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自2017年美国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在美国联合盟国遏制中国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决定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幅度会大于其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幅度？

同盟体系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即使相对最不重视同盟关系的特朗普政府，在依靠同盟体系遏制中国崛起的总方针上，也与在任的拜登政府并无区别。无论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都强调美国的同盟和伙伴体系依然是美国全球安全的支柱。²2019年，美国国防部在“印太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同盟关系，将为美国提供“持久的、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追赶的、非对称性战略优势”。³ 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将同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提高到新高度，称“美国的同盟是最伟大的资产”⁴，明确将修复特朗普执政时期受损的美国同盟体系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竞争对手”(competitor)，视中国为美国的三大主要挑战之一⁵，随后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称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⁶。2021年，拜登政府出台《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描述为“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对手”⁷。除日韩等传统亚太地区盟国外，美国还将欧洲甚至整个西半球的盟国编织进遏制中国的联盟体系：美国“将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英国、法国等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⁸；“西半球人民广泛认同我们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价值观。我们将鼓励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不断增长的群体，……帮助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⁹。

自2017年将中国界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的同盟战略越来越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中心，这一战略动向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变量。然而，目前学界尚缺乏对美国近期同盟战略实际效果的系统实证研究。过去四年多时间里，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美国与盟国关系并进而影响美国同盟战略的遏华效果？相应地，中国对美国盟国的外交及其他资源投入是否有效对冲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哪些因素有助于中国显著缓解甚至化解美国联合盟国的战略遏压？

在何种条件下，同盟内大国能够强化同盟关系？又在何种条件下，同盟外大国能够分化同盟关系？对于这两个常见的问题，现有理论研究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初步回答。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Crawford)将同盟外国家拆解同盟的努力称为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¹⁰泉川康弘(Yasuhiro Izumikawa)将同盟内大国强化同盟关系的努力称为捆绑战略(binding strategy)，认为楔子战略和捆绑战略本质上是同一种战略：当同盟内大国的捆绑战略比同盟外大国的楔子战略更有效时，同盟保持稳固；反之，同盟关系走向疏远甚至破裂。¹¹根据现有研究，无论是分化敌对同盟还是强化己方同盟，奖励性手段都比惩罚性手段更有效。¹²当目标国认为奖励很好地满足了其重视领域的需要、分化者在目标国渴望获得的利益上占有优势、目标国的盟国难以提供分化者所提供的奖励物品的替代品时，同盟外大国以奖励性手段成功分化同盟的可能性更高。¹³

遗憾的是，在同盟内大国采取捆绑战略、同时同盟外大国采取楔子战略时，什么条件下楔子/捆绑战略更有效，这个与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最为紧密的理论问题目前尚缺乏明确的回答。只有一项研究提示，当同盟外大国采取楔子战略试图分化同盟时，要想使捆绑战略成功，同盟内大国需要为盟国提供他国无法替代提供的经济或安全利益。¹⁴由于当前中美两国的“功能分异”，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许多中小国家业已形成“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重依赖¹⁵，这意味着中美竞争从一开始就是在双方各自拥有对方所无法替代的“对外功能”的前提下展开的。在双方均无法同时满足美国盟国全部需求的情况下，两国围绕美国盟国的竞争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现有理论研究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引。因此，要回答“什么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与中国和美国相对关系的变化”这一问题，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诉诸实证研究路径。

由于美国盟国数量中等且情况各异的特征，构建大样本统计模型或个案研究的方法都不太适用。因此，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更具体地说，是采用QCA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通过对美国48个盟国2018—202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探究影响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全部可能路径。相较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处理集合的部分隶属问题(即程度/水平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对盟国的拉拢和盟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并不能完全阻止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在特定条件下，这两个因素反而会促进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盟国积极开展各种外交工作和合作项目不能完全确保二者关系的相对改善，但如果不这么做，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则几乎一定不会改善。对于那些被美国积极拉拢但对其军事依赖不高的美国盟国，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与其关系。对于那些与中国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但美国对其拉拢力度也较小，或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较高的美国盟国，中国对其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为文献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fsQCA分析，找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第三部分的结果，本文第四部分是模型归纳和因果机制探讨，以典型国家为案例讨论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结论部分总结全文的研究发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尽管缺乏对同盟内中小国家在同盟内主导大国和同盟外大国之间选择的系统理论解释，现有文献仍然提供了相关分析线索。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关于盟国相对改善与同盟外大国关系条件的待检验假设。

假设1:美国拉拢盟国力度越大，盟国越可能疏远中国而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其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的幅度则越小。

