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 2022, 7(3): 138-175 doi:

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脉络评析1

曹 德军,,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电子邮箱:caodejun@ruc.edu.cn , E-mail:caodejun@ruc.edu.cn

摘要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传递与信号解读是国家间意图沟通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形成了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不同路径通过运用博弈论演绎、调查实验法、统计回归与过程追踪等多种手段捕捉信号互动的实证证据。在研究议程上,既聚焦信号传递方所承受的昂贵成本约束机制,又关注信号解读方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过程。近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方法、交叉学科和叙事分析等研究视角兴起,信号研究的新边界与新视角不断拓展。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围绕信号可信度问题展开了长期学术竞争,但双方在辩论中趋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总结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信号分析的理论谱系。

关键词: 信号传递 ; 观众成本 ; 可信度感知 ; 调查实验法 ; 廉价信号

PDF (1384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曹 德军. 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脉络评析1. 国际政治科学[J], 2022, 7(3): 138-175 doi:

一、 引言

如何可信地投射国际政治信号,是关涉战略利益的重要议题。2作为一种常用的外交沟通手段,信号传递有助于促进国家间意图识别,避免高成本的战略误判。国际政治的信号博弈关键在于进行印象管理,通过操纵对方预期中的印象,让他人相信自己的承诺是可信的。信号沟通的意义在于,鉴于国家间意图不可直接观察,将可观察的信号作为指示意图的外显媒介,由此可部分缓解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沟通困境。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与演化生物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信号分析模型,探索性研究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意图传递与识别。4受此影响,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关注信号互动的战略含义。5一方面,理性主义者秉承成本—收益逻辑,认为成本可以作为筛选工具,将昂贵成本信号视为提升信号可信度的重要手段。6该逻辑认为,信号的可信度可以通过“捆绑双手”与“沉没成本”两种机制展示出来。7另一方面,认知心理学路径反对将信号可信度还原为物质实力和成本投入,认为应该从冷认知与热认知角度关注信号可信度的主观识别。8因此,该路径强调主观信念、启发式认知捷径以及廉价话语的信号感知机制。9

国际政治信号研究的目的在于更准确地理解和沟通国家意图。什么样的信号更有助于意图沟通?不同研究路径答案各异,学理争议线索纷繁复杂,需通过系统性梳理才能理解信号研究宏大的理论图谱。基于此,本研究的必要性体现在:第一,揭示信号理论发展的内生逻辑。当前,信号研究遭遇昂贵信号—廉价信号二元分析框架的内源性创新困境。昂贵成本研究过度抽离信号互动的社会情境,不能解释现实外交环境中的象征性举动、秘密会晤、情绪认知等要素对理性逻辑的曲解或干扰。10不同行动者所理解的信号的意义各有不同,例如,一个注重信号经济成本(物质投入)的国家与一个关注信号社会成本(社会投入)的国家之间就很容易产生误解,从而导致信号沟通失败。全面理解和梳理信号理论的多元发展路径,是回应理论发展困境的必要前提。

第二,促进多元范式的对话与整合。构建综合性国际政治信号模型,有助于多层次还原外交实践。信号研究有诸多值得深挖的新兴议题。例如,对于信号欺骗与操纵的逻辑,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如何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思路,建构国际政治的信号欺骗理论,是新的理论增长点。而且,镜像神经元研究发现,面对面外交具有心理共情、情绪传染与感知同步特征,可让领导人更有效地捕捉廉价信号。如何理解政治信号的复杂反馈效应,建构承诺信号的升级与降级理论,都是值得关注的理论创新动向。

第三,总结新兴大国崛起经验。崛起本身会打破既有国际秩序均衡,产生意图识别与承诺可信度难题。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崛起国的意图,是极具现实和学理价值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大国崛起的信号传递与识别问题,主要聚焦于诚意信号、地位信号与联盟信号,回应和反思了西方学界的信号研究辩论。11随着中国崛起,大量非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对于丰富和发展信号理论同样有重要意义,亟须予以深化研究。为此,下文将从研究问题、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三个层面,对比评估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总结评估主流理论的得失,为未来创新提供参照坐标。

二、 信号研究缘起:信息不对称下的意图识别难题

从根源上看,信号研究的学术困惑起源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当意图不可观察时,国家领导人将如何判断对方信息的可信度?作为无法直接观察的私有信息,国家意图的展示与识别需要以信号为媒介,以缓解信息不对称。12国际政治的信号博弈关键在于改变对方的主观认知,通过塑造与对方预期相符的形象,让他人相信自己的承诺。那些善于操纵信号的领导人往往洞悉对方的心理期望,投其所好建立可信印象。一个想要安抚对方的国家需要积极展示良性意图信号,一个想要阻吓对手的国家需要展示不可逆的决心信号。13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客观不确定的环境,国家之间传递意图存在很大的困难,信号研究就更显必要。

(一) 国家间的意图识别难题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意图识别的难度会加大,战略猜疑会更加盛行,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担忧将助推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安全困境所导致的不信任螺旋的根源在于国家间意图识别的不确定,只有通过正确传递和解读信号,才有助于克服不信任螺旋。14事实上,寻求安全的国家有动力将自己与侵略国家区分开,它们要么通过单边克制达成某种保证,要么通过昂贵信号展示真实意图,以避免安全困境升级。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为解决意图识别难题进行了诸多探索研究:悲观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难以缓解,因此信息不对称下的误解无法克服;乐观主义者则认为,通过不断优化信号传递手段,可在展示意图信息过程中增进信任。

具体而言,一方面,悲观主义者认为,由于意图是私有信息,任何国家都难以获得他国意图的直接或间接信息,因而意图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15这就导致内隐意图与外显行动之间可能错位。例如,具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可能会对外展示一种虚假的和平形象,以达到战略欺骗目的。同样,拥有和平意图的国家也可能出于恐惧,隐藏自己的和平意愿和善意,而被误解成侵略国。鉴于意图的隐藏性,国家之间的意图识别会更加困难与谨慎。16简言之,悲观主义者将国际关系视为尔虞我诈的世界,即使双方都追求和平,但信息不对称最终难免引发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17。悲观论点还认为,根据他国言行来推测其意图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这种推断通常难以被证实,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只愿展示希望让对方捕获的信息。

另一方面,乐观主义者反对意图不可知论,认为意图识别尽管困难但却是可能的,通过外显的言行信号来推断内隐意图是信号沟通的价值所在。18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主动展示武器的防御性质与维持现状的和平姿态,有助于向对方传递自己的良性意图,缓解信息不对称难题。19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Glaser)也表示,如果强国长期采取削减军事实力等“单方面克制”行动,那么这种自我约束的努力就可以揭示一定的善良意图。20另外,根据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的说法,防御性国家通过限制武器或者大规模裁军的昂贵方式,能可信地表明自己的“善意”。21相反,具有侵略性意图的国家则不愿意主动削减自己的实力优势。由此,通过辨别对手传递的信号内容差异就可以区分不同国家的意图类型。

综上,信号研究起源于信息不对称下的意图不可知。意图不确定之所以会引发可信度困境,原因在于:其一,意图具有变动性。意图是一种私有信息,别人难以琢磨,而且可能随时变化。22其二,承诺具有跨期性。国际合作涉及收益分配,在收益尚未兑现之前,所有的许诺都有可能是“空头支票”。23从时间维度看,任何国家兑现承诺的能力与意愿都是动态发展的,虚张声势会带来承诺难题。24

(二) 安全困境下的信号传递

国际关系充满操纵与欺骗行为,国家很难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究其原因,部分是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自助的国家不得不时刻提防其他国家的欺诈行为。而且,国家的意图无法通过行为直接观察到,而只能进行推断。另外,意图转瞬即变,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却是敌意的。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认为,国家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即国际政治的语言和信号都存在虚假欺骗的可能性。25欺骗犹如垂钓,将鱼饵投入水中,静观其变,等待警惕的鱼游过、上钩并被抓住。26鉴于信号与指标之间可能不匹配,一国不仅要及时地释放信号、表明态度,更要在适当的时机展示信号与指标的一致,以此降低猜忌引发的风险,提高合作的可能性。

由于信息优势方可以利用与操纵信号,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强调要区分“不可信的信号”与“可信的指标”。27这种区别反映了信号载体与信号本身可信度之间的分离。其中信号(signals)是行为体,为了达到既定目的——改变对方的认知,而有意识地呈现出来任何可观察的特征。28用罗伯特·杰维斯的话说,信号是一种“期票”(promissory notes)29,本身不包含内生可信度,是一种载体凭证。相反,指标(index)是带有可信证据的声明或行动,是真实可信的。概言之,信号是一种可操纵的信息,而指标是一种不可操纵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信号接收者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准确区分信号与指标,或者说如何准确识别不可观察的信息。这种意图不可知常常让彼此担心,令希望合作的双方陷入安全困境。30在《冲突的策略》中,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通过一个著名的“夜盗”比喻31表明,鉴于不确定环境下的意图无法识别,参与者无法可信地分享私有信息,就会出现逆向选择。为化解此问题,信息优势方需要向信息劣势方主动暴露自己的内隐信息。例如,A国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与类型(进攻型/防御型),但是B国却不知道;A国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会选择主动向B国传递信号,以揭示自己的私有信息。

