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赖，也对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国际秩序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能够极大限度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综合性空间，海洋牵动着相隔万里的国家间的关系和互动行为，影响了国际秩序的演变与霸权国的崛起。¹从17世纪英国海军强国和霸主地位的确立，到19世纪后期以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为代表的海权战略的兴起²，再到20世纪美国全球实力地位的奠定，海洋的力量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与陆军、空军等直接面向本土防卫需求的军事能力建设不同，海军力量面向全球公共空间。伴随着现代化海军兵力投射能力的提升和海基导弹等武器系统的远程精确化，海洋极大地拓展了国家的战略纵深，扩大了传统地缘政治的互动空间³，其所联结的海外盟国、关键通道和重要贸易航线等广泛全球利益关系导致其战略属性不断强化⁴。在和平时期，海军可以以非直接冲突方式发挥长时效战略战术威慑和封锁功能，通过自由航行和军事演习增强地区存在，传递政治意图，制造“隐性”博弈。詹姆斯·内森(James Nathan)认为，海洋防务战略并非一项单纯的军事战略，而是“伪装成军事战略的政治战略”。⁵这也使得海洋防务战略分析需要构建一套超越传统战争和军事因素的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

二战结束后，全球总体进入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加速形成对海洋空间的功能和价值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商品重量和商品贸易额计算的海运贸易量分别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和70%以上⁶，传统的海洋防务安全战略扩展了包括贸易、金融、资源、信息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内容，海洋安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海上霸主地位愈加稳固，美国依赖于其全球盟友体系和由盟友提供的海外军事活动物理支撑，享有独一无二的军事打击和兵力投送能力，并维护着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下的全球海洋安全秩序。⁷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正深刻改变着海洋空间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安全风险与地缘关系，并进一步影响了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制定。因此，本文梳理了经济全球化和美国海洋秩序主导影响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决策的逻辑假设，创新性地构建了海军优先级指标来对国家海洋防务战略进行抽象表征，并基于二战后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海军军力数据，通过实证方法对海洋防务战略的制定逻辑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世界海洋防务战略发展态势，对我国科学研判国际海洋安全环境和制定中长期海洋防务发展规划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影响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制定的内在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第四部分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海洋防务战略的演化情况；第五部分设计了海洋防务战略实证分析模型，并明确变量和数据来源；第六部分重点检验了样本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制定海洋防务战略的决策逻辑；第七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海洋防务战略是指通过建设发展和调配使用海洋防务力量，执行兵力投射、海洋控制、海军存在和战略威慑等相关任务以达到国家既定目标的全局性策略。⁸海洋防务战略受到国家利益、地理位置、战略思维、战争目标、技术水平、国防预算、海军发展历史、行政立法动态、资源竞争、公众舆论等诸多因素的塑造和影响。⁹梳理现有针对海洋防务战略的研究，其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其一是与国家地理地缘、扩张野心和海洋控制相关的国家大战略(grand strategies)因素，主要存在于海权、地缘战略和殖民历史研究中；其二是与特定战争对手、战事目标和作战场景相关的军事因素，主要存在于战争和战争史研究中。

自大航海时代起，欧洲列强的核心利益就与海权和海军舰队密不可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西方国家的殖民进程也随之开启。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欧洲列强为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加大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由于与海外殖民地距离遥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海军是能够有效克服远距离交通运输、战略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困难的唯一力量。¹⁰作为对外殖民扩张典型代表的英国，其国家战略主张便是“以海军保证大英帝国通向最遥远角落的航道畅通无阻”¹¹。在法国七月革命后，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将殖民扩张定为政策核心，把发展海上力量和争夺海外殖民地作为法国国防建设的重要方针。¹²德国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时期将贸易和殖民地相关的海权诉求作为战略发展重点，并在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时期建立了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舰队。¹³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为了掠夺国际市场和对外殖民扩张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并借助海军力量先后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等东非和地中海国家。¹⁴从这一角度来看，殖民政策的另一个代称即炮舰政策。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崛起，海外贸易、海外资源和海外殖民带来的巨额海外利益刺激了壮大海军的动机。欧美列强通常以海军为主要手段，通过夺取关键枢纽、占领储煤站、建立海军基地、控制重要航道、以海军舰队威胁或击溃对手等方式进行战略展开。¹⁵因而，在二战前的历史中，具有全球野心和殖民企图的国家均需要成为海军强国，海洋防务力量与贸易、航运、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密切联系，对财富与资源的索取驱动着该时期大国的海上力量建设。

