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研究(Regionalism study)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新的学术知识增长点。国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区主义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诸多社会科学分支领域(如欧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中的“一个新兴学术产业”²，并“已经进入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³。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逐步登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大雅之堂，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⁴，甚至一度崛起为中国国际关系学领域里一支新的“偏军”⁵。而且，有关学者积极主张要确立中国视角的新地区主义研究⁶，其实也意在构建中国自己的地区主义研究学术领域。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构建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此，曾有几位学者做过研究综述和评析。⁷如今，国际学术景观又有新的变化，开始集中呼吁“超越新地区主义”而“重新思考地区主义”，并致力于打造一个相对独立的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新领域，以更广泛地接纳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视角，跨越不同地区和政策领域进行“真正的全球比较研究”⁸。对此，中国学者理应有所响应，通过勾画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独特知识图谱，呈现自己真实的学术发展史，努力推动构建一个既有全球视野又有中国特色的地区主义研究领域。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意在回答：近30年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是怎样自觉构建成为国际关系学当中一个重要学术领域的？其创生、起飞和发展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什么特点和具体成就？其间有什么研究上的进步，又有什么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

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笔者对1991—2020年的地区主义(区域主义)主题文章和学位论文发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图1和图2)⁹，得出如下判断：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萌芽，至90年代中后期逐步创生，进入21世纪后正式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并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形成研究高潮，自觉构建为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这个学术领域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内热度下降，但并未衰落和停滞，而是进入了一个成长的平台期。

据此，本文将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最近30年(1991—2020年)的学术史划分为三个十年期，分别是创生期(1991—2000年)、起飞期(2001—2010年)和平台期(2011—2020年)，而且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学术发展特征，总体上可分别概括为除旧布新(创生期)、开放包容(起飞期)和比较转向(平台期)。下面，本文通过具体考察这三个时期的学术历程，来分别展示其发展特征。

20世纪90年代，受世界地区主义复兴潮流和中国参与地区合作实践的驱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破土而出，因而可称之为“创生期”。创生期内，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积极引入国外相关论述，一些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勇敢涉入、大胆摸索，智库研究也开始活跃，最终促使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伴随中国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构建同步发展、自觉创生。特别是，第一批地区主义研究者呼应当时世界上的地区化新潮流，主张摒弃各种旧地区主义(old regionalism)观念，而致力于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的研究，体现了鲜明的除旧布新特征。

“形势比人强”，实践是学术理论的“催生婆”。1991年，海湾战争、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出现明显转折，当年底的欧共体首脑会议正式通过成立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引发了全球关注地区主义的“新浪潮”。¹⁰

中国对亚太地区主义实践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也从1991年正式开始。据研究者确认，“1991年是中国地区合作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中国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¹¹，这一判断完全符合实际。正是在1991年，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一个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同年7月，中国与东盟(ASEAN)建立正式官方联系，成为其磋商伙伴国。其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对参与地区合作的兴趣逐步增加，具体表现在：1994年，中国支持创办亚太地区第一个论坛性、广覆盖的安全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ARF)，并成为其创始成员；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并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创建“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1996年，首届亚欧会议召开，中日韩与东盟首次以非正式地区集团形式出现在国际舞台；1997年及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东盟＋3”(后称“10＋3”)活动，并积极推动“10＋1”和“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建设等。

无疑，世界地区化形势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对亚太地区主义实践的积极参与，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成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破土而出的实践基础。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地区主义潮流的回应，经过了一段从警惕和不信任到兴奋和积极研究的比较“漫长”的学术摸索期。巧合的是，这个摸索期也大致始于1991年。

据笔者反复考证，中国国际关系学中最早以“地区主义”为篇名的文献出现在1991年。该文¹²首次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对地区主义进行探讨，只是把地区主义理解为冷战结束后一些地区性强国企图填补美苏争霸消失后“权力真空”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疑惧和否定态度，但这种疑惧和否定态度正契合了当时中国外交中担心主权权益受侵害的敏感和谨慎情绪，这些正是不久后学术界首先热衷于讨论“新地区主义”而反感“旧地区主义”的潜在动因之一。1991年6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发表了题为“经济区域主义的挑战”的论文，其译文很快于1992年刊发¹³，而其另一版译文也发表于1993年的该会议的文集中¹⁴。该文较早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理性看待“经济区域主义”(即经济地区主义)，因而成为最早激发中国国关学者关注和研究经济地区主义问题的一支“源头活水”。¹⁵然而尽管有了这支“源头活水”，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还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正式诞生。从检索文献来看，这恐怕是因为当时多数国关学者还是愿意倡导“经济优先”的新观念¹⁶，或者认为“当代地区主义还主要局限于经济地区主义”¹⁷，对经济地区主义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必须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但对政治安全上的地区主义则很难信任，或者只是把安全地区主义视为“地区多边主义”，即“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地区合作的多边主义理念”¹⁸，罕有人把地区主义与政治安全挂起钩来加以正面讨论¹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朱锋发表两篇相关主题论文，他最早遵循国际学术界将地区主义同时与经济和安全联系起来讨论的学术路径，认真评析了地区主义(区域主义)的一般概念和基本理论，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创生的旗帜性文章。²⁰而同年王正毅出版《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一著，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地缘政治经济研究，以及1999年李琮发表《论经济地区化》一文，对当代经济地区化新趋势进行了初步系统论证，他们为中国地区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理基础。²¹之后的五年间(1999—2003年)，庞中英、肖欢容、陈玉刚、耿协峰等青年学者就地区主义的理论问题密集发表论文、出版专著²²，从而宣告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正式创生。