信号传递(signaling)与信号甄别(screening)形成一对互动博弈,信号博弈理论的假设前提是:(1)信号传递者的类型是异质的,分别为真诚者与欺骗者;(2)信号传递者知道自己的真实类型,但信号接收者事先不知道;(3)需要通过可观察的信号间接识别不可观察的意图。信号传递的目的是在对方心中留下对己有利的形象,涉及两方面:信号传递是掌握优势信息的信号传递者的主动自我展示,向对方传递更真实可靠的信息,从而将自己与欺骗者区分开来。信号甄别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信号接收者想方设法主动作为,通过甄别试探识别出真诚者或欺骗者。32信号博弈的这种互动性意味着,一方主动揭露私有信息与另一方反复甄别试探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33正如埃文·蒙哥马利(Evan Montgomery)所言:“信号发送国不仅须努力揭示自己的意图信息,还须试图理解对手的信号解读过程。”34

信号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让对方相信自己的信号是可信的。现有主流文献围绕该问题,基本上分成两大流派:其一,理性主义分析路径,注重增强信号成本,导向工具性信任;其二,认知心理学分析路径,注重增强信号的意义与情感价值,导向情感性信任。尽管两大路径之间及其内部存在各种分歧,但实际上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例如,理性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与认知心理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罗伯特·杰维斯虽然研究路径迥异,但都从谢林的战略互动思想中吸收了学术养分。35总体而言,两大路径的研究议程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点。下文将围绕各自的研究困惑,评析对比不同路径的贡献与得失。

三、 理性主义研究议程与昂贵信号逻辑

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理性的行动者有动机选择性地揭露其私有信息,以塑造对手的特定印象感知,从而为信号传递方带来额外收益。然而,何种类型的信号更容易获得对方信任呢?理性主义者认为,不可撤销的、具有“锁定”效应的昂贵信号,比低成本或廉价信号更具可信度。36昂贵信号分析包括观众成本、民主可信论与沉没成本等,因果机制存在诸多争议。

(一) 观众成本的事后约束

观众成本理论(Audience Cost Theory)假定,领导人公开违背诺言后将受到国内观众的惩罚,例如遭受批评、名望下降、增加反对派力量、被迫道歉与让步,甚至遭遇弹劾等。37特别是在内政竞争激烈的国家,国内观众是约束领导人的可信信号装置。38基于委托—代理逻辑,费伦在1994年的经典论文《国内政治观众与国际争端的升级》中系统论述了信号成本与可信度的关联。“虽然[高观众成本的]国家可能不愿意将争端升级,但如果它真的选择这样做,这就是一个相对有信息量和可信度的信号,表明它愿意为这个问题而战斗。”39杰西卡·威克斯(Jessica L.Weeks)进一步总结道,观众成本大小取决于:(1)反对派协调惩罚领导人的能力与意愿,即国内政治集团能够并且愿意进行协调以惩罚领导人;(2)观众认为退缩比坚持到底更糟糕,即观众是否视领导人不履行承诺为一种失误或失败;(3)国外决策者有能力观察到观众问责的证据,即外界能否观察到一国领导人因不履行承诺而遭受的国内惩罚。40

从学理脉络上看,观众成本理论受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影响。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曾以合同达成为界限,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41以费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路径也提出了两种昂贵成本类型,即束手成本(hands-tying)与沉没成本(sunk-costs)。42束手成本是事后的违约惩罚成本,来自特定观众施加的惩罚。例如,公开作出承诺的领导人考虑到违约可能遭受的事后“惩罚”,便不会轻易违背诺言。43沉没成本是事前投入的不可回收资源,展示做某件事的成本与决心。例如,在海外部署导弹或驻军是昂贵的沉没成本,但能提升对盟友的承诺信号以及对敌人的威慑信号的可信度。44

从学术贡献上看,观众成本理论凸显了内政与外交的密切联系,是对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双层博弈模型的进一步升级。45该类研究整合了外交决策研究、民主政治研究、讨价还价研究、危机决策分析与领导人政治生存逻辑研究,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46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外交决策都受到国内观众约束,而且观众成本的性质与功能也不尽相同,正向的观众成本可以帮助领导人获得国内观众奖赏47,负向的观众成本则会触发惩罚,目前大多数研究只关注后者。除国内观众外,还存在大量的国际观众。面临多重观众,信号传递者需要平衡不同观众的预期,有时难免顾此失彼,事与愿违,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战略后果。

(二) 民主政体的制度约束

在西方学术界,民主国家可信论几乎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主张民主的制度优势更易产生高昂的观众成本。与之相关,观众成本理论有一个著名推论,即民主政体的领导人比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对观众成本更加敏感。在所谓“民主政体”中,自由的媒体可以保障信息流动;民主竞争尊重异议,与政府持不同意见是合法的;民主制度的决策程序确保多元行动者在一套稳定的规则下展开周期性竞争;反对党能够获取政策相关信息,增加了领导人欺骗、操纵与虚张声势的风险。48莉莎·马丁(Lisa Martin)指出,透明公开的国内制度(例如立法部门)可以“束缚手脚”,进而提高承诺可信度。49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等人也强调,民主国家的制度约束让虚张声势行为的成本大增。50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舒尔茨(Kenneth Schultz)对费伦模型进行了批判性发展,他从民主政治竞争的公开性、合法性、制度化与信息知情特点中归纳出民主政体的两种约束效应。51一方面,制约效应(restrictive effect)。反对党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发起公开承诺时需要更加谨慎,当公开承诺带来不好结果时会面临反对党的批评;当对外威胁力度不足时容易遭受抵抗,同时会被反对党攻击,因此政府的最优选择是要么不发出公开承诺,要么就让承诺不容挑战。另一方面,确认效应(confirmatory effect)。除了大众舆论和选民压力外,民主国家活跃的反对党也与政府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作为第二信号源,反对党的立场态度有助于确认政府信号的可信度。只有当政府的承诺真实可信时国内反对派才会表示支持,相当于帮助外国领导人做了“确认”。52

在观众成本理论中,除了舒尔茨对民主可信论的系统化分析,还有大量学者围绕观众成本的形成机制、观众对领导人的约束能力、选举周期与领导人任期、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可置信威胁差异等等,都有精彩的研究。53其共同的发现是,民主国家的可信优势来自选举压力、透明性制度设计、自由媒体监督等所产生的制度约束。54但是反对观点认为,民主体制恰恰有承诺不可信的缺点,因为国内制约太多,瞻前顾后,反而更容易在外交承诺的立场上后退。55康奈尔大学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认为,观众成本在任何政体内都存在,民主国家的信号不比威权国家的可信。56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B.Downes)等人在量化分析民主体制和可信信号之间的关系后,也呼吁要破除“虚幻的民主可信度”迷信。57

(三) 沉没成本的事前约束

昂贵成本信号分析其实存在两个研究方向,即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但是主流研究文献大多关注了事后观众成本逻辑,相对忽视事前沉没成本分析。难能可贵的是,布拉尼斯拉夫·斯兰切夫(Branislav L.Slantchev)反思了这种分析偏差,系统分析了沉没成本的信号机制。58斯兰切夫认为,观众成本是事后追加的问责惩罚,存在一定时间滞后性;但是军事动员、结盟缔约等事前沉没成本一旦投入则立即生效,约束效应更显著。例如,当部队被动员或联盟协约已签订,不论战争能否打起来,信号传递者都已付出了不可回收的代价。因此,沉没成本在事前就传递决心,更直接塑造对手预期,影响更为深远。59

在理性主义逻辑中,沉没成本信号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成本在事前产生;(2)无论是否达到目的,前期投入无法撤销与回收。60在外部观察者眼中,信号传递者前期投资越多则意味着其违约可能性越低。从信号效果看来,事前投入超过某个阈值,就可以展示出较高的信号可信度。鉴于虚伪的欺骗者难以或不愿承受沉没成本的前期投入,这样的成本阈值就能将可信者与欺骗者区分开。61在理性主义阵营内部,沉没成本分析与观众成本理论具有一定互补性(见图1)。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沉没成本,军事动员还会改变冲突双方的战斗实力与结果预期。62由此,沉没成本的影响甚至比观众成本更复杂。遗憾的是,由于沉没成本难以被量化与检验,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图1

图1   理性主义路径的昂贵信号研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相比观众成本,军事动员等沉没成本是一种更有效的昂贵信号。第一,军事动员是一种高风险的昂贵行动。不仅大规模军事动员可能引发局势升级,而且为取得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军事动员需要付出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包括长期警惕、心理疲劳、偶发事故以及物质保障等成本。军事动员也会产生机会成本,例如参军者和征集的厂房、车辆、铁路和公路等因不能投入经济生产而带来损失。第二,军事动员改变实力对比感知。充分的军事动员不仅展示决心,也会增加战争获胜的可能性。况且大规模军事动员很难被操纵,是对手无法模仿的昂贵门槛。第三,军事动员建构威慑声誉。63拥有大规模战争动员能力,足以在对手心中建立其威慑可信度。由此,与观众成本的事后惩罚不同,沉没成本通过事前大规模投入资源来展示信号传递者的能力、决心与威慑声誉,从而将其与虚张声势者区分开来。64

