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术界都经常强调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在这些方面，中国还面临一些学术赤字，需要加强理论创新，努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与此同时，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增强，国际秩序转型、国际体系变革、全球治理失灵等成为政界和学界热议的话题。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国际关系本身的变化经常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当前国际关系正在经历的变化是否会催生一些新的理论？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实践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基础，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具有自己长期坚持的原则和理念，具有自己的实践传统和特色，这些特点也在影响国际关系演进的过程和结果。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变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塑造力量，中国外交具备了更多体现主动性和塑造性的客观条件，在主观方面强调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彰显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外交理念与实践不断创新。那么，中国外交实践所体现出的这些新变化是否会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带来启示？中国需要沿着哪些路径进行理论创新？基于以上思考和观察，本文在系统研究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整体态势的基础上，观察当前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实践的主要变化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影响，以期从中国视角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创新思考。

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发展同任何学科一样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组成部分是对诸多国际关系现象的理论概括。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主要受学科内部辩论、国际关系变化、外交实践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学科内部辩论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思想、理论、视角、方法等会形成不同的流派，对国际关系提供不同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学者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在一定时期形成特定的主导性学术话语与研究实践，影响理论和研究偏好，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些研究范式的转变也会带来研究视角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由于国际关系理论最终是为了描述、解释国际关系的诸多现象，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因此，国际关系本身的变化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也为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是理论探索的原材料。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一些临界学科也会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产生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过程，在借鉴过程中不断拓展学科边界。¹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以上几个方面呈现出一些整体特点和态势，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力不足，存在诸多理论缺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和主导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的事实日益受到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即国际关系本身一直在发展、变化，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和预测某些发展和变化实属正常。有时一些新变化会超出现有理论的解释范围对学者们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探寻新答案的过程也是理论思考和创新的过程。很多时候研究者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对新变化进行描述，对新实践进行总结，提出新概念、新视角来深化理解。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未能预测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暴露出主流理论的缺陷，也引发了反思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论战，即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第四次辩论。²论战过程表明，冷战结束不仅仅是两极权力博弈的终结，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需要探讨，如身份、认知、情感、话语等，很多新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世界大变局加速向纵深发展，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西方理论主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已经无法从学理上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³这一时代之问。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很多现象和问题超出了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描述和预测，需要更多体系层次的思考。例如，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世界稳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出现偏差。⁴美欧等西方国家一直以西方自由主义原则来主导国际秩序，将与其不同的理念、价值和行为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把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内部日益分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迭起，出现了许多诸如特朗普“退群”这样的行为。在传统地缘竞争继续涌现的情况下，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更加凸显，整个世界面临分裂、分化的风险。

原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聚焦于体系层面，主要关注大国间的物质实力分配、大国主导下的霸权制度，在关注社会文化领域时也多聚焦于大国，而很少关注发展中国家及中小国家的作用及问题。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包容性、开放性等方面日益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暴露出诸多理论缺失。原有的以权力、制度、文化为核心概念，以二元对立为逻辑起点，以大国为主要理论关切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已经难以解释国际关系多元多变、互动互通、相互依存的现实，也无法为各国更好地追求和平与合作以及世界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和引领价值。

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发展动力不足，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元理论匮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内容和方法不够多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呈现出一些固化趋势，有些固化偏好影响理论创新，没有及时跟上当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例如，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更加偏重实证主义，越来越把重心放在单纯的理论验证上，理论研究越来越偏重精致的方法，如单纯强调量化研究及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数据、模型等，有时甚至出现了重方法胜过重理论的现象。而就好的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思想和理论内容本身，内容先于方法。有学者专门指出，学者们过于重视假设验证，而在创造和完善理论以及用理论来引导经验研究等方面努力不足。⁵这些偏好也导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很少涉足批判理论、理解主义、诠释主义等路径的研究，也不认同反思主义路径，人为忽略了国际关系中很多人文和社会的内容，对于国家本身特质的影响重视不足。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则经常强调反思性内容，但不能及时处理好理论解构与建构的关系，有时破得多、立得少。非西方国家由于一些研究标准差异，加上出版语言、平台等限制，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有限。从整体看，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看似更加专业、精致，但实际上知识、思想增长缓慢。

