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崛起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崛起过程中，国家需要不断调整具体政策以适应国内外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变化。没有一项战略可以一成不变地长期执行，战略目标、时间、内容和执行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并不容易，需要决策者拿捏好时机和力度。从中长期来看，对战略的动态执行与调整所呈现出的节律性活动就类似于音乐节奏，我们将之称为战略节奏。战略节奏得当，预示着国家崛起之路就会比较顺利；战略节奏不当，预示着国家崛起将遇到较大的挫折甚至崛起之路被中断。本文拟研究崛起国的战略节奏问题，即什么因素会影响崛起国的战略节奏，以及崛起国如何通过把握这些因素来调适战略节奏。

战略节奏似乎不在大战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之内，反倒是研究企业管理、国内治理的学者偶尔在使用。企业管理学者帕特里夏·克拉内尔(Patricia Klarner)和塞巴斯蒂安·雷什(Sebastian Raisch)将节奏定义为“在特定时间周期中频繁调整的时机”²。朱恒源、杨斌等人将战略节奏定义为企业的一种节律性活动，即企业通过追踪市场需求变化，在产品市场中动态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资源市场中改变自己的资源能力组合，借助股权市场进一步更新资源基础，应对产品市场的未来挑战。一句话，企业应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动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并通过有效的运作对环境施加影响，以获得竞争优势。³任剑涛将国家治理节奏定义为“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有快有慢、快慢相宜、张弛有度地采取治理举措而展现出来的一种节律”，并指出领导人需要精巧地确定治理的宽严尺度。⁴但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者们都承认节奏的重要性，但都没有给出分析节奏的客观标准。他们可能认为节奏是一个“众妙之玄，在乎一心”的艺术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严格分析的社会科学概念。

美军中校马修·普雷斯科特(Matthew Prescott)研究了战斗节奏问题。他将战斗节奏定义为指挥、人员和单位活动的有意循环，目的是同步当前和未来的行动。一个战术司令部的战斗节奏包括一系列循环的工作会议、简报和其他按时间和目的同步进行的活动。一个作战单位的战斗节奏管理着司令部内最重要的资源：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时间。战斗节奏必须与指挥官的能力相匹配，以便其做出及时而明智的决定，并有效执行相关任务。⁵马修·普雷斯科特对战斗节奏的定义和解释对本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即他指出节奏必须与指挥官的能力相匹配。但他的文章主要探讨指挥链上的各个层级如何做好协调工作，这与前述企业管理研究高度类似。

为什么战略节奏不在大战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之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对其原因鲜有分析。笔者的一个猜测是这与大战略集艺术与科学两方面特征于一身的特性有关，这一特性导致对大战略的研究出现艺术取向和科学取向。历史学家出身的大战略研究者通常更看重大战略的艺术性一面。他们并不认为对大战略可以做科学式的结构、要素或因果分析，反对用固定分析框架去束缚研究者的思维，而主张从历史情境出发，去领悟和理解大战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前几年出版的《论大战略》一书中没有对大战略本身进行任何理论分析，只是讲述一系列与大战略相关的历史故事，希望读者从中汲取有益营养。⁶政治学或军事学出身的大战略研究者通常更看重大战略的科学性一面。他们主张“解剖”大战略，观察其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国大战略研究者周丕启的《大战略分析》一书就分别论述大战略的构成要素和制约因素，以及与大战略实施的有关因素。⁷科学取向的大战略研究者可能认为战略节奏是一个艺术概念，因此战略节奏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艺术取向的大战略研究者又不注重对概念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对他们来说，提出“大战略”这个词并给它一个定义就已经完成理论化的工作。

本文将战略节奏定义为决策者为达到战略目标，通过持续观察外部战略环境和运用自身战略能力，在动态执行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动。从这个定义来看，与战略节奏有较强关联的概念是战略调整。战略调整指根据战略评估的状况，对大战略构成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包括战略充实、战略完善和战略转换。⁸如果战略节奏也要研究战略调整情况，那这两个词就有同义反复之嫌。不过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上虽有一定交叉，但决非同义反复。战略调整主要涉及战略本身的变化，也的确涉及调整节奏问题，比如是激进式调整还是渐进式调整。⁹而战略节奏的研究尽管也要涉及战略调整事宜，但目的不是探讨要进行哪些调整，而是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节奏与目标匹配(或错配)，从而致使节奏得当(或失当)。战略调整研究的是调整导致哪些变化，而战略节奏研究的是什么因素会导致战略调整。

本文旨在把战略节奏这个艺术概念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处理，以揭示其可能存在的因果逻辑。从研究策略而言，本文采取韦伯式方法，把战略节奏从复杂的甚至是非线性的战略实践情境中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类型”。这意味着战略节奏就不必考虑战略失误、第三方因素、偶然因素等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从研究方法而言，本文采取变量控制的方法，把实际可能影响战略节奏的多种因素，包括上文提到的战略失误、第三方因素和偶然因素等控制住或排除掉。为此，本文所选案例都是一些“极端式”案例，以符合战略节奏的“理想类型”特征。这种研究法有助于使研究对象抽象化和概念化，并发现其内在的一些因果逻辑，但缺点在于历史感不强，很多情况下无法完全匹配真实的战略情境。¹⁰

节奏本是一个音乐名词，音乐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分析战略节奏提供一些借鉴。根据音乐理论，一首乐曲的两个构成要素是旋律和节奏。旋律是指长短、高低、强弱不同的一连串乐音有组织地进行。它是乐曲的基础和灵魂，体现乐曲的主要思想或全部思想。节奏是指长音与短音有规律地用强弱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系。节奏包括节拍和速度这两个要素：前者是指音乐规律性的强弱交替运动，即拍点的组合；后者是指这种律动的速率。节奏服务于旋律，一定的旋律必须辅之以一定的节奏，才能具有表现力。比如，一段表现军人行进时昂扬向上姿态的旋律必须辅之以进行曲的节奏(齐步节奏，4/2拍)，一段表现人们热情奔放情绪的旋律可辅之以圆舞曲的节奏(小快板，4/3拍)。如果用圆舞曲的节奏去匹配表现军人行进的旋律，那就会使这段旋律丧失应有的表现力。在音乐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节奏叫作节奏型，比如音值均分型、附点节奏型、长短交替型等等。