丹尼尔·耐克森(Daniel H．Nexon)认为，捆绑战略是一国将目标国嵌入现有制度或相互依存的框架中，以削弱后者追求自主政策的能力的尝试。¹⁶在此基础上，泉川康弘将其作为楔子战略的对应战略，指一国维持或增强盟国对同盟忠诚的尝试。¹⁷捆绑战略包括奖励性捆绑和惩罚性捆绑：前者是向目标国承诺或实际提供其想要的物品，联盟中最常见的奖励性捆绑是提供安全承诺；后者是威胁剥夺目标国所重视的利益，如削减外部援助、进行经济制裁或武力威胁等。¹⁸与惩罚性手段相比，一国更可能采取奖励性手段捆绑盟友。¹⁹强制性手段很可能会激怒盟国，反而削弱其对同盟的忠诚；而奖励性手段则有助于强化捆绑国的良好形象，即便无效，也不至于恶化现状。²⁰此外，惩罚性手段实施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捆绑国在此之前已经对目标国提供了大量奖励。已提供的奖励越多，捆绑国越能够通过威胁撤销这些奖励达成目标。²¹

现有研究认为，有效的捆绑战略不仅能够使同盟在外部共同威胁消失的情况下存续，而且能够对冲同盟外大国楔子战略的影响，防止盟国被同盟外大国拉拢。例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美日同盟实施楔子战略，意图使日本脱离美日同盟，但在美国对日本采取的一系列捆绑政策下，该楔子战略最终失败。²²据此，本文的推论为：美国越采取措施捆绑盟国，美国盟国越有可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同时疏远与中国的关系。

假设2:中国对美国盟国的奖励力度越大，美国盟国越可能疏远与美国的关系，因而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幅度越大。

克劳福德将楔子战略定义为一国以可接受的代价阻止、瓦解或削弱一个具有威胁性或阻碍性联盟的努力。²³与捆绑战略类似，楔子战略也包括奖励性楔子战略和惩罚性楔子战略。学界普遍认为，奖励是比惩罚更有效的分化对手的手段，因为后者更可能强化敌对联盟的凝聚力。²⁴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在摩洛哥发起危机，希望阻止英法两国加强结盟，结果这一战略适得其反，反而巩固了英法协约。次要敌人可能会因分化者的胁迫行为而感到更大的威胁，加强而不是削弱其与盟友的安全关系，奖励性楔子战略的相对优势则符合威胁平衡理论。²⁵

根据不同目标，楔子战略可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削弱目标国与其盟国合作关系的“分化同盟”战略(disalignment)，阻止潜在同盟形成的“预阻结盟”战略(prealignment)，使同盟中某成员保持中立的“解除同盟”战略(dealignment)，将潜在或实际同盟中的成员变成对抗其昔日盟友的“再结盟”战略(realignment)。以上四种战略的实现难度依次递增。²⁶综合来看，楔子战略的实质是寻求分化联盟或阻止联盟形成。据此，本文做出如下推论：中国针对美国盟国越多地实施楔子战略，越可能分化该目标国和美国间的关系，从而相对改善与该盟国的关系。

假设3:美国盟国与中国地理距离越远，越可能强化与中国的关系，因而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幅度越大。

地理距离会影响军事实力的投送。投送能力随距离增加而减弱。²⁷冲突发生地点距离越远，实施威胁的成本越高，一国在冲突中发出的威胁因而越不可信。²⁸较近期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科技已高度发达的今天，距离对控制力的这种削弱效应依然存在²⁹；中美两国当前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差距同样因距离的相对远近而被极大地缩小³⁰。一般而言，地理距离越近，彼此的威胁感知往往越高³¹；相互邻近的国家比相距遥远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冲突³²。相关研究预测，如果中美陷入冲突，印度、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可能会与美国一道制衡中国³³，“那些与中国接壤或近邻、能够直接感受到外来军事安全压力的”美国盟国将“极力强化与其盟主的安全联系”³⁴。据此，本文做出如下推论：美国盟国与中国地理距离越近，越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因而越有可能保持甚至强化与美国的关系。

假设4:同盟成员数量越多，该同盟中的美国盟国的政策独立性越强，因而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的幅度越大。

通过结盟对实力较弱的盟国施加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建立起明确而稳定的领导—被领导关系，是许多大国结盟的重要动机，也是不对称同盟的重要功能。³⁵与同盟外国家相比，同盟内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和约束一国行为。³⁶根据成员数量，同盟可分为双边和多边两类同盟。与多边同盟相比，双边同盟中的大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小国施加控制。这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选择建立和保持辐轴式(hub and spokes)双边同盟体系的重要动机。³⁷相反，多边同盟存在“制度约束”，会迫使主导大国在同盟既定框架下行事，同时也赋予较弱盟国在同盟内的话语权。³⁸根据现有理论，本文做出如下推论：联盟内成员越少，联盟内小国越可能受到美国更有针对性和更有力的约束，其与美国的政策趋同度因此会更高，也就更有可能疏远中国；相反，同盟成员越多，联盟内小国受美国的约束越少，其越可能与美国政策保持距离。

假设5:美国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层级越高，越可能强化与中国的关系，因而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的幅度越大。