另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性创新不足，理论发展整体向中观、微观回落。⁶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看，每次大的理论论战都会带来一个新的理论发展高潮，一个大理论出现后会催生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会带动理论研究。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结构现实主义后，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第三次论战催生了一系列理论探讨，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体系理论的细化产生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界鲜有大的理论辩论。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三次和第四次论战后就进入了“冬眠期”“和平期”。⁷第四次论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再也没有发展出类似结构现实主义这样的大理论，理论发展呈现动力不足甚至停滞态势，广受学界关注。2013年《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期刊专门出版“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特刊，对大理论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解决问题的理论缺乏、未来理论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⁸

第三，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诸多现象需要理论反思。国际关系本身的变化和新问题为理论发展提供了原材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反过来新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研究、解释、理解甚至是改变国际关系的实践。⁹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与原有理论相悖的情况进行理论思考本身也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例如，中美关系的变化近年来备受关注，很多学者用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关系来审视中美关系。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断“退群”，修正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在某些领域要“另起炉灶”；而中国被视为崛起国，却在努力维护国际秩序，坚定地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公约、条约，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这一事实与西方理论所描述的恰恰相反，需要重新思考权力转移、霸权稳定等理论的解释力。此类原有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为人们思考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问题。¹⁰再如，欧盟一体化近年来遭遇诸多挫折，尤其是英国“脱欧”使其受到重创，让人们对基于强制度的欧盟一体化未来如何发展产生了疑问。而近年来东亚一体化进程尽管与欧盟不同，但经过积累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面对众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各国协调合作不顺，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失灵和失效的困境，未来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成为全球治理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需要从理论层面重新探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关系，需要更加重视应对方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如何理解当今世界的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理论层面讲，哪些是新的，哪些是原有的？很多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更加有效的理论来提供指导。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迫切需要发展可以解决问题的理论，需要与真实的世界问题直接关联。¹¹

第四，非西方国家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努力凝练特色理论和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日益引起学界关注，但理论的影响力有限。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中心—边缘”“主流—非主流”“西方—非西方”“西方—其他”“西方—东方”的两分法，西方历史、西方思想、西方实践、西方领导一直被赋予普适性地位，而非西方的内容经常被边缘化，国际关系理论西方中心主义根深蒂固。¹²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所有关于文化现实的知识都是从特定角度构建的知识。¹³不同国家在与外界互动过程中遵循自己的传统理念和政策传统，会形成自己的理论偏好和理论叙事，在知识生产方面也同样如此。近年来，很多学者意识到美欧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尤其是不赞同赋予这些理论普遍意义，用其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基于这些现实，2005年以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讨论“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¹⁴2014年，阿查亚提出需要发展“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把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与知识纳入原来以西方内容为主导的理论体系，呼吁关注非西方经验、概念和理论，实现理论的多元化争鸣，发展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¹⁵这些呼吁也激励和肯定了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建构的努力，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例如，有学者指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总是基于西方认识论，要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世界。¹⁶一些批判理论学者也主张在不同视角、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之间展开国际关系研究和对话，要关注东、南、西、北，以构建“国际关系的世界理论”(worlding IR theory)，把发展全球国际关系付诸实践。劳特利奇出版社专门出版“构建西方之外的世界从书”，已出版的26部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实践来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也有学者强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与区域国别研究进行更好的融合，更好地促进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¹⁷

非西方国家近年来在这些方面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中国学者在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一个典型例子。¹⁸与此同时，目前学界的很多研究还是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理论为主，研究视野相对单一。非西方国家在理论创新方面很难在国际层面引发学理辩论和普遍关注。为此，有学者指出，继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发展，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接受和回应非西方视角，研究其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关注其理论影响。这种研究视域的拓展有助于产生新的理论增长点。

第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研究边界不断扩展。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学科内部的发展实践，也依赖于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关系与知识差异。¹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益于其他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核心概念、理论视角和相关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理论，生产新的知识。²⁰从结构现实主义借鉴经济学，建构主义借鉴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借鉴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再到借鉴心理学、文学和21世纪新出现的美学等，跨学科借鉴不仅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拓宽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视域。2020年《欧洲国际关系研究》25周年专刊专门以国际关系理论跨学科研究为题，对跨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认为跨学科研究有助于人们看到原来未能看到的内容，使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研究视域更加宽广，未来可以更好地从跨学科角度来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创新。²¹当然，国际关系在向其他学科借鉴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提出自己的理论内核，思考学科边界等问题。

