 | 1875—1887年 | 法国 | 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 |
| 俄国 | 1888—1894年 | 奥匈帝国 | 法国、德国 |
| 英国 | 1902—1905年 | 俄国 | 日本、法国、德国 |
| 法国 | 1904—1914年 | 德国 | 俄国、英国 |
| 英国 | 1905—1912年 | 德国 | 日本、法国、俄国 |
| 俄国 | 1905—1914年 | 奥匈帝国 | 法国、英国、塞尔维亚 |
| 日本 | 1920—1927年 | 美国 | 英国、中国部分军阀 |
| 法国 | 1925—1938年 | 德国 | 英国、意大利、苏联、小协约国 |
| 英国 | 1933—1938年 | 德国 | 法国、美国、意大利 |
| 英国 | 1945—1956年 | 苏联 | 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英联邦成员 |
| 苏联 | 1953—1960年 | 美国 | 中国、华约成员 |
| 法国 | 1960—1977年 | 苏联 | 美国、英国、联邦德国 |
| 英国 | 1966—1976年 | 苏联 | 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英联邦成员 |
| 美国 | 1969—1979年 | 苏联 | 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中国 |
| 中国 | 1980—1986年 | 苏联 | 美国、巴基斯坦 |
| 苏联 | 1985—1990年 | 美国 | 华约成员、越南 |
| 美国 | 2017—2021年 | 中国 | 日本、澳大利亚、北约成员、印度 |
数据来源：笔者自制。
最终，本文遴选出英国(1902—1912年)、法国(1925—1938年)、美国(1969—1979年)等3组案例，选择理由如下：其一，案例分布在一战前、二战前、冷战中等不同历史时期，有利于证明理论的相对普遍性；其二，每个大国在相应时期内都有印象管理策略上的显著动态变化，便于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以最大相似法作求异比较；其三，如图2所示，英国(1902—1905年)、法国(1933—1938年)、美国(1969—1977年)都体现了威胁紧迫而权威不稳固的变量组合，便于在诸多差异中作求同比较；其四，如将3组案例各自划分为两个典型时间段，则6个子案例恰好覆盖了全部的印象管理模式类型，可以对理论假设作充分检验。
图2
四、1902—1912年英国的印象管理策略
步入20世纪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逐渐显露霸权松动迹象，英国决策者开始以战略调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一方面，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耗费了英国的巨量战略资源，多个大国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与其发生矛盾，广阔的海外利益让其霸权护持行为捉襟见肘。英国不得不主动减少在美洲、非洲、东亚等地区的投入，尝试与首要威胁以外的其他大国缓和关系，愈加谨慎地使用武力，在1902年后开启了全球战略收缩进程。另一方面，沙皇俄国在近东、中东、远东对英国构成全方位安全挑战，英国在战略收缩的同时仍高度重视对俄竞争，继续双方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角逐”。在1905年后，德国取代俄国成为英国的首要威胁，对德竞争让英国的战略收缩继续与大国竞争相伴。
(一)英国(1902—1905年)：展示克制
在1902—1905年，俄国不仅被英国领导层视作首要竞争对手，还事实上构成了对英国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地中海地区，俄国黑海舰队和法国地中海舰队的加总增大了英国保卫其海上生命线的难度。至1901年，俄法两国海军主力舰已多达43艘，逼近英国的45艘，英国海军建设“两强标准”受到严峻挑战。
19世纪末，索尔兹伯里(Marquess of Salisbury)主导下的英国外交继续沿用传统的“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在保持外交灵活性的同时却难以维持自身国际权威。当时的英国未与任何大国结盟，一时难以在对俄竞争中寻求到国际支持。法国既与俄国保持着同盟关系，又刚与英国在法绍达危机中结怨，在英俄之间显然更依赖于俄国的支持。为平衡俄法同盟的压力，英国最先尝试的是与德国结盟。但德国的态度十分傲慢，宰相毕洛夫(Bernhard von Bülow)在1901年1月21日给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的信件中声称，德国无须逢迎英国，而应利用英国的困境向其抛出更高要价，以迫使其向德国的要求妥协。于是，德国在与英国的结盟谈判中提出，英国必须给予德国全面的安全承诺，所缔结的同盟条约应同样适用于欧洲大陆，并希望英国能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的阵营。
在外部威胁紧迫而自身权威不稳固的条件下，英国在对俄竞争中尽力展示克制。出于调配资源以应对俄国威胁的需要，英国政府在1902年12月组建了帝国防御委员会。