另外，战争和战争史研究对海军这一军事力量也有较多探讨，这一类研究通常将海洋防务战略与具体的战略威胁、战争对手和战事目标密切相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德海军竞赛便是源于双方对彼此战略威胁的负面预期。为了避免广泛的海上利益为英国所掌控，德国依靠其强大的陆权力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德国海军的强势发展削弱了英国大型水面舰队战力，并直接挑战了英国“维持绝对优势海军”的基本安全原则，两国最终在对彼此海权扩张的预期下陷入海军竞赛的“修昔底德陷阱”。¹⁶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海洋防务战略制定也是对彼此军事安全威胁的最直接反应。二战结束后，轴心国的海军力量被摧毁，作为大陆国家的苏联在海洋方面的利益和能力有限。¹⁷美国在缺乏海上威胁的情况下，基于全新的国家安全现实重新调整国防资源配置，这使其海军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¹⁸此时，苏联基于对美国海上威胁和自身能力短板的感知确立了“均衡海军”的战略思路，苏联海军在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的带领下快速发展壮大。¹⁹至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建立了数量庞大的舰船方阵和海军“堡垒”(Bastions)体系，为弹道导弹潜艇提供战斗稳定性和核打击力量。²⁰这种海基战略核打击能力影响了东西方海上力量平衡，使美国开始重新定义海军在国家大战略和国防中的角色。²¹由此，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海军部长雷曼(John Francis Lehman)提出了目标为“600艘军舰”的海洋战略，美国海军力量也在此后几年内达到巅峰。²²然而，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海军再次失去战略威胁和竞争对手。虽然之后美国面临来自基地组织(Al-Qaeda)的安全挑战，但由于基地组织流动性强、占地面积小且保密度高，海军能力施加极为有限²³，直到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崛起，美国防务战略才又一次“重返制海”²⁴。作为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构成，海军的根本目的是应对海洋相关的军事威胁挑战，因此，对战争对手、战争态势和安全风险因素的感知直接催化国家海洋防务战略的制定演变。

二战结束后，全球虽偶有局部战争发生，但总体进入和平发展阶段。谢尔盖·戈尔什科夫认为，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和平时期职能与战时有显著差异，更多在于展示本国军事力量，也有学者将这种功能的转变概括为从“实际作战”到“单纯存在”。²⁵许多学者质疑这一观点：在投入大量资源仅仅用以打击非国家和非对称行为体的情况下，国家是否还需要对海军保持高度关注？²⁶此外，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发展依赖于海洋安全和海上合作，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正成为普遍性共识，各国对发生海上直接冲突的预期已经大大降低。²⁷虽然海军力量对于霸权国而言仍是一种可用于支持或反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维护本国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利益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²⁸，但其他同样拥有海军的大多数国家对于和平时期本国海上安全利益的认知，及其海洋防务策略的决策过程，均值得进一步探究。目前，学界已有针对国家个案的大量分析研究，但各案例更聚焦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相关结论只适用于特定的环境和条件，难以推及得出一般性结论。因此，本文试图在海洋防务战略问题上建立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对全球国家的普遍性逻辑进行提炼。在当今全球海上联系增强、美国构建的海洋安全秩序仍占主导、全球海上军事冲突风险降低以及各国海军“单纯存在”属性增强的背景下，本文将试图剖析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制定的内在逻辑。

从“控制海洋”到“由海制陆”，海军优先(navy priority)是海权思想下国家战略的方向性思路，具体表现为在国防建设中对海军力量发展的倾向性。²⁹但需要注意到，这种海军优先策略并非一种普遍性共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海军优先以缩减陆军和空军部署为代价，但海军在近代战争史中没有发挥突出作用，如德国的1914年“施里芬计划”与1939年攻法决定并未受其进攻对象及其盟国海上优势的实质牵制。³⁰意大利著名将军、军事理论家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在其著作《制空权》中系统阐述了通过控制空域决胜战场的思想。³¹此外，二战经验与原子弹的研制则进一步体现了空军战略轰炸的价值。³²可以看出，各军种在国家国防能力建设中的优先次序是国家国防战略的直观表现，并且与国家安全防卫思路和国家大战略息息相关。为了把握海洋防务战略意图，厘清海军在整体国防能力建设中的地位，本文将基于海军优先概念³³，通过构建各要素对海军优先级影响的逻辑分析过程，将海洋防务问题的量化研究由军事能力层面深入到军事战略层面。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精细化国际分工和多元化消费偏好极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自由主义视角出发，“贸易和平论”认为全球经济联系加剧了国家对冲突造成的潜在收入损失的担忧，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³⁴作为全球经贸活动的重要空间介质，海洋空间的和平稳定对任何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而言均极为重要。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经济全球化促进海洋和平的途径主要有两类：(1)引发海洋冲突的国家需要在通过冲突获得的政治、外交和战略利益与冲突带来的经济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国家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高，引发海洋冲突的机会成本越大，则国家越不倾向于引发海洋冲突。(2)海洋作为公共空间，一旦发生冲突将波及贸易路线节点的所有相关国家，造成他国经济利益损失，而他国可能采取经济手段对冲突发起方进行反制。因此，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挑起海上冲突损害他国利益所可能受到的经济反制将越严重，这种经济威慑将降低国家对引发海洋冲突的综合效用预期。