国际关系本身的演进既是各国力量对比和互动的结果，也是世界整体发展变化的体现。这些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现实基础，人们对世界的变化进行思考的过程会不断推动理论发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从大国物质实力对比到各种理念思潮的碰撞，再到科技变革，都使当今世界与二战后的世界大不相同，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一是针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于其崛起和快速发展及对国际关系本身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关注，需要凝练和升华相关理论。²²有学者指出，中国崛起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互联系，但是人们对后者的关注不足。²³有学者强调，中国崛起是一个产生理论的事件。²⁴但是，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研究一直被置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内，无论是对权力、利益、制度、身份等概念的界定，还是对大国竞争、国际合作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理论的发展，都是基于西方概念、西方经验、西方叙事展开的；再加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因素，中国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被视为一个“他者”，导致很多现象和内容解释不通，也导致对中国的认知产生偏差，在相关问题的论辩过程中时常陷入西方概念的陷阱。实际上，针对中国崛起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天下观和秩序观，对国际关系有自己的认识，对外交往和处事之道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因此，针对中国崛起可以进行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思考，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也非常有益。有学者指出：“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可能发展的中国学派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挑战，会进一步使理论建构多样化和地方化。”²⁵除了对中国崛起本身的研究，相比于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崛起，中国崛起有哪些异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与世界互动，如何践行自己的外交理念，如何以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

二是针对全球性问题及全球治理的理论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日益成为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有所体现，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金融风险、难民移民、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方面的治理压力有增无减，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如果把当今世界与二战后的世界进行对比，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全球治理。但是，二战后形成的西方主导的自由秩序显然已无法支撑21世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不时失灵、失效。例如，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气候变化被认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气候系统发生不可逆转变化的临界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产生严重和日益增长的威胁，一些影响将不可逆转，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将持续面临威胁。²⁶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至今仍在影响一些国家，国际金融、贸易领域面临不同程度的难题，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由于个别国家阻挠新法官遴选程序于2019年首次陷入“停摆”，多边贸易体制遭受最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不仅影响人类安全，甚至关乎人类未来生存。如何协调全球力量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如何平衡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如何思考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国际合作理论与大国协调机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合作理论，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更多理论性的方向指导。

三是针对科技变革需要的理论思考。国际关系中一些大的技术变革往往会催生新的理论思考，引导人们探究过去不曾涉及的理论议题。例如，20世纪40年代，核武器的发明使人们重新思考战略性问题，重新思考战争，威慑理论等新理论随之产生。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步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变化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空间等多方面的认知，国际关系中的很多传统概念和理论需要重新思考和完善。例如，网络空间的产生需要人们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的边界和国际关系中的很多核心概念。除了硬实力、软实力，如何衡量虚拟权力？如何看待网络安全和网络战争？元宇宙、网络和算力技术、人工智能、显示技术、区块链等成为新的关注点。科技进步在为人类带来无限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新问题。人工智能时代预示着人类事务的一场革命和划时代转型，需要人类做好相应准备。基辛格等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人类将不得不面对从哲学到军事上的诸多挑战。²⁷科技变革也在改变战争模式，从传统的热战向多模态的混合战转变，如果科技变革改写了战争方式，那就需要人类重新思考相关的行为规范，对道德、安全、战争等的认识都需要更新和完善。此外，科技进步使媒体信息所依赖的媒体生态不断更新，除了国家外，个体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可以自主生产、传播和塑造信息，信息竞争与叙事竞争成为各国需要关注的新领域，观念和话语的影响比过去更为广泛。

四是针对疫情的理论思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成为近年来政治影响广、延续时间长的一个全球性事件。很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为人们思考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提供了机会。²⁸尽管病毒一直伴随人类的发展过程，但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在人类日益联系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背景下出现的，和以往的公共卫生挑战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如何阻止它在全球范围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过去人类所不曾面对的。在此情况下，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来管理人的流动？如何更新原来的治理理念，完善原来的治理模式？从理论层面讲，哪些是新的？哪些是原有理论所能涵盖的？就国际合作而言，如何平衡和协调国家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利益和行动？鉴于本次疫情所暴露的全球团结缺失、初期多国和国际组织应对不足、信息误导、排外情绪上升、对科学缺乏信任等问题²⁹，如何应对人类未来可能的灾难？在自由主义视域下，如何来平衡个人自由和集体责任？如何重新认识边界、边界化和社会流动？在抗疫过程中，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态势增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化理论。而按照后结构主义理论，人们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会直接影响认知，不仅框定了对本次疫情的理解，也决定了最后沉淀的知识以及相关政策。在网络和数字时代，面对众多的信息发布者和生产者，面对海量信息，如何来理解叙事竞争、认知混乱和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如何来理解知觉与错误知觉？这些对权力、合作、身份、治理、认知等概念及相关实践都会产生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基于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和变化，也基于各行为体间的互动，而外交实践是重要的经验来源，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经验基础。学界需要对外交等国际实践进行总结凝练，将其从简单的实践转化为实践知识，再进一步通过理论研究使其升华为学理性知识，成为理论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外交一直坚持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原则。在整体指导思想上，中国外交在不同时期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一直以和平、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创新。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³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推进过程中，内涵也日益丰富。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总体框架和核心要义，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³¹中国外交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也有很多突破，超出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范畴，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中国外交实践创新具体体现在理念、机制、倡议、行动等几个主要方面。