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³⁹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合作，这与强调军事合作和针对第三方的同盟和准同盟有本质不同。⁴⁰尽管在紧密度上不如同盟，但现有研究基本认为，伙伴关系在增进双边政治互信、提升政治关系上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刘博文和方长平的研究发现，周边伙伴关系网络能够通过安全利益的主动表达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意图的不确定性感知，通过关系预期的事先锁定降低周边国家对中国行为的过度敏感。⁴¹孙学峰和丁鲁认为，推进与支点或结点伙伴国的政治及安全合作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崛起困境：支点国家有助于中国缓解因维护核心利益而承受的外部压力，结点国家可以拓展中国的国际合作网络，有利于中国将日益增长的物质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⁴²漆海霞的统计研究证实，一国与中国伙伴关系的升级会使得该国在联大投票中的立场与中国更加趋近，同时能拉大与美国的立场差异。⁴³据此，本文可做出如下推论：美国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层级越高，越可能保持并深化与中国的良好政治关系。

假设6:美国盟国的国家实力越弱，越有可能维持或者深化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的幅度越大。

目前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当国家间实力差距过大时，弱国将追随而不是制衡强国⁴⁴，或在不同强国之间灵活接触、两面下注⁴⁵。反过来，权力转移理论、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等理论的一个逻辑推论是，国家间实力越接近，越有可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⁴⁶实力接近引发冲突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位关切，即实力接近的国家越有可能将彼此视为各自国际地位的参照系，越有可能引发地位竞争动机。⁴⁷事实上，阻碍中国与日本这一美国在东亚地区重要盟国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权力转移所引发的地位竞争。⁴⁸据此可做出如下推论：美国盟国与中国的实力越接近，双方越有可能出现在地区甚至体系层面的主导权竞争；反之，美国盟国越有可能选择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假设7:美国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越深，越可能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的幅度越大。

不对称相互依赖是权力的重要来源。⁴⁹相应地，主流观点认为，经济依赖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保罗·帕帕友努(Paul A．Papayoanou)指出，当现状国家间存在紧密经济联系，而与存在威胁的大国之间缺乏这种联系时，现状国家更可能联合起来制衡有威胁的大国；而如果现状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高，或者与威胁大国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现状国家更有可能弱化制衡或者采取调和性(conciliatory)政策。⁵⁰布洛克·特斯曼(Brock F．Tessman)认为，与正在崛起的体系领导者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会促使小国选择对其追随而非制衡。⁵¹漆海霞的研究显示，2001—2009年，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双边贸易的显著影响，经贸往来越多，双边关系越好。⁵²当然，也有学者质疑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的这种积极影响。例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经济议题属于“低政治”，政治军事安全议题属于“高政治”，前者无法支配后者。⁵³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反而会增加冲突的风险。⁵⁴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美国盟国尤其是其亚太盟国客观上已经形成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双重依赖局面。⁵⁵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指出，虽然高度的相互依赖不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或和平，但对未来双方可能展开贸易的预期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间关系。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程度的相互依赖会导致和平。⁵⁶陈宗岩(Ian Tsung-Yen Chen)的研究也发现，对中国有积极经济预期的东盟国家会倾向于采取追随或对冲战略，而持消极预期的国家则会采取较强硬的制衡策略。⁵⁷克劳福德特别指出，在实施楔子战略时，如果分化方能够掌握对目标国来说重要的经济关系和市场地位等资源，楔子战略将最为有效。⁵⁸本文做出如下推论：对中国不对称经济依赖程度越深，美国盟国越可能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幅度越大。

假设8: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越深，越可能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幅度越小。

现有同盟理论认为，不对称同盟的实质是实现小国自主权与大国安全保障之间的交换。为获得大国的安全保障，小国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主权。⁵⁹因此，同盟国之间在军事上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一种围绕军事安全的“供给—需求”关系。与其他物品的供求关系一样，“军事安全”这种物品越稀缺，提供这种物品的国家权力就越大。⁶⁰从理论上讲，小国对大国的军事安全依赖程度越高，大国就越容易令小国做出更多的让步。⁶¹有研究显示，东亚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影响了前者的行为选择，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越密切的东亚国家越可能制衡中国。⁶²

也有研究认为，对他国军事依赖的高敏感性会增加依赖国的对冲动机。为了避免对美国完全的军事依赖，减轻由此可能造成的脆弱性，韩国和日本有动机选择在整个亚洲寻求安全合作，以突破与美国的双边同盟结构。⁶³另一项实证研究显示，1991—2018年，亚太国家对大国的军事依赖不影响其在中美间的行为选择。⁶⁴考虑到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被依赖方掌握着依赖方所需的战略资源，本文做出如下推论：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越深，其行动自主性越小，越可能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因而疏远与中国的关系。

本文的结果变量数据来源于“全球事件、语言与语气”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简称GDELT)。案例选择标准和条件变量数据主要基于“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库(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简称ATOP)、“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简称COW)中的“正式同盟”数据集(Formal Alliances)和“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库。⁶⁵

本文的研究对象亦即QCA案例是美国盟国，标准为截至2018年时与美国军事同盟条约依然在有效期内的国家。根据ATOP数据库和COW数据库中“正式同盟”数据集⁶⁶，被两个数据库都认可的美国盟国共有51个⁶⁷。其中有3个国家的结果变量数据缺失⁶⁸，本研究最终筛选出48个国家案例。从结果变量的数值来看，所选取的案例既包括与中国关系改善幅度大于与美国关系改善幅度的正面案例，也包括与中国关系改善幅度小于与美国关系改善幅度的负面案例，这符合QCA方法应用的要求。⁶⁹