然而，现实主义观点认为，贸易依附国为保持自主性需要以军事手段消除依赖带来的风险。³⁵特别是战略物资过分依赖进口的国家，将有更强动机通过发动战争来确保物资的供应，或直接通过掠夺的方式获取物资。科林·格雷(Colin Gray)认为，发展权本质上是由赋予全球进入权的海权构成的，对发展权的追求必然导致对海权的进一步伸张，这难免以冲突为代价。³⁶2015年美国海洋战略指出，全球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海上战略十字路口商业自由流动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提高。³⁷从现实主义逻辑视角来看，确保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考察战略物资贸易对海洋安全防务战略的影响。能源作为具备安全属性的特殊大宗贸易商品类型，对海洋运输依赖度极高，极能体现现实主义对外部依赖性的负面预期。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能源关乎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因此国家需要维持能源供应的充足、持续和长期稳定。原油、原煤、液化天然气等大宗能源产品在现阶段的主要运输方式依然是海运，随着国家能源外部依赖性的提高，其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也随之增加，这对保障海上安全的基础防务力量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综合来看，作为全球贸易活动顺利开展的空间基础，海洋的重要性在经济全球化推进下不断增强。为了更为细致地考量经贸活动的影响，本文将其分为两类，其一是基于经济效用和多元化消费偏好的普通商品贸易，其二是由于国内供给短缺所必需的能源进口贸易。本文认为，普通商品的全球贸易活动为海洋安全环境提供了天然的稳定因素，从而降低了对海上防务能力的关注。对于能源等战略资源贸易活动，现实主义观点提供了更合理的解读，国家需要提升本国海洋防务等级以应对可能存在的能源安全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由于普通商品贸易提高了国家对海洋安全程度的预期，海军优先级将因此下降。

假设2:由于能源贸易降低了国家对海洋安全程度的预期，海军优先级将因此提升。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海洋安全秩序逐渐打上鲜明的美国霸权烙印，其核心是美国及其全球同盟体系与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军事、安全规则，并主要体现出美国的利益和海洋价值观念。³⁸由于海洋权力争夺发生的空间尺度范围极广，通常需要盟友伙伴配合行动以提供海外军事活动和前沿部署所必需的物理支撑。³⁹詹姆斯·沃特金斯(James Watkins)认为，海军发挥的效力取决于盟友间的联结水平和凝聚力，盟友合作是海上战略的先决条件，海军需要“联合应对”而非“单打独斗”。⁴⁰然而，体现美国利益和海洋价值观念的海洋秩序本质上并不能完全符合他国期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约内部的海洋事务一直缺乏全面的参与⁴¹，各国防务安全优先项差异导致目标难以统一。随着北约东扩，欧洲海洋防务重心由大西洋向地中海、黑海和波罗的海转移⁴²，而美国则开始聚焦“亚太再平衡”。其2015年和2020年的海洋战略都着重强调中国带来的海上挑战，而北约盟友在波罗的海所面临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均未被提及。詹姆斯·内森(James Nathan)认为，盟友实施共同的海洋战略具有极大难度，首先是海洋战略很难被充分描述和理解，其次是海洋防务前沿部署会导致高昂的预算开支，各国无法保证以充足的财力支持非本国核心利益事项。⁴³在财政不确定性增强和紧缩持续的背景下，美国也在谨慎安排海上行动的先后次序，并进行严格的风险管控。⁴⁴正因如此，巴兹尔·热尔蒙(Basil Germond)认为，联盟化的海军力量根本无法与单个国家“结构性的一体化”海军力量相比，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能组成一支完整的海军，成员国往往难以协调和避免低效率的重复建设，因此“联盟海军力量”只是一个统计性的数据总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能力问题。⁴⁵

因此，当今的海洋安全秩序具有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全球盟友体系为支撑的霸权特征，但美国各盟友和伙伴国仍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与美国海洋防务战略进行协调。根据均势理论，国家会选择加入弱势一方，以确保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同盟获得领导性地位，而在现实世界中，“追随强者”现象往往更加普遍⁴⁶，例如通过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海洋秩序来换取稳定的海上安全利益。然而，这些国家的海上战略利益并非总是与美国保持协调，在美国自身军事战略重心以及海上战略转变过程中，关系亲近国基于自身战略“成本—收益”计算，对既有的追随关系做出调整⁴⁷，并将笼统的均势与“追随强者”策略细化为更加复杂的决策空间⁴⁸。具体见表1。