我们可将战略目标和战略节奏的关系类比为旋律与节奏的关系。目标要统帅节奏，节奏要服务于目标。战略节奏首先取决于战略目标。比如，一个为期10年的战略目标和一个为期50年的战略目标，其各自应当匹配的战略节奏肯定不同，前者的节奏要快于后者。战略节奏本身无所谓对错。我们不能说节奏快就好于或差于节奏慢，而只能说它与目标是否匹配得当。就好比我们不能说音乐中某种节奏型就一定好于其他的节奏型，只能说它是否能与特定旋律相匹配。因此，战略目标才是大战略的核心。一个设置失当的战略目标即使在执行过程中节奏得当，其结果也是失败的。比如，拿破仑的战略目标是以最短的时间控制全欧洲，为此他全国动员、四处征战、马不停蹄，致使国力疲弊，最后兵败下台。他采取的高强度、快速度的战略节奏完全服务于其战略目标，可以说节奏与目标相匹配，但他的失败不在于节奏本身，而在于目标设定错误。

当战略节奏与战略目标相匹配时，战略节奏又可能受什么因素影响？或者说，此时什么因素会导致战略节奏与战略目标的错配？本文认为，决策者对于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会影响二者的匹配。这两个变量都是主观变量，这是因为战略节奏本身是决策者的一种主观选择，这种主观选择取决于决策者对客观条件的认知。因此，本文隐含的一个前提假定是决策者不可能是经济学意义上标准的“理性人”，所以他们对客观条件的认知才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我们把战略节奏分为合适、过快和过慢三种基本类型，其中合适是指节奏与目标相匹配，过快和过慢不是指节奏本身的快或慢，而是指它与目标所要求的节奏相比是快还是慢。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可分为正确和错误两类，对国家战略能力的认知可分为合理和高估两类。由于崛起国低估本国能力的情况非常罕见，故本文对低估类型不予以考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逻辑组合，见表1。

在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均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该国的战略节奏将是适当的。决策者将与时俱进地调整(或不调整)战略的各项要素，国家崛起步伐亦因之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状态。

如果决策者对自身战略能力的认知合理但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失误，该国可能出现战略节奏时而过快时而过慢的紊乱情况。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国家面临的各类问题和挑战视而不见，政策调整不及时，战略节奏将呈现出过慢态势。¹¹过慢的战略节奏将导致国家对内动员不足或对主要外部威胁应对不当。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采取激进的对外战略，急于改变不利的战略环境，但在战略方向上缺乏重点和主次之分，结果使战略节奏呈现出过快态势。过快的战略节奏将导致国家对内过度动员或对外采取冒进式的扩张战略，结果最终使国家崛起受挫。

当决策者高估自身战略能力时，其通常也会乐观地看待战略环境，认为自己可以驾驭环境的发展或尽快扭转不利环境，从而导致战略节奏过快。换句话说，无论决策者对环境的判断是否正确，此时都不影响他加快战略节奏。特别是当突发事件导致机会窗口出现时，为抓住机会窗口，决策者通常会贸然加快战略节奏。

由于战略节奏是决策者动态执行和调整政策而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动，因此观察政策调整的幅度是确定战略节奏的关键要素。调整幅度大，则战略节奏过快；调整幅度小，则战略节奏过慢。政策调整幅度可由以下因素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战略目标、目标时间、战略方向、政策内容、政策执行方式。在这几个指标中，当战略方向、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发生变化时，就表明政策出现调整，这是显而易见的。战略目标和目标时间是一项大战略的龙头要素，是大战略规划与设计方案必须首先确定下来的内容。当这两项因素发生变化时，就会导致战略本身发生较大的变动，从而必将带来具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因此，战略目标和目标时间是影响政策调整幅度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战略环境是指一定时期内影响国家安全全局的客观情况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和地缘等方面综合形成的客观状况。¹²战略环境是客观的，但决策者对环境的判断具有主观性，因此判断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知正确与否需要将决策者的认知与客观环境对比。由于本文选择的都是历史案例，因此案例发生时的客观环境可有较准确的定论。我们根据决策者的语言和文献来判定其对环境的认知是否符合实际。

战略能力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运用自身实力达成战略目标的能力。战略能力又可以细分为国家实力和战略操作能力两个要素。其实国家实力是客观实在的物质力量，战略操作能力是决策者主动运用国家实力以达到战略目标的能力，这个能力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面对同样的国家实力，战略操作能力强的决策者会运用得当，战略操作能力弱的决策者则运用失当。因此，这两个要素之间是相乘关系，即战略能力＝国家实力×战略操作能力。一般来说，决策者对本国物质实力的认知准确程度要高于对自己的政治能力的认知准确程度。换句话说，决策者经常高估自己的战略操作能力，以为凭借自己的操作能力可以弥补国家实力之不足。由于本文选择的都是历史案例，因此当事国的国家实力和决策者的战略操作能力已有定论。我们可根据当事人的语言和行为来判定其对能力的认知是否符合实际。

本文选取战国时期秦、魏、楚三国的战略节奏作为案例分析。秦国的成功崛起是战略节奏适当的典型案例，魏国在魏惠王时期是战略节奏紊乱的典型案例，楚国在楚怀王时期出现战略节奏过快的情况。见表2。

选择这三个国家出于如下理由。首先，这三国面临的具体战略环境有差异，但都有崛起为体系最强国的战略目标。而且在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范围内，这三国没有为本国生存等低层次国家战略目标而努力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探讨战略节奏与崛起进程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的出发点是对一个理论概念进行社会科学式的系统研究，并旨在阐明其内在的因果逻辑，因此历史案例的作用在于对这个概念及其逻辑进行阐释性说明(illustrate)，而不是通过历史叙事来启示今天的战略实践。因此，尽管这三个案例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之久，但只要它们能有力地说明战略节奏这个概念及其逻辑成立，那么战略节奏这个概念就可以用来观察和研究当今以及未来的国家战略行为。