此外，1904年2月爆发的日俄战争也给英国外交提出了严峻考验。一方面，日本的进攻加深了俄国对英国的敌意，在俄国眼中，英日同盟显然助长了日本的军事冒险行为。另一方面，在英法两国达成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谅解并于1904年4月签订英法协约后，法国极不愿意看到英俄矛盾因日俄战争升级，呼吁英国务必保持冷静。为此，英国领导层作出了大量表态，既向日本证明自身不会无故对俄开战，也向法国证明自身无意损害法俄同盟的信任基础。在1904年4月访问丹麦期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向俄国外交大臣保证：“我唯一的目标就是铺就促成英俄相互理解的道路，如果可以的话，会及时围绕阻碍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展开预备性谈判。”
(二)英国(1905—1912年)：彰显决心
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英国的首要外部威胁转为奉行“世界政策”、大幅扩建海军的威廉德国，但英国决策层还是倾向于将德国视为相对长远的挑战。德国宣传其“世界政策”的调门虽然很高，但缺乏清晰的战略思路，实际掌控的海外殖民地基本还停留在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时期的样貌，并未像先前俄国和法国那样构成对英国海外利益的现实威胁。真正引起英国戒备的是德国海军的崛起，在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风险理论”的指导下，德国谋划在不惊动英国的前提下，尽快扩建海军，以度过可能遭遇英国海军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期。
与19世纪最初几年陷于国际孤立的状态不同，英国很快通过1904年的英日同盟续约、1904年的英法协约、1907年的英俄协约巩固了自身的国际权威。在英法关系上，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大大提升了法国对英国的战略信任和安全依赖。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造访摩洛哥并在演讲中对摩洛哥主权发表评论，要求列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公开挑战法国对摩洛哥的宗主权。在法国迫切需要国际支持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表态称，如若德法之间爆发冲突，英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在英法军事会谈中，英国向法方表示，必要情况下可动员10万英军前往法国。
在外部威胁不紧迫且自身权威稳固的条件下，英国在对德竞争中极力彰显决心。面对着德国海军的快速扩建，英国高层官员屡次公开表达对德国实施预防性打击的警告。从1904年底开始，上任伊始的费舍尔就向爱德华七世提议，要为先发制人地攻击德国海军做准备。1905年，英国内政大臣威胁德国方面称，英国海军会在对手获知宣战消息前就发起进攻。英国的一些报刊也呼吁，英国应赶在德国海军真正崛起前就施以打击，让德国海军“哥本哈根化”。
除了以必胜决心直面英德海军竞赛的挑战，英国在德国挑动的国际危机面前，也通过明确的言辞和行动显示抵制德国企图的坚定意志。当1905年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向法国施加军事威慑之时，英国没有袖手旁观，于1905年7月在波罗的海展开海上军事演习，还于1906年1月将潜艇和鱼雷艇向多佛尔海峡集中调动。
(三)案例小结
从1902年布尔战争结束到1912年英德两国走向缓和期间，英国一直面临战略收缩与大国竞争的双重压力，但其对外战略竞争姿态却有鲜明的阶段性差异。在1902—1905年开展对俄竞争时，英国表现出的是相对隐忍克制的形象；在1905—1912年开展对德竞争时，英国却毫不畏惧地彰显赢得竞争的决心。在前后两段时期，英国自身及其所处国际环境在诸多方面未发生明显改变，这些不变之处和相似之处无法解释英国印象管理策略的变化，所以对两个子案例的比较可以排除一些潜在的竞争性解释。
首先，战略收缩是英国持续坚持的大战略调整方向。1902—1905年，英国先后尝试与德国结盟、与日本构筑同盟、与法国实现和解，这些行动无不是希望减轻自身维持庞大帝国的沉重负担，避免在多个战略方向上耗费战略资源。1905—1912年，英国继续与法国深化安全合作、与日本巩固同盟关系、与俄国推进和解进程，也是希望在对德竞争之外营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应付德国的挑战。由此可见，英国在与首要对手的战略竞争中究竟是展示克制还是彰显决心，与是否正在实施战略收缩关系不大。
其次，首要竞争对手都对英国构成了重大威胁。1902—1905年，俄国不仅凭借铁路建设大大提高了军事动员能力，逆转了英国依靠海上霸权曾经享有的在欧亚大角逐中的相对优势，还直接给英国的印度防务带来一触即发的危机。1905—1912年，德国大力投入海军建设，后期更是公开与英国开展海军军备竞赛，给英国海上霸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考虑到20世纪初英国的全球霸权性质，无论是被誉为帝国“掌上明珠”的印度的领土安全，还是维系海洋霸权的皇家海军的实力优势，都堪称英国的核心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俄国与德国对英国先后造成的威胁大小难分伯仲，二者的威胁性质更多在于紧迫性而非严重性。因此，仅从外部威胁严重性出发，不足以解释英国在应对首要威胁时为何既曾展示克制以安抚对手，又曾彰显决心以威慑对手。