中国外交基于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天下观和义利观，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念。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从具体问题领域、多边层面、双边层面等多个维度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和地区组织相关文件，如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号决议、2017年“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决议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安全决议等。同时，中国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出与一些西方国家片面强调民主、自由的不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³²面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旧理念旧做法的盛行，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继承与弘扬，也彰显了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不同。中国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亲诚惠容发展同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以真实亲诚发展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针对当前不同领域的各类全球性问题，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这些新理念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外交长期坚持和倡导的理念、原则和实践标准，也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为落实以上理念，中国外交在制度层面不断创新，努力创建新机构、新机制，完善原有机制，取得初步成效。这些新制度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对当前的国际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尤其关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与诉求，使国际体系更加包容，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需要。为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国倡议于2015年12月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³³中国作为倡议国和第一大股东，在亚投行筹建之初就提出了有别于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理念与方式，坚持公开、透明、包容和民主协商的作风，坚持简洁、廉洁、清洁的经营理念，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发展。³⁴金砖国家为更好地构建金融安全网，于2015年7月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行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源，对现有的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进行了补充。

在创建新机构的同时，中国还创立了一些新机制。为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于2018年11月创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国际采购、促进投资、人文交流、开放合作搭建平台，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2021年11月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回头率超过80%，意向成交金额707.2亿美元。³⁵西方一些国家经常借人权问题攻击中国，2017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举办“南南人权论坛”，来自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余位政府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南南人权发展的新机遇”进行了研讨，为推进南南人权合作贡献力量，论坛发布《北京宣言》，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新思路。为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中国于2019年5月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会议发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强调人类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既需要经济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也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呼吁加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和人民友谊，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社会、民意基础。³⁶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从2017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各国共同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为增进各国政党间的相互信任、交流与合作，2017年12月1日，中国召开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会议达成广泛共识，通过《北京倡议》。2021年7月，该机制由“高层对话会”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峰会强调各政党要引领方向、加强合作、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完善治理，该机制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³⁷为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中国举行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发展问题，深化国际发展合作。

除了新机制外，中国不断提出新倡议。为使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国于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截至2021年10月，已有14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合作项目和合作机制³⁸，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平台等，合作涉及铁路、港口、能源、金融、税收、环境、媒体、智库等不同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在不断搭建与联合国机构以及不同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如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对话会等。该倡议提出八年多来，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民生改善和包容发展以及促进团结抗疫和经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呼吁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发展阶段，中国于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³⁹近年来，全球数据爆发性增长，数据安全风险与日俱增，攸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对全球数字治理构成新的挑战。为有效应对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挑战，中国于2020年9月专门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推动全球更好地进行数字治理。⁴⁰为更好地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呼吁各国摒弃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等过时观念，倡导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为进一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思路。⁴¹

在实践层面，中国以自己的处事之道和行为方式来推进理念、倡议等的实施。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基于其文化背景、历史经历等都具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会影响其具体实践。这些实践是在有组织的社会性环境中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不是一般的行为；实践是受背景知识、社会经历等社会因素影响，通过长期学习或训练而产生的。⁴²整体而言，中国外交实践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交理念及外交传统的影响，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体现了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理念，针对不同的问题领域，中国倡导构建专门领域的共同体使该理念落地，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推进双边与多边合作，远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述的国际合作更加灵活，坚持平等、开放、包容，通过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廉洁丝绸之路”使相关合作成功落地。中国在实施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坚持义利并举，不施加任何政治条件，在直接提供援助的同时，更强调授人以渔，提升对方的发展能力。中国在倡导多边合作时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面对国际争端与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强调安全的不可分割性，认为战争和制裁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动辄实施制裁，反对集团对抗，强调以平等协商、对话来化解分歧。这些实践包含了很多国际关系中规范层面的内容，可以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