战国时期秦国崛起为最强国进而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到公元前260年秦国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其崛起历程长达近百年。我们把秦国的崛起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追赶阶段，时间大致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到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继位。秦国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变法图强，大幅度提升国力，重新成为强国。二是相持阶段，时间大致从秦惠文王继位到公元前313年秦国在丹阳大破楚军，夺取原属楚国的汉中。经此一战，传统强国楚国一蹶不振。三是超越阶段，时间大致从公元前312年到公元前260年秦国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经此一战，赵国元气大伤，秦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基本扫平统一中国的道路。在上述三个阶段中，秦国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挫折和失败，但它都能够一一妥善应对，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总体看来，秦国能够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其战略节奏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始终与其战略目标、环境和能力相匹配。

秦国在秦穆公时期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但穆公之后，秦国国力持续下滑。到战国初期，秦国已经沦为极为平庸的国家。战国初期的几位秦国国君，包括厉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要么无所作为，要么因陷入政争而被杀，直到献公继位，国内政局才基本稳定下来。秦献公采取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并且在与魏国的石门之战和少梁之战中取得胜利，暂时扭转国力严重下滑的局面，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秦国仍然是个不起眼的弱国。

孝公继位后的国际形势是强国林立、互相争战，但大家都不把秦国放在眼里，认为它不过是个边远的夷翟之国。据《史记·秦本记》记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力图奋发有为的秦孝公对国内外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变法求贤令中精辟总结秦国面临的国内外困境。他说：“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¹³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首先，秦孝公指出秦国不但国力衰落，而且外部战略环境非常险恶。其次，秦献公的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继续深化改革在国内有一定的共识，但怎么改尚无定论，因此改革的国内环境亦不容乐观。

当秦孝公听取商鞅进行变法的总体设想后，两人都明白这次改革一定非常艰难，将是对秦国现行权力、资源和财富结构的深度重组，也是对传统保守思想的彻底涤荡。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无论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百姓，还是作为统治者成员的贵族精英集团，都不会支持改革。如果孝公和商鞅此时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过于自信，急于把改革全面铺开，则战略节奏有过快之虞，甚至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因此，孝公和商鞅并未急于求成，而是采用慢启动的方法。从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到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孝公和商鞅一直在做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虽然他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史无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想他们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变法方案进行调研和细化；二是摸清国内各群体对变法的态度，以争取支持者，怀柔中立者，打击反对者。

据《史记》记载，其间有两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变法：一个叫甘龙，另一个叫杜挚。但司马迁没有记载两人的官职，说明这两人并非显贵，或者也不是显贵集团的代言人。在秦国的官僚体系中，手握大权的是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大庶长相当于丞相，右庶长和左庶长相当于副丞相，驷车庶长执掌王族事务。左庶长可以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三庶长均由王族大臣担任。四庶长位高权重，其背后的政治势力盘根错节，一旦出现君弱臣强的局面，庶长甚至可以废立君主。在秦国历史上，怀公和出子就在与众庶长的斗争中失败而自杀或被杀。献公得立也是因为得到庶长的支持。¹⁴因此，孝公和商鞅实施变法必须取得王族三庶长的支持或者至少善意中立。¹⁵

商鞅变法开始后，平民反对声音很大，但贵族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对声浪，这说明孝公对统治集团所做的说服和分化工作是有效的。当太子违反新法令时，为了严肃法纪和表明变法的决心，商鞅毅然惩罚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这一举措既震慑了统治集团中的反对派，也向普通百姓传达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自此秦国上下再无人公开反对变法。¹⁶由此看来，孝公和商鞅准确把握住了国内的改革环境，那么两人又是怎么为国内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呢？其实就是四个字：韬光养晦。从孝公三年到孝公二十一年，秦国在18年间只与魏国爆发过两场战争，并且决不介入东方六国的争战。在变法最关键的前五年，秦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直保持沉默。

另外，秦国在对外战略上坚持韬光养晦，也有助于缓解和延迟贵族集团反对变法的声音。商鞅变法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实行军功爵制，即“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¹⁷这项改革措施旨在打破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僚世袭制，一定程度上打开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通道。但这项措施必定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可以预想上层贵族反对，而中下级官员和平民支持。孝公和商鞅对改革节奏的把握就高明在这里。他们对外韬光养晦，不介入诸侯国混战，等于这项改革措施只具有字面上的意义，而实际上显贵集团无人因之利益受损。也就是说，孝公和商鞅的策略是先通过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而努力使各阶层受益并获得其支持，待改革基本成功后，再进行对外战争以真正实行军功爵制，而此时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力量已被大为削弱。这说明，孝公和商鞅对于具体变法措施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有明确考虑的，对整个变法的战略节奏把握得相当到位。

商鞅变法大大提升了秦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秦人富强的消息传遍东方各国，秦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战国列强面前。¹⁸变法完成之后，秦国必然要参与到战国列强的争霸战争当中。从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开始，秦国就开始逐步设计和实施新的对外战略。对外战略的设计需要分析国际环境，明确战略目标，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制定战略方针和措施。

就国际环境而言，秦国地处西部，既非当时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亦非国际矛盾的焦点所在。就战略目标而言，秦国与魏、楚两国接壤，而魏国是秦国最主要的敌人。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变法图强，国力迅速上升为战国诸侯之首。历史上秦晋两国原本大致以黄河为界，但魏文侯和武侯两代君主经过数次战争，夺取秦之河西和上郡等大片土地，对秦形成战略高压态势。河西之地是伸向秦国国土的一个巨大突出部，就好比魏国插向秦国心脏地带的一把匕首。不剪掉这个突出部，不拔出这把匕首，秦国非但无法与诸侯争霸，反而时刻有国家安全之虞。商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¹⁹这段话实际上是商鞅为秦提出的阶段性对外战略构想，基本意思是：魏国是现阶段秦国最主要的敌人，秦必须先击败魏国才能将势力向东方扩展。现在是攻击魏国的好时机，一是因为国君贤明，国力强盛；二是因为魏国去年(公元前341年)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国，国力大损。秦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收复河西和上郡，将魏国推回黄河以东，然后秦军再渡河与魏作战。一旦秦国夺取魏国东部领土，就能打开与东方诸侯国争霸的通道。因此，击败魏国是成就帝王之业的第一阶段目标。