(四) 昂贵成本理论的局限与争议

理性主义路径下的昂贵成本信号分析以简洁清晰的逻辑论证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连接起来,打开了外交决策的黑匣子,激发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无论是观众成本理论,还是民主可信论与沉没成本机制,其自身的逻辑缺陷、概念测量差异与研究偏见等不足也引起广泛争议与质疑。

第一,未经检验的假设前提。观众成本理论暗示,民主国家领导人不会轻易虚张声势,民主政体具有可信度优势。实际上,民主可信论“猜想”需要更多经验实证分析。而且民主国家是否对观众成本更敏感一直存在争议,1994年费伦在那篇经典论文中也仅仅是将其描述为“合理的工作假设”65,并未充分论证,但后来很多学者误以为这一假设已被证实。实际上,某些情况下民主国家的观众缺乏惩罚能力。而且民主国家的制度约束如果难以被非民主国家所理解,那么民主可信论也就难以成立。例如,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驻美大使对美国国内观众成本压力表示关切,但最高决策者赫鲁晓夫对此无视,观众成本逻辑就难以发挥作用。

第二,忽视选举周期、舆论导向与领导人能动性。民主国家的舆论可能被操纵,党派利益与利益集团都会扭曲观众成本66,而观众成本则在一定选举周期中才能被激发出来。贾科莫·奇奥扎(Giacomo Chiozza)发现,在选举周期早期,民主领导人更有可能通过沉没成本机制展示昂贵信号,如以军队动员或强制外交来展示决心;随着新选举临近,更有可能诉诸公开的威胁声明,触发观众成本。67主流理论强调领导人被锁定,忽视领导人的能动性。68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艾瑞克·柏格德(Eerica D.Borghard)指出,领导人在危机期间很少发出明确无误的威胁,反而通过模棱两可的外交措辞以保持灵活性69,这是规避观众成本的选择效应。70况且领导人比观众拥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尤其是在外交领域。

第三,缺乏对沉没成本的时间维度分析。古典经济学对沉没成本的定义过于单一,忽视了可恢复成本(recoverable costs),71即能够在未来被抵消或回收的成本。斯兰切夫忽视了成本的可变性与动态性,昂贵成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可随时间折现。香港大学学者郭全铠(Kai Quek)发现,沉没成本是当下多次支付的(事前)费用,因而不是一次性支付的(事后)费用。⑤比如,冷战期间美国为维持在欧洲的核打击能力,这些成本随时间推移而分期支付。

第四,不存在统一的观众成本逻辑。“国内观众”概念过于宽泛,民主国家的问责主体除了选民大众,还包括政治精英(资深议员、关键幕僚、政党领袖或知名外交官等),都是重要的差异性信息来源。72当观众分裂时,捆绑领导人双手的绳子就松了。73政治生存理论将观众分为选民和获胜联盟两种类型74,但是获胜联盟约束忽视了领导人的退出成本差异。退出门槛过高反而会使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对观众成本更加敏感,非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坚守威慑承诺,不轻易退让。75此外,由于实证证据不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观众成本是一个优雅的理论构造,大多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持。76

四、 认知心理学研究议程与廉价信号逻辑

认知与信念是国际互动的永恒解释变量。77国际关系不仅面临信息不对称难题,也面临意图解读与误解的难题。杰维斯创造性地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错误认知、信息加工与欺骗问题,通过将认知因素纳入观众成本理论,为国际政治信号模型增加了主体间维度。78国际政治信号互动往往包含信号传递与甄别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信号甄别并非理性推理,而是掺杂冷认知与热情感等多重因素。79这种基于认知变量的信号分析,形成了不同于理性主义路径的认知心理学范式。

(一) 廉价信号的认知偏差

信号昂贵与否是一种主观判断,其评判标准并不明确。与理性主义关注昂贵信号不同,认知心理学分析强调廉价话语(cheap talk)的非物质成本和意义。80在国际舞台上发言必须谨慎,以避免不当言论可能会产生的政治代价。杰维斯曾经质问:“如果廉价话语不起作用,那为何领导人都在反复说话,而且其他国家都很在意?”81信号可信度的理解离不开情感沉淀与认知过滤,信号是否为真,需要领导人自己去判断。82当误解发生时,昂贵成本机制就会失效。常见的错误知觉有:(1)统一性知觉;(2)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3)受愿望思维影响;(4)认知失调。83

廉价话语反思了昂贵成本逻辑的不足,领导人受情绪、认知与偏见影响,通过面对面互动的印象来推断对方意图,很多时候并不遵循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反而受启发式认知的支配。84布兰登·尼汉(Brendan Nyhan)与杰森·雷弗勒(Jason Reifler)指出:“他们易于以有倾向性的偏见来评估信息。信号被主观认知过滤时,那些能增强现有观点的信息就会被突出。”85信号接收者先前的信念和态度无论是原生的还是建构的,都会将接收到的信息“锚定”在自己习惯的区域里,然后根据某些证据的可信度,向上或向下调整自己的基准预期。那些低成本的廉价话语也具有“合法化”价值。86因此,可信的信号不一定是昂贵的,而是符合对方心理预期的。

认知主义分析还指出,成本不是可信度的关键,关键在于信号接收者的主观信念。因为信号不论如何昂贵,都要通过信念过滤后才能被理解。认知主义尽管并不否认昂贵信号在某些条件下的作用,但是反对这种唯成本论的机械思维。实际上,无论成本高低或有无,信号接收者对信号的理解才是关键。87有文献认为,即便秘密外交中的廉价信号也内含可信度。即便没有观众在场,国内外观众的压力也可以随时被触发。例如,如果谈判一方不遵守私下约定,那么对手就可以揭发,这时隐蔽信号就在事后成为束缚领导人手脚的观众成本。88领导人为了获得谈判筹码可以把“后台”信息泄露到“前台”,引入观众成本压力。89

(二) 生动信息与选择性注意

认知心理学研究证实,信息的生动性影响可信度判断。在缺乏第一手信息或个人互动经验时,领导人更倾向于关注生动的事例与信息,而勉强依赖那些枯燥、抽象与客观的报告,即便后者是极为真实的也不一定会很受重视。杰维斯的学生凯伦·雅希-米洛(Keren Yarhi-Milo)认为,心理情感直接影响互动者的可信度认知,领导人并非对他国传递的所有信号都感兴趣,而会对那些显著突出的生动信息重点关注。90换言之,昂贵成本并不能解释所有观众成本的运作机制,需要找回观众的认知偏好。

第一,选择性注意力是简化认知负担的信息过滤。在理想情境下,行动者早期的信念与态度都会基于对新信息的“锚定”评估,对可信度印象进行动态调整。91但大多数行动者都往往以倾向性的偏见来评估信息,一些认知科学家将这些现象视为人类推理与认知的成见特性。92在根据新信息进行信念更新之前,认知偏好会不对称地引导行动者重视某些信息,忽视其他信息。因此,信号接收者不仅会削弱与他们的信念不一致的信号,还会寻找与其预期相符的信号,从而可能使信号传递效果南辕北辙。

第二,刻板印象影响信号解读。理性主义的观众成本是领导人在公开威胁后退缩所引发的捆绑双手成本。然而实际上,选民是否会惩罚领导人取决于其主观认知能力。在危机期间,决策者综合各种信息后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决定其对对手可信度的理解。93此外,领导人在日常交往与私人互动中彼此留下的深刻印象,比那些抽象、正式的信息更容易被捕获与记忆。在面对面外交(face-to-face diplomacy)中,领导人不仅仅关注话语信号,还关注情感倾向、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话语口气与无意识的反应信号,这些能够传递出与昂贵成本信号不同的内隐信号。当然,通过刻板印象来推断信号是有风险的,这也意味着信号解读与印象认知是主观、动态的过程,与昂贵信号理论所强调的观众成本逻辑存在差异。94

第三,热认知与冷认知相互作用。国际政治信号的传递与解读都离不开行动者自身的价值观取向,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信念、情绪与价值观为信号甄别增添了情感性色彩。95即便是理性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费伦也曾指出“观众之所以会惩罚违约的领导人,可能是为了维护国家荣誉”,捍卫荣誉则是一种价值情感动机。尽管声誉维护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基于此而惩罚领导人则是一种情感性反应。情感性回应塑造行动者的信念与决策。96莱恩·布鲁特(Ryan Brutger)通过调查实验测试了观众对领导人违背国际承诺时的信任感知变化,证实观众成本具有可变性与灵活性:当观众注意力发生变化后,国际政治信号的效力就会打折扣。97