追本溯源，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创生要特别归功于国内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对国外相关主题作品的密集引进。据中国知网统计，1991年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几种重要中文期刊比较密集地刊发地区主义主题的外刊译文，包括著名国际经济学家J.巴格瓦蒂、弗·伯格斯腾、彼得·罗布森，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著名地区主义学者安德鲁·赫里尔、赫特·索德鲍姆、阿米塔·阿查亚、彼得·卡赞斯坦、迈尔斯·卡勒等人的有关文章²³，对于启迪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地区主义研究发挥了催化剂作用。特别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于2000年刊发的几篇地区主义研究译文²⁴，成为此后多年间中国学者研究新地区主义的重要参考文献，被反复引证。

当然，同时期另外一些主流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术期刊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始刊发地区主义(或区域主义)主题论文，像《太平洋学报》《当代亚太》《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等在这段时期至少各刊发3篇以上。因此，这些专业学术期刊称得上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助产士”或“接生婆”。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一开始就具有理论反哺实践从而涵化学术的鲜明特点。前面提及，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有一个兴趣逐步增加的适应过程，究其原因，是决策界对于国际合作中许多扑面而来的新观念有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其间需要学术界的讨论、解释和建议。这些新观念包括“经济地区化”“新地区主义”“开放地区主义”“经济共同体”“合作安全”“APEC方式”等等，它们都需要学术界解读和论证。当然，学术界的积极解读和论证一方面靠的是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成果，另一方面是通过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二轨外交”及智库活动等来反哺实践。

可以举出的例证很多，突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创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对APEC机制的催生作用，而且中国对APEC的参与也直接受益于中国官、产、学界对PECC的长期参与。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创设的“二轨外交”机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也汇集了各国智库学者的知识和智慧。据学者统计，“从1994年到2001年，亚太地区大约召开过450多次第二轨道多边安全对话会议，与会人数约15000人，涉及亚太各国的120多个研究机构”²⁵。CSCAP的活动在亚太地区发挥了“创造共有知识、提供政策咨询、推动多边合作社会化”的功能，对ARF起到了“提供知识型领导、推动合作议程发展、深化合作原则和规范”的重要作用。²⁶这些“二轨外交”活动不仅发挥了资政建言的重要功能，而且对亚太各国包括中国的地区主义观念形成有着巨大的孕育、涵化和塑造作用。当然，相关智库学者如PECC活动专家陈鲁直等人的理论成果²⁷，也自然成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思想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对地区主义实践的解读开始变得日益规范和科学，这要归功于同时期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学科构建活动。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开始朝着建立一门具有自主性、学术性和规范性的独立学科的方向努力，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根据王逸舟的总结，就是一个“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²⁸。以1995年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和1997年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呈现出由取向单一、政治色彩强烈朝更有层次、内涵更深厚、形态更多样的方向演化的势头”²⁹。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创生则增加了其层次，丰富了其内涵，也使其形态更多样。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创建，标志是宋新宁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承认“在中国尚无国际政治经济学” ³⁰而急需建设，并“首次对IPE的学科概念进行了全面界定，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议程进行了全面布局”³¹。因此可以说，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创生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几乎是同步的。值得一提的是，王正毅在致力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曾于1995—2000年与美国学者迈尔斯·卡勒和日本学者高木诚一郎合作，从事为期五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地区主义”国际研究项目，共举办三次国际会议和两次国际研讨班，为从事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不少青年学者(包括肖欢容、耿协峰等)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成长平台，而且相关主要论文均在国内刊发，后又结集成书出版。³²

总之，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创生离不开中国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学科构建，并成为这些学科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它们是同步发展、自觉创生的。

2001年往往被视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步入起飞期的开始之年，这一年后，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发展迅猛，十年之间出现研究高潮，甚至在2005—2006年呈现“井喷式的发展”³³，故称之为“起飞期”。起飞期内，地区主义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除了中生代学术带头人的积极倡导、激励和参与外，开始出现一批青年骨干学者³⁴，涌现出一批学术作品(包括引进作品)，学术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开始为国家对外政策制定提供思想启迪，促使中国政府制定更加“自信、坚定、具体、深入”³⁵的地区主义战略策略。这一时期，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总体特征可概括为“开放包容”，因为中国几代学人立足中国发展实际，面向全球，兼收并蓄，拥抱开放地区主义的政策主张，又容纳不同立场观点，围绕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制度建设和共同体远景目标开展了广泛的争论，推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迅速进入高潮。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起飞，首先离不开亚洲(或亚太、东亚)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实践的强劲驱动，二者的发展紧密契合、几乎同步。其标志性事件恰好发生在2001年：这一年，东亚展望小组(EAVG)提交旨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政策研究报告，次年获“10＋3”领导人会议通过，它所勾画的东亚共同体未来框架包含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合作三根支柱，后来均纷纷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达到高潮。

