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自2013年年底开始发酵，2015年2月相关方签署《新明斯克协议》(《履行明斯克协议综合措施》)后进入僵持阶段，2021年3月又开始升温。2021年3月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帮助乌抵御“俄罗斯的进攻”。²紧随其后，乌克兰政府开始加强乌东部军力部署，与乌东部地区亲俄武装发生持续交火。3月15日起，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开始启动规模空前的“欧洲防卫者2021”(Defender Europe 2021)军演，演习区域涉及巴尔干半岛和黑海。俄罗斯批评此次军演为对俄挑衅，称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表示乌克兰不属于北约安保责任区。³ 3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签署总统令，声称要重新夺回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⁴3月30日，乌克兰军方宣称俄罗斯以准备军演为名，在俄乌边境大肆集结兵力，对乌国家军事安全造成严重威胁。⁵俄乌危机渐起。

2021年10月以后，俄乌危机进入紧张的升级阶段。同年10月20日，美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访乌，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坚定不移”，明确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向俄罗斯“喊话”称其无权阻止乌加入北约。⁶11月1日和13日，美、乌分别宣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进行了第二次军事集结，兵力部署多达10万。⁷11月21日，俄罗斯敦促北约停止“武装”(arming)乌克兰及在俄边界附近的军事活动，称北约若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存在将触碰俄红线(red line)。⁸11月30日，北约外长会议讨论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军事集结及“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可能性”。⁹俄乌危机再次升级。

俄罗斯与西方也试图为持续升级的俄乌危机降温，但皆无果而终。例如，2021年12月17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俄罗斯与北约和美国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¹⁰，表示希望围绕草案内容与美国开展安全保障对话，要求美国和北约向俄罗斯提供有关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可能性的法律保障，以此来缓解俄乌危机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西方国家最终接受了俄罗斯的对话要求：2022年1月中旬，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俄提出的安全保障问题连续进行了三轮谈判。1月9—10日，俄罗斯与美国在瑞士日内瓦就俄的安全保障问题举行会谈；12日，继俄美日内瓦会谈之后，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在布鲁塞尔进行会谈；13日，俄罗斯在欧安组织框架内与西方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第三轮会谈。三场谈判皆未达成协议，最终陷入了僵局。而且，从每次谈判后各方的表态来看，谈判各方对于达成协议的预期逐渐降低，对于爆发冲突的预见性越来越强。1月26日，美国与北约以书面答复形式正式回绝了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对此，俄方回应称其根本诉求和担忧遭到了美西方国家的无视。¹¹至此，用对话手段阻止俄乌危机升级的努力彻底宣告失败。2月中旬起，美、加、英、澳、德等国开始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¹²2月21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承认乌东两州独立¹³，同时在全国电视讲话中称“顿巴斯局势已步入危急状态……乌克兰加入北约将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¹⁴。随后，俄国防部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派遣军队执行“维和任务”。¹⁵ 23日，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开始撤离驻乌外交人员。¹⁶24日，普京宣布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¹⁷，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全境进入战时状态¹⁸。至此，俄乌危机全面升级为俄乌军事冲突。

纵观俄乌危机持续升级直至爆发冲突的过程，可以发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三场谈判似乎呈现出某种“失败的转折”——谈判发生之前，外界预期其或将改变俄乌危机的演变方向，即消除或缓解危机；但谈判发生之后，俄乌危机的发展演变又重回了原有的方向，即危机持续升级直至最终爆发冲突。换言之，俄罗斯与西方的谈判看起来并未对俄乌危机的发展演变产生任何影响——谈判既未能阻止危机升级，也并未加速危机升级(谈判的失败并未立即促使危机爆发为冲突)。也就是说，若将俄罗斯与西方的谈判置于俄乌冲突的整个升级过程中来看，谈判本身似乎并未发挥任何“作用”或具有任何“意义”。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俄罗斯与西方的谈判是否真的如看起来这般不存在任何“作用”或“意义”？