孝公十分赞同这个战略构想，迅速下令商鞅准备领兵进攻魏国。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秦国联合赵、齐两国共同进攻魏国，俘虏魏将公子昂。魏惠王因连年用兵，致国力空虚，不得已将部分河西之地献于秦而求和。秦国初步达成收复国土的战略目标。

总的来说，秦国在追赶阶段的战略节奏总体上是以慢为主。孝公和商鞅在诸多改革问题上不急于求成，特别是在一些影响贵族集团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暂时搁置改革措施；在对外关系上韬光养晦，静待时机。这个慢节奏与商鞅变法所要达到的目标、秦国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变法集团对自身能力的认知相匹配。

公元前337年，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秦国崛起进入下一阶段，即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秦国在与其他强国的反复拉锯中逐步取得并扩大竞争优势，为追赶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惠文王是一位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君主。孝公晚年，因变法而利益受损的一批贵族开始发出批评之声，即所谓“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去世后，失去政治靠山的商鞅立即受到这批贵族的攻击。而惠文王与商鞅也有私怨。当年惠文君为太子时曾犯法，商鞅惩罚他的两位老师以示警告。惠文王杀掉商鞅，以报私怨，也起到安抚那些宗室贵族的作用，稳定了国内政治局势。但惠文王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不因恶其人而废其事，而是沿用孝公和商鞅的变法措施和对外战略。

惠文王继续保持对魏的高压态势，以谋取剩余的河西之地。惠文君七年(公元前331年)，秦魏两军在雕阴激战，秦军大胜，全歼魏国在河西和上郡的守军。随后，秦军从函谷关沿黄河南岸向东出击，攻取魏的焦和曲沃两城。次年，魏国被迫将除少梁外的剩余河西之地归还给秦国。²⁰九年(公元前329年)，秦军趁势渡过黄河，攻入魏河东之地，夺取汾阴和皮氏。十年(公元前328年)，魏国又被迫将少梁和上郡归还给秦国。至此，秦国成功夺回河西失地，并将对手推回到黄河以东地区，胜利完成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那么下一阶段秦国将以谁为主要对手？秦国的主攻方向是哪里？从国际环境来看，秦国的安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它的西、北、南三面无强敌，东南方向隔秦岭与楚遥遥相对，东依黄河和函谷关天险，将东方诸国拒之门外。就军事地理形势而言，秦国进可攻、退可守。这一点，秦国君臣心知肚明。但另一方面，秦国实力上升已经引起东方诸国的注意，如果下一步操之过急，可能导致各国单独或联合来攻，安全压力将骤然上升。从战略能力来看，秦国的国力处于上升期是不假，但与魏国相比仍无明显优势。秦国能顺利夺回河西与上郡，是因为魏国的战略重心在东方，此时正集中精力与齐、赵等国争斗，无暇西顾而已。因此，秦国仍然不能过于张扬，不能进一步刺激魏国。为此，秦国大度地将焦和曲沃归还给魏国，以求改善两国关系。此后直至惠文王六年²¹(公元前319年)，秦国在八年间对外保持低调，只是攻占北部的义渠，解决了这个叛服不定的少数民族政权，巩固了北方。

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秦国的日益强大终于引起东方诸国的警惕。韩、赵、魏、燕、齐与匈奴合纵攻秦。次年，秦军在修鱼大破联军，迫使第一次反秦合纵联盟解体。修鱼之战震惊东方诸国，使其不敢再小视秦国，标志着秦国开始走向战国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中央。

即便如此，秦国没有急于四处扩张，反而暂时停下来持重待机。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互相攻打并都向秦国求救，而此时韩国也在攻打秦国。秦国君臣就下一阶段战略主攻方向展开争论，争论的核心是攻韩还是攻蜀。以张仪为代表的攻韩派指出：“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翁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²²

张仪提出的是一个“黑虎掏心”式的战略。由于韩国地处中原腹地，而秦国的国都咸阳、边关函谷关和韩国的重镇宜阳以及周王室所在地洛阳地处一条地理直线上，因此张仪主张秦军应当出函谷关，以猛虎下山之势直线扑向宜阳、洛阳。拿下洛阳后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当然秦国单独出兵恐怕国际反响和压力太大，需要与魏、楚两国结为进攻性同盟。魏军从北向南，楚军从南向北，将韩国斩为三段，而秦军从东向西一剑穿心。张仪认为攻蜀是得小利，而攻韩是得大利。岂有不得大利而得小利的道理？

以大将军司马错为代表的攻蜀派完全不同意张仪的分析，其指出：“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所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²³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错也承认秦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是成就王业，但批评张仪欲以最短时间抄捷径企图崛起成功的设想太过天真，既没有认清秦国的国力，也没有看透国际形势的本质。真要按张仪的办法来，那就会犯下战略节奏过快的大错。司马错清醒地指出，成就王业需要国富、兵强、德备等三个条件。而秦国现在地小民贫，不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虽然他说秦国地小民贫是谦虚之词，但也反映出当时秦国与楚、齐、魏等国的相对实力并无太大优势。而秦国攻下蜀国并非难事，既可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又有助于获得匡扶正义的国际名声，更重要的是，攻蜀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警惕和反对，不会恶化秦国的安全环境。如果攻打韩国和周王室，则既会严重损害秦国的国际声望，又会引起韩国和周王室的激烈反抗，同时齐、赵等国会趁机介入。最严重的是，如果此时楚、魏两国趁机提高同盟的要价，秦国给还是不给？不给，同盟破裂，两国可能反过来攻秦。给，秦国得利甚少，又背个骂名，就会得不偿失。