(三) 社会声誉的可信机制

声誉既是理性的也是建构的。对于建构主义者而言,声誉问题涉及规范价值认同。一般认为,声誉是过去行为的函数,行动者可以根据对方的过去行为记录来推断其将来的行为倾向。98在重复博弈中,声誉考虑会约束行动者当下的欺骗动机。声誉是国家对外决策过程中重要的非物质诉求,直接关乎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心理。99外交沟通中的话语风格、情感反应、观点演变以及论证规则,都与信号成本一样,是改变信念认知的重要手段之一。沿着认知心理学的信号逻辑,安妮·萨托里(Ann E.Sartor)认为,外交声明不是廉价话语,它可以塑造预期并对国际声誉产生影响。100在重复互动与声誉机制约束下,外交声明尽管是无成本的,但也可传递可信信号。101

信号接收者的主观预期有时并不受昂贵成本逻辑约束。声誉是行为人用来预测未来行为的信念,但是声誉的价值取决于其他人如何解释它。102也就是说,声誉植根于主观感知。103随着时间推移,领导人基于反复互动的声誉评价,可以排除虚假信号、筛选真实信号。在无政府状态下,领导人更需要树立声誉,因为失去声誉将难以取信于人。104社会声誉假设一个国家的可信度取决于其履行承诺的历史,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的国家将获得声誉,声誉会增强信号可信度;相反,一个多次违背承诺的国家将失去可靠声誉,其未来的承诺则缺乏可信度。这种基于过去行为评价基础的观点被达里尔·普雷斯(Daryl G.Press)称作“过去行动理论”。105

当声誉有足够的信号价值时,国家就会被激励去建立与维持声誉。理性主义者分析了声誉激励的两个竞争来源,即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变化106,但认知心理学者关注信号声誉的复杂文化、规范与心理限制。例如,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文化规范中,让步、妥协与和平协商就难以建立起战略声誉。107相反,在一个和平文化中,恃强凌弱、弱肉强食也难以建立起声誉,由此声誉的道义内容因文化规范差异而不同。此外,为了更细致理解声誉信号的形成过程,马克·克雷森兹(Mark Crescenzi)提出了一个声誉动态分析框架,认为声誉评估是高度情境性的,是渐进修正的。在多轮互动中,信号接收者会根据接收到的新信息,动态调整可信度评估。108当然有学者质疑声誉的信号功能与效力,例如,在危机情境下国家能否向对手发出可信信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对比与利益诉求,声誉只有与利益相结合才能成为关注的首要问题。109

(四) 认知心理路径的局限与争议

认知心理学路径补充和丰富了主流的理性主义分析,其核心发现是,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与认知偏差/偏见(cognitive bias)会干扰信号可信度。信号甄别过程往往会受到愿望思维、认知启发、类比推理等认知心理模式以及情感的影响。110负面历史记忆、小集团思维和自我中心主义思维都容易强化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从而扭曲信号预期。111而且,认知心理学分析还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思维陷阱,忽视广泛的社会互动关系,其逻辑局限引发了诸多争议。

首先,情感与理性并非替代关系。情感驱动的战略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可能有悖于对利益的理性认知,但实际上冷认知与热认知都与理性关系密切。情感与理性认知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共生的。112可以将认知主义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变量与理性主义的概率论(贝叶斯法则,Bayesian Law)结合起来,为理解声誉信号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同时避免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局限。113在不确定的认知环境下,决策者习惯于依靠贝叶斯法则动态调整主观信念,即根据事后观察到的新信息修正先验信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114而要消化吸收新信息,及时修正或调整主观信念,就需要冷认知与热认知之间的相互配合。否则,决策者过度理性化或过度情绪化,都可能导致认知偏差,不合时宜地坚守或放弃先验信念。115

其次,对社会互动分析不足。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具有还原主义倾向,偏好从性格特质层面分析信号决策效果。例如,在分析冷战和平终结之因时,有学者将重点放在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上。立足心理层面分析其个人特质如何塑造苏联外交决策,以及美国如何据此调整对苏认知的。116也有学者使用机器编码的内容分析测试领导人个性特征随职位和约束条件变化的稳定性。117然而,认知主义没有探究主观认知所嵌入的社会互动关系,没能关注更广阔的社会情境对领导人行为的激励或约束,包括文化规范对决策的塑造。118实际上,领导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不是原子式孤立的,而是彼此连带的,只有嵌入在社会互动关系中才有意义。119

再次,没有区分认知情境差异。传统的廉价信号分析是以不见面形式进行的,而面对面廉价信号是领导人之间独特而有意义的直接沟通形式,呈现的意图信息更丰富多元。领导人是基于间接情报和书面材料了解对手,还是在直接互动中试探与观察对方,构成了不同的认知情境。部分学者关注了信号识别中的情绪标志、无意识反应、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声音语调等非语言线索,但是对外交信号的情绪感染与印象塑造机制分析不足。现实决策者受到大量信息轰炸,心理认知机制如何捕捉这些变化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相似的心理情境却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因为信号博弈不仅取决于当下互动,还受社会环境与历史记忆约束,是一个很复杂的认知过程。120

最后,忽视社会心理的规范基础。在社会互动中,诚实、欺骗与信任等要素的判断不能仅依赖后果主义逻辑,也需考虑规范主义逻辑。信号的认知逻辑受文化规范、社会惯例和历史背景约束,同一个证据可以有不同的含义解读,这取决于观察者的既有信念模式。当代民主政治并非理性冰冷的,政治情感与情绪塑造了党派极化、公众舆论和政治态度,从而影响信息处理和民主治理运作。121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安珀·迪亚兹(Amber A.Díaz)批评指出,现有研究并没有进行规范分析是当前研究需要拓展的薄弱环节,并提出找回信号分析的规范性因素。122

五、 信号研究方法与实证分析策略

寻找可信信号的积极性证据,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强力支撑。尽管信号研究的支持性证据不断积累,却也一直面临研究方法的挑战。123难点在于信号本身的可观察性与测量。从定性与定量两大研究类型上看,信号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具体而言,博弈论注重数理演绎,实验法偏好控制观察,统计分析侧重于数据回归,案例分析法运用档案资料研究。近年来,镜像神经元、交叉学科与叙事分析视角兴起,为信号研究增添诸多新元素。

(一) 形式模型与博弈论方法

博弈论的长处在于逻辑缜密、不依赖经验数据,在演绎中展现国际关系的博弈态势。经典的危机讨价还价理论偏好用博弈论方法刻画战略互动,通过建模和博弈树分析,联盟行动对威慑承诺的可信度影响能够被清晰展示出来。124清华大学学者漆海霞指出,战略成本影响延伸性威慑的效力,第三方对联盟承诺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本身就是昂贵信号。125在民主可信论方面,方松英(Songying Fang)和艾瑞克·欧文(Erica Owen)发现,国际机制与国内制度是汇聚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框架,影响信号可信度。126约瑟夫·法雷尔(Joseph Farrell)和罗伯特·吉本斯(Robert Gibbons)认为,在偏好更接近的行动者之间,廉价话语的沟通更可信。127

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表明,不确定性通常用不同类型博弈者的概率估计来表示。一般每个玩家有四种可能的类型,由两个变量来区分。第一个变量是玩家的侵略性或贪婪程度,由赢得战争的效用V表示,G代表贪婪者,S代表安全寻求者。第二个变量是恐惧程度。假定存在共同的先验概率,之后每个玩家会收到关于对方贪婪的信息(g或s)。如果收到信息g,表明对方很可能是贪婪的,因此会更恐惧(F);如果收到信息s,表明对方很可能是安全寻求者,会更信任(T)。两个变量组合成四种可能的类型:贪婪和恐惧型(GF)、贪婪和信任型(GT)、寻求安全和恐惧型(SF),寻求安全和信任型(ST)。随着博弈互动推进,每个玩家的信念按照贝叶斯法则进行更新,用后验概率更正先验概率,形成动态的可信度评估。

尽管国际危机冲突与讨价还价研究对囚徒博弈、信任博弈、胆小鬼博弈、猎鹿博弈、贯序博弈以及贝叶斯博弈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开发,但批评者认为,博弈论容易陷入形式模型怪圈,看上去很美,但可读性与真实性不够。128博弈论方法的局限突出体现在经验性问题与演绎逻辑之间可能存在逻辑缝隙。例如,经典博弈论基本上将博弈者假定为同质、平等的,这样就忽视了国家属性差异与社会关系。129而且,现实世界可能并不存在均衡或唯一均衡,嵌入在复杂系统的现实世界充满“试探—反馈—调整—反应”的复杂互动,这些进程很难用一个纯策略均衡来解释。有学者呼吁把“主体间性”引入博弈论模型,以捕捉相互依赖的信号互动。130

(二) 变量回归与统计分析法

信号逻辑的实证检验常常面临着可观察性和易混淆性的挑战。可观察性的问题在于,真实意图与可信度是私有信息,很难被准确判定。易混淆性问题在于,现实世界中昂贵成本信号与其他信号混在一起。为解决这些难题,统计分析的回归模型致力于识别相关关系,基于显著性进行因果推断。通常意义上的定量研究是指大样本研究(large-N studies)。统计分析的支持者认为,各类争端数据集所公开的威胁或武力使用的大量数据,有助于检验观众成本的因果机制。131例如,在声誉信号方面,丹妮尔·卢普顿(Danielle L.Lupton)基于Archigos数据集132和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集(ICB)分析发现,国家层面上的声誉似乎并不像领导人的个人声誉那样令人印象深刻,揭示了声誉研究的多层次性。133