受到上述困惑的驱使，本文开始集中关注俄罗斯与西方的三场谈判，而后发现，谈判的发生、发展、结束过程中存在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例如，就谈判的发生而言，在对谈判结果不持积极预期的情况下¹⁹，俄罗斯为何仍要积极推动谈判？就谈判的发展而言，在明知主体分割不利于谈判的情况下²⁰，俄罗斯为何仍继续与西方国家就同一个议题、分三个主体、分别开展三场谈判²¹？就谈判的结束而言，在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对于积极推动、坚持参与谈判的俄罗斯来说，其在谈判中得到了什么？这些问题在根本上涉及俄罗斯在谈判中的动机和目的。一言以蔽之，俄罗斯为什么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

鉴于现有研究暂未对俄乌冲突前俄罗斯与西方的谈判给予充分关注，也未对上述谈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充分解答，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探索。需要指出的是，下文在尝试回答该问题的过程中，不论是对俄罗斯与西方谈判过程的梳理，还是对俄罗斯在谈判过程中信息测试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有关官方文件、媒体报道及社会评论进行的主观推演及解读的基础上。这种研究可能被认为缺乏必要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然而，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我们认为本文的研究依旧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其一，俄乌冲突的重大和深远影响，决定了国际关系研究者不能把研究俄乌冲突的任务拱手让给历史学者，坐等事件结束和将来披露相关档案才开展研究。其二，对任何国际关系现象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研究者基于特定视角或理论的解读。尽管不同的解读在准确程度、科学程度等方面或许有所差异，但我们不能因为解读具有主观性而拒绝开展相关研究。如果特定的视角能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俄乌冲突带来新的视角或启发，那么这种尝试依旧是有其价值的。基于此，本文认为从信息测试的角度分析俄乌冲突前俄罗斯与西方的谈判过程及其效果是有其必要性的。

为此，全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从俄乌危机的升级过程切入，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在回顾国际谈判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拓展并提出分析国际谈判的信息测试视角；第三部分梳理俄罗斯与西方谈判的发生、发展、结束过程；第四部分分析展示俄罗斯在谈判中的信息测试过程；最后为总结和讨论。

谈判(negotiation)，即“人们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了取得妥协而相互磋商的一种行为”²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就是国际谈判(外交谈判)²³。国际谈判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且成果丰富的子领域，然而，由于国际谈判实践本身的复杂性，目前学界对于国际谈判的研究并未形成全面系统的宏大理论，而是产生了大量的中层理论。²⁴具体来看，对于国际谈判的系统分析和理论建构始于20世纪60年代，受到博弈论的深刻启发和影响，以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冲突的战略》²⁵与阿纳托·拉帕波特(Anatol Rapoport)《战斗、竞争与辩论》²⁶为代表的研究开创了国际谈判的博弈论研究传统。博弈论范式侧重于分析国际谈判的本质和策略，而相对欠缺对谈判过程的关注，促使后来的学者专注于对国际谈判过程的分析，形成了一批可被称为“国际谈判过程理论”的国际谈判中层理论。

国际谈判过程理论关注谈判的过程及其本质。就国际谈判的发生而言，美国国际谈判与冲突解决领域知名学者威廉·扎特曼(I.William Zartman)指出，对于存在问题和冲突的各方来说，仅仅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或冲突并不足以促使各方开展谈判，只有当所有有关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问题和冲突带来的不安和僵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才具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结束冲突的可能。扎特曼将这种所有有关方都从中感受到不安和不确定性的状态称为“相互伤害的僵局”(mutually hurting stalemate)。在这种情况下，持续冲突为各方带来的成本不断上升，同时单方面获得有利结果的机会不断减少，迫使各方不得不寻求谈判以打破僵局。换言之，“相互伤害的僵局”的出现是谈判开展的前提。在存在这一前提的情况下，只有当其中一方有意愿寻求一个谈判结果即所谓的“出路”(way out)时，时机才算成熟，这便构成谈判开始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当各方都掌握前提并抓住时机，有意愿将其中一方寻求的“出路”转变成一个“相互吸引的结果”(mutually enticing outcome)时，才构成推动谈判进行的充分条件。²⁷