最后，案例中前后两个时期的英国国内政治确实略有不同。譬如，英国民众在1905年后的对德仇视情绪比1905年前的对俄仇视情绪更为浓厚，以格雷为代表的英国高层决策者比1905年前的决策层更加强调竞争。但本文认为这些方面的差异更多是英国印象管理的结果而非原因，英国社会的仇德情绪很大程度上受英国精英叙事的塑造。至于英国决策层，1905年前也存在着寇松等对俄强硬派，1905年后也存在着劳合·乔治等对德温和派，无论是寇松的被排挤还是乔治的强硬化，都说明个别决策者的相反政策取向未能左右英国选择印象管理策略的因果逻辑。
综上所述，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性和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性更能解释英国印象管理策略的变化。受威胁紧迫与权威不稳固的影响，英国在1902—1905年的对俄竞争中展示克制；受威胁不紧迫与权威稳固的影响，英国在1905—1912年的对德竞争中彰显决心。
五、1925—1938年法国的印象管理策略
1923年，法国以德国未履行赔款义务为由，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结果事与愿违地酿成了一场鲁尔危机，法国被迫从1925年起改变失败的单边强硬政策。一方面，一战的重创和鲁尔军事占领的消耗让法国经济陷入困顿，使其无力顾及广泛的海外事务。自此，法国被迫从鲁尔区撤军，修复因鲁尔危机遭受损害的大国间双边关系，降低对苏联的敌意，实施战略收缩以加强本土防务。另一方面，德国的巨大军事潜力让法国无法心安，因此法国在战略收缩进程中仍时时不忘对德竞争，希望在和平年代尽可能地限制德国重新崛起。
(一)法国(1925—1933年)：公开展示克制、私下彰显决心
德国在一战后一度面临被肢解的生存危机，战后恢复期又因法国的军事占领而濒临经济崩溃，法国政治精英虽然十分警惕德国权势在未来的复苏，但并未将其视为紧迫威胁。1920年，一份递交法国议会的报告指出：“凡尔赛体系下的德国虽然处于被占领状态，但它至少保存并强化着国家的统一；今日的德国虽然羸弱不堪，但它完全有能力在明日变得狰狞可怕。”
令法国决策者忧心忡忡的是，在抑制德国的问题上，法国很难找到愿意遵从或配合自身战略规划的盟国和伙伴。对欧陆均势至关重要的英国并不视德国为威胁，反而认为法国势力的坐大不利于英国安全，非但不愿在赔款问题上向德国施压，更是鲜明地批评法国在一战后的单边强硬政策。在鲁尔危机期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公开抨击法国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政府，称其所作所为是在争夺欧洲主导权。
在外部威胁不紧迫且自身权威不稳固的条件下，法国在对德竞争中公开展示克制而私下彰显决心。在公开的国际场合，由白里安(Aristide Brian)主导的法国外交在鲁尔危机后一改单边强硬作风，尽力展现自身缓和法德关系、促进多边协调、维护欧洲和平的意愿。1925年8月24日，白里安主动邀请德国外交部长斯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赴瑞士洛迦诺参与多边谈判。通过会议成果《洛迦诺公约》，法国在确保德法边界现状和莱茵非军事区合法化的基础上，对德国的安全利益和国际地位作出了公开承诺。依照该《公约》规定，英国和意大利成为德法两国遵约的保证国，实际上也否定了法国类似鲁尔占领的行动权利，以及利用莱茵区为东欧小国盟友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同时，法国也没有坚持让德国对其东部边界作出维护现状的保证。
然而，与国际舞台上的表态有所不同，法国在与德国的双边谈判中仍然尽力展示着限制德国重新崛起的决心。1925年后，欧洲洋溢着和平与和解的“洛迦诺精神”，但莱茵撤军问题和德国赔款问题依然是法德两国推进双边关系的障碍。面对1926年法郎大幅贬值的危机，白里安曾在与斯特雷泽曼的非正式沟通中提出，通过一年内撤离莱茵区的条件来换取德国在赔款问题上的让步，以纾解法国经济困局。
(二)法国(1933—1938年)：展示克制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Adolf Hitler)成为德国总理，德国逐渐由法国的长远威胁变为紧迫的当下威胁。1933年10月14日，德国单方面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并于5天后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下半年，德国开始秘密重整军备，至1935年更是公开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计划将国防部队人数扩充20万之多。同时，希特勒无视《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重新组建德国空军和装甲部队。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又违背《洛迦诺公约》，派军挺进莱茵非军事区，直接在德法边境构筑防御工事。1938年3月，德国强行吞并奥地利，宣布实现德奥合并。而后，德国向法国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发出战争威胁，宣称要吞并苏台德地区。