以上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为中国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基础。理论创新需要明确理论的内涵与一般的创新路径。一般而言，理论创新的目标首先是基于各类现象，发现普遍规律，形成系统性的思想和知识。理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世界，明确需要关注的重点及可以忽略的方面。理论化过程可以表明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哪些因素之间会产生因果关系。⁴³也有学者强调，理论化过程是把杂乱和无联系的事物通过逻辑性关联，提出某些经验性命题而产生新的秩序和意义，并以此促进知识的增长。⁴⁴此外，理论也具有应用价值，如对战争爆发原因的理论研究可以被用来避免战争。在解释外交政策形成过程或具体外交政策时，人们经常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思考，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更是如此。⁴⁵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本身的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总结凝练，发现初步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之后再进行验证和复测。一方面，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赋予原来的理论以新的内容，同时对缺失的内容进行相应补充，如创造一些新概念，或采纳新视角，或利用一些新知识。因此，理论发展是对原有理论进行延续、关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更新一些概念，也要更新一些概念与其他概念的相互关系。⁴⁶在国际关系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一些原有的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界定，并展开新的理论化研究和政策分析。另一方面，除了对原有理论进行补充、更新之外，另一个可能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或进行范式的转变，提出新概念、新理论内核、新逻辑关联，有时需基于全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理论创新的难度和价值就更大。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化一般通过四种模式，既元理论性的理论化、规范性的理论化、建构性的理论化和经验性的理论化。⁴⁷这些理论化模式也可以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启示。围绕上文所述的当前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变化和中国外交实践，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论思考与创新。

理论在本体层面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世界的本质，如何看待和理解自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例如，国际体系到底是物质性的还是观念性的？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吗？这些都属于本体层面的内容。就国际关系而言，人们所持的本体论经常是理论探索的起点，会影响所建构理论的意象，影响人们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解；而本体论会直接影响认识论，影响人们的关注重点和关注视角，也会直接影响研究方法的选取。例如，国际关系后结构主义理论主要持话语本体论，认为国际关系是由话语、文本所建构的，话语和文本在其研究议程中自然居核心地位。国际社会理论首先将世界视为一个社会，在具体理论中自然会首先关注其社会属性方面的内容，如规则、规范、价值等。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很多概念的界定和理解都与本体层面的理论凝练相关。

本体观念经常受文化理念的影响，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主义，重视个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基于个体本体，很多理论基于个体理性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独立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会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个体本体的基础上，强调二元对立，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经常会体现自我和他者、中心与边缘的区分甚至对立等，边界意识明显。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即使涉及整体，也是强调某个整体与整体外的差异。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也有诸多针对安全共同体、认知共同体等的论述，但是这种共同体理念与中国所倡导的共同体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它同样强调边界性、同质性、排他性，排斥差异性，即只有具有相同观念和认识的国家才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其他国家则被排除在外。再如，在欧洲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尽管欧盟是一个整体，但是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满足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接受欧盟公共法等要求，体现出很高的同质性要求。而以这种个体本体为出发点的理论构建显然已不能客观反映当前世界日益互联互通、相互依存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在各类全球性问题面前，面对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责任，自我和他者、中心和边缘的区分暴露出诸多问题，也让全球治理举步维艰，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整体意识，显然这种个体本体观念亟待更新、完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首先可以在本体层面进行反思。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本体层面体现出整体本体、关联本体和和谐本体等特点。

第一是整体本体。中国文化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与西方理论存在较大差异，也影响了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秩序观。中国文化强调天下大同，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在审视个体时强调整体中的个体，强调个体与整体的关联。中国所持的整体本体允许差异存在，允许多样性存在。中国所持的世界观和秩序观等都首先体现了整体本体性，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秩序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这种认识与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互联互通的现实更加吻合。中国外交实践是基于一种整体的世界观。正是基于整体本体观点，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体现整体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小集团”“小圈子”的集团对抗正在加剧全球的安全挑战，也更加凸显了中国所持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时代意义，中国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也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客观需求。⁴⁸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很多创新也体现了这一点，把一些零散的个体集合成一个整体，再在整体框架下来推进具体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16＋1”机制、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等都是典型例子。在强调整体的同时，整体内个体间互动可以各不相同，视情况而定，最重要的是首先建立和维护整体层面的秩序，相互尊重，建立合作氛围，避免整体层面的失序和混乱。