比较张仪和司马错的战略主张可以看出，司马错对国际形势和国家能力的分析高过张仪一筹，因此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全力攻下蜀国。蜀国归秦后，大大增加了秦国的国力，同时也在战略态势上对楚国形成远端侧翼包围之势。于是，秦国顺势将主攻方向转移到东南方向的楚国。

此时楚、齐为盟国，秦国若与楚国开战，必会得罪另一大国齐国，秦国对抗楚、齐两大国恐怕有些吃力。因此，秦国的第一步是拆散楚齐联盟。张仪设巧计使楚怀王与齐绝交，又诱使其愤而攻秦。结果，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攻取楚汉中郡，打开向东南方向进攻楚国的通道。²⁴战国时期的著名谋士苏代分析蜀地和汉中对秦攻楚的战略意义时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²⁵丹阳之战后，秦国的实力已经明显高出战国六雄，六雄此后必须以合纵的方式才能与秦勉强对抗。

在相持阶段中，秦国的战略节奏总体上比追赶阶段要快，但快慢相兼。秦国君臣对自身能力和国际形势的把握相当准确，故而其战略目标清晰，战略方向明确，政策措施得当，战略节奏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可以非常灵活地进行调整。

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对右丞相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²⁶这其实就是当年张仪“论攻韩”时提出的战略主张。现在的秦国已今非昔比，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难度比当年要小得多。于是，秦军接连攻下韩国重镇宜阳和武遂，从北、西两个方向逼近洛阳。就在武王将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之时，他却因故去世。因武王无子，秦国统治集团在其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分裂。赵武灵王介入秦国政争，力推在燕国为质的公子稷为秦王，但秦国群臣大多反对立他为君。经过一番斗争和妥协，公子稷得立为秦王，是为秦昭王。据《史记》记载，昭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²⁷这表明，秦国高层发生严重分裂，新统治集团被迫采用政治清洗的方式除掉反对派。

秦国高层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政治斗争削弱了新执政集团的政治能力，所以尽管秦国的物质实力没有下降，但在政治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其战略能力无法发挥出来。有鉴于此，在昭王执政前期，秦国改变武王直取韩国和周王室的政策，而采取怀柔政策。昭王二年(公元前305年)，秦楚王室互为婚姻。三年(公元前304年)，两王在黄棘会盟，秦将上庸归还给楚国，以缓和两国关系。五年(公元前302年)，秦魏两王会见，秦国将蒲阪归还给魏国，以缓和两国关系。此后，昭王在巩固王位后，迅速调整政策，再次采取攻势战略。从昭王六年(公元前301年)到十年(公元前297年)，秦国集中兵力猛攻楚国，连下多座城池。与此同时，秦国再次使用外交诡计，骗楚怀王到秦，并将其扣留。秦国以楚怀王为人质要求楚国割让巫、黔中两郡。在遭到楚国拒绝后，秦国再次兴兵，攻取楚国十五座城池，打得楚国一蹶不振。不过，秦国猛攻楚国引起其他强国的反弹。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合纵攻秦。秦此时并未与联军强硬抗争，而是策略性地将战略节奏调慢，通过将武遂和封陵等地归还给韩、魏，以分化联军。同时又拉拢楚国，给楚五万担粮食以示好。

反秦联盟分化后，齐国为集中精力灭宋，转而对秦国示好。此时，秦国抓住机会，再次猛攻韩国和魏国。从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到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秦军集中兵力连续攻击韩、魏两国，攻取多座重要城池。特别是昭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军取得伊阙之战的胜利，歼灭韩、魏联军主力。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后，韩、魏两国再也无力与秦正面对抗，基本沦为秦的附庸。在基本解决韩、魏两国后，秦国再次将矛头指向楚国。从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到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军连续进攻楚国，不仅占据大量领土，而且还攻入楚国都城郢，迫使楚顷襄王逃走。此后，楚国再也无力与秦军对抗。

秦国此时又把目光转移到中原腹地。从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到四十六年(公元前261年)，秦国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连续攻打韩、魏两国，两国无力抵抗秦军，只得不断割地求和。此时，唯一还能与秦国对抗的国家就是赵国。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在长平进行战略决战。秦国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并围歼赵军主力。赵国经此一战，精锐尽失，此后再无力与秦对抗。在相继击垮楚、魏、韩、赵等国后，秦国已经成为战国时期无可争议的超级霸主，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在赶超阶段，秦国的战略节奏要快于相持阶段，特别是在超越阶段的后期，战略节奏非常快，保持连年征战的节奏。这是因为秦国具有较大的国力优势以及较强的把控国际形势的能力。当然，在国内外形势不利时，秦国也会策略性地调慢节奏，以缓和压力，从而保持战略节奏的弹性。

魏国是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称霸时间长达近百年。可惜的是，魏国占尽先机，却没能坚持到底。从魏武侯开始，魏国在战略目标、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判断上均出现失误，导致战略节奏紊乱，结果被秦国反超。

得益于战国初期相对平静的国际环境，魏国能够顺利地变法图强。当时，齐、楚等春秋时期的传统强国国力不振，秦国早就严重衰落。三晋国家中，韩国地小民贫，国力先天不足；赵国分得的国土面积最大，实力不俗，但此时陷于高层内斗，无暇他顾。魏文侯抓住时机，率先变法。他笼络人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魏国迅速强盛起来。