为验证观众成本假设,迈克尔·汤姆兹(Michael Tomz)用问卷调查数据回归证实,民主国家领导人确实会面临更高的观众成本。134格雷姆·戴维斯(Graeme A.M.Davies)和罗伯特·约翰斯(Robert Johns)扩大数据来源,复制了汤姆兹的研究设计后发现,不同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存在差异。135肯尼斯·舒尔茨使用战争相关性数据库(COW)与政体项目(Polity)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与非民主国家的威胁相比,民主国家的威胁受到军事抵抗的可能性要低30%。136不同的是,克里斯托弗·盖尔皮(Christopher Gelpi)和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M.Grieco)基于ICB数据集否认了观众成本效力。137同样,彼得·帕特尔(Peter J.Partell)和格伦·帕尔默(Glenn Palmer)对国际纷争数据编码后进行了一系列Logit分析,也质疑了主流理论的逻辑。138

大样本统计方法依赖数据的准确性与全面性,检测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基于国内政治成本和国家发出决心信号的能力,很多学者建立了国家间军事化争端结果模型,测量民主政体、观众成本与争端升级的因果关系。139然而量化指标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政治学概念的内涵,以及分析对象是否被恰当地评估打分,成为定量研究面临的直接挑战。虽然数据库之间相关度较高,但在测量不同的概念定义时,具体编码标准与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如果仅仅利用Polity Ⅲ数据集就简单指定一个国家为民主或不民主(民主的含义本身没有定论),不仅武断,而且难以分析那些民主转型国家(民主退化或民主转向)。如何诠释具体数值的内涵也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难以刻画影响观众成本形态的潜在要素。批评者指出,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可能在不同的样本和环境中呈现不同效度,统计分析者使用相同数据库有可能得出相反结论。140

(三) 控制观察与调查实验法

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利用计算机模拟或小规模调查实验法(survey experiments)等方式控制实验条件,用给定的刺激引起被试反应,从而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141例如,在观众成本的实验研究中,香港大学学者郭全铠(Kai Quek)设计了三个受控实验来研究。142在实验一中,253名美国成年居民通过亚马逊网站(Amazon.com)的众包平台“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AMT)被征召。143第二个实验是在z-Tree平台上进行编程和实施的,参与者通过计算机匿名地相互作用。144实验三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行为研究实验室进行的,共招募了64名大学生。通过对比不同实验研究发现,信号发出者和接收者对同一逻辑的反应是不对称的。145

在声誉信号、决心信号与承诺问题上,实验方法也越来越被青睐。有学者对288名以色列前任和现任官员(而非大学生)开展了实验研究,这些人都有丰富的政治决策经验。146为研究被试如何更新信号信念,研究者用Qualtrics在线编程进行实验研究。一开始所有被试都阅读相同的情景资料。147随后,一半被试阅读B国总统通过新闻媒体发表的公开声明,该声明警告将“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这场争端”;而另一半被试阅读B国动员军队并向海上的争端地点增派炮艇。之后要求被试估计B国在争端中坚守的可能性。148达斯汀·廷利(Dustin H.Tingley)也采用实验分析方法分析承诺可信度问题。149他对用电子邮件征集来的96名本科生进行了12次实验,所有的互动都是计算机化和匿名的。这些实验分析了难以用实地数据研究的国际问题,丰富了对信号机制的微观基础的理解。

当然实验法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样本代表性。国际关系的实验样本很难获取,大多用大学生或公民样本替代。但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是支持预防性战争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150,实验是否可以超越特定样本范围,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实验研究低估国际互动的复杂性。在控制实验中,许多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噪声源都被关闭。领导人捕捉对手意图信号的过程与受控制的实验室环境完全不同,现实互动充满恐惧、压力、风险、希望与信任等诸多因素。

(四) 过程追踪与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主要指小样本研究(small-N studies),其中的N可以小至1(即个案分析),或者N=2或3(比较案例分析)。案例挑选需要符合休谟的因果关系三要素——时空毗连、持续顺序、相伴而生,并且不能违背密尔的求同和求异比较之基本法则。151在定性的背景下,精心的案例研究设计有助于识别历史进程中的关联因素,从而推断出可信的因果机制,尤其是当因果机制高度依赖于互动情境时更是如此。152过程追踪将连接原因和结果的因果链或中间环节分解成更小的步骤,然后寻找每一个环节在个案中可观测的证据。153

历史学者反对过度抽离信号互动的社会情境,因而更加注重案例分析。克莱顿·蒂恩(Clayton L.Thyne)通过分析1958—1963年柏林危机中的18000多份解密文件后发现,廉价信号发挥重要影响。154也有些案例研究设计致力于寻找可信信号的容易案例或最可能案例。外交史学者马克·特拉滕伯格(Marc Trachtenberg)通过追踪对比19—20世纪中十余次安全危机,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表明存在观众成本,更谈不上其对领导人行为的约束。155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艾瑞克·柏格德(Erica D.Borghard)基于安全危机案例的分析,同样未发现观众成本因果机制的存在。156此外,中国学者蒲晓宇(Xiaoyu Pu)等人讨论了中国睦邻外交中的多重观众与信号平衡难题157;尹继武则用案例分析揭示了信号传递与甄别中的单边默契问题158

案例分析致力于用档案文件评估国家意图,但还没有找到解释信号理论的经典案例。其面临的质疑在于,一方面,因果链条的客观性问题。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案样本具有显著的背景敏感性,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证据赋予的意义和解释可能不同159,而档案文本自身具有的叙事特点也会带来选择性偏差160。另一方面,主流信号研究案例大都以欧美经验为主,且以冷战或危机为背景。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解密文件和档案材料相对丰富,而且欧美学者具有学术话语优势,习惯性忽视非西方国家经验。然而,西方理论框架在其他时空条件下是否依然成立?非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传递和解读信号?发展中国家在与大国打交道时是否采取主流信号策略?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

(五) 学科交叉背景下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围绕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意图识别难题,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路径既相互批评又彼此竞争(见表1)。但在此之外,近年来信号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第一,廉价信号的镜像神经元研究取得进展,从技术上打开了意图的黑匣子,揭示意图评估的因果机制。161比如,《面对面外交:社会神经科学与国际关系》一书指出,前沿的镜像神经元研究方法能够揭示高风险互动中的意图识别过程。162

表1   国际政治信号分析的理论图谱

 理性主义路径认知心理学路径
观众成本理论沉没成本约束民主可信论声誉信号论认知情感分析
分析对象选民大众、获胜联盟、舆论军事动员、联盟投入等政体约束低成本沟通冷认知/热认知
因果机制观众惩罚不一致不可撤销的惯性反对党制约与确认效应重复互动与社会预期错误知觉与选择性注意力
研究方法博弈论、统计回归、实验分析法博弈论、多案例比较统计回归、多案例比较、实验分析法博弈论、案例分析(过程追踪)案例分析(过程追踪)、镜像神经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新窗口打开| 下载CSV


第二,交叉学科的知识积累。163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和彼得·哈特米(Peter K.Hatemi)通过实验室研究表明,携带特定基因的参与者如果在早期生活中经历创伤性事件,更有可能对挑衅作出攻击性反应。164心理学实验发现男性激素水平和支配行为之间的关系,暗示男性领导人热衷于为声誉而战。165乔纳森·伦森(Jonathan Renshon)等人将皮肤电导率测量引入实验室游戏之中,探讨了讨价还价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166

第三,话语叙事与信号表达研究兴起。外交话语是一种推断对方意图、展示行为者偏好、提升说服力的话语手段,那些被反复一致表达的话语具有塑造预期的力量。167善于言辞的领导人可以用话语叙事建构、抵消部分观众成本压力。168如果信号博弈者被灌输连续的话语框架,就会影响其选择倾向。169基于此,修辞叙事对信号可信度感知的影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170

六、 结语

国际政治信号是国家行为体有意发出的、用来影响对方认知的言辞声明或政策行动,通过塑造特定印象获取利益。传递国际政治信号是缓解信息不对称及其信任困境的重要手段。理性主义路径从成本—收益角度界定了信号的三大特征:(1)可观察性,即一方承诺/威胁需要被对方观测到;(2)不可逆性或违约代价巨大;(3)收益性,传递信号与相信他人信号的根本动力在于利益。不同的是,认知心理学路径关注信号的主观可信度感知,这种视野下的信号特征有:(1)主观性,不同行为体的信念、价值观与认知偏见会导致对同一个信号的不同解读;(2)动态性,可信度受社会情境、注意力分配、情绪氛围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因素组合产生不同结果。