当美国提升海洋防务优先级时，其关系亲近国家将面临两种选择。若这些国家降低自身海军优先级，可以被认为是“搭便车”策略，即通过依附大国防务安排而减少自身投入，以较少成本实现自身利益或企图。⁴⁹目前同盟中的“搭便车”现象在多类研究中被证实，特别是在经济周期下行、财政支出收紧的情况下，“搭便车”更易发生。⁵⁰若其关系亲近国家同样提升海军优先级，这可以被视为是“责任分担”策略，以主动承担联盟防御责任的形式共同维护联盟集体利益。⁵¹这也可被视为一种“风险对冲”策略，意味着以一种相对平衡的对外战略来确保在安全、经济等重要领域避免对大国的过度依赖。⁵²

当美国海军优先级降低时，关系亲近国在海军优先级上同样面临两种选择。若这些国家海军优先级随之降低，则其采取的是“战略跟随”策略。⁵³这种策略是指该国在现状和目标上与美国形成默契后的追随，由于庞大的造舰项目通常会给国家带来巨额财政负担，国家为谨慎地应对不确定性，将对非核心利益降低关注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收缩。若关系亲近国海军优先级提升，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力更生”策略。这些国家在注意到美国战略优势降低后，由于质疑美国维持有效地区存在和维护联盟集体安全利益的能力，因而选择以自助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3a、3b、3c、3d：

假设3a:若美国海军优先级提升，基于“责任分担/风险对冲”策略的选择，关系亲近国海军优先级随之提升。

假设3b:若美国海军优先级提升，基于“搭便车”策略的选择，关系亲近国海军优先级随之降低。

假设3c:若美国海军优先级降低，基于“自力更生”策略的选择，关系亲近国海军优先级随之提升。

假设3d:若美国海军优先级降低，基于“战略跟随”策略的选择，关系亲近国海军优先级随之降低。

海军优先级指标基于海军军力数据展开计算。通常认为，舰船吨位与舰船具有的军事战斗能力密切相关，吨位大的舰船可以配备更先进的主炮、装甲和动力系统。⁵⁴随着现代化战场中其他军种具备的制海能力不断提升，海陆空一体化作战趋势明显，但由于数据获取和界定划分的局限性，海军舰船吨位仍然是目前能够使用的描述海洋防务力量最恰当和最具说明力的指标。⁵⁵虽然海军军力指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国海洋军事力量的相对实力，但无法反映海军作为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国防事务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和侧重程度，即海军优先级。海上军力强劲的国家可能在国防战略中逐步弱化其海军地位，而海军实力微弱的国家也可能在谋求海军能力的迅速提升，这都会对未来世界海洋防务安全格局和海上力量博弈产生深远影响，海军优先性视角下的分析将更有助于从长期视角预判未来世界海洋军事空间格局的发展态势。

因此，本文在海军军力指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了海军优先级，以捕捉各国在国防建设过程中对海军能力发展的重视程度。海军优先级基于区位熵的构建思路进行设计，其计算方式为比率之比，以反映某一要素在包含该要素的特定对象中的主导程度，通常应用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分析中。海军优先级计算表达式为式(1)：

(1)NPi,t=Navy_tonni,tNavy_tonnw,t/Mil_exi,tMil_exw,t

式(1)中，Navy_tonn_i，t为i国在t年的海军舰船吨位，Navy_tonn_w，t为t年世界海军舰船吨位总数，这两者比值代表该国海军军力优势水平；Mil_ex_i，t为i国t年的国防支出，Mil_ex_w，t为t年世界国防支出总数⁵⁶，这两者比值代表该国总体国防优势水平。当i国海军舰船吨位占世界海军舰船总吨位的比重超过其国防支出在世界国防总支出的占比时，即NA_i，t>1，这表示i国海军军力优势超过了该国各军种总体优势水平，即海军在i国国防事务中具有优先发展地位；当i国海军舰船吨位在世界海军舰船总吨位中的占比低于其国防支出在世界国防总支出的占比时，即NA_i，t<1，这表示i国海军在该国国防事务中处于滞后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海战逐渐偃旗息鼓，海战数量和规模相较之前显著降低，海洋环境总体相对和平。本文以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作为研究样本起始点，考虑到海军军力数据集的年份限制，样本截止至2011年。图1列示了1950—2011年世界主要欧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海军优先级变化态势，其中前四个国家依次为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该四国在2011年海军舰船吨位总量位居美洲和欧洲前四，后四个国家为亚洲地区排名前四的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图1中虚线为海军优先级等于1的基准值。当散点位于虚线以上时，说明海军在国防发展战略中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当散点位于虚线以下时，说明海军处于被弱化的状态。