就国际谈判的发展而言，扎特曼指出谈判一般需经历诊断(diagnosis)、处方(formulation)、详述(details)三个阶段。²⁸在诊断阶段，谈判各方的主要任务是思考和回答三个关键问题——在问题或冲突中，我方的安全点(security point)²⁹在哪里？我方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是否存在与对方立场重叠的协议区(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在处方阶段，谈判各方的主要工作是制定一套可推动协议达成的方案。这一方案通常有两种类型：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方案与冲突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方案，前者是在不涉及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结束或暂停暴力的最低方案，后者旨在建立一个可以同时解决原始冲突问题以及原始冲突持续期间出现的新冲突问题的机制。在详述阶段，各方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对既定处方的落实。各方可采取让步(concession)、补偿(compensation)、重构(construction)等措施来推动协议的落实。让步指各方从各自的初始立场向协议区相向移动(协议区的存在是达成协议的基本前提)；补偿指各方在不同事项上采取交换让步的措施，即一方通过在其他事项上给予另一方有利结果来交换另一方在这一事项上给予的有利结果；重构则指各方对冲突中的问题进行重新定义，以使各方能够更为关注其共同关切而非各自分散的关切的措施。

就国际谈判的结束而言，有观点认为每一次谈判最终都会存在一个结果，即要么达成协议(或部分达成协议)，要么陷入僵局。³⁰这种看法比较符合早期国际谈判博弈论研究范式的认知，因为博弈论范式倾向于强调谈判的工具性，认为谈判就是为了达成协议。后来的国际谈判过程理论对此做出了修正，其中，艾克尔(Fred Charles Iklé)对国际谈判目标的类型学分析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力。艾克尔区分了国家参与谈判的五种动机或目的：(1)拓展(extension)，即延续既有的协议；(2)正常化(normalization)，即寻求冲突后关系正常化；(3)再分配(redistribution)，即寻求利益再分配；(4)革新(innovation)，即建立新的关系或利益安排；(5)副作用(side effects)，即有时谈判并非为了达成协议，而是为了在谈判中获得信息，与谈判对手建立沟通渠道，或将谈判作为宣传手段以实现欺骗目的。³¹此外，克里斯特·约恩松(Christer Jönsson)也归纳总结了国际谈判过程中的谈判动机类型：(1)建立合约区；(2)使用战术工具；(3)获取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4)平衡矛盾；(5)寻找时机；(6)协调国际与国内进程；(7)沟通。上述七种动机类型可被置于一个由1到7依次排序的连续统一体中，其中1代表最接近博弈论范式，而7代表离博弈论范式最远。³²

不难看出，在国际谈判过程理论中，“信息”(information)是理解谈判结果的一个重要维度——谈判主体之所以参与谈判并不必然是为了达成协议及协议所产生的物质收益，也可能是为了获得信息这一非物质性的收益。在国际谈判中，一国通过谈判获得物质收益是一个很好理解的过程，即推动谈判达成协议，然后获得协议所带来的安全或财富等收益。那么，国家又是如何通过参与谈判获得信息的？国际谈判过程理论并未对此做出进一步论述。因此，本文尝试就该问题开展进一步探索，提炼和总结国家通过谈判获得信息的路径和过程。本文认为，“测试”(testing)是国家在谈判中获取信息的主要路径，测试通常遵循“一国做出特定行动—观察相关他国的反应—根据解读他国反应获取所需信息”的一般性过程。从“测试”与“信息”的维度出发，国家参与谈判的过程就可被理解为一种“信息测试”(information testing)的过程。