本文的结果变量是中国与美国盟国关系相对改善的程度，并使用GDELT数据库中的AvgTone值进行测量。⁷⁰该值表示国家提及某一事件的语气，反映其对事件的情感感知。与GDELT数据库中以客观的事件类型作为赋值标准的Goldstein值相比，它能准确测量出对象群体对客观事件的认知。对同一事件，Goldstein赋值相同，但不同对象对该事件的感知和评价是有差异的，亦即AvgTone值不同，这种认知差异才能反映一个客观事件的实际影响。例如，军事援助是大国拉拢盟国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其Goldstein分为8.3。然而，对不同盟国、不同时期的同一盟国或接受过不同次数军事援助的盟国而言，相同的军事援助行为对于增进其与大国关系的效果势必存在差异。对那些从未接受过援助或自身军事能力薄弱而周边安全局势严峻的盟国来说，军事援助对改善与援助国关系的作用显然更大。

此外，这项研究的初衷是考察当作为同盟内大国的美国和同盟外大国的中国同时对美国盟国施加影响时，美国盟国与两个大国关系的相对变化情况。因此，单纯衡量美国盟国与美国或者与中国关系变化的绝对量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计算美国盟国与美国关系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相对变化量。鉴于此，本文用2018年1月—2021年8月中国与美国盟国的AvgTone均值与2017年12月当月的AvgTone均值的差值(即中国与美国盟国关系变化绝对值)减去同时期美国与其盟国的AvgTone的均值差值(即美国与其盟国关系变化绝对值)，所得值则用于衡量中国与美国盟国关系的相对改善程度。⁷¹若差值为正，表明中国与美国盟国关系改善幅度大于美国与其盟国关系改善幅度；若差值为负，表明前者改善幅度小于后者。

赋值后，本文需将原始数值进一步校准为模糊值。这里采用学界常用的三值锚值进行校准，即通过给出0、0.5和1三个锚值所对应的原始数值，将原始值校准为0～1区间的连续数值。校准后的数值越接近1，说明该案例隶属相关集合的程度越高；越接近0，说明隶属程度越低；0.5则表明案例是否属于该集合是最模糊的。据计算，中国与美国盟国和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差值最高为3，最低为－6。因此，本文将分值3校准为1，分值0校准为0.5，分值－6校准为0。

根据第二部分的梳理，本文的条件变量共有8个。

(1)美国对盟国的拉拢行为。GDELT数据库中共包含两大类、20种分类、290种事件数据。其中，公开声明、呼吁、表达合作意愿、协商、开展外交合作、开展物质性合作、提供援助等7类中的20种奖励性事件⁷²可被视为一国对对象国的拉拢行为。之所以仅将奖励性事件视为拉拢行为，除国家较少使用有一定反作用的惩罚性手段及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已实施大规模奖励性行为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在于，惩罚性捆绑难以与单纯的惩罚区分。

具体测量该条件变量的方法是，将2018年1月—2021年8月美国对盟国开展的上述20种事件所对应的Goldstein均值作为美国对该盟国的拉拢行为分值。其中，提供军事援助为程度最高的实质性拉拢行为，对应的Goldstein分值为8.3；呼吁经济和军事合作为程度最高的口头性拉拢行为，也是最接近实质性拉拢的行为，对应的分值为3.4；没有任何拉拢行为对应的分值为0。本研究将这3个分值设定为锚值，分别校准为1、0.5和0。

(2)中国对美国盟国的争取行为。本文将楔子战略看成与捆绑战略相对应的战略，因此，事件种类和赋值方法与美国对盟国的拉拢行为相同。本研究同样将分值8.3、3.4和0分别校准为1、0.5和0。

(3)美国盟国与中国的地理邻近性。美国盟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由远及近包括不同大洲、同一大洲、亚太国家、海上邻国和陆上邻国5种情形，分别赋值为1、2、3、4、5，数值越大表明距离越近。其中，陆上和海上邻国与中国地理距离最近，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像泰国这样非邻国的亚太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关系同样十分紧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对象。⁷³相对距离更远的同属一个洲的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关系则相对间接。因此，这里将2(同一大洲)视为最大模糊值，将数值2校准为0.5，将数值5和1分别校准为1和0。

(4)同盟成员数量。同盟包括双边同盟和多边同盟，双边同盟的成员为两个，多边同盟的成员为3个以上。在美国现有的同盟体系中，北约成员国最多，有29个成员。故本研究将数值29、3和1设定为锚值(数值1表示没有同盟)，分别校准为1、0.5和0。

(5)美国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经与180多个建交国中的10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其中，中国与美国盟国分为未建交⁷⁴、建交但未建立伙伴关系⁷⁵及建立诸如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层关系⁷⁶等情况。本文将未建交或建交但未建立伙伴关系、合作但非伙伴关系、一般性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6类关系按照0～5赋值。⁷⁷将数值5、1和0设定为锚值，分别校准为1、0.5和0。