本文从学术争鸣角度以点带面地勾勒出丰富的信号理论谱系,总结了两大研究路径之间以及路径内部的学理争论,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演进脉络与逻辑得失。即便存在明显差异与分歧,两大研究路径在研究困惑与核心议程方面依然存在共性,可总结出几点基本共识。其一,信号是显示不可观察的意图的媒介。国际政治信号的价值在于,能帮助国家推测内隐的不可观察的私有信息(意图、决心与类型等)。不论理性主义还是认知心理学研究都致力于发现信号背后的意图,这是外交互动与沟通的根本。其二,成本只是信号可信的条件之一。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是物质投入与产出比率,但社会学意义上的成本是主观心理代价。某些信号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廉价的,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却是昂贵的。例如,对于一个和平者而言,放弃进攻性武器将是代价廉价的行动;相反,对于扩张主义者来说主动放下武器则是昂贵成本信号。其三,信号传递与甄别不可分割。孤立地研究信号传递与感知是片面的,信号传递者需要预测对方会如何反应,而信号接收者也要揣测信号传递背后的用意。因而洞悉信号传递与信号甄别的互动本质,离不开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展望未来,国际政治信号研究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探究前沿性的研究话题。比如,如何理解“象征性信号”“无成本信号”,乃至建构主义、实践理论中可能存在的基于集体知识或背景知识、既不同于成本—收益逻辑也不同于心理认知逻辑的信号逻辑。其中,社会实践理论开始反思认知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不足,强调在面对面外交沟通中领导人既有理性计算与权衡,也会根据互动的社会氛围(包括面部表情、身体信号与话语信息)综合捕捉对方意图的迹象。171除了昂贵成本信号,许多琐碎的社会互动都可以传递外交信息。例如,馈赠礼物、约定下次见面时间、交换抵押物都可以视为愿为未来关系投资的积极信号。172面对面沟通更有助于进行欺骗甄别,外交词语的选择、说话的语气、身体姿态等都会传递出意图线索的蛛丝马迹。173外交官们都认为相互见面比仅仅只打电话重要,因为前者更能理解对方想法,这些带有情感的互动能更好展示思维过程。在面对面沟通中,即便是那些被故意忽略的信息或被主动掩饰的意图,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多次面对面互动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另一方面,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外交信号实践。尽管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风格各异、各有千秋,但双方在辩论中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共识性的研究纲领。面向未来,多元路径的对话与整合需要关注非西方国家经验,以拓展信号研究的理论视野。随着中国崛起,我们需要更深入理解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来塑造他国主观信念,以争取有利于和平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例如,中国长期传递睦邻信号,这些承诺的可信度不仅取决于中国外交的信号传递方式,更取决于对象国家的甄别感知。没有一劳永逸的信号传递方案,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可信度感知。在动态性的外交实践之中,需要综合把握理性成本与心理情感双重特点。是否能够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外交经验纳入国际政治信号理论框架,进而修正和超越理性与认知、昂贵与廉价的二元分析路径,是未来信号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疫情时代中美竞争的战略叙事建构与变迁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1CGJ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Christer Jonsson and Karin Aggestam, “Trends in Diplomatic Signalling,” in Jan Melissen ed., Innovation in Diplomatic Practi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152.
信息不对称(asymmetic information),是指互动双方各自拥有对方所不知道的私人信息,或者说某些博弈者拥有其他人不拥有的信息。参见A.Michael Spence, “Signaling in Retrospect and 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 No.1, 2002, pp.434-459.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物学界与信息经济学界开始对信号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影响。参见Amos Zahavi, “Mate Selection-A Selection for a Handicap,”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53, No.1, 1975, pp.205-214。
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The Art of Diplomatic Signaling, New York: Longman, 1987, pp.4-10.
James Morrow, “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 Signaling, Commitment, 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7-114.
参见James D.Fearon, Threats to Use Force: 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Ph.D.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2;张廖年仲:《敌对国家建立互信之研究:昂贵信号模式》,台湾政治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Robert Jervis, “Signaling and Perception: Drawing Inferences and Projecting Images,” in Kristen Monroe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y, NJ: Lawrence Erlbaum, 2002, pp.301-320.
参见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Keren Yarhi-Milo, Knowing the Adversary: Leaders, Intelligence, and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Azusa Katagir and Eric Min, “The Credibility of Public and Private Signals: A Document-Based Approa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3, No.1, 2019, pp.156-172.
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信号的代表性研究有:蒲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25—38页;杨原、曹玮:《核边缘、信号博弈与小国的“自我孤立”悖论》,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6期,第69—105页;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第71—99页;漆海霞:《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战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1—37页;曹德军:《安全焦虑、信号传递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安抚》,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第21—45页。
Philip B.K.Potter and Matthew A.Baum, “Democratic Peace,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27, No.4, 2010, pp.453-470; Chungshik Moon and Mark Souva, “Audience Costs, Information,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0, No.3, 2014, pp.1-25.
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与国际合作》,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86—88页。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Chapter 3.
决策者可以通过情报系统来尽量收集国家意图信息,然而这是不充分的,国际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很难避免。参见Richard K.Betts, Enemies of Intelligen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bert Jervis, Why Intelligence Fails: 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bastian Rosato,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3, 2014/2015, p.87.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W.Norton, 2001, p.31.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151-152, 154-155.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201.
Charles L.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4, 1992, pp.497-538; Charles L.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50, No.1, 1997, pp.171-201.
Andrew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World Politics, Vol.49, No.3, 1997, pp.373-395.
David Scott, “China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Responsible’ Power-The Uncertainties of Appropriate Power Rise Language,” Asia-Pacific Review, Vol.17, No.1, 2010, pp.72-96.
John C.Matthews Ⅲ,“Current Gains and Future Outcomes: When Cumulative Relative Gains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 No.1,1996, pp.112-146.
曹德军:《国际政治中的可信承诺:一项学术评估》,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0期,第16—28页。
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20页。
George A.Akerlof and Robert J.Shiller, Phishing for Phools: 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xi.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9, pp.40-69.
狄亚哥·甘贝塔著,任羽中、匡国鑫译:《解码黑社会》,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期票作为一种书面的支付承诺,通过当下的签名做担保,许诺在将来支付一定数目的金钱给特定对象。这里的可信度是不确定的,违背承诺的事情经常发生。参见罗伯特·杰维斯著、徐进译:《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3页。
参见Andrew H.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有一天,正在睡梦中的谢林被屋内的噪声吵醒。当他手持武器起床查看情况时,与一个同样持枪的窃贼遭遇。两人都明白一个危险的结果可能就在眼前。即使窃贼和谢林一样,都想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离开,但如果窃贼不知道谢林的想法,事情就会变得复杂:窃贼可能会认为谢林想向他开枪,这就会促使窃贼先向谢林开枪;同时,预测到窃贼可能认为谢林希望先向他开枪,谢林可能会考虑先发制人,向窃贼开枪。参见Thomas C.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In-Koo Cho and David M.Kreps, “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2, No.2, 1987, pp.179-221.
Robert Jervis, “Signaling and Perception: Drawing Inferences and Projecting Images,” in Kristen Renwick Monroe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NJ: Earlbaum, 2001, p.390.
Evan Braden Montgomery,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2, 2006, p.162.
斯彭斯是信息经济学(理性主义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杰维斯则开创了信号理论的认知心理学路径。参见Thomas C.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Michael Spence, Job Market Signal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James D.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3,1994, p.585.
James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1, 1997, pp.68-90.
Austin Carson, “Facing Off and Saving Face: Covert Intervention and Escalation Management i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1, 2016, pp.103-131.
James D.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p.585.
Jessica L.Weeks,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No.1, 2008, pp.35-64.
奥利弗·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页。
这两种机制有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参见Matthew Fuhrmann and Todd S.Sechser, “Signaling Alliance Commitments: Hand-Tying and Sunk Costs in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8, No.4, 2014, pp.919-935.
谢超:《国内观众成本与印度国际危机谈判行为》,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6期,第105—130页。
Hans M.Kristensen, U.S.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A Review of Post-Cold War Policy, Force Levels, and War Planning, Washington, DC: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2005.
Robert D.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1988, pp.455-456.
骆礼敏:《国家承诺的可信性:理论争议和一个新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第59—94页;唐小松:《公众成本理论与对外政策决策——以布什父子处理外交危机为例》,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第1—6页;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尹继武、李宏洲:《观众奖赏、损失框定与关系解冻的起源——尼克松对华关系缓和的动力机制及其战略竞争管控启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34—64页。
Daren G.Hawkins and David A.Lake, eds., 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
参见Lisa L.Martin, “Credibility, Costs, and Institutions: Cooper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World Politics, Vol.45, No.3,1993, pp.406-432; Lisa Martin, Coercive Cooperation: Explain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Lisa Martin, Democratic Commitments: Legisl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参见Helen V.Milner,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Kenneth A.Schultz, “Do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onstrain or Inform? Contrasting Two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1999, pp.233-266.
Kenneth A.Schultz, 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18-119.
例如Alexandra Guisinger and Alastair Smith, “Honest Threats: The Interaction of Reput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6, No.2, 2002, pp.175-200; Alexandre Debs and Hein Goemans, “Regime Type, the Fate of Leader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4, No.3, 2010, pp.430-445; David Kinsella and Bruce Russett,“Conflict Emergence and Escalation in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Dyads,” Journal of Politics,Vol.64, No.4, 2002, pp.1045-1068; Brandon J.Kinne and Nikolay Marinov,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Credible Signal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7, No.3, 2013, pp.359-386; Giacomo Chiozza and Hein E.Goeman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Tenure of Leaders: Is War Still Ex Post Ineffici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8, No.3, 2004, pp.604-619; Jonathan N.Brown and Anthony Marcum, “Avoiding Audience Costs: Domestic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Concessions in Crisis Diplomacy,” Security Studies, Vol.20, No.2, 2011, pp.141-170.