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合作则是上述实践发展迅猛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毕竟，中国不仅在这十年间实现了经济腾飞，经济总量上超日赶美，跃居世界第二，而且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非凡表现赢得了东亚各经济体的高度信任，极大促进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快速成长，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标志性事件有：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同年，上海合作组织(SCO)正式成立；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六字方针。这些事件意味着“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和力度，积极投入到区域合作的历史大潮中去，开创着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新时代”³⁶。

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合作上的对外政策需求明显增强，突出表现在对“二轨外交”的重视上。比如，中国在“10＋3”领导人会议机制上认领并负责落实的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主要负责“发挥思想库联系学术界和政治决策者的桥梁作用，以预先发现问题，并帮助决策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³⁷。NEAT每年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交政策建议报告，为此广泛组织学者研讨并开展研究，起到了调动学术界研究热情的巨大作用。另外，中国方面发起成立博鳌亚洲论坛(2001年)，并积极参与东亚论坛(2003年)的活动，组织政、商、学界人士共同就亚洲区域一体化和东亚合作等进行年度专题研讨。总之，这一时期围绕地区合作与一体化问题的政策需求空前旺盛。

起飞期内，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得以飞速发展，离不开国际关系学界几位中生代学术带头人的积极倡导、激励和参与。其中最突出的是王逸舟、秦亚青和张蕴岭。

王逸舟对中国地区主义迈入起飞期发挥了“一言定鼎”的关键作用。早在2002年12月他就撰文指出，地区主义(区域主义)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当时开始出现的带有学派和流派色彩的“开创性研究”之一。³⁸同年，他在为肖欢容即将付梓的博士论著写序时称，这篇博士论文与另两篇博士论文(作者为陈玉刚和耿协峰)“属于国内第一批专门以地区主义理论为主题的作品”，“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研究地区主义的兴起，表达着一种全新的探索领域和思考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上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国话语权的缺位”。³⁹ 2006年，他将地区主义研究列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予以综评，并指出“20世纪后半叶见证了地区主义理论与实践从欧洲一个局部向世界各个角落的推进。它是这一时期人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⁴⁰。无疑，这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者是巨大的鼓舞，也成为激发同时期地区主义研究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当时《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的主编，王逸舟推动该刊持续刊发地区主义主题的学术文章，据知网统计，2001—201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共刊发地区主义主题文章37篇，在同类期刊中发文量最多。⁴¹ 2008年，他发起并主持了以“东亚共同体：制度建构与区域认同”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组织青年学者展开讨论并刊发相关论文。2010年，他还亲自操刀发表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论文⁴²，直接参与助推了有关东亚地区主义的学术讨论热潮。

秦亚青不仅倡导和鼓励青年学者对地区主义开展研究，而且亲自参与研究与实践。他一方面以领衔专家身份参与NEAT的研究和“二轨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将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合作实践当中的宝贵经验沉淀下来，把东亚合作研究当成自己创立国际关系学理论中国学派的思想试验场。他的理论创建主要建立在这十年间对于如何构建东亚共同体以及为什么东亚地区会出现和平与合作等问题积极思考的基础之上。其在2004年发表的《建构共同体的东亚模式》一文⁴³被称为“中国国内第一篇系统阐述如何构建东亚模式的共同体的文章”⁴⁴；2007年，他初步提出一种“进程主导型共同体建构模式”，即“过程型建构主义”⁴⁵；2009年，他正式提出过程建构主义学说，引起广泛反响⁴⁶。与此同时，在秦亚青及其同事的共同影响下，外交学院一度聚集了我国规模最大的东亚地区主义研究学者群。

张蕴岭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最持久关注地区主义的领军学者，他被誉为“国内最早进行国际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⁴⁷。据知网统计，至少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年都发表不止一篇地区主义主题论文(不包括大量学术普及性文章)。可以说，张蕴岭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我国学术界研究亚太和东亚地区主义的议题和方向。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筹建了中国第一个APEC政策研究中心，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意见。不过，在治学范围上“其倾力最久、成就最大、介入最深的是东亚合作”⁴⁸。他曾是东亚展望小组、中国—东盟自贸区联合专家组、东亚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专家组等众多“二轨外交”机构的成员。另据研究者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张蕴岭主编出版的著作多达五十余部，绝大多数涉及亚太或东亚合作研究主题。⁴⁹

其他中生代学术带头人中，为地区主义研究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还有：周弘积极引领中国的欧洲研究，聚焦于欧洲一体化即欧盟研究，不断为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欧洲经验”⁵⁰；宋新宁和王正毅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别观察欧洲和亚洲的地区化(区域化)现象，不断提出学理性问题，积极引导学术发展的方向⁵¹；樊勇明率先以“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和相关理论来解释地区经济合作，并组织多位学者考察不同地区的一体化经验⁵²，将西方学术界原本只用于对外援助效果分析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充实扩展成能用于解释区域合作的“新视角、新方法”⁵³；朱锋虽将关注重点转向东亚安全研究，但也主张引入地区主义的重要概念“区域性”(地区性)来加深对东亚安全问题的思考⁵⁴；而庞中英与陈峰君、耿协峰等学者一道成为最早积极探讨“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课题的中国学者⁵⁵，并经常在学术普及性期刊上反复阐发地区主义相关概念，普及了地区主义学术观念。此外，还有陆建人、任晓、陈志敏、吴志成、苏浩、李向阳、马孆、王学玉等人，都曾就地区化和地区主义问题发表过颇有影响的文章和论著，与上述学者一道，共同带动了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起飞和发展。