欧美国家中，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优先级均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势，但美国和英国的海军优先级在大部分时期位于虚线基准值以上，海军建设在两国国防事务中长期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美国海军的发展主要得益于19世纪晚期军事战略视角由大陆战略向海洋战略的转移。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呈现战略回调，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按照“600艘舰艇”计划开始与苏联进行海军竞赛，海军优先级呈现小幅度提升。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海军优先级逐步回落至1左右水平，2021年美国国防预算草案中海军造舰军费进一步缩减。⁵⁷随着部分老旧舰船即将退役，预估未来美国海军舰队规模将会继续缩小，无法达成2019年制定的“355海军规模”计划。⁵⁸英国海军优先级整体回落态势明显，二战中遭遇重创的英国于战后无力维持耗资庞大的舰队，至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海军优先级指标已降至1以下。虽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壮大“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舰队，并部署“机敏”级核攻击潜艇以减缓其海军力量的持续性衰落，但其海军优势持续弱化的态势将难以扭转。法国海军在国防事务中的重要性较低，海军优先级在样本期内总体低于1。与英国相似，法国在两栖舰艇和航空母舰上都保留了独立的军力投射能力，并以高昂的代价继续进行大规模和定期的全球部署，但预算削减和军队结构调整带来的海洋防务战略收缩仍无法避免。⁵⁹

俄罗斯海军长期处于非优先的发展地位，优先级数值在20世纪50年代始终低于1，直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海军优先级开始稳定上升。苏联解体后，受其他军种军费开支影响，俄罗斯海军优先级出现剧烈波动。目前，俄罗斯国防预算优先事项仍聚焦于核力量与空中、地面常规部队⁶⁰，但其海军战略地位相较以往仍有大幅度提升。

在亚洲地区，中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的海军优先级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通过与基准虚线的比对可以看出，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在面向国土安全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国家海洋空间获取的关注度极为有限，海军优先级长期处于远小于1的状态⁶¹，直至2005年后上升至1以上。当前，中国海军正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努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日本海军在二战后得益于战前工业基础和舰船技术所积累的海军优势，对海上防务力量建设给予高度关注。至20世纪80年代晚期经济大萧条起，日本海军优先级转为波动下降。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海军的发展侧重呈现陡峭反弹，远超历史水平，这与其试图突破和平宪法，扩大海上自卫队活动范围与攻击能力的政策方向基本一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海权思想，秉承由“近海防御”“区域控制”到“远洋延伸”的战略路径，已基本形成以“印度洋控制战略”为核心的完整的海军战略体系。样本期间内，印度海军优先级稳步提升，预计未来对海军力量建设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台湾地区最早明确了海军优先战略，其海军优先级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接近3。中国台湾地区海军早期的发展目标以制海为主并力求控制台湾岛周围海域，随着中美建交和陆台军事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台湾地区的局部制海战略有所转变，但海军作为其最重要作战军种，海军优先级始终保持在亚洲最高水平。

为考察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制定海洋防务战略的逻辑，本部分将基于国家海军优先级数据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在考虑到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等变量数据可获得性的情况下，将样本期设定为1950—2011年。在样本国家的选取上，研究依据国家的海军综合实力，选取全球具备基本海上能力的62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海军优先级，公式(1)列明了该指标的具体计算方式。通过该优先级指标可以明确获知各国在国防战略安排中对海洋防务的侧重程度及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相关意图。

(1)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因素从普通商品贸易和能源贸易两个维度考察国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普通商品贸易指标的计算方式为对外贸易总额减能源进出口的差值(百万美元)的对数值，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⁶²能源贸易指标使用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进口量占消耗量比值的对数值获取，各能源类型均换算为石油当量进行加总，能源数据来自世界银行。⁶³

(2)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该指标主要用于刻画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各国的海洋防务策略选择，使用交乘项affinity×NP_USA表征，其中affinity为关系亲近度指标，NP_usa为美国海军优先级，该交乘项反映了美国海军优先级在国家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下对他国海军战略施加的影响，随着与美国亲近度的增强，其受到的来自美国海军战略的影响越大。关于国家间亲近度指标，目前已有实证研究通过缔结同盟关系情况⁶⁴、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果⁶⁵以及高层会晤情况⁶⁶进行测度，但是这三类测度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就缔结同盟关系而言，世界目前已有的正式同盟关系数量少，无法覆盖大量实质关系友好但不存在正式盟约的国家关系，且在该度量方法下处于同一同盟的任意国家间关系均被视为同质，这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以高层会晤作为政治关系代理变量则混淆了因关系友好而开展的出访和因相关争议未能达成共识而进行的频繁磋商。⁶⁷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果数据通过对两国在赞同、反对和弃权三种投票结果中选择的一致性来反映两国关系，然而在有限选项下，国家对同一立场的选择无法充分证明两国政治关系的友好。由于以上方式存在局限性，基于武器贸易的测度指标为双边政治关系界定提供了一种新思路⁶⁸：武器作为特殊类商品对内提升了国家的安全和防卫能力，对外提高了国家的攻击和威胁能力，从特定国家进口武器数量越多，则意味着对其安全依赖性越强，因此进行高额武器贸易的双边国家的关系一定是非敌对且友好的。在此思路基础上，本文使用进口自不同大国的武器占比差额对国家的政治倾向性进行划分。计算公式为式(2)：