(6)美国盟国实力。COW数据库中的国家综合能力指数(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CINC)是目前最常采用的国家实力衡量指标。⁷⁸本文采用2016年数据衡量美国盟国实力。⁷⁹其中，国家实力2016年的均值为0.005，最大值为0.23，本研究将数值0.23、0.005和0设定为锚值，分别校准为1、0.5和0。⁸⁰

(7)美国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本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中的对外贸易数据进行衡量，具体方法是计算2017年美国各盟国与中国的进出口额占其当年进出口总额的比重。⁸¹根据计算结果，最大值为0.3，均值为0.1，最小值为0，因此本研究设定0.3、0.1和0为锚值，分别校准为1、0.5和0。

(8)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本文使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军售数据进行衡量⁸²，具体方法是计算2017年美国各盟国从美国进口军备额占其当年总军备进口额的比重。其中，最大值为0.95，均值为0.25，最小值为0，本研究将这三个值设定为锚值，分别校准为1、0.5和0。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描述统计和校准值分别见表1和表2。

根据拉金(Charles C．Ragin)等学者的建议，在进行充分条件分析之前，应先对每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条件检验。⁸³因为“任何通过必要条件检验，并且作为必要条件的有意义的条件，都可以从真值表分析程序中剔除。真值表分析在本质上是充分性分析”⁸⁴。必要条件是指在结果出现的案例中均出现或高频次出现的变量，可通过必要条件的一致性(consistency)指标进行判断⁸⁵，阈值通常设置为0.9，即如果结果变量90%以上隶属于某个条件变量⁸⁶，那么该条件就可被视为“必要条件”而被排除出后续的充分条件的分析过程。⁸⁷

将八组条件变量(包括每一变量的反值)纳入fsQCA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超过一致性标准的条件变量是“中国争取美国盟国的行为”、“～美国盟国与中国的地理邻近性”“同盟成员数量”和“～美国盟国实力”⁸⁸，亦即中国采取积极争取的行动、美国盟国距离中国远、美国盟国是多边同盟成员以及美国盟国实力弱是中国相对改善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必要条件。

上述结果表明，自美国明确将中国设定为其战略竞争对手以来，在所有与中国关系改善幅度超过与美国关系改善幅度的美国盟国中，90%的国家都是被中国积极争取、与中国地理距离相对较远的多边同盟下的小国，这是中国在美国和盟国之间打入楔子的结果。⁸⁹这一结果从反面印证了假设2、假设3、假设4和假设6，即如果中国不对美国盟国采取积极争取措施，不在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打入楔子，或争取的美国盟国距离中国较近，或争取的美国盟国属于美国某双边同盟的成员，或争取的美国盟国实力强，这些条件使得美国盟国大概率不会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个必要条件中，“中国争取美盟国的行为”的覆盖率(coverage)最大，涵盖67%的案例，说明该变量对结果的解释力最强。⁹⁰这提示中国积极争取美国盟国的努力会在较大范围内对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在确定必要条件后，本部分对其余的四个条件变量“美国拉拢盟国的行为”“美国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美国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和“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进行充分条件检验。如果一个结果总在某个条件或条件组合出现时产生，那么这个条件或条件组合即该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充分条件的一致性指标可用于判断给定条件或条件组合是否构成结果的充分条件。⁹¹一致性越高，则条件组合越接近充分条件。本文采用真值表算法，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9，并将案例数的阈值设置为1，即如果条件组合与结果的子集关系的一致性大于或等于0.9，则结果案例编码为1，否则为0，并将其中没有任何案例的条件组合在检验中删除。

经fsQCA软件运算，共得到三种解，分别是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与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其中，复杂解是未包含任何逻辑余项的解⁹²，它排除了所有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s)组合，否定了反事实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性，得出的解具有“案例导向”而缺乏适用性。简约解是包含所有逻辑余项的解，它纳入了全部的反事实组合，却因不考虑因果路径的现实性而缺乏逻辑和事实上的合理性。中间解是将具有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逻辑余项纳入的解，兼顾了理论的适用性和现实性，因而通常被视为最优解。因此，本文汇报中间解，结果如表4所示。中间解给出了四条达致结果的路径，这些原因相互平行，具有等效性(equal finality)，可以用布尔“＋”将其组合在一起：

*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美国拉拢盟国的行为～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美国拉拢盟国的行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美国拉拢盟国的行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对QCA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主要依赖覆盖率和一致性两个指标。⁹³其中，覆盖率包括初覆盖率(raw coverage)、净覆盖率(unique coverage)和解的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初覆盖率是指给定原因组合所覆盖的正面案例的比例。净覆盖率是指正面案例被给定原因组合唯一覆盖的比例，亦即只能被某一条原因组合解释的案例比例。在表4的四条原因组合中，初覆盖率和净覆盖率最高的都是第一条原因组合，能够解释45%的案例，且有20%的案例只能被该原因组合解释，这是对结果影响最大的条件组合。⁹⁴解的覆盖率是指所有的原因组合覆盖的正面案例的比例。如表4所示，解的覆盖率是71.2%，表示条件组合覆盖了大多数的观察案例，说明对案例的解释力强。