根据肖欢容2006年的研究，地区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作为重要研究主题地位的确立是从21世纪初年开始的，重要起点是三篇博士论文的出版，即陈玉刚的《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简称“陈著”)、肖欢容的《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简称“肖著”)和耿协峰的《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简称“耿著”)。他认为，“这三篇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地区主义在中国国关学界研究话语得以确立、研究开始不断走向深化”⁵⁶。肖欢容的结论与前述王逸舟的重要评价是一致的，并已得到国内国关学界的广泛认可。不仅如此，这三部论著的开创和引领作用还可通过后来它们的广泛被引用情况得到佐证。据知网统计，2001—2020年，引述陈著的文章达364篇，其中学位论文232篇，2006年为最高峰；引述肖著的文章达341篇，其中学位论文207篇，2006年为最高峰；引述耿著的文章达262篇，其中学位论文184篇，2006年为最高峰。另外，肖欢容还指出，这三篇博士论著出版后，“博士生们以地区主义为主题的选题越来越多”⁵⁷。按照主题检索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发现，2003—2010年以“地区主义”(或“区域主义”)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就有60多篇，其中不少作者很快成长为国关学界的青年骨干甚至学术带头人，如2005年的阮宗泽、郑先武，2006年的卢光盛、韦红、邢瑞磊、仇发华，2007年的夏立平、郭延军，2008年的魏玲、任东波，2009年的徐秀军、李巍、周玉渊等。⁵⁸

这三部博士论著的引领作用还体现在之后几年里其作者们仍不断推出新作品，为地区主义研究在2005年左右走向高潮提供持续动力。比如，陈玉刚又发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等论文，并大力推动对于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国家间体系的思考⁵⁹；肖欢容又发表《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等作品，践行着推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初心使命⁶⁰；耿协峰又先后发表《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等作品，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方向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具体而深入的学术思想基础⁶¹。

当然，越来越多青年国关学者的加入才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形成高潮的真正原因。据知网统计和笔者阅读印象，2001—2010年，除上述三位青年骨干学者外，发表过2篇以上⁶²有关主题学术论文的青年学者还有：郑先武(19篇)、卢光盛(10篇)、王学玉(6篇)、门洪华(6篇)、郭延军(6篇)、罗建波(4篇)、翟崑(3篇)、魏玲(3篇)、朱天祥(3篇)、潘忠岐(3篇)、韦民(3篇)、刘昌明(2篇)、张振江(2篇)、陈寒溪(2篇)、刘兴华(2篇)、任东波(2篇)、仇发华(2篇)等。他们的文章广泛涉及了地区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新旧地区主义比较、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三者间关系、地区秩序、地区战略、地区认同、各个地区(尤其是亚洲或东亚地区和次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以及日益受到关注的地区间主义(区域间主义)等议题，有些研究持续而深入，并且对各方面观点持开放包容态度，表现出青年学者群体对地区主义主题的热情与研究活力。

21世纪初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兴起地区主义研究热潮后，有关学者通过多种方式对国外地区主义理论和学术思想加以大力引介和传播。主要表现为下述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间接介评。这方面的内容最丰富，首先体现在第一批三部博士论著中：陈著对各家有代表性的理论(欧洲一体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作精练而又完整的介绍，并对各家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和评析；肖著对全球诸种地区主义理论流派加以集中概括和梳理，广泛探究了欧洲地区主义、发展中世界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的诸多理论；耿著也系统评述了西方地区主义的“传统智慧”和新地区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三著对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评价各有特点，但共同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全新探索且表达了理论创新的努力：陈著在对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提出“原创性的理论再解释”，即国家之外主义新模式；肖著通过展示地区主义理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意将欧洲和非欧洲的地区主义理论“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进行考察”，透露出其开展理论大综合的雄心；耿著借鉴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试图构建一种解释亚太地区主义发展的结构互动论。正是他们的这种创新努力，点燃了同时期更多学者探究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热情。

起飞期内，以间接译介和评介的方式引进和传播国外地区主义研究成果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比较突出的还有：房乐宪对欧洲一体化中的交流主义、联邦主义、邦联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分别进行的详细评析，庞中英对赫特内“地区性”思想的深入评介，王学玉、郑先武、潘忠歧等对布赞等人关于国际安全地区化、安全共同体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评介，陈志敏、马孆、郑先武、朱天祥等人对地区间主义(区域间主义)的评介，魏玲对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思想的评介，朱立群对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综合评述，赵晨对莫劳夫奇克关于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的评介，樊勇明等人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的引介，朱贵昌对欧洲一体化中多层治理理论的评析，邢瑞磊对比较地区一体化理论的系统评析，吴志成等对欧洲一体化和治理理论的引介，等等。他们都为丰富和深化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新鲜养分。