(2)affinityi,t=TIVi,USA,t−(TIVi,China,t+TIVi,Russia,t)

式(2)中，affinity_i，t为国家政治倾向性指标，TIV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计算的武器贸易趋势指标⁶⁹，TIV_i，USA，t表示i国自美国进口的武器贸易量，TIV_{i，China，t}和TIV_{i，Russia，t}分别表示自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的武器贸易量，在进行政治倾向测度时将俄罗斯和中国合并考量，该变量可以看作与美国关系不受与中俄关系影响的净值。式中，affinity_i值越大与美国的关系越亲近，affinity_i值越小与美国的关系越疏远。

控制变量主要从经济实力、工业能力、政治制度、军事冲突、海岸线特征五个维度归纳了其他可能影响海军发展战略的干扰因素。其中经济实力、政治制度和军事冲突情况控制变量在已有的关于军事能力、国防开支和国防负担的实证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工业能力和海岸线特征则是针对海军能力建设和活动场景选择的控制变量。各控制变量的详细说明如下。

经济实力是国家硬实力的基本体现，使用国家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征，并基于EKS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该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咨商局。⁷⁰工业能力使用钢铁产量(千吨)的对数值衡量，钢铁工业对国家的国防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发挥巨大的支撑与推动作用，是维持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关键所在。钢铁工业的原料端依赖稳定的远洋航线以实现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的海洋运输，钢铁工业集成端则直接影响国防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工业水平⁷¹，与海军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结关系。该数据来自COW数据库中的国家物质能力数据子集。⁷²政治制度使用“Polity IV”数据库的政体评分衡量，该数据为离散变量，数据范围为[－10，10]，分数越高越符合西方式选举民主的要求。⁷³该控制变量用于控制政治制度对国家军事和战争行为选择的影响。军事因素使用国家军事冲突等级数据进行表征，数据来源于COW数据库中的国家军事冲突事件数据子集⁷⁴，取值1到5分别代表“非军事行动”“威胁使用武力”“军力展示”“使用武力”“战争”这五类程度递增的军事冲突类型，i国家第t年的军事冲突水平通过该年各类冲突事件等级加总获得。海岸线特征指标使用国家海岸线长度占国家(地区)面积比值表征，海岸线作为国家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决定濒海国家的海防基础条件，海岸线比值越高，潜在的海上安全威胁越大，预期海岸线占比更高的国家将在国防战略安排中更重视海洋防务力量部署。相较于海陆度(海岸线长度与大陆边界线的比值)指标，该计算方式可以有效规避部分国家由于不存在大陆边界线导致数据失效的问题。海岸线数据来自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数据库。⁷⁵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设定下列计量模型式(3)，其中trade和energy分别为普通商品贸易和能源贸易指标，affinity为国家政治倾向指标，NP_USA为美国海军优先级，交乘项affinity×NP_USA表示美国海军优先级在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下对他国海军战略施加的影响，随着与美国关系亲近度增强，受美国海军战略的影响越大。X代表除了核心解释变量外的其他控制变量，η是国别效应，ε是误差项，下标i和t各代表国家和时间。

(3)NP=β0+β1tradei,t+β2energyi,t+β3affinityi,t×NAUSA+β′Xi,t+ηi+εi,t

为了对假设3a、3b、3c、3d进行检验，本文首先界定美国在样本期内海军优先级的变化趋势。基于散点图观测，见图2(1)，美国海军优先级在1980年前后发生明显转折，选择1980年为断点后使用局部平滑性对断点的选择进行有效性检验，回归结果的p值为0.808，不能拒绝不存在断点的假设，可知局部平滑假设满足。使用断点两侧的1970年、1990年作为安慰剂断点，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异于0，断点回归结果变为不显著，表明断点具有真实性，图2(2)具体展示了这一安慰剂检验结果。因此，下一部分回归分析将对样本进行分段，基于1950—1980年和1981—2011年两个时段进行分组回归。

针对样本面板数据类型，本文利用Hausman检验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了便于比较，表3第(1)(4)列给出了两个样本期的混合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表3第(2)(5)列报告了两个样本期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控制了国别固定效应。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回归结果显示，商品贸易在全样本期内都对海军优先级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与“贸易和平论”观点相吻合，海上冲突会对海洋运输渠道和国际贸易活动造成严重破坏，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体量越大，其发生冲突的机会成本和制裁风险越高，商品贸易可以看作天然的海洋稳定因素。从两期的回归系数的变化来看，商品贸易的负向作用随时间推移减弱。在混合最小二乘模型中，负向作用由0.392降低为0.236，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负向作用由0.210降低为0.183，该结果反映出各国通过经贸往来获得海上和平的信念在降低。能源贸易的影响作用在1950—1980年表现为不显著，而在1981—2011年显著为正。该结果符合现实主义学者对经贸联系后果的预期，国家为维持重要战略物资稳定供给与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需要以相应的海洋防务实力来维护能源运输安全和贸易路线畅通。普通商品和能源商品对海军优先级的影响作用总体反映出海洋空间中现实主义观点的主导性增强。