文侯十分清楚魏国的优势与弱点。魏国的优势在于平原多，农业基础条件较好，经济和交通发达，军力强盛，人才济济；但弱点在于国土面积有限，而且与多国为邻，周边形势复杂，对外扩展不易。文侯采取一文一武两手抓的对外战略。就文的一手而言，魏文侯采取团结三晋的对外政策。文侯执政期间，三晋国家之间基本没有发生战争，这就为他实行武的一手打下基础。就武的一手而言，文侯着力在西、北、东三个方向上开疆拓土。魏国的西面是弱国秦国。魏军渡过黄河向西攻秦，从而完全控制河西之地，把秦国压缩在渭水流域一带。河西之地就像一把匕首直插秦国腹心，严重威胁秦国的安全，逼得秦国在洛河西岸的重泉筑城防守。魏国还趁机向北发展，夺取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并在此设立上郡。此后，文侯在洛水东岸修建一条长城，既为防备秦国，也为控制秦国与中原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在北方，一度复兴的中山国对赵国产生较大威胁。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国应赵国之请，越过赵国灭掉中山国，为魏国又增加一大块国土。至此，文侯为魏国的崛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东方，文侯四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齐国发生内乱。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并力攻打齐国，俘虏齐康公，并获得大片的土地。文侯为了使新得到的齐国土地与此前占领的河内地区相连，便攻占卫国朝歌附近的几座城市，有效改善了魏国东部领土的地理形势。另外，赵、魏、韩伐齐，押着齐康公晋见周天子，让后者代为向周天子禀告，请册封三人为诸侯。周天子同意后，赵、魏、韩三家分晋的行为得以合法化，三国的存在亦为诸国所承认。

总的看来，文侯在位期间，其对国家能力和国际形势有准确的判断。他趁国际形势较为和平之际，率先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有效地提升了国家实力。他趁周边国家实力不振之际，有目的有准备地开疆拓土，为魏国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魏国的战略节奏稳健适中。

文侯去世后，继任的魏武侯也是一位有为之君。武侯在军事作战指挥方面很有一套，但他在战略谋划、形势判断和政治能力方面不如其父。此时魏国仍然很强盛，但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认识不足，导致其战略节奏已有紊乱的趋势。

首先，改革势头趋缓，人才严重匮乏。武侯只是继承文侯变法的成果，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没有想法，因而在任期间没有推出像样的重大改革措施。据《战国策》记载，武侯与吴起曾就国家安全是靠地理形势还是靠治理得当有过一番争论。²⁸武侯当然没有争过吴起，但也反映出武侯的治国思路并不在继续变法之上，而是满足于维持已有成果。这一思路也反映在吴起与田文的一番争论上。武侯任命田文为相，吴起很不服气，就与田文发生争论。田文承认自己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皆不如吴起，但武侯任用他是为了维持国内稳定。²⁹因此维持稳定而不思改革进取应当是武侯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文侯在任期间，礼贤下士，国内人才济济，文有李悝、西门豹，武有吴起、乐羊，皆为一时之选，为各国所侧目。武侯继任后，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基本无所作为，而且还对能臣控御无方，导致臣子之间出现互相争斗的情况。比如，吴起是曾为魏国立下大功的著名军事家，却因相国公孙痤的排挤而逃往楚国。改革停滞和人才外流表明，魏国的战略能力下降，但武侯对此并无清醒的认识。

其次，对国际形势判断不准确，对外战略缺乏章法。武侯时期，国际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他对形势变化的跟进不及时，致使魏国的战略态势没有得到进一步优化。当年文侯采取“以我为首、团结三晋”的对外战略方针，这是因为文侯年间魏国最强，而赵、韩两国较弱，因此魏国是当仁不让的三晋之首。到武侯年间，赵国任用公仲连等人实行变法，国力上升。之后，赵国不满魏国主导三晋联盟和在联合对外战争中总是收益最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将都城迁往战略要地邯郸，标志着赵国也要直接参与中原争霸。此时，是通过分权让利以维持三晋同盟更有利于魏国，还是宁愿让三晋同盟破裂也要压制住赵国更有利于魏国？对于这个问题，武侯并没有体现出一个战略家的长远眼光和宽广胸怀。就在赵国迁都的当年，公子朝起兵反叛，欲与赵成侯争夺君位。武侯派遣军队协助公子朝为乱，直接攻打邯郸。武侯介入赵国政争的阴谋没能得逞，反使魏赵关系破裂，三晋联盟走到尽头。魏国凭空给自己增加一个潜在的敌国。此后，魏国每当有意发动大规模扩张战争时，总担心赵国会乘虚而入，这堪称武侯对外战略中的一大败笔。

武侯一生(在位25年)东征西讨，貌似战功赫赫，但实则战略重点不明，树敌过多。武侯三年(公元前393年)，魏军同时进攻秦国和郑国。武侯五年(公元前391年)，在武侯的号召和率领下，三晋联军与楚国开战，攻占楚国在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大梁，轻取襄陵，并向楚国腹地挺进，后因秦军在背后偷袭韩国而停止。从武侯六年到九年，魏军在吴起的率领下横扫秦军主力，巩固自己对河西之地的控制。就在对秦战争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魏军主将吴起因公叔痤的排挤而离开魏国，此后魏国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武侯十三年(公元前383年)，魏、赵关系破裂，两国兵戎相见。此后两年，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武侯十六年(公元前380年)和十七年(公元前379年)，重新联合起来的三晋国家连续对齐作战。武侯十八年(公元前378年)，魏国与复国的中山国军作战。武侯二十年(公元前376年)，魏楚爆发战争。武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74年)，魏、燕、鲁、卫四国联合攻齐。武侯二十三年(公元前373年)，魏国再次攻打赵国。可以看出，魏国与西秦、东齐、南楚、北赵等战国诸雄多次爆发过战争，也夺得一些土地，但具有战略性和决定性的战果很少。武侯继承文侯四处征战的对外战略，但文侯时代可以四处征战的条件到武侯时期已经不复存在，魏国需要明确主攻方向和主要对手，而不应随时变动战略方向。这一点与秦国相比做得实在太差，秦国在一段时间内只集中攻击一个国家。

魏国在武侯时期的战略节奏其实是紊乱的，即国内改革节奏过慢而对外战略节奏又过快，国内和国外两种节奏背道而驰，不能统一起来。在这种紊乱的节奏下，魏国其实在战略执行上是在“吃老本”，徒然消耗国力，为下一阶段魏国的持续衰落埋下伏笔。