尽管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相当重视英国、意大利、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家在制衡德国上的作用，却一直未能在对德联盟构建和国际动员中确立起足够权威。反而，法国原本就不够稳固的国际权威在危机应对中愈发流失，直至二战爆发前夜都始终无法左右主要盟友的对德政策。依照《洛迦诺公约》，英国和意大利具有给予法国安全保证的有限义务，法国在希特勒上台后也最希望得到二者支持。但是，英国意图扮演的是法德之间的仲裁者角色，无意与法国并肩向德国施压。对于1932—1934年的裁军大会，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坦承：“英国需要竭尽所能地推动裁军进程，并以法德两国的共同朋友身份行事，以期促成法德和解。”
在外部威胁紧迫且自身权威不稳固的条件下，法国在对德竞争中尽力展示克制。面对着德国日益显露的修正凡尔赛体系的图谋，希望限制其重整军备的法国所做的只是利用“四国公约”谈判约束德国。在1933年3月22日对外发表的新闻公告里，法国政府表示：“为了和平事业，作为国际联盟行政院常任理事国的四个欧洲大国应本着国联精神，在国联框架内和彼此之间实现诚挚的合作。”
(三)案例小结
从1925年鲁尔危机受困到1938年后对德作战不可避免，法国自始至终同时奉行着战略收缩与对德竞争的路线。尽管法国一直公开展示着期盼和平、促进合作、安抚德国的克制形象，但在私下的法德双边互动中，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姿态。在1925—1933年，法国在对德谈判中常常显得咄咄逼人，竭力在德国面前彰显着遏制其发展的强大决心；在1933—1938年，法国却试图在私下场合尽力掩饰其对德竞争行为，向德国展示出缺乏竞争意志的样貌。虽然许多因素影响着法国在两战之间的外交政策，但它们未必能解释法国对德竞争形象的这种变化。
首先，法国战略收缩的取向没有明显的前后差异。在鲁尔危机之后，法国决策层基本认识到自身无力单独主导欧洲秩序，乃至巩固相对德国的战略优势，其必须在抑制德国的问题上依赖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支持。但在1933年之前，这种收缩保卫本土安全、渴求他国安全保证的动机并未让法国放弃私下的对德强硬姿态，这与1933年之后形成强烈反差。这说明，法国私下对德强硬抑或软弱的形象并不受战略收缩选项本身的控制。
其次，和平主义思潮贯穿两战之间的欧洲社会舆论。受一战阴影影响，以出兵鲁尔为代表的法国单边强硬政策不得人心，也受到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法国的持续对德强硬缺乏国际支持。在1933年之前，尽管法国亲自在国际舞台上高调宣扬和平与合作的思想，却始终在私下对德谈判中彰显竞争决心。当时的国际思潮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法国在后期全面对德绥靖，却不能解释为何法国在前期依然私下保持强硬姿态。
再者，一战后法国政府内部的鸽派精英一直有较大影响力。被公认对德软弱的赖伐尔、达拉第等人确实在1933—1938年影响着法国外交风格，但以温和著称的白里安也曾在1932年逝世前长期主导法国外交，并一手操持着对德谈判。在撤军、赔款等关键问题上，白里安并非无条件地满足德国利益诉求，这让与之沟通密切的斯特雷泽曼也心生怨恨。可见，领导人个体因素不是解释法国私下印象管理策略变化的理想变量。
最后，德国实力的急剧崛起是影响法国外交的重要变量。然而，德国与法国间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在1933年前后骤然缩小，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法国由私下彰显决心向私下展示克制转变的时间节点是在1933年左右，而非德国通过占领莱茵区显著改变德法均势的1936年左右。至少在希特勒冒险挺进莱茵区前，法国仍然具备对德强硬的物质实力资本，但法国早已放弃了这种印象管理策略。
综上所述，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性更能解释法国印象管理策略的变化。由于威胁不紧迫，法国在1925—1933年的对德竞争中私下彰显决心；由于威胁紧迫，法国在1933—1938年的对德竞争中私下展示克制。
六、1969—1979年美国的印象管理策略
在1969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上台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更面临着与日俱增的苏联挑战，冷战形势的不利趋向促使美国作出战略调整。一方面，尼克松政府选择从越南撤军，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探索管控美苏冷战的机制，推动美国转向战略收缩。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冷战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主题，军备限制谈判在缓和美苏关系的同时，也含有抑制苏联实力过快增长的意图，对华政策的转变也有重建对苏均势的考量，这些都表明战略收缩与战略竞争同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战略的核心任务。
(一)美国(1969—1977年)：展示克制