一致性包括条件组合的一致性和解的一致性。前者衡量的是给定原因组合是否是结果的子集，后者衡量的是所有原因组合是否是结果的子集。按照拉金等人的观点，只有当一致性临界值≥0.8时，才可以认为条件组合是结果的充分条件。⁹⁵如表4所示，四条原因组合都满足该标准，表明它们都是结果发生的子集或者说充分条件。所有原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同样构成了结果发生的子集(consistency＝0.838)。

从充分条件的这四条路径看，假设1“美国的拉拢战略会使得美国盟国难以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得到了部分印证。根据路径2，在美国不实施拉拢盟国战略的情况下，与中国尚未建立伙伴关系(或伙伴关系水平低)且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足够高的美国盟国会相对改善与中国关系。但美国的拉拢行为并不意味着美国盟国必然不会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只要该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水平足够高且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足够低(路径1)，或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足够高且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低(路径4)，该国与中国关系改善的幅度仍会高于与美国关系改善的幅度。对中国而言，假设1仅部分得到印证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无论美国是否拉拢其盟国，中国都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拉拢盟国对中国所造成的战略压力，实现与其盟国关系的相对改善。

同样，假设5“美国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层级越高，越可能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也得到了部分印证。根据路径1，在美国拉拢盟国的情况下，对于那些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不高的美国盟国，中国与其建立伙伴关系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与其的双边关系。这一发现也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如若崛起国利用伙伴关系成功管控与该国的双边安全矛盾并降低其不安全感，就会使同盟体系追随国在其主导盟友和崛起国伙伴之间采取平衡的政策，从而缓解崛起国遭遇既有同盟体系围堵的压力”⁹⁷。当前，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⁹⁸，这种重叠的伙伴关系网络构成了中国最大限度缓解美国联合盟国共同遏压中国的重要战略资源。伙伴关系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对冲美国对其盟国的拉拢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否了学界一些质疑伙伴关系作用的观点。⁹⁹

假设7“美国盟国对中国贸易依赖越深，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幅度越大”得到了路径2和路径3两个条件组合的确证。当美国盟国与中国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且美国对其拉拢力度较低时，或当美国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度高时，其与中国紧密的经贸关系会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进而维持或提升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此外，四个充分条件组合中均未包括“美国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这个条件变量的反值。这些都凸显出中国对美国盟国的经济影响在政治外交层面的重要意义。

假设8“美国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越深，越不可能实现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仅部分得到印证。根据路径1，当美国积极拉拢盟国但盟国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较高时，只有在美国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低的情况下，其与中国的关系才可能实现相对改善。此外，对美军事依赖的因素并不总是会妨碍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分析结果显示，即使某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很深，只要它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度足够高(路径3)，或者它是美国积极拉拢的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低的国家(路径4)，其仍然能够实现与中国关系改善幅度大于与美国关系改善幅度。这表明，军事安全保障这一美国最为倚赖的笼络盟国的战略工具并不能完全阻断盟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在安全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的盟国，同样有可能保持或提升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根据QCA分析结果，中国与美国盟国关系相对改善存在四种充分条件组合。通过分析这些条件组合各自对应的典型案例，本部分对具体的作用机制分别做出剖析。

第一条实现路径是美国盟国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高、被美国积极拉拢且对美军事依赖程度低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该路径的可能机制是，对美军事安全需求低的国家，有着更强的行动自主性，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可以较有效地化解美国的拉拢行为，从而使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不妨以典型案例巴基斯坦为例。巴基斯坦的对美军事依赖程度低。根据“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数据库最新数据，巴基斯坦常规军力排名世界第9，在美国所有盟国中排名第5。¹⁰⁰2017年，巴基斯坦从美国购买军备金额仅占其军备进口总额的2.5%。作为参照，当年日本从美国进口军备金额占到其年度军备进口总额的95%。¹⁰¹核力量方面，巴基斯坦是全球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的估计，巴基斯坦约有165枚高浓缩铀核弹头。¹⁰²

2017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与巴基斯坦外长卡瓦贾·阿西夫(Khawaja Asif)会谈时强调：“巴基斯坦未来的稳定是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¹⁰³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综合国家战略：巴基斯坦使命》，明确指出“巴基斯坦的稳定对美国的关键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¹⁰⁴。2019年7月，在美国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60亿美元援助。¹⁰⁵2020年2月，特朗普在访问印度时公开强调：“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希望南亚所有国家能够缓和紧张局势，更加稳定，未来更加和谐。”¹⁰⁶2021年3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拜登在致信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Arif Alvi)时表示，“华盛顿将进一步加强与巴基斯坦的伙伴关系”¹⁰⁷，随后力邀巴基斯坦参加于当年12月举办的“民主峰会”。¹⁰⁸

在美国加强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同时，中巴伙伴关系也在不断提质升级。201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两国发表《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巴关系升级为当前最高等级的伙伴关系。¹⁰⁹2018年和2020年，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和总统阿尔维相继访华，两国分别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新时代更紧密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¹¹⁰、《关于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¹¹¹