首先，需对“信息测试”的概念做一个界定。就信息来看，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最早出现于通信领域，指的是“使概率的分配发生变动的东西”，即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随着“信息”概念在其他各个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其内涵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但各学科对于信息“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这一本质属性基本达成共识。³³国际政治中同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与信息，不确定性的出现会干扰甚至阻碍国家采取特定行动，而不确定性的消减即信息的获得则为一国采取特定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就国际政治中的信息来看，有些信息是明确、显性的(explicit)，如各国的实力分配、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奖惩机制等，这类信息一般通过简单的“观察”过程即可获得。有些信息是不明确、隐性的(tacit)，这种隐性的信息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被言说的信息，如大国拥有且互相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所显示的那样³⁴；还有一种是言说与行动不符的信息，如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与“事实核国家”“核门槛国家”的出现，以及核大国对谋求拥核的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反应等。在很多情况下，相较于显性信息而言，隐性信息的获得更为重要，也更加困难。于是，测试就成为获取信息尤其是隐性信息的必要手段，而为了获取信息所进行的测试行为则可被称为“信息测试”。不难看出，不确定性的出现是信息测试的逻辑和经验起点，不确定性的消减则是信息测试的终点。因此，“信息测试”可被界定为：国家出于消除或减少某一不确定性而采取的特定行为，这一行为通常遵循“一国做出行动—相关他国对这一行动做出反应—该国对他国的反应进行解读并获取所需信息”的一般性过程。信息测试的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其次，需要对可能引起混淆的概念作出澄清。本文提出的“信息测试”概念可能容易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信号传递”(signaling)混淆。对信号传递的分析需从“信号”概念入手。有学者指出，信号就是有目的的表达，是一行为体(发送者)有意展示出的以改变另一行为体(接收者)对于某一特定事物可能性分配的可观察特征(包括肢体、行为和所属物)。³⁵简单来看，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所有的行为分为信号(signals)与标志(indices)两类，其中信号指声明或行动，其意义有赖于行为体之间的理解，其功能则在于影响接收者对发送者的印象。³⁶以“信号”概念为基础，信号传递可被理解为信号发送与信号接收的连续统一过程，即在不对称信息状态下，发送者主动释放信号、接收者通过观察信号来推断对方不可观察的意图的过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s)传递与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传递是广受关注的两类信号传递类型。“昂贵信号”是理性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概念，指的是某一类行为体可以采取的对其他类型行为体而言成本过高的行为。³⁷昂贵信号传递是解决国家意图认知难题(即意图不易观察且难以预测)，从而避免冲突的重要途径。³⁸“地位信号”的概念则侧重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对话，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试图塑造或改变自我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际、国内观众传导的一些特定信息”³⁹。地位信号传递的目的在于“改变或者维持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地位所持有的看法”⁴⁰。由此不难看出，本文提出的“信息测试”与既有研究中的“信号传递”是两个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的概念。一方面，信息测试与信号传递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前者是“信息”与“测试”的结合，目的在于获取信息，即消减不确定性，手段则是测试，即“行动—反应—解读”的过程；后者是“信号”与“传递”的结合，目的在于释放信号，即改变他国的意图分配，手段则是传递，即“发送—接收”的过程。另一方面，信息测试过程与信号传递过程有所重叠：信号传递中的信号“发送—接收”过程类似于信息测试中的“反应—解读”过程。因此可以说，“信息测试”的行动过程在部分程度上内嵌于“信号传递”行为。

最后，上文从逻辑层面明确了“信息测试”概念的内涵，事实上，国际政治的现实中也存在大量的相关实例，皆可为这一概念提供有效的事实注解。例如，二战前夕，德国通过入侵奥地利和波兰来测试扩张主义机会的大小。具体来看，德国先是做出了入侵奥、波两国的行动，然后观察和解读其他国家做出的反应，如将英国的绥靖(appeasement)反应解读为英国丧失了离岸平衡意愿，将罗马尼亚的追随(bandwagoning)反应解读为不具备抵抗能力，因此得出了“扩张主义机会大好”的信息。又如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通过兼并克里米亚的行为来测试国际社会对自决独立导致领土变更行为的态度。具体来看，俄罗斯先是做出了兼并克里米亚的行动，然后观察国际社会对此做出的反应，并将美欧等国仅作出外交谴责与经济制裁而并未进行军事干涉的反应，解读为美欧虽不支持他国寻求自决独立和领土变更，但自决独立和领土变更在事实上存在一定的行动空间。⁴¹事实上，这一信息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为俄罗斯2022年2月支持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下文将在厘清俄罗斯与西方谈判发生、发展、结束过程的基础上，从信息测试的角度来回答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为何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这一问题。

国际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是如何具体推进的，大致可以从谈判何以可能、谈判如何开展、谈判如何结束等相关问题入手。

根据扎特曼提出的国际谈判的发生条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前提是双方陷入了一个“相互伤害的僵局”；在这一前提下，若其中一方有意愿寻求一个谈判结果即“出路”，谈判便具备了必要条件；而只有当另一方有意愿将一方的“出路”转化成一个“相互吸引的结果”时，谈判的发生才具备充分条件。