亲美关系与美国海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符号在1950—1980年样本期显著为负。由于在1950—1980年样本期美国海军优先级整体提升，说明随着美国海军优先级提升，与美国关系亲近国选择降低本国海军优先级，采取了假设3b中的“搭便车”策略。1981—2011年样本期内对美关系因素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各区域海洋防务战略互动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将在后续区域分组回归中对该点进行更细致考察。

在各控制变量中，国家经济实力在1950—1980年样本期内不显著，而在1981—2011年样本期内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实力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性军种提供了物质基础保障。以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为例，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更倾向于提升海军优先级，国家经济实力每增加100%，海军优先级提升0.094。在工业能力方面，两个样本期内工业能力都对海军优先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工业能力可通过两类渠道作用于海军发展：第一，钢铁工业生产所需的铁矿石等原材料大宗物品需要通过海洋运输实现流通，工业发展提高了对海洋运输和海洋安全的需求；第二，钢铁、化工、冶炼等工业门类作为国防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对完善造船行业产业链结构、促进海军舰船装备建造和配套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制度在1950—1980年样本期内系数符号为正，但该系数在1981—2011年样本期内显著为负，这可能与海军具有的政治和战略属性功能相关，一国更期望通过海洋权力撬动战略利益而非直接参与军事冲突，该结果与“民主和平论”观点一致。⁷⁶军事冲突因素的影响作用在各期内均不显著。同时海岸线特征因素则并未如预期般表现出对海军优先的积极作用，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海岸线条件指标计算方式为国家和地区海岸线长度比国土和地区面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口数量和更庞大的经济总量，因此出现海岸线比值与海军发展战略倒挂的情况。

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时，模型估计的一致性要求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无关的假定成立。然而，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中的商品贸易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即一方面商品贸易通过“贸易和平论”效应对军事需求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海洋安全形势会作用于海洋运输通道稳定和航运价格，进而影响商品需求和贸易总量，这可能会造成反向因果效应并进一步导致模型不适用。因此，本文选择两期商品贸易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商品贸易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Durbin-Wu-Hausman检验，分析结果发现两期的检验统计量分别为6.94和5.20，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商品贸易是外生的原假设，即商品贸易存在内生性问题。表3第(3)(6)列分别报告了1950—1980年和1981—2011年样本期内使用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的结果。Sargan检验结果p值分别为0.376和0.458，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外生。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混合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在采用工具变量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系数符号与之前结果保持基本一致。另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使得对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造成偏误，接下来本文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针对世界不同地区进行分组回归估计。

为捕捉不同区域因板块和地缘特征差异而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国家按欧洲地区、中东地区、亚洲地区和美洲地区进行分组回归⁷⁷，结果如表4所示。

在商品贸易方面，欧洲、中东和美洲地区样本的回归系数符号与世界样本回归结果总体一致，表现出逐渐弱化的“贸易和平”效应。亚洲地区的海洋防务战略在两期中均与商品贸易无显著相关性，说明经济利益考量并非影响亚洲地区海军发展的核心要素。能源贸易对海军发展的作用在亚洲和美洲地区显著为正；中东地区1950—1980年样本期内能源贸易表现出负向的影响作用，这说明能源贸易在这一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区域反而成为区域稳定的重要保障，但该效应在1981—2011年样本期消失。比较经济全球化因素在两期内的作用情况可以发现，世界主要区域都在海洋防务建设层面表现出对“贸易和平”信念转弱和对资源外部依赖的担忧。

在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反馈上，各地区分组回归后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欧洲和亚洲亲美国家表现出与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显著相关性，中东和美洲地区与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相关性则较弱。1950—1980年，欧洲国家亲美关系与海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此阶段美国海军优先级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说明欧洲国家海军优先级随美国海军优先级的提升而提升，且与美国政治关系越亲近的国家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追随越紧密。该结果符合假设3a预期，欧洲地区亲美国家在此期间采取了“责任分担/风险对冲”的海洋防务战略。这一原因可能在于，二战结束后欧洲地区亲美国家面临来自苏联的庞大军事压力，需要在联合美国的同时尽力维持自身防务力量以与苏联抗衡。亚洲地区在1950—1980年亲美关系与美国海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即随着美国海军优先级的提升，亚洲亲美国家降低了自身海军发展优先级。这是由于该时期亚洲地区发生的几场局部冲突以陆地和空中战场为主，海洋地缘环境相对稳定，亲美国家主要依靠美国维护海上集体安全利益，这与假设3b预期的“搭便车”海洋防务战略一致。