Kristopher W.Ramsay, “Politics at the Water【-逻*辑*与-】apos;s Edge: Crisis Bargaining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4, 2004, pp.459-486; Christopher F.Gelpi and Michael Griesdorf, “Winners or Losers? Democraci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1918—9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3, 2001, pp.633-647; Shuhei Kurizaki and Taehee Whang, “Detecting Audience Cost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9, No.4, 2015, pp.1-32; Ahmer Tarar and Bahar Leventog˘lu, “Limited Audience Cost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7, No.6, 2013, pp.1065-1089.
Brian C.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8.
Jessica Chen Weiss,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s in China【-逻*辑*与-】apos;s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0-40; Jessica Chen Weiss, “Authoritarian Signaling, 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7, No.1,2013, pp.1-35.
Alexander B.Downes and Todd S.Sechser, “The Illusion of Democratic Credi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3,2012, pp.457-489.
Branislav L.Slantchev, Military Threats: The Costs of Coercion and the Price of Pea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
Branislav L.Slantchev, “Military Coercion in Interstate Cris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 No.4, 2005, p.533.
Kai Quek, “Type II Audience Cos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9, No.4, 2017, p.1440.
James D.Morrow, “Alliances: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2000, pp.63-83;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4, 2003, pp.801-827; Brett Ashley Leeds, “Do Alliances Deter Aggression?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lliances on the Initiation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7, No.3, 2003, pp.427-439.
Branislav L.Slantchev, “Audience Cost Theory and Its Audience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3, 2012, pp.376-382.
Branislav L.Slantchev, Military Threats: The Costs of Coercion and the Price of Pea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50.
Alexandre Debs and Jessica Chen Weiss, “Circumstances, Domestic Audiences, and Reputational Incentiv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Bargain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0, No.3, 2016, pp.403-433.
James D.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3,1994, p.582.
Branislav Slantchev, “Politicians, the Media, and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0, No.2, 2006, pp.445-477.
Giacomo Chiozza, “Presidents on The Cycle: Elections, Audience Cost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34, No.1, 2017, pp.3-26.
Shuhei Kurizaki, “Efficient Secrecy: Public versus Private Threats in Crisis Diplo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1, No.3, 2007, pp.543-558; Branislav L.Slantchev, “Feigning Weak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4, No.3, 2010, pp.357-388.
Jack Snyder and Eerica D.Borghard, “The Cost of Empty Threats: A Penny, Not a Poun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5, No.3, 2011, pp.437-456.
Daniele L.Lupton, “Signaling Resolve: Leaders, Reputations, and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Interac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44, No.1, 2018, p.64.
例如,当美国宣布将在欧洲建造一个核基地时,这个信号并不涉及在发出信号时立即发生的沉没成本,而是未来承诺的分期付款成本。只有在未来兑现诺言阶段,核基地建设才是一个沉没成本信号。参见Kai Quek, “Type II Audience Cos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9, No.4, 2017, pp.1438-1443.
Elizabeth N.Saunders, “War and the Inner Circle: Democratic Elites and the Politics of Using Force,” Security Studies, Vol.24, No.3, 2015, pp.466-501.
Joshua D.Kertzer and Ryan Brutger, “Decomposing Audience Costs: Bringing the Audience: Back into Audience Cost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0, No.1, 2016, pp.234-249; Kai Quek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an China Back Down? Crisis De-escalation in the Shadow of Popular Op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2, No.3, 2017/2018, pp.7-36.
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也被翻译为“胜利联盟”,以维持政权稳定不可或缺的关键成员的相对规模等属性来刻画国内政治的制度特征。参见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Domestic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2012, pp.161-18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3, pp.37-76; James D.Morrow et al., “Retesting Selectorate Theory: Separating the Effects of W from Other Element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3, 2008, pp.393-400; Andrew W.Bausch, “Democracy, War Effort and the Systemic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2, No.4, 2015, pp.435-447.
Hein Goemans, “Fighting for Survival, the Fate of Leaders and the Duration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4, No.5, 2000, pp.555-579; Hein Goemans, “Which Way Out? The Manner and Consequences of Losing Offi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6, 2008, pp.771-794;蒙克、曾极麟:《中国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78—105页。
关于观众成本的批评与争论请参见《安全研究》杂志(Security Studies)2012年第3期的专刊文章:Marc Trachtenberg, “Audience Cost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1, 2012, pp.3-42; Jack S.Levy, “Coercive Threats, Audience Costs, and Case Studie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3, 2012, pp.383-390; Jonathan Mercer, “Audience Costs Are Toy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3, 2012, pp.398-404; Marc Trachtenberg, “A Comment on the Comment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3, 2012, pp.405-415.
O.R.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3,1962, pp.244-252; Arthur A.Stein, “When Misperception Matters,” World Politics, Vol.34, No.4, 1982, pp.505-526.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6.
Keren Yarhi-Milo, Knowing the Adversary: Leaders, Intelligence, and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20.
Dustin H.Tingley and Barbara F.Walter, “The Effect of Repeated Play 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pp.343-365.
罗伯特·杰维斯著、徐进译:《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3页。
Yaacov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17.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3—447页。
启发式认知是一种“快速和节俭”的非理性信息处理原则,参见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r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Vol.185, No.4157, 1974, pp.1124-1131; Gerd Gigerenzer and Daniel G.Goldstein, “Reasoning the Fast and Frugal Way: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03, No.4, 1996, pp.650-669.
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fler,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Vol.32, No.2, 2010, pp.303-330.
Stacie E.Goddard, “The Rhetoric of Appeasement: Hitler【-逻*辑*与-】apos;s Legitimation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8—39,” Security Studies, Vol.24, No.1, 2015, pp.95-130.
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Keren Yarhi-Milo, “Tying Hands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Secret Reassurance,” Security Studies, Vol.22, No.3, 2013, pp.405-435; Austin Carson and Keren Yarhi-Milo, “Covert Communication: The Intelligi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Signaling in Secret,” Security Studies, Vol.26, No.1, 2017, pp.124-156.
Matthew Adrian Castle and Krzysztof J.Pelc,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Leak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3, No.1, 2019, pp.1147-1162.
Keren Yarhi-Milo, Knowing the Adversary: Leaders, Intelligence, and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20.
Charles S.Taber and Milton Lodge, “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0, No.3, 2006, pp.755-769.
Hugo Mercier and Dan Sperber, “Why Do Humans Reason? Arguments for an Argumentative Theo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34, No.2, 2011, pp.57-111.
刘博文:《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38—85页。
关于面对面外交中的信号互动机制,参见曹德军:《首脑外交中的廉价信号及其可信度识别》,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131—154页。
Brian C.Rathbun, “Hierarchy and Community at Home and Abroad: Evidence of a Common Structur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 American Eli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1, No.3, 2007, pp.379-407.
Todd H.Hall,Emotional Diplomacy: Official Emo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0.
Ryan Brutger, “The Power of Compromise Proposal Power, Partisanship, and Public Support in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World Politics, Vol.73, No.1, 2021, pp.128-166.
参见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p.1-10; Dale C.Copeland, “Do Reputations Matter?” Security Studies, Vol.7, No.1, 1997, pp.33-71; Jason Sharman, “Ration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s on Reputation,” Political Studies,Vol.55, No.1, 2007, pp.20-37;王立新:《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76—203页。
参见Danielle L.Lupton, Reputation for Resolve, How Leaders Signal 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n E.Sartor, “The Might of the Pen: A Reputation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1, 2002, pp.121-149.
Anne Sartori, Deterrence by Diplo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
Mark Crescenzi, “Reputation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1, No.2, 2007, pp.382-396.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14, No.1, 2005, pp.34-62.
参见Robert F.Trager, Diplomacy: Communi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Daryl G.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
参见Cathy Xuanxuan Wu and Scott Wolford, “Leaders, States, Reput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2, No.10, 2018, pp.2087-2117; George J.Mailath and Larry Samuelson, Repeated Games and Reputations: Long-Run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B.O【-逻*辑*与-】apos;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244.
Mark Crescenzi, Of Friends and Foes: Reputation and 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0.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Reputation for Resolve, Interests, and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9, No.1,2012, pp.3-27.
Jonathan Mercer, “Emo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7, No.2, 2013, p.226;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4, No.1, 2010, p.8; Paul A.Kowert and Margaret G.Hermannt, “Who Takes Risks Daring and Caution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5, 1997, pp.611-637.
参见欧文·贾尼斯著、张清敏等译:《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参见Anthony Damasio, Descartes【-逻*辑*与-】apo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Raymond J.Dolan, “Emo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Science, Vol.298, No.5596, 2002, pp.1191-1194.
Edwin T.Jaynes, Probability Theory: The Logic of Sci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
贝叶斯法则由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提出,关注人们如何利用新证据修改既定信念。参见Drew Fudenberg and Jean Tirole,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1991.