另一方面是直接译介。将国外地区主义理论和学术作品翻译或编译过来，以中文刊发或出版发行，是另一种重要的学术传播途径。据不完全统计，2001—2010年，国内国关类期刊发表的地区主义研究重要译文至少有8篇，主要是卡赞斯坦和莫劳夫奇克等著名学者的文章。⁶³而国内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相关图书，除了像《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糅合各种理论于一体的国际关系理论综述作品外，影响很大的专题译著主要有11种，包括阿查亚、卡赞斯坦、布赞等人和莫劳夫奇克的代表性作品。⁶⁴这些译文和译著大都广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者所引用，这些直接译介作品以及中外学者的直接互动，对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1世纪头十年不仅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起飞期，也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逐渐走上学科发展的正式轨道”⁶⁵的重要时期。可以说，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是伴随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步伐向前发展的，甚至被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定领域”⁶⁶。

无论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努力往往都被赋予两大任务：一个是真正弥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的鸿沟，把两个学科的优势结合起来，完成国际经济的政治分析与国际政治的经济分析两者之间的完美对接；一个是综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把基于民族—国家体系层面的解释与基于国内社会经济文化层面的解释结合起来，以便更准确地解释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一开始就与这些努力不可分割，相应地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一方面，早期几位代表性学者始终热衷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自觉将其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比如，庞中英博士论著的核心主题和任务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理解经济民族主义”，并强调了“侧重‘经济民族主义的国际方面’”，其研究方法也“力图形成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⁶⁷，该论著既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一部“比较深入的研究专著”⁶⁸，而且在我国也是最早对地区主义进行深入探讨的著作之一；耿协峰强调“单单用国际政治学的或国际经济学的方法不能全面解释当今世界的新地区主义现象”，必须把两者甚至与更多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实现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并提出新地区主义理论整合的方向应当是借鉴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并实际运用到其博士论著中⁶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开拓者宋新宁、王正毅、樊勇明等，都在自觉地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别对欧洲一体化、亚洲区域化或东亚区域合作进行研究，如前所述，他们的相关成果都已成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典范之作。

另一方面，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层次的重心变化密切相关。构建中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注重体系层面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综合分析，后来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理论发展中“研究层次的回落”⁷⁰，国内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成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变量，引发其与比较政治学等学科的持续交叉创新，生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CPE)甚至全球政治经济学(GPE)⁷¹。这些理论演化对地区主义研究的影响十分明显，集中表现在对“东亚模式”研究的重视上。“东亚模式”既包括东亚合作模式，也包括东亚发展模式或东亚制度模式，也即东亚现代化道路或模式。对“东亚模式”的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中期尤其兴盛，并一直延续至今，超过40年。⁷²从国内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东亚模式”，重在回答“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是什么”，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则重在回答“为什么这种高速增长会如此集中”，后者就导向了对亚洲或东亚地区主义动因的研究。比如，王正毅的边缘地带发展论首先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中的问题切入，其理论前提是“发展是一种区域或世界行为”，然后借用世界体系论去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整体发展特征和影响⁷³；耿协峰的结构互动论首先建立在对“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高度重视上，并受到国内学者有关“东亚模式”解说的深刻影响⁷⁴。这些对本地区制度秩序和发展特点的重视，事实上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走向成熟奠定了微观基础，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充分拓展。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对东亚或亚太地区主义的研究热度明显下降，先前阶段的乐观情绪有所减弱，学术上的反思和批评越来越多，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整体学术生态有所改变，总体趋势虽呈现为热度下降，但相关文献数量仍保持在一定高位数(参见图1和图2)，并未像个别学者断言的那样出现停滞或衰落，而只是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进入一个成长的平台期。

所谓平台期，主要表现为对上一时期开放包容的研究内容进行实践对照和学术消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尝试在研究方法上寻找新的突破。比如，在“一带一路”研究热和区域国别研究热的带动下，借鉴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地区主义的全球比较研究。而转向比较，也正契合国际学术界打造一个比较地区主义新领域的研究动向。

平台期内，主要受国际形势深刻转变的影响，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热度下降。这种形势转变首先是消极的。比如，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遗症”日益显现，东亚地区合作面临向何处去的抉择；2011年起，美国奥巴马政府调整亚太地区战略，针对中国崛起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引发亚太地区主流叙事由地区主义叙事转向大国竞争叙事；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大搞单边主义和对华极限施压，重新谈判NAFTA，退出TPP，淡化APEC，冷落东盟，并逐步以“印太”安全叙事取代“亚太”安全叙事；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欧债危机、移民危机、政治民粹化和英国“脱欧”之困等；2020年初，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化和地区化均面临巨大挑战。

但当时形势也有积极方面。比如，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实现“超日赶美”后，开始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地区治理，于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建设倡议；2012年起，中国启动“16＋1合作”等机制，构建体现“大周边”风格的地区合作新格局；这十年，中国—东盟全面建设自由贸易区经历“黄金十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实现翻倍，至2020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历时八年修成正果，于2020年底正式签署(2022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2015年12月31日，东盟宣布东盟共同体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启扩容之路，2017年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新成员等。