冷战结束后，欧洲并未实现贯通整个欧亚大陆、将俄罗斯包容在内的“共同安全”态势。作为西方遏制苏联的军事工具，北约分别于1999年、2004年、2009年、2017年、2020年实现了五轮扩员，一共新增14个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一步步增强。但与此同时，因为俄欧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往来、能源合作以及社会交流，即使经历了2008年的俄格战争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的影响，西欧国家的“对俄缓和”理念依然存在一定的政策空间，因此，俄欧之间长期以来维持着一种将危机保持在可管控范围内的“冷和平”(Cold Peace)状态。⁴²然而，自2021年拜登政府入主白宫以后，美国对俄立场更加强硬，奉行更为明确的对俄遏制政策。在遏制理念的指导下，美国频繁宣示对乌克兰的外交支持和安全援助，甚至高调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持续大力渲染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风险。在美国的不断推动下，俄乌冲突一步步走向升级，欧洲安全局势一步步走向恶化。⁴³在这种情势下，不论俄罗斯还是西欧国家，都面临严峻的安全危机——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持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生存空间，乌克兰若加入北约更将直接挑战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对西欧国家而言，俄罗斯与乌克兰若发生冲突将直接威胁西欧各国的安全，大力冲击其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由此来看，欧洲安全危机的出现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陷入了所谓“相互伤害的僵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通过谈判来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前提得以基本成型。

欧洲安全危机的出现，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陷入了“相互伤害的僵局”。作为重要相关方，俄罗斯首先表现出了打破僵局的意愿，主动寻求可能的“出路”。例如，对于如何实现欧洲安全，俄罗斯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根据1999年签署的《欧洲安全宪章》，实现欧洲安全的基础是，包括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遵守安全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原则。所谓安全的平等原则，是指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强化自己的安全。安全的不可分割原则是指要么所有国家都安全，要么所有国家都不安全。⁴⁴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俄罗斯分别向美国和北约提交了所谓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在草案中明确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即停止北约东扩、不在俄边境部署攻击性武器、将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和设施降低到1997年的水平。在提出草案之后，俄罗斯进一步表示，希望美国能在俄方提出的条约草案的基础上，就维护和平与稳定问题与俄进行认真谈判。同时，俄罗斯也将根据美国与北约对草案的回应情况来决定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⁴⁵很显然，提出安全保障条约草案是俄罗斯为打破与西方国家“相互伤害的僵局”提供的“出路”，为俄与西方的谈判提供了必要条件，而美国与北约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将俄方的“出路”转变为双方“相互吸引的结果”，则构成俄与西方谈判顺利开展并达成相关协议的充分条件。

对于俄罗斯为打破与西方国家“相互伤害的僵局”提供的“出路”——要实现欧洲安全，各国需共同遵守安全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原则，西方国家将这一单方“出路”转变为双方“相互吸引的结果”的意愿存在较为明显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尤其体现在美国与法德等“老欧洲”国家之间。美国对于将俄方“出路”转变为“相互吸引的结果”并无多少意愿。首先，美国并非欧洲安全问题的直接受损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潜在获益方。欧洲安全危机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强化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从而削弱欧盟近年来出现的战略自主倾向，使欧洲国家与美国实现进一步的战略捆绑。其次，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希望维持其在单极时代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⁴⁶，因此，遏制潜在的霸权挑战便成了美国维护本国国家安全的题中之意。例如，2018年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明确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构成美国当前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鉴于国家间战略竞争对美国安全和发展的威胁持续上升，与中俄两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便构成国防部的首要任务。……为应对这场长期战略竞争，国防部需实现以下目标：对中国，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对俄罗斯，要加强北约与跨大西洋联盟，使欧洲成为一个强大、自由且团结在‘民主’、主权和对北约第5条承诺等共同原则之下的力量，这对于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⁴⁷不难看出，在这一安全观的驱动下，美国对俄罗斯奉行遏制政策将是长期趋势，而北约则是美国对俄军事遏制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因此，美国不会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轻易妥协。