参见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参见Janice Gross Stein, “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 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 1994, pp.155-183; 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Esra Cerag Cuhadar et al., “Personality or Role? Comparisons of Turkish Leaders Acros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osi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38, No.1, 2016, pp.39-54.
Michael C.Horowitz and Allan C.Stam, “How Prior Military Experience Influences the Future Militarized Behavior of Lea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3, 2012, pp.527-559.
Todd Hall and Keren Yarhi-Milo, “The Personal Touch: Leaders【-逻*辑*与-】apos; Impressions, Costly Signaling, and Assessments of Sincer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3, 2012, pp.560-573.
陈兼、赫斯伯格:《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载《史林》,2004年第1期,第106—125页;韩长青、吴文成:《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59—89页。
Steven W.Webster and Bethany Albertson, “Emotion and Politics: Noncognitive Psychological Biases in Public Opin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5, 2022, pp.13-20.
Amber A.Díaz, “Bumbling, Bluffing, and Bald-Faced Lies: Mis-Leading and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D dissertation of Duke University, 2011, pp.9-20.
Jonathan Mercer, “Audience Costs Are Toy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3, 2012, pp.398-404.
James D.Morrow, “Alliances, Credibility, and Peacetime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8, No.2, 1994, pp.270-297; Alastair Smith,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9, No.4, 1995, pp.405-425; Alastair Smi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4, No.4, 1998, pp.315-343.
漆海霞、齐皓:《同盟信号、观众成本与中日、中菲海洋争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106—134页;漆海霞:《威慑抑或纵容: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信号与冲突》,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5期,第4—31页。
Songying Fang and Erica Ow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of Non-democracie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6, No.2, 2011, pp.141-162.
Joseph Farrell and Robert Gibbons, “Cheap Talk Can Matter in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48, No.1, 1989, pp.221-237.
Robert Jervis, “Signaling and Perception: Drawing Inferences and Projecting Images,” in Kristen Monroe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2, pp.301-320; Robert Jervis, How Statesmen Think: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14-115.
王水雄:《社会学与博弈论相融合:社会博弈论》,载《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2—59页。
Vivienne Brown, “An Intersubjective Model of Agency for Game Theory,”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36, No.3, 2020, pp.355-382.
关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集(ICB)的介绍请参见Michael Brecher and Jonathan Wilkenfeld,A Study of Cri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Hein Goemans,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Giacomo Chiozza, “Introducing Archigos: A Dataset of Political Lead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6, No.2, 2009, pp.269-283.
Danielle L.Lupton, “Reexamining Reputation for Resolve: Leaders, States, and the Onset of International Crises,”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3, No.2, 2018, pp.198-216.
Michael Tomz,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1, No.3, 2007, pp.821-840.
Graeme A.M.Davies and Robert Johns, “Audience Costs among the British Public: The Impact of Escalation, Crisis Type, and Prime Ministerial Rhetor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 No.4, 2013, pp.725-737.
Kenneth A.Schultz, 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19-200.
Christopher Gelpi and Joseph M.Grieco, “Competency Costs in Foreign Affairs: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Domestic Legislative Success, 1953—2001,”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9, No.2, 2015, pp.440-456.
Peter J.Partell and Glenn Palmer, “Audience Costs and Interstate Cris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Fearon【-逻*辑*与-】apos;s Model of Dispute Outcom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p.389-405.
Chungshik Moon and Mark Souva, “Audience Costs, Information,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0, No.3, 2016, pp.434-458; Patricia Lynne Sullivan and Scott Sigmund Gartner, “Disaggregating Peace: Domestic Politics and Dispute Outcom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2, No.1, 2006, pp.1-25; Douglas M.Gibler and Marc L.Hutchison, “Territorial Issues, Audience Cost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 Importance of Issue Salie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5, No.4, 2013, pp.879-893; Gary Uzonyi, Mark Souva and Sona N.Golder,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Signal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4, 2012, pp.765-776.
Jack Snyder and Erica D.Borghard, “The Cost of Empty Threats: A Penny, Not a Poun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5, No.3, 2011, pp.437-456; Alexander B.Downes and Todd S.Sechser, “The Illusion of Democratic Credi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3, 2012, pp.457-489.
Alex Mintz, Yi Yang and Rose McDermott,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493; Stephen Chaudoin, “Promises or Policie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Audience Reac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1, 2014, pp.235-256.
Kai Quek, “Are Costly Signals More Credible? Evidence of Sender-Receiver Gap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8, No.3, 2016, pp.925-939.
AMT作为一种实验工具的有效性已经在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得到了检验,AMT招募的受试者比一般的互联网受访者更专注。参见Jan Potters and Frans Van Winden, “Comparative Statics of a Signaling Game: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Vol.25, No.3, 1996, pp.329-353.
相关技术介绍参见Urs Fischbacher, “Z-Tree: Zurich Toolbox for Ready-Made Economic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10, No.2, 2007, pp.171-181.
Kai Quek, “Do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Really Exist?” Paper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2012, http://ssrn.com/abstractp2107187.
Keren Yarhi-Milo, Joshua D.Kertzer and Jonathan Renshon, “Tying Hands, Sinking Costs, and Leader Attrib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2, No.10, 2018, pp.2150-2179.
情景描述了被试的国家以色列正与B国发生争端,B国被描述为一个“拥有强大军队的独裁国家”。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即独裁或民主(都拥有强大的军队)。然后,故事描述了以色列和B国的船只相撞后的海上对峙,仪器要求受试者估计B国在这场争端中坚守的可能性。
参见Joshua D.Kertzer, Resolv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Dustin H.Tingley, “Essays 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 pp.17-25.
Janet M.Box-Steffensmeier,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58-359.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26—142页。
Jack S.Levy, “Case Studies: Types, Designs, and Logics of Inferenc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5, No.1, 2008, pp.6-7;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2, No.3, 1998, pp.623-638.
John Gerring, “Qualitative Method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0, 2017, pp.15-36.
参见Clayton L.Thyne, “Cheap Signals, Costly Consequences: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fect Civil Conflict,”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owa, 2007.
Marc Trachtenberg, “Audience Cost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1, 2012, pp.3-42.
Jack Snyder and Erica D.Borghard, “The Cost of Empty Threats: A Penny, Not a Poun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5, No.3, 2011, pp.437-456.
Xiaoyu Pu, 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70-85.
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4—33页;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第1—25页。
蒋建忠:《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质性分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4期,第3—24页。
臧雷振、陈鹏:《选择性偏差问题及其识别》,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第137—153页。
Steven Bernstein et al., “God Gave Physics the Easy Problems: Adapting Social Science to an Unpredictable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 No.1, 2000, pp.43-76.
Marcus Holmes, Face-to-Face Diplomacy: Social Neuro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9.
Joshua D.Kertzer and Dustin Tingley,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Paradig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2018, pp.319-339.
Rose McDermott and Peter K.Hatemi,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Neurobiological Revolution: A Review of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Violence,” Millennium, Vol.43, No.1, 2014, pp.92-123.
Dustin Tingley, “Face-off: Facial Features and Strategic Choic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35, No.1, 2014, pp.35-55.
Jonathan Renshon, Julia J.Lee and Dustin Tingley, “Emotions an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Commitm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S1, 2017, pp.S189-S218.
Dustin Tingley and Barbara Walter, “Can Cheap Talk Deter?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5, No.6, 2011, pp.996-1020; Clayton L.Thyne,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fect Civil Conflict: Cheap Signals, Costly Consequenc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9, p.75.
参见Roseanne W.McManus, Statements of Resolve: Achieving Coercive Cred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Dennis Chong and James N.Druckman, “Framing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0, 2007, pp.103-126.
Ronald R.Krebs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 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3, No.1, 2007, pp.38-41; Neta Crawford, 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thics, Decolon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6-27.
Paul Ekman, Telling Lies: Clues to Deceit in the Marketplace, Politics, and Marriage, New York: Norton, 2009; Paul Ekma and Maureen O【-逻*辑*与-】apos;Sullivan, “Who Can Catch a Liar?”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46, No.9,1991, pp.913-920; Mark G.Frank and Paul Ekman, “The Ability to Detect Deceit Generalize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High-Stake L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72, No.6, 1997, pp.1429-1439.
Colin Camerer, “Gifts as Economic Signals and Social Symbo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S.1, 1988, pp.S180-S214.
Seanon S.Wong, “Emotion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Intentions in Face-to-face Diplomac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1, 2016, pp.144-167.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