自冷战开启以来，苏联就被认定为美国重大而紧迫的首要外部威胁。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威胁的紧迫性愈加突出。在战略武器方面，苏联装备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在1969年已逼近美国的1054枚，在1970年就完成了对美国的数量超越，并开始攻关多弹头技术和部分轨道轰炸系统。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大部分部署在苏联西部地区，能够覆盖西欧的任何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着自身国际权威的显著下降，作为其重要盟友的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都呈现出追求独立自主的一面。在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领导下，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奉行以独立外交和独立防务为核心的“戴高乐主义”，强调欧洲不应沦为美国附庸，并率先与苏联缓和关系。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法国拒绝接受美国的绝对权威，在1966年3月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在外部威胁紧迫且自身权威不稳固的条件下，美国在对苏竞争中尽力展示克制。1972年5月，尼克松赴莫斯科访问，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在美苏双方签订的《相互关系原则》中，美国接受了苏联一贯宣扬的“和平共处”思想，将其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双方还强调，应本着克制的精神，尽一切努力避免军事对抗和核战争，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纷争。
(二)美国(1977—1979年)：公开彰显决心、私下展示克制
20世纪70年代的美苏缓和并未减慢苏联积蓄实力的进程，加之其在第三世界的全面介入，苏联对于美国的威胁紧迫程度又有所加深。1977年，苏联开始部署新研制的SS-20中远程弹道导弹，其射程约5000公里，命中精度约400米，可携带3枚15万吨当量的分导弹头，这给美国本土和欧洲防御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苏联战术核武器在几年内的迅猛发展已严重削弱北约在中欧的核优势地位。
对美国相对有利的是，其国际权威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了明显回升。在1974—1976年威尔逊(Harold Wilson)担任首相期间，英国重新强调英美特殊关系。
在外部威胁紧迫且自身权威稳固的条件下，美国在对苏竞争中公开彰显决心而私下展示克制。1977年1月，刚刚上台的卡特便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函中强调其人权外交原则，称美国高度重视自由的命运和个体的人权问题。
尽管这一时期的美国注重在国际舞台上展示重掌冷战优势的决心，但在私下的双边沟通中，其仍然向苏联传递着旨在维持美苏缓和状态的克制信号。与布热津斯基截然相反，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在对苏政策上是典型的鸽派，因此成为卡特委派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的首要人物。在SALTⅡ谈判陷入停滞后，万斯于1978年4月访问莫斯科，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为挽救谈判开展秘密磋商，双方均表示SALTⅡ谈判不应受国内政治和舆论氛围影响。即便美国政府内部充斥着反对声音，卡特还是授权万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决策。随后，万斯代表美方放弃了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的要求，接受了战略武器总数为2250件的苏方立场，通过适当让步避免了SALTⅡ谈判的破裂。
(三)案例小结
从1969年自越南战场撤军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延续了整整十年的战略收缩进程，同时从未在冷战中放松对苏竞争。面对着始终紧迫的苏联威胁，美国在1977年前后两段时期内的印象管理策略却有所不同。在1969—1977年，美国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判中都显得足够克制；但在1977—1979年，美国在私下继续展示克制的同时，却愈发倾向于在公开场合向苏联彰显竞争决心。在探究为何美国对苏竞争姿态发生改变时，应当排除那些在前后两个时期保持恒定的常量。
首先，美国三届政府均致力于通过战略收缩重掌对苏优势。虽然具体政策内容有所差异，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战略调整的总基调还是节约战略资源、避免竞争升级、推动冷战缓和。这一长期稳定的对外战略方针无法解释美国在1977年左右开始显露的对苏强硬姿态，无法解释渴望推进SALTⅡ谈判的卡特政府为何要用公开的言辞和行为刺激苏联。