公元前370年，武侯去世，魏惠王即位。惠王在位期间，魏国国力上升势头停止，而周边大国实力迅速上升，国家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惠王的改革力度不大，对战略形势判断有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结果在对外战争中连续失败，魏国崛起之路终止。

惠王时期的魏国改革措施不彻底，人才使用不充分。惠王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力度不大；提拔了一批人才，但未能做到人尽其用。惠王即位之初，也曾体恤民情，尽心于国事。他曾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³⁰他还开放国有的山川林泽，兴修水利设施，切实发展农业。他迁都大梁后，在大梁附近兴修多条水道，形成黄淮之间的水运交通网。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大梁城在短短十几年间便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业大都市。但是，惠王的改革措施仅此而已，缺乏系统性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

惠王提拔了一批青年人才，比如庞涓、龙贾、惠施、公子昂等人，但对于公叔痤极力推荐的卫鞅(即商鞅)却弃之不用，反而使其为秦国所引进使用。在魏国的主要对手齐国也开始延揽人才、变法图强之时，魏国的人才储备少得可怜。比如，齐威王设立稷下学宫，为齐国吸引大量人才。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惠王与威王在郊外会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一颗国宝夜明珠。齐威王则说，齐国没有夜明珠，但有檀子、盼子等一批出色人才，这些人就是齐国的夜明珠。³¹

魏国战略形势判断失误，对外政策过于冒进。在惠王执政的中前期，在魏国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的大国齐国和秦国都在积极变法图强，并迅速强大起来。南方的楚国在楚宣王的领导下休养生息，国力也在不断恢复当中。魏国相对于这三个大国，实力优势在迅速减小。魏国处于四战之地，但此时已不能像文侯和武侯时代那样四面出击。魏国必须想清楚团结谁、依靠谁、防范谁、打击谁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秦国发誓要收复河西之地，一雪前耻，因此魏、秦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齐、赵要削弱魏国在中原的霸权，楚国要恢复昔日的荣光。韩国较弱，但亦非魏之附庸，且有可能为赵、齐所拉拢。由此看来，秦国肯定是魏国的敌人，而魏国如何处理与齐、赵、韩、楚四大国的关系，当然有多种政策组合，但底线是这三大国中最多只能有一个魏国的敌人。有一个敌人，再加上秦国，魏国就已经要两线作战。如果有两个敌人的话，那魏国就要三线作战，根本抵挡不住。惠王没有想清楚这中间的利害关系，采取激进的对外战略，搞坏与齐、赵、韩三国的关系，从而铸下大错。

公元前356年，赵、齐、宋、燕四国结盟，魏国感受到安全威胁。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以救卫。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国军事家孙膑使出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击败魏军，俘获其主帅庞涓。此战魏军主力虽然得以保存，国力亦未受损，但已显示出齐、魏实力对比的变化。桂陵之战后，魏军主力仍在包围邯郸，齐军则包围魏国东部重镇襄陵，秦国一看魏国国内空虚，就趁机出兵攻取魏国西部重镇少梁和安邑。虽然魏国后来拼尽全力击退秦、齐两国军队，但实在架不住多线作战，只得设法与各国讲和。桂陵之战其实给魏国敲响警钟，警告其应当迅速收缩战线，作出适当的取舍。

但惠王执迷不悟，没有作出像样的调整，继续执着于霸主的美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4年)，惠王听信商鞅的游说，在宋国都城外摆出天子仪仗，效法齐桓公九合诸侯，自称“夏王”。同时召集逢泽之会，邀宋、卫、邹、鲁等一众小国国君及秦公子少官会盟，尔后一同朝见周天子。逢泽之会遭到韩、齐等大国的抵制。魏国不敢招惹齐国，就决定惩罚较弱的韩国以示威。韩国于是向齐国求救，孙膑使出围魏救韩之计，在马陵围歼魏军主力，大将庞涓战败自杀，主帅魏太子申被俘。马陵之战后，魏国国力大损。马陵之战之后的两年间，魏国连遭秦、赵、齐三国进攻，被打得节节败退，崛起之路中断。惠王后来对孟子作自我批评，承认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上遭到重大挫败，一手造成魏国国力衰颓之势。³²

惠王时代的魏国本已无战略能力上的优势，战略环境亦日趋复杂，此时的魏国应该对内重拾改革大旗，对外韬光养晦，采取较慢的战略节奏。然而，惠王却沉醉于魏国昔日的荣光，执迷于霸主的美梦，为此采取非常冒进的对外政策，导致战略节奏过快，最后力不能支，战略崩盘。

楚国堪称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当年曾与另一超级大国晋国对抗百年而不落下风。进入战国时期后，楚国经历过一段国力低迷期。在楚悼王、宣王和威王三位君主的不断努力下，楚国重振雄风，一度令中原诸侯国胆战心惊。然后好景不长，楚怀王过于托大自信，不仅被秦国诡计耍得团团转，而且还连续兵败，结果令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楚悼王是楚国重新崛起的功臣之一。悼王的祖父简王在位二十四年，内政和外交上无所建树；父亲声王在位六年，却莫名其妙地为盗贼所杀。³³当悼王继位时，魏国强大，有意率三晋联军将楚国势力压回到黄淮一线。悼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败楚师于乘丘。十一年(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大败楚师，夺取大梁和榆关两处重镇。楚国无法招架，只好用重金拉拢秦国。秦国出兵韩国以吸引三晋的注意力，楚国的压力暂时得以减轻。

就在悼王苦思对策之时，魏国名将吴起因故投奔楚国。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图强，削减贵族特权，制定法令，整顿吏治，开发边远地区，改革军制，奖励耕战。经过短短八年时间，楚国重新强大起来。在吴起的率领下，楚军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³⁴楚肃王、宣王时期，楚国在内政和外交上没有大的动静，主要采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的策略，国力稳步上升。

