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种族问题、移民问题、气候问题、难民问题等新型安全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心，学界将这类问题总结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然而，近年来大国间关系暗潮涌动，俄乌战争、中美竞争使大国政治充满风云变幻的不确定性，高政治议题将成为未来国关学界的研究重点。

21世纪初，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一方面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冷战结束后没有爆发大国间战争有关。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格局从两极走向美国独霸，美国拥有的超强军事实力特别是其核力量使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降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危机和冲突不会出现。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高强度压力掩盖了很多内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冷战结束后的压力降低而迅速迸发，体现为恐怖主义、内战风险等。而美国在21世纪初将主要战略目标确定为反恐更使非传统安全问题一度成为学界显学。

然而，近年来，加强对高政治议题的研究将是大势所趋。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持续至今仍未结束。8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国际格局改变。由于美国的独霸地位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出于对霸权地位衰落前景的恐惧而采取强硬遏制的“重返亚太”战略。

首先，权力转移导致国际关系风云跌宕。冷战结束后，美国在21世纪初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反恐。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被问及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时称美将“不惜一切代价”。而在“9·11”事件之后，为了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小布什任内中美重归于好。可见，在当时美国政府眼中，恐怖主义的威胁高于中国。这一判断显然与21世纪初中美之间实力差距较大有关。然而随着中国持续的快速发展，中美权力转移日益明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甚至发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美国军舰在中国南海、台海的频繁军事活动表明美国当前视中国为主要对手，主要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崛起，不再视反恐为主要目标。其他国家在观察到美国信号后，也纷纷做出各自应对，或者选择对冲(例如新加坡)，或者选边(例如澳大利亚)。故而中美竞争和权力转移将使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学者更为关注高政治议题。

其次，低政治议题被升级到高政治层面。美国积极回归“印太”经济合作，谋求建立产业链、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俱乐部合作，使得原有的低政治领域可以包容的合作转变为排他性关系。例如，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实质是孤立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这使得低政治和高政治的区分不再明显。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极化的美国有高度共识，遏制中国有助于美国凝聚共识。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快速传播、网络时代的舆论高速发酵等现象增加了各国的动荡性。例如，2022年4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被罢免下台。美国也不例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实现了从特朗普到拜登的领导人更替。新政府需要将疫情下民众的不满通过聚旗效应等方式转移为对外矛盾，从而使白宫可以团结两党，提高拜登的支持率，因此遏制中国崛起成为美国两党达成的共识。故而美国将经济手段变为服务于遏制战略的工具，呈现低政治议题高政治化的倾向。

国际关系研究的选题根植于现实触动。例如，冷战时期国关学者普遍关注国际格局、核威慑、同盟等与美苏对峙密切相关的议题。如果说高政治议题将成为学科研究的主流，那么这些研究的具体方向也将深受当前现实的影响，而体现出迥异于冷战时期的选题偏好。例如，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问题可能不会像冷战时期一样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下面一些议题是笔者认为未来可能受到学界关注的焦点。

首先，中美竞争中双方互动的策略与信号表达等问题值得关注。例如，冷战时期，美苏通过长期磨合，明确了双方的红线，因此双方可以较好地实现危机管控。然而在当前时代，中美双方在信号释放中的默契有待加强。例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长期实行模糊战略。如果将模糊战略与同盟困境结合考虑，我们可以发现，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释放模糊信号时，岛内“台独”势力可能将之解读为支持信号而日益强硬，进而可能触犯大陆底线。因此模糊信号不一定有助于美国管控盟友，甚至可能加剧美国被牵连的风险。

其次，除了战争之外的其他干预方式及其效果值得研究。例如，在此次俄乌战争中，美欧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我国一些企业实施制裁。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加强，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有助于合作，也可能通过增加国家脆弱性而成为政治斗争武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各种干预方式的选择中，美国的选择倾向背后有何深层机理？其他各国如何有效应对制裁进而降低制裁导致的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议题，还有较多议题需要考虑。例如，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国家决策如何降低战略失误的风险？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等对当代战争的影响？网络时代舆情风险和观众成本如何加剧各国动荡？上述问题都难以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著述中找到现成答案，需要学界的创新与突破。

本文强调高政治议题将受到更多关注，并不意味着非传统安全议题变得不重要，而是指后者的重要性将不如之前。当前时代是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早在三年前，很少有人能成功预测到疫情将持续至今并对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偶然性因素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深层规律。例如，随着疫情的蔓延，我们可以预判各国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各国经济受到严峻挑战，容易导致国家动荡。如果我们过度关注不确定的偶发事件，则可能出现缘木求鱼的结果。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要求我们关注新鲜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这样才可以把握国际大势。未来学界加强对高政治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