上述国际形势变化引发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学术生态改变，特别是一些学者面对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实际困难，开始质疑、反思和批判东亚地区主义。比如，李巍2011年首发诘问：东亚经济地区主义不成功的根源是什么？在确认“制度过剩”是主因之后，他判定东亚经济地区主义“正在走向失败的边缘”⁷⁵；庞中英2012年郑重宣布“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⁷⁶；王学玉等2013年用“停滞不前”形容东亚地区主义，认为“地区性国际社会的缺失”导致目前各方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缺乏热情⁷⁷；莫盛凯2014年对“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进行了详细论证⁷⁸；韩爱勇2015年则直接以“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为题，颇为严肃地采用“一种综合、演进的分析视角”剖析这一衰落的原因⁷⁹。这些讨论有意无意营造了一种东亚合作“不成功”“失败”“停滞”“衰落”的所谓“真实历史”语境，从而表征着个别学者对东亚地区主义的不看好态度。而实际情形则可能只是东亚合作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就像张蕴岭提出的“东亚合作该如何走”的问题，或者如魏玲表达的“困惑”问题。⁸⁰

随着2011年中国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等，中国国内兴起了区域国别研究热，吸引了各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不免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先前主要从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地区主义的学术关注。后来，随着亚洲合作实践的发展，学术界对东亚地区主义的信心才有所恢复，有人欢呼“地区主义又回来了”，或者提出“重启亚洲地区主义”和“重塑亚洲观念”的乐观期望⁸¹，从而证明上述的不看好态度只是暂时现象。

从这一时期的发表统计来看，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者的专注程度明显不高，零星发表居多，学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不足，更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同时，原先一些青年骨干学者的研究重心发生偏移，这十年很少或不再发表有关成果，致使本研究领域引领不足，研究成果影响力下降。

早在2011年顾炜就指出，“本世纪初为地区主义发展助力的几个重要年轻学者近五年来都由于各种原因几乎很少发表有关地区主义的研究文章，而他们正值学术突破的黄金年龄”，并认为“这种现象给整个地区主义研究也带来损伤”。⁸²她所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耿协峰2005年后十年内再没有公开发表论文，直到2018年才重归地区主义学术研究；肖欢容2008年后也很少发表有关地区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陈玉刚虽在2009年又有功深力重之作出版，但此后多以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为关注点，或者只就欧洲治理具体问题发表见解；朱锋从上个十年开始就很少再谈论“主义”而活跃在东亚安全“问题”研究领域；庞中英也一度将研究重心放到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等问题研究上，且因断言东亚合作“缺少地区主义”并一再使用“衰落”“低潮”“迷思”等字眼来概括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难免会留下可能不合其本意的兴趣偏移印象。由于当年这些青年骨干学者逐渐步入中生代学者行列，几乎不再发表引领性、方向性的理论作品，确实给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带来了“损伤”。

总之，研究队伍分散和缺少引领性理论作品的现实，终究使得这个领域难以保持与国际学术界的同步性，以致学术发表出现大量低效重复的现象。不过也需要看到，这个时期内，张蕴岭作为资深学者不间断地对东亚地区合作问题发表看法，表现出直面困难、务实求进的积极学术态度，给予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者和实践者巨大鼓舞和激励，也有益于消除前述讨论东亚地区主义衰落的消极气氛。⁸³此外，起飞期内涌现的一些青年骨干学者开始成为新的中生代研究力量，如魏玲、郑先武、卢光盛、王玉主、翟崑、郭延军、刘昌明等等，仍在积极探讨东亚地区合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持续推动着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

虽然存在引领乏力、低效重复等问题，但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这十年还是不断在向前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议题的拓展上。

一方面，仍有一些青年学者先后介入这个领域的研究，并逐渐成长为新的研究骨干，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邢瑞磊引入“建立模式”的比较地区化分析框架，对欧盟和东盟的地区主义初步开展比较历史分析⁸⁴；赵晨和杨娜等人对欧盟治理及其对东亚的启示开展持续性的研究⁸⁵；徐秀军集中分析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对其地区秩序变迁的影响⁸⁶；王志对欧亚经济联盟进行跟踪研究⁸⁷；顾炜侧重研究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和后苏联空间(欧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先后提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逻辑”和“双重结构”之说⁸⁸；朱天祥重点探讨冷战后欧盟对东亚双层地区间外交战略的实施进程及其效果⁸⁹；周玉渊针对东盟走向共同体过程中决策模式和决策机制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⁹⁰；陈晓晨对于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历史变迁进行细致剖析，为打通地区主义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区隔作出有效努力⁹¹；吴琳对预防性外交在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作用不断深入探讨⁹²。这些青年学者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地区主义的一般概念探讨和西方理论评介，而是延伸到地区主义研究的具体议题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体现了相当大的研究进步。