其次，针对领导人对苏政策的批评从未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消失。在比较稳定的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下，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任何一届政府都难以规避对方政党的犀利抨击。纵使两党在外交议题上的争论不如在国内事务上激烈，纵使国内舆论已在反战问题上凝聚共识，但仍有相当多的美国国内精英不满政府推动的对苏缓和。不过，至少在尼克松和福特时代，美国政府依然长期坚持对苏公开展示克制，这表明国内政治层面并未对美国印象管理策略的选择造成根本制约。
最后，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的个人作用确实是影响美国对苏竞争形象的重要因素，但其无法成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卡特的人权外交思想直接塑造了美国在1977—1979年公开彰显决心的言辞，布热津斯基顽固的对苏仇视态度也影响着卡特的诸多表态。但这些尚不能解释为何卡特在与勃列日涅夫的私下交往中并未强硬地捍卫其人权外交原则，为何素被称为“外交软弱”的卡特相比尼克松和福特更愿意向苏联公开彰显决心，为何卡特在SALTⅡ谈判问题上更加信任与布热津斯基不和的对苏鸽派万斯。
综上所述，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性更能解释美国印象管理策略的变化。由于权威不稳固，美国在1969—1977年的对苏竞争中公开展示克制；由于权威稳固，美国在1977—1979年的对苏竞争中公开彰显决心。
七、结论
通过对上述6个历史案例的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对处于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而言，首要外部威胁的紧迫性与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性影响着其参与战略竞争的姿态，不同的条件组合会塑造大国不同的印象管理策略：在外部威胁紧迫、自身权威不稳固的情境下，大国倾向于展示克制；在外部威胁紧迫、自身权威稳固的情境下，大国倾向于私下展示克制而公开彰显决心；在外部威胁不紧迫、自身权威稳固的情境下，大国倾向于彰显决心；在外部威胁不紧迫、自身权威不稳固的情境下，大国倾向于公开展示克制而私下彰显决心。诚然，作为一种长期的印象管理策略，大国在战略竞争中展示克制和彰显决心的行为远不如处理具体危机时的克制和决心信号那样绝对化，在相对稳定的信号表达倾向里也会夹杂少数异质信号，但这并不能否认国家大战略中信号传递和印象管理的研究价值。战略信号虽与大国的对外战略实践存在差异，但它既体现着大国贯彻自身战略目标的策略考量，也确实在现实政治中左右着互动方的战略评估和战略选择，值得对其逻辑机理深度剖析。
借鉴本文研究结论，可对处于战略收缩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姿态有所研判。近期拜登政府决然从阿富汗撤军，证明其会延续前任政府减轻战略负担、收缩战略阵线的大致方针。同时，拜登政府仍坚持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在军事、科技、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上持续对华施压，显示出大国竞争在其对外政策中的分量之重。据此可以预期，拜登政府今后将致力于保持有限战略收缩与适度战略竞争的平衡，这基本符合本文理论的适用范畴。故而，美国当前和未来的对华竞争姿态很可能取决于美国如何评估所谓“中国威胁”的紧迫性及其自身国际权威的稳固性。
一方面，拜登政府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威胁评估观念，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系统性挑战”，但仍然将中国在多个维度上的挑战视为长期性的而非对美国核心利益迫在眉睫的威胁。另一方面，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价值观外交，试图重拾在盟友心目中的领导权威，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特朗普时代美国遭遇的信任危机，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大部分重要盟国在“印太战略”、供应链安全、民主国家联盟等美国提议上的配合意愿不断增强。在这种外部威胁不紧迫、自身权威较稳固的情境下，倘若美国有限战略收缩、适度对华竞争的大战略方向不变，则美国很可能在拜登任内继续保持势必赢取大国竞争的高调强硬姿态。
就中国外交而言，本文研究结论或可提供如下启示：其一，纯粹依靠对美示善来改变美国强硬姿态的期望并不现实，美国频繁彰显决心恰恰是因为其相信中国的反制措施不大可能引发中美冲突；其二，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会对美国的国际权威产生较大影响，削弱美国权威与打击美国盟国孰轻孰重值得深思；其三，美国对华竞争形象背后有其战略利益考量，可能与其实际对华竞争行为存在距离，仅回应美国主观投射的战略信号有陷入对方战略逻辑的风险，基于美国客观推行的战略形态制定政策或许更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