随着中巴伙伴关系不断强化，两国在政治领域相互支持，在经贸领域不断深化合作。2017年6月，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2018年4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Shahid Khaqan Abbasi)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6月，时任总统侯赛因(Mamnoon Hussain)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同年11月，总理汗来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4月，汗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年10月，伊姆兰·汗再次访华并出席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¹¹²据巴方统计，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启动后，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即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巴贸易额仍然达到174.9亿美元。

第二条实现路径是美国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高、不被美国积极拉拢且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水平低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该路径的可能机制是，对于那些美国不重视而又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低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可以较快地提升其与中国原本不高的双边关系水平，从而相对改善其与中国的关系。

不妨以典型案例巴拿马为例。2017年6月13日，中国与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巴拿马由此成为继哥斯达黎加后第二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中美洲国家。两国建交次日，巴拿马贸易工业部长奥古斯都·阿罗塞梅纳(Augusto Arosemena)即表示，巴拿马寻求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增进两国交流、促进双方贸易往来。¹¹³2017年11月，巴拿马总统巴雷拉访华，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巴拿马成为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二个拉美国家。¹¹⁴《中国—巴拿马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报告》指出，中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商签自贸协定将有助于提升双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挖掘两国经贸合作潜力，进而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切实利益。¹¹⁵2018年6月，中巴双方正式宣布启动中国—巴拿马自贸协定谈判。¹¹⁶

在中巴尚未建立伙伴关系的情况下，巴拿马积极寻求与中国合作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拉美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排序下降。2015年第七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Raúl Modesto Castro Ruz)举行了两国断交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美拉关系出现回暖迹象。但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贸易、移民、外交等多方面对拉美国家态度强硬，美拉关系渐行渐远，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2018年4月，第八届美洲峰会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原本计划与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时刻宣布取消行程，这是自1994年首届美洲峰会举办以来美国总统首次缺席这一会议。分析者指出，美国总统缺席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包括巴拿马在内的拉美国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次要地位。此外，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对拉政策，这让美拉关系更加充满不确定性。¹¹⁷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同拉美国家摩擦争端不断增多，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漠视和横加施压使得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下降。¹¹⁸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对巴拿马的吸引力作用开始凸显。中国是经过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货物来源国和第二大货物目的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运河用户。展会经济是巴拿马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当前巴拿马各重要展会参展企业、展位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从产业结构看，中巴经贸发展互补性强。巴拿马有美洲最大的免税区——科隆自贸区，转口贸易覆盖南美和加勒比国家和地区，是巴拿马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转口贸易和金融业是巴拿马的支柱产业，中国目前是该自贸区最大的商品供应国。¹¹⁹中国还是巴拿马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2017年巴拿马对华出口额超过6200万美元，从中国进口66亿美元商品和服务。¹²⁰中巴建交后，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出现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开拓金融、通信技术、旅游等服务合作及启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全方位合作。¹²¹

第三条实现路径是美国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高、军事上对美依赖度高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该路径的可能机制是，在美国盟国对美军事依赖已经相当高，因而双方关系上升的空间很有限的情况下，对中国高度的经济依赖可促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进而实现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

不妨以典型案例韩国为例。韩国是美国所有盟国中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最深的国家。美韩同盟自建立起至今始终是韩国的安全支柱。随着2016—2017年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完成部署，韩国已实质性加入美国全球反导系统，与美国在军事上深度捆绑。韩国在对朝军事战略、战术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短期内，其在延伸核威慑、指挥控制、精确打击、军备购置等方面也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严重依赖。¹²²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作战指挥权就一直由美国掌握。2010年6月，美韩达成协议，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的时间由原定的2012年4月推迟至2015年12月。2014年10月，韩美双方又将协议改为“不具体规定作战指挥权移交的具体日期”。到目前为止，驻韩美军仍维持在2.85万人，韩国政府希望尽可能维持当前驻韩美军的规模。¹²³

美国也完全了解韩国在安全领域对其的依赖，并注重在该领域拉拢强化对韩关系。特朗普政府虽然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驻军费用等方面要求韩国让步，但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对韩合作并没有放松。2017年，美韩两国海军建立“联合工作体系”(Side by Side System)，加强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¹²⁴1979年，美国与韩国曾签署《美韩导弹指针》，规定韩国不得开发或者拥有射程超过180公里、弹头重量超过500公斤的导弹。此后，该《指针》被多次修改，对韩方导弹射程和弹头重量的限制不断放宽。拜登政府上台后，全面取消对韩国发展导弹射程和载荷的限制，允许韩国开发中远程导弹。¹²⁵

但除了安全需求外，韩国同样有经济发展需求，在后一个方面美国无法替代中国的作用。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顺差国，对华出口占韩国总出口的比重长期在25%以上。“萨德”事件后，韩国推动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华依赖，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后韩国的对华依赖反而加大。2020年，韩国对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25.8%，对美出口为14.5%，对日出口为4.9%。¹²⁶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依赖。据韩国现代研究所统计，因2017年“萨德”事件，韩国单是经济损失就达75亿美元，韩国银行估计2017年经济增长损失0.4个百分点。¹²⁷