第二是关联本体。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起点，也是互动的结果。关系也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位置。⁴⁹对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尽管在不同语境和文化中对其具体理解不同。⁵⁰关系在本体层面反映了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在认识论层面体现了中国人理解事实的方式，在价值论层面体现了中国人所重视的人性。⁵¹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性，在实践中需要把重心首先放在个体间互动形成的关系上，而不是放在个体本身上，个体的施动性也更多体现在维护彼此关系上。维护关系首先需要重视和谐、尊重他人，避免随意性强迫、压制或制裁，努力建立相互受益的关系，努力维护和培育关系。

这种关联本体突出过程的重要性。从中国对外交往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特点。很多时候国家间来往并不全部基于战略目的，而是保持互动关系的持续，通过有意识互动来维护和发展关系，通过互动过程进一步产生新的规范和理念，进而继续深化合作。例如，“一带一路”实践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推进过程中，各国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合作内容与合作模式，成为国际关系前进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体的声誉至关重要，努力建立自己的声誉和信用是建立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的基础，而行为体建立和利用关系往往不是为了政治和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获得和扩大社会资源，建立更多的联系，为之后共同行事奠定基础。人们在实践中必须努力维护关系，在看待彼此时，不仅考虑个体本身，更要考虑其在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和作用。在本体层面，各国在互动过程中由相互间的责任、信任以及互联性联系在一起，也会形成过程性利益。中国外交在实践中也体现和强调这种关联本体，维护行为体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中国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基础，尽管各种关系不尽相同，但这也是国际关系不断变化发展的动力。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在实践中同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定位，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等，不同的关系定位影响关系内涵、亲疏关系等，也影响具体实践，如关系越近越容易促成合作。⁵²

第三是和谐本体。中国外交实践是基于世界的和谐本体，和谐既是目标，也是手段，而非像西方理论所持的竞争本体。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受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思想的影响，认为世界是竞争性的，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利益不同、能力不同，都在努力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正因如此，冲突与战争被认为是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对冲突和战争的研究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焦点，很多其他主题被忽视，这与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已经差距甚远。而中国外交一直体现一种和谐本体，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哲学基础。⁵³和谐本体强调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和平、和谐的关系以及和平、和谐的世界，无论是建立和谐世界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谐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和方式，强调过程的和谐和关系的和谐。群体和谐也是个体成员实现自我利益的最优条件。⁵⁴这一点体现在中国的很多外交实践中，如中国在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时首先强调通过对话、协商建立相对和谐的关系，避免武力介入和粗暴制裁。

人们普遍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在转化过程中，需要从诸多的实践中总结凝练出规律性内容和实践知识，这些实践知识可以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科学知识，而知识的传播也需要经历一个社会化过程，最后转变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例如，均势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各国相关行为的总结，概括出各国行为的特点，并将其凝练成理论性语言，这些理论性语言反过来又影响各国实践。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实践首先体现在各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而各国提出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推进自己的外交政策会体现出很多国别特色，这些国别特色是进行理论创新的经验基础。实际上，当前的很多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西方实践和西方经验提出的，如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等，但最后经过全球性的学术传播而形成了理论霸权和话语霸权，被赋予“普遍”意义，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仔细观察和总结日益体现主动性和塑造性的中国外交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对国际秩序、利益、权力、大国关系、国际合作、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主要概念和议题的认识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可以为中国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启示。例如，“一带一路”的实践显示，其合作更强调双边与多边合作的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灵活性，超越了西方理论视域下简单的制度合作和同质性合作，也与西方合作理论所划分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不同，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更新国际合作理论。⁵⁵再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是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也与西方大国的治理模式不同，后者更多是在进行排他性治理，从治标入手，针对问题本身，而忽视问题本源。相比而言，中国认为全球治理应标本兼治，更重视过程治理、关联治理、发展治理、综合治理。⁵⁶就发展治理而言，当前的很多全球性问题实际都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很多治理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这也是中国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一直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一个原因。针对国家间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常提及的是联盟、同盟，其共性都是预设一个假想敌，这样做的后果是会使各方不断陷入安全困境，彼此强化不安全感，陷入对抗、冲突的死循环，2022年的俄乌冲突清晰地再现了这一点。中国在发展国家间关系时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设假想敌，更突出合作的一面。中国在践行多边主义时更强调平等协商性。如何总结凝练以上中国外交实践，进行理论升华，并使其普遍化，融入现有的理论体系或是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是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规范是一种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也包括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方面的内容。国际关系规范层面的内容对规范各国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经常具体化为一种行为标准。例如，一些国家始终把自身模式或制度视为唯一标尺，强调价值一元化，否定其他文明和文化，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经常出现意识形态歧视和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为由的干涉行为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包含很多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影响中国对世界的观察和感知，影响中国外交实践。中国外交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规范标准，使中国外交体现出很多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当前，学界认为欧洲是一个“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而“中国特色”也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规范性力量”，塑造在国际关系生活中什么是“正常”的标准。⁵⁷对规范层面的内容进行理念凝练和创新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规范层面的拓展可以从中国外交理念和外交传统入手。中国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外交层面以此来引导实践。中国外交一直强调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些理念也深受中国传统理念影响，在衡量义利时坚持正确义利观，在实践中既强调国家利益也强调国际道义，强调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与此相似，新型国际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中国主张各国应在充分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协商，共同确定行动方案，互相提供支持和帮助，协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应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治理权力，应当根据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国情的不同，共同而有差别地分配责任，反对任何国家和组织利用权力谋求私利。