公元前340年，楚威王继位。此时西方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经强大起来，成为令各国胆寒的“虎狼之国”；东方的齐国在齐威王的带领下，通过马陵之战一举切断魏国的崛起之路。威王对战略形势和大国实力对比有深刻的认识。当时著名纵横家苏秦来楚游说合纵，对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³⁵威王对苏秦的恭维不以为然，反而清醒地指出：“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悬)旌而无所终薄。”³⁶威王这段话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楚国最危险的敌人是秦国。一旦秦国夺取巴蜀和汉中后，楚国就将直面秦国。二是合纵想法可行，但问题在于韩、魏两国受到秦国的压力太大，因此政治上不可靠。三是秦国实力在楚之上，急需找到对付秦国的好办法。

威王在位时的对外战略是攻打越国，将楚国疆域扩展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吞并巴国，堵住秦国向东南扩张的道路；参加合纵联盟，但不领头，以免招惹秦国；打击齐国，将楚国势力向北推进至黄淮流域。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楚国的疆域和威望都达到战国时期的顶峰。

可以看出，楚悼、肃、宣、威四王对国际形势和自身战略能力均有非常清醒的认知，采取总体偏慢的战略节奏，对内注重变法图强，对外没有采取激进的进取政策，而是避实击虚，向比较容易的战略方向扩张。

公元前328年，楚怀王继位。怀王执政早期重用昭阳、屈原、田忌、公孙衍等一批能臣，对内实施改革，对外联齐合纵，国势继续强盛。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等国公推楚怀王为纵长，攻打秦国直捣函谷关。怀王的个人声望达到顶点，但他此后宠信子椒、子兰等一批佞臣，对内改革停滞，政治昏暗，对外连出昏招，丧权辱国，楚国由盛转衰。

怀王为纵长攻秦之后，秦、楚、齐三强并列，而楚、齐结为同盟。秦国为拆散楚、齐联盟，派张仪欺骗怀王说，只要楚国断绝与齐国的同盟，秦国愿意拿商、於六百里之地赠予楚国。怀王竟然轻信张仪，以为这是一个扩大国家疆域的机会窗口，却完全忘记其父威王对秦国的基本判断：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楚国与齐国绝交后向秦国索要地盘，秦国推托说只给六里地。怀王大怒，兴兵攻秦。此时他又忘记威王对楚、秦实力对比的判断：以楚当秦，不见胜也。结果楚军在丹阳之战中惨败，失去汉中诸郡，楚国西北方向门户洞开。不甘心失败的怀王集中楚军精锐再次攻秦，结果再次失败。不仅如此，韩、魏两国趁机攻打楚国，楚国只好撤军。

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年)，齐王致信楚王，表示可以不计往事，再次邀请楚国参加合纵。怀王与手下大臣讨论后决定改善与齐国的关系，合纵而抗秦。没想到两年后，楚国再次背叛齐国而与秦国改善关系。事情的起因是秦昭王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后继位，地位不稳，故而有意对外取守势。昭王之母宣太后是楚国人，支持秦国改善与楚国的关系。秦国向楚国君臣行贿，并结为婚姻。公元前304年，秦、楚两王在黄棘会盟，秦国将上庸归还给楚国。怀王再次被秦国的糖衣炮弹迷惑，以为这又是一个搞好两国关系的机会窗口，于是决定倒向秦国，结果齐、魏、韩三国因楚国背叛合纵联手攻打楚国。三年后，地位稳固的秦昭王立刻悔约，连续攻打楚国。此时的楚国孤立无援，束手无策。秦昭王再次使诈，说愿意与怀王在秦国的武关会见，商讨两国关系事宜。怀王手下的大臣都说秦国毫无信义，劝其不要前往，但怀王不听，坚持前去，结果被秦国扣留，此后留在秦国直到去世。

怀王在执政后期严重高估自己的政治能力和楚国的国家实力，也严重误判国际战略形势。首先，怀王对执政前期的成功过于自信，以为自己的政治能力追比威王，在面对狡诈的秦国时缺乏应有的警惕，忘记威王对秦国外交的精辟论断，把陷阱当作机会，结果接连受骗。其次，怀王对楚、秦实力对比心中无数，连能力出众的威王在位期间都不敢轻易招惹秦国，怀王竟敢贸然主动对秦开战，而且第一次战败后不甘心，紧接着再次发动战争，结果又以失败告终。最后，怀王对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判断失误。威王早就指出秦国是楚国最大的安全威胁，而且警告楚国后人要坚持联齐合纵，绝不与秦国结盟。但怀王没有坚持威王的外交方针，在秦、齐之间来回摇摆，致使楚国丧失稳定的战略方向。总之，楚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反复无常，节奏变化过快。过快的节奏使楚国上下无所适从，最后导致悲剧性后果。

战略节奏服务于战略目标，是战略执行过程中的时间维度。本文以战国时期秦、魏、楚三国的崛起历程为例，研究影响战略节奏的要素。一个适当的战略节奏取决于决策者对战略目标的准确设定，以及对战略形势和国家战略能力的准确判断。当战略节奏不能正确匹配战略目标以及当决策者错误选择战略节奏时，国家的崛起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被中断。

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在此后历届党代会中予以强调、安排和清晰擘画。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当前，中国已经胜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历程，可以说是蹄疾步稳。党和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家能力的提升速度都有准确的判断，这使中国保持适当的崛起战略节奏。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将更趋复杂，特别是中美关系将向以竞争为主的方向演变，这对中国是否能维持适当的战略节奏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中国将面临来自守成国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崛起困境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没有改变，时与势仍在我一边。从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来看，中国今后的总体战略节奏比此前稍慢为宜。时与势在我一边，意味着中国不必采取激进的战略姿态，强行提升战略节奏，以图短期之功。崛起困境加大，意味着中国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认知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此时放慢节奏，避免判断上的失误极为重要。总之，中国应当更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准确地认识国家能力的提升水平，特别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发展变化，坚定信心，沉着应对，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