在与美国安全合作关系已极为紧密且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与中国保持稳定友好的外交关系和合作态势逐渐成为韩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朴槿惠时期，韩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文在寅上任伊始，便派议员朴炳锡率代表团参加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积极寻求“半岛新经济地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¹²⁸针对“萨德”问题，韩方作出“三不”承诺，即韩国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美韩日三方军事同盟。¹²⁹韩国政府还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不应是对抗中国的“北约式”同盟，而应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软性议题的开放机制。¹³⁰

第四条实现路径是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高、美国积极拉拢盟国以及美国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水平低三个条件同时具备。该路径很可能综合了第二和第三条路径机制，即美国盟国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水平已经很高，而同时与中国的关系水平很低，此时期相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空间更大。

不妨以典型国家日本为例。美日同盟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核心。尽管经历过波折，但美日同盟关系的总体趋势不断强化。尤其是在安倍晋三再度上台后，美日合作步伐加快。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全球范围内“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与反应。¹³¹安倍在2017年年初国会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称，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础”，是“不变的原则”。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追求“美国优先”，要求盟国增加所负担的军事费用问题，并不是要动摇美日同盟的根本，而是要深化同盟机制。¹³²2020年，新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轴，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¹³³。

美国同样视美日同盟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基石。为强化美日关系，美国不断为日本“松绑”，默许日本政府修改和平宪法，支持其行使集体自卫权，并赋予日本在应对安全威胁时可以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力。在更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上，如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立场由原来的“不持立场”变为公开支持日本。¹³⁴近年来，美日以“维护亚太及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名义，积极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政治及安全机制。2020年11月12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的电话会谈中明确表示，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¹³⁵2021年2月，拜登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决定延长当前驻日美军经费日方分摊标准，搁置特朗普政府对日本提出的大幅提高驻日美军驻留经费之要求。¹³⁶总之，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美国对日本的拉拢均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2012年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后，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冰点，并造成此后长达七年时间内两国无领导人互访。较低的关系水平客观上也为两国关系提升降低了门槛，在美日关系改善空间已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相对改善会更加凸显。2017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都充分认识到日中两国肩负确保本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任。”¹³⁷这一表态表现出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意向。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一个月后，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正式启动。¹³⁸同年10月，安倍晋三访华，提出化竞争为协调、成为合作伙伴而非威胁、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中日关系三原则，中方对此表示欢迎。¹³⁹2020年9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电话会谈，菅义伟表示，“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¹⁴⁰。

本文采用fsQCA方法考察和探究了2018—2021年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相对改善的成因。从本文所计算的2018年前后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值和美国盟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值的差值(最高为3，最低为－6)可以看出，尽管美国自2017年底开始将中国明确界定为其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此之后不断加大联合盟国遏制中国的力度，但这种联盟遏华战略的效果是存在国别差异的。显然，探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对于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更有效地缓解甚至化解外部战略压力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采用fsQCA方法，在学界首次对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受到中国积极争取、与中国地理距离远、所在同盟盟国数量多、国家实力弱是这一时期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改善幅度大于其与美国关系改善幅度的必要条件。当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高、同时又被美国积极拉拢且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低，或者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高、美国拉拢不积极且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低，或者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高且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高，或者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高、美国积极拉拢且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低时，这样的美国盟国更有可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对中国来说，上述研究发现提供了一条坏消息、一条好消息和三条政策启示。一条坏消息是，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会受一些不受自身主观努力影响的客观因素制约：对于那些与中国距离较近、或是双边同盟成员、或自身实力较强的美国盟国，中国与其关系的相对改善难度较大。一条好消息是，无论是美国拉拢盟国的外交努力，还是盟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都无法完全防止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只要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水平足够高且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足够低，或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低但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足够高，美国越拉拢该国，该国反而越会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只要盟国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度足够高，或该国是美国积极拉拢的与中国伙伴关系水平低的国家，则该国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越深，其反而越可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对中国的三条政策启示是，第一，中国对美国盟国开展的各种外交工作和合作项目是非常必要的。从本文的实证分析来看，中国争取美国盟国的行为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相对改善与其的关系，但是如果不做这些努力，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几乎一定不会改善。第二，在特定条件下，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能够起到分化美国同盟的正向作用。在美国积极拉拢盟国的情况下，对于那些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不高的美国盟国，中国与其建立的伙伴关系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与其的双边关系。第三，中国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挥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本文的实证研究显示，当美国盟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且美国对其拉拢力度较低，或当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高时，其与中国紧密的经贸关系会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进而维持或提升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一发现为中国坚持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加深而非减少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这一发展战略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发现是基于中等样本得出的普遍性结论，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忽略每个具体案例的特殊因素。这些无法被一一纳入QCA模型的特殊因素，有可能拉低或者提高中国与具体美国盟国相对关系的实际改善程度，使其高于或低于QCA模型的预期值。对于典型案例中的这类偏离理论预期的异常案例，可在未来的个案研究中继续探究可能的特殊原因，但这些异常案例并不影响本文所得出的上述统计意义上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