另一方面，规范层面的拓展可以从学理入手，引导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以不同的规范性力量为研究内核，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研究议程和不同的研究结果，书写出不同的国际关系故事。有学者通过对比“规范力中国”(normative power China)和“规范力欧洲”(normative power Europe)指出，中国和欧洲在规范层面完全不同，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不同的图景：“规范力欧洲”主要是基于规则和既成协定，是欧洲对内与对外互动的基础。⁵⁸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也充分显示出这一点，通过规则和协定改变欧洲国家的行为和标准。相比而言，“规范力中国”主要基于关系以及相关实践，而关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远远超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关系的理解，基于关系的国际关系实践首先强调互惠性和战略相互接受，重视社会关系，把社会关系作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也正因如此，在互动中维护一个良好的互动环境和长期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这也是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的相互责任，这样才可以建构一个“共同行事”的社会语境。⁵⁹因此，行为体间进行有意识的互动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为未来互动增加更多可能性，进一步塑造生产性关系。由此可见，如果对比中国和欧洲，欧洲可以被视为是规则规范，中国可以被视为关系规范。中国外交实践也体现出这些特点，尤其是互惠性，而这种互惠性并不是预先给定或是通过规则、权力等外力强加的，而是在互动中通过彼此对互动关系的理解和彼此记忆积淀而成。互动过程对具体关系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互动的目标是使关系和谐，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由互惠责任、相互保证和互联性联系在一起，不仅强化“我们感”，更重要的是塑造“共同做事”意识，而不是通过互动来改变对方，使其达到某种标准。例如，“一带一路”建设实践表明，尽管都是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但中国与各国的具体合作则不尽相同。关系规范也影响对世界整体秩序的认知和行为，无论是和谐世界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主张和谐共存，而不是如西方欧洲一体化或是民主和平论那样建立一个统一、同质的秩序。中国更主张多元、多样，每一个行为体都可以是一个关系的中心，形成一个互动关系网络。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因此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把自己的制度和模式强加于他国，也不输出模式，而是坚持各国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从以上这些方面来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不同于规则规范的关系规范就可以重构另一个国际关系叙事，使国际关系叙事不仅仅再局限于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者等的二元对立，而是更加关注国际互动中的流动性、相互性和易动性，从本体论、认知论层面来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为国际关系领域生产出新的知识。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不断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动力，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来源。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大都是基于西方理念、西方经验、西方逻辑、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发展出来的，但是很多被普遍化为一种“世界知识”在全球传播。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国际秩序转型还是国际体系变革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变化，中国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变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创新，积极性、自主性和塑造性日益增强，这些创新性的外交实践成果需要进一步总结、凝练和理论升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国际关系本身的演进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推进为中国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时代问题和时代机遇。未来，在加强中国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理论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理念借鉴的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创新可以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等方面继续努力，更好把中国实践凝练为中国理论，将其融入世界知识理论体系中，或是建立另一种新的理论叙事。这不仅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理念、政策和实践，也可以更好地解释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为世界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贡献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