另一方面，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中的大国战略研究、多边外交研究、国际制度研究、国际秩序研究和“一带一路”研究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等紧密交织到一起，使得其议题领域更加宽广，讨论更加深入，境界也得到提升。比如，从大国战略研究角度，宋伟对中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限度、方式与速度进行的反思，门洪华对中国地区秩序战略的构建所提出的框架方案，陈寒溪、蔡鹏鸿等人对美国“转向亚太”战略调整对东亚合作影响的探讨，陈兆源对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最新探讨，以及富景筠、范斯聪等学者有关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大国地区战略的讨论，都具有代表性；从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研究角度，徐进针对东亚安全合作、张勇针对美国的“少边主义”等进行的研究都颇具代表性；从国际制度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包括李巍、王明国和田野等学者；从国际秩序研究角度，主要是孙学峰、周方银、刘丰、高程等人围绕“东亚秩序”发展方向和模式建构等展开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周方银关于“朝贡体制”的新思考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包括英国学派学者巴里·布赞和张勇进的理论回应，并在国内掀起了跨界大讨论⁹³，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创新；联系“一带一路”而对地区主义进行新探讨，主要有吴泽林、李向阳、雷建锋、张驰等学者；与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相关的地区主义研究，则以石源华、张蕴岭等人为代表。所有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多角度出发，针对地区主义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合作难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不同的应对方略，从而使地区主义研究超越先前阶段热衷于对历史进展和现实特征进行描述的研究特征，而提升到吸取教训、反思问题和解决困难的学术新境界。

与前十年大规模引进吸收国外学术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十年间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更追求原创，强调立足本地、中外互动。译介出版的数量虽然没有明显减少，但从引进的内容看，却体现出对本地化思想的偏爱，也更重视具体议题的域外研究成果，对于西方纯理论研究作品的译介不再追捧，显得更加理性和冷静。甚至对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动态跟踪也不像之前那么热切了，自2009年引进《欧洲一体化理论》(朱立群等译)一书到宋新宁2014年发表《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一文，就似乎“观止”了，对于后来数年的理论新进展——特别是欧美学者围绕丽斯贝特·霍夫和加里·马克斯倡导“后功能主义”所做的大理论建设及争论⁹⁴——并没有系统引介和深入讨论。这些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于欧美学术思想日益理性和冷静的新态度，也反映出中国学者日益重视开发本土化思想。

据统计，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领域这十年间引介的国外重要学术文章和著作以阿查亚的作品影响最广，但也有一些澳大利亚、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学者的作品。⁹⁵另外，一些海外华人学者也直接以中文在中国期刊上发文，比如贺凯等⁹⁶；同时，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国外相关出版领域。中外学术交流互动更加频密，也更加平等。这个时期，国际上一些著名地区主义学者如阿查亚、布赞和卡赞斯坦等人仍与中国国关学界保持着密切交往。阿查亚提倡“构成性本地化”和“规范辅助性”等学术观念，极力主张打破“欧盟中心主义”而与布赞等人共同倡导建设“全球国际关系学”⁹⁷，对中国学者创造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也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常有发文，其新著也得以及时翻译成中文出版，因此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最为突出。

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出现地区主义研究的比较转向，并有意识地将比较地区主义构建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⁹⁸相比之下，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之前很少有这样的学科独立意识，只是一直自觉成长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和更广义的国际关系学科之内。虽然起飞期内也出现过创建一门独立的地区政治经济学或地区政治研究等提议⁹⁹，但并没有跟进落实。到了平台期，虽又有人提出过超越区域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¹⁰⁰的建议，但只是在国际关系学科范围内的拓展分析。平台期内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学科并付诸实施的自觉研究取向也有两个：一个是石源华倡导和推动的“中国周边学”，另一个是张蕴岭倡导和推动的“国际区域学”。前一个应该是受2013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促动，石源华在复旦大学成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并组织了一系列学科建设活动，积极推动“中国周边学”的建设¹⁰¹，同时意在创新对中国周边区域合作的研究¹⁰²。后一个应该是张蕴岭根据本人长期跟踪和参与亚太及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经验体会有感而发，系统阐述“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希望在思考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有着自身系统和逻辑的理论体系的交叉学科，推动建立一门独立、综合的“国际区域学”，并组织编写了专门教材。¹⁰³

不过，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是否独立成学科并不紧迫，而有意识地吸纳各学科(包括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学、全球史、区域国别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养分，运用比较分析工具，进一步开展地区合作与地区治理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才真正有利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成长和成熟。对此，部分国内学者已注意到国际学术界构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领域的努力¹⁰⁴，并开始进行规范性的比较研究。比如，邢瑞磊对欧洲和东亚地区主义进行的比较历史分析，张云对欧洲、北美和东亚的区域治理以及郑先武对印度和印尼的区域治理角色分别进行的比较案例分析，韩彩珍等对欧盟与东盟制度化差异原因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等等，都是非常宝贵的探索。¹⁰⁵转向比较也开始成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一种学术新趋势。

三十而立。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一度吸引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关注，催生过一批批内容丰富且不乏新见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同时也为一届届研究生学子提供过激动人心的新鲜主题，已经成长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科分支领域，也一直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回顾中国地区主义研究30年的学术进展，不仅要肯定已取得的这些学术成就，也应对于存在问题有所反思和批评，以为未来的学术进步指明方向。综合起来，笔者认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需在以下五个方面着力改进。