1981—2011年，欧洲地区海洋防务策略依然与美国策略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这符合假设3d中的“战略跟随”策略预期：美国在“由海向陆”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下调海军优先级，而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面临的非法移民、宗教冲突、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欧洲亲美国家基于对自身非核心利益的共识选择普遍降低其海军优先级。同时，中东和亚洲地区该系数符号由不显著转为负向，结合该时间段内美国海军优先级的下降趋势，可以看出两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亲美国家反而提高了对海军建设的侧重程度，由过去的“搭便车”转变为“自力更生”。在面临美国海军防务战略收缩的情况下，通过提升本国海军建设优先等级来主动承担起区域海洋防务责任以抵抗区域海上风险因素，这种策略选择也反映出相关国家对美国地区存在和能力施展的质疑。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战略跟随”和“搭便车”策略通常出现在区域地缘政治环境稳定的背景下，随着区域地缘政治博弈复杂化，亲美国家将在海洋防务问题上降低对外部依赖性，增强战略主动性。冷战初期的欧洲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亚洲海洋防务策略都在谋求更强的海上自主应对能力。目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与海上军事实力的增强，部分周边国家担忧美国无法保证其利益诉求，可能将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平衡中国实力加强军事部署和海上能力建设，亚洲海上局势将进一步复杂化。

为了确保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为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在同方差和无自相关性的假定下最为有效，如果扰动项存在异方差或者自相关，则广义矩估计方法更有效。因此，笔者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世界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中的第(1)(3)列。第二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为调整样本容量。由于中国是除美国外在经济、贸易和海军军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为避免离群点对模型精度的影响，因此将中国排除后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回归，两期回归结果分别在表5的第(2)(4)列中报告。通过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表3进行比较发现，商品贸易、能源贸易、亲美关系与美国海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前者相似，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稳健。

随着二战结束，世界主题由战争与冲突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冷战后各国经贸依存度加深，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海洋作为超越传统地缘关系的战略高点，已成为国家间博弈与战略布局的关键竞技场。本文基于世界海军军力数据，通过构建海军优先级指标，系统分析了二战结束后世界海洋防务战略的演化态势和制定逻辑，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欧美传统海军强国的海军优先水平整体下降，而亚洲地区海军优先性稳步提升，海军建设已在国防事务中处于优先发展地位。(二)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分析发现，商品贸易因素和能源贸易因素分别对海军发展的优先性发挥负向和正向影响；随时间推移，经济联系带来的稳定效应减弱，而安全利益驱动的风险效应提升，海洋空间的现实主义色彩增强。(三)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欧洲和亚洲地区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制定与美国的战略安排具有显著相关性。1950—1980年欧洲地区亲美国家选择了“责任分担/风险对冲”战略，亚洲亲美国家选择“搭便车”战略；1980—2011年，欧洲地区亲美国家海洋防务战略转变为“战略跟随”，亚洲地区亲美国家则选择了“自力更生”。整体来看，亲美国家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依附性随区域海洋地缘政治平稳化加强，随区域海洋地缘政治复杂化减弱。另外，上述结论为中国海洋防务问题分析和战略发展带来如下启示。

首先，需要辩证看待欧美强势海军力量相对衰落这一趋势。在欧美经济长期保持低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海军建设和部署耗资巨大，海军战略收缩是各国受财政支出紧张影响的被动表现。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发展海军力量、实现海上作战能力赶超和跨越的有利条件。同时，需要认识到，2015年前后美国海军开始“重返制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联合行动不断增强在亚太区域的地区存在。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加大部署和干预力度，个体国家海军相对实力的衰落并不能减轻中国面临的海上军事压力，美国等国“合纵”后的海军联合行动优势会给中国海上安全保障和利益维护制造巨大障碍。

其次，当前世界海洋防务总体呈现现实主义色彩渐强的态势，这包括亚欧地区贸易稳定效应的减弱以及能源安全风险意识的增强。伴随中国在全球经贸合作中地位的提升，无论是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型贸易通道，中国需要在不依赖“经济依存和平”的战略认知下推动现代化海军建设，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拥有一支强大海军，可以实现陆基武器系统无法触及的海上国防安全需求，阻止各类针对海洋贸易通道的破坏，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航道安全。

最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内部在议题偏好上具有差异，在海洋防务问题处理方式上存在摇摆。根据现有实证结果，各国通常在海洋地缘政治问题复杂时期降低对美国海洋防务的依附性。虽然样本数据仅更新至2011年，但基于近年来全球海上地缘政治现实特征，可以预期未来欧洲地区防务重心将进一步向陆地转移。在各国自主维护本国利益的逻辑下，海上小范围的军备竞赛将会持续，中国需要做好全面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