其一是明确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克服盲人摸象效应，避免将地区主义研究与当前流行的区域国别研究(学)混为一谈。这两个领域都以地区(region)或区域(area)为研究客体，但各有不同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对象。区域国别学关注的往往是个别地区(以及其中的不同国家)，致力于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增进知识，研究对象主要是当地的语言、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通常采用的是“解剖麻雀式”的方法，从跨学科角度出发进行专门化研究；而地区主义研究往往关注地区的整体性和共性，研究对象主要是地区层次的国际制度建设或地区性的合作与一体化现象，研究方法通常是社会科学的演绎和归纳，即“全面调查式”的方法以及比较分析方法。从本体论上看，区域国别学以掌握地区或区域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为主要任务，重视当地性和本土性，旨在把握现状，客观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其本土特征；而地区主义研究侧重探究地区性(regionness)¹⁰⁶和地区关系，重视研究地区或区域内外的互动关系模式和发展趋势，旨在改变现状，推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人类共同体建构和塑造。当然，随着这两个领域几乎同步发生的比较转向，它们之间的研究交叉和相互借用将越来越多。¹⁰⁷

其二是在引进国外学术成果方面避免生搬硬套、消化不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30年来基本保持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同步性，这与及时引进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分不开，但也显然存在生搬硬套、消化不良的问题。比如，在没有充分理解引进的一些新概念如“新地区主义”“开放地区主义”“地区性”等之前，就千篇一律地将其应用于不同地区的经验案例研究当中，颇有“为发表而发表”之嫌，当然也有人先入为主地进行批判和质疑，结果树立了一些假靶子；简单地套用国际关系学中流行的“三大主义”对地区化现象进行不同解释，然后分别指出其缺陷，但又不能提出新的可信解释；不加批判地对待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智慧”，如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以之度量亚太和东亚地区的实践，认为欧洲的地区主义水平高而亚太和东亚的地区主义程度低，其实两者不可简单对比，且事实上西方学术界早已开始修正对非西方世界的陈见，表现出将欧洲经验“地方化”(provincization)的理论勇气；对于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超国家”观念作出“国家中心主义”的解读和批评，而不是进行面向全球化新现实的理解和吸收，甚至以维护国家的作用为借口固守“国家中心主义”偏见，以维护主权为理由无视主权面临的空前挑战；对国际上一些地区主义经典作品，虽然有颇高的引用率，但往往都是间接再间接的引用，难免存在断章取义、误解误读等情况，非常不利于学术的规范化和学术的传承与创新；等等。

其三是平衡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纠正重对策、轻理论的偏向。30年间，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领域在理论建构方面出现了一些成果，比如秦亚青等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和关系理论、王正毅的边缘地带发展论、陈玉刚的国家之外主义和超国家治理论、耿协峰的结构互动论、周方银的东亚二元格局论、樊勇明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任晓的东亚共生体系论、魏玲的发展地区主义论、顾炜的双重结构论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拓展了想象空间。然而，统观整个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文献，重对策、轻理论的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经验分析和对策分析性质的文章仍占绝对多数，涉及大理论或中观理论分析和构建的文章寥若晨星。同时，对西方理论的食洋不化、低水平重复，也导致理论建设工作与政策实践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容易招致耽于“主义”求索而忽视“问题”研究的诟病。如何结合实践创新理论，仍将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领域今后不断探求的重要难题。

其四是深入开掘问题领域，拓展研究议题，避免视野狭窄、故步自封。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结合，长期观察和研究的问题领域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对社会文化合作的重视明显不够。尽管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是地区合作的最重要方面，应该高度重视，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两大领域的话，难免视野狭窄。社会文化合作关系到地区知识结构的变迁，涉及科技、教育、大众文化、卫生健康、环境、移民等诸多领域，是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第三大支柱，发展潜力巨大，需要深入开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陈鲁直先生就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亚太”地区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认为“单从政治、经济立论，忽视社会、文化因素，确实是一个缺点”¹⁰⁸，但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亚洲政策调整引发人们在“亚太”概念上的强烈争议，到底该采用“亚太”还是“印太”的说法，似乎成了脱离社会文化现实基础的政治和主观选择。在笔者看来，这种争议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长期忽视地区社会文化合作的进展有关。

其五是注重经验观察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避免耽于描述、忽视规范性比较。现有文献中大量是进行地区合作历史进程和现状跟踪描述的，即便是借用理论解释现实，也只是对现实发展和走向是否符合或违背理论加以简单检验，很少采用规范的比较分析方法，更鲜有能从比较研究中创新理论的情况。起飞期及之前，也常见到对于地区的开放或封闭、制度的强或弱、合作水平的高或低、欧亚地区合作或一体化等进行比较分析的情况，但系统规范地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学术作品则十分罕见。平台期内，虽然陆续有部分学者重视地区主义的规范比较，但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相对国际学术界而言，我们的比较研究成果也远不够多。最近，随着全球史、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思想的传播，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积极引入比较地区主义的新理念，从全球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其“非西方中心”和“非欧盟中心”的观念，突出概念和理论的本土性，同时又树立全球视野，避免导向任何形式的地区例外主义，主张将地区主义研究置于全球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地带，有望生成中国自己的比较地区主义新领域。¹⁰⁹

展望未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需要确立全球视野，继续借鉴国际同行研究成果，开展规范性的比较研究，积极践行地区主义研究的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并结合亚洲地区合作以及中国参与的实践进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同步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