对于法德等欧洲国家而言，其在将俄方“出路”转变为“相互吸引的结果”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意愿。首先，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是欧洲安全危机的重要受损方。欧洲国家不仅面临俄乌冲突外溢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而且出于对俄罗斯的高度能源依赖，俄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对欧洲国家施加沉重的能源负担与经济损失，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稳定与民生问题。其次，欧洲的安全观与美国亦存在明显差异。冷战结束后，欧洲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安全观念与安全议程的转变。尤其是美苏“热战”的可能性基本消失，使得作为潜在战争前沿的欧洲本土的紧张局势骤然缓解，欧洲国家对外部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度下降。与此同时，欧盟的建立与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因此，欧洲各国将更多的关注转移至欧洲内部事务上，其安全议程的重心也更多放在维持欧洲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以及应对对此产生影响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在这一安全观的驱动下，欧洲国家并无理由如美国一般将俄罗斯视为首要的安全威胁并借助北约遏制俄罗斯。反之，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关系显然更有利于欧洲的稳定与发展，更符合欧洲国家的安全定义。⁴⁸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与欧洲国家在是否有意愿将俄方“出路”转变为“相互吸引的结果”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国在北约事务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且向来对欧洲国家的行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所以，欧洲国家并不一定能在与俄谈判事务中充分表达和实践其初始意愿，而是更有可能向美国的意愿靠拢。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即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谈判可以顺利开展，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相当小。

根据扎特曼提出的国际谈判的三个阶段假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依次经历了诊断、处方和详述三个阶段。

就俄罗斯与西方的整个谈判过程来看，在诊断阶段，俄罗斯与美国、法德等欧洲国家各自的核心安全点、真正利益以及可能的协议区分别如下。

在处方阶段，俄罗斯始终强调用冲突解决方案彻底消解其与西方之间的根本冲突，即根据安全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原则重新定义欧洲安全秩序。具言之，俄罗斯提出方案要求北约停止东扩，尤其是西方国家向俄罗斯做出有关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明确、坚定、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然而，与俄罗斯相反的是，一方面，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并无意于自己提出一个冲突解决方案以永久解决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对俄提出的冲突解决方案，美国也未表现出多少兴趣。换言之，美国更倾向于寻找一个冲突管理方案以缓解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对抗风险，而非彻底消除双方的根本性矛盾，美国提出的方案更倾向于从技术层面来调整欧洲的安全现状而非重新定义欧洲的安全秩序。具体来看，美国提出俄罗斯与北约同时进行军备控制、提高军事活动透明度、减少导弹部署、限制军事演习等，以降低双方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⁴⁹不难看出，俄美双方开出的谈判处方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这种错位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双方谈判的协议区。

美国开出的谈判处方基本划定了其与俄罗斯谈判的协议区，即双方通过谈判达成有关军备控制、提高军事活动透明度、减少导弹部署、限制军事演习等军事技术层面的协议。很显然，这一协议区距离俄罗斯的预期相差甚远。但即便如此，俄罗斯还是选择积极把握谈判机会，坚持与美国、北约、欧安组织三个主体，就同一个议题完成了三场谈判。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其谈判对象从美国一方扩展到北约和欧安组织，实现了谈判主体的分割(disaggregation)。⁵⁰谈判主体的分割并不像谈判议题的分割那样，通过使议题变得更易于讨价还价从而更顺利地推进谈判。主体的分割因为增加了谈判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从而更不易于进行讨价还价，增加了谈判的难度。正如美国谈判问题专家布里吉特·斯塔奇(Brigid Starkey)所指出的：“两方谈判的模式更熟悉也更容易驾驭。谈判桌上额外参与者数量的增多会增加谈判的复杂性。……因为谈判方数量由两个增加到多个，谈判过程本身的基本动力被改变了，……每一方都寻求不同的谈判结果，每一方都对谈判有着不同程度的紧迫感，谈判被延误甚至以失败告终的可能性便增大了。”⁵¹

事实上，降低多边谈判复杂性和难度的手段之一就是让谈判主体形成联合(coalition-building)，而非对其进行分割。⁵²俄罗斯起初主张只与美国一国进行谈判，因为在俄方看来，更多国家的参与将使谈判“适得其反”。⁵³但美国则声称“不准备越过欧洲盟友去讨论北约东扩之事”，坚持要求扩大谈判主体的范围，并称“如果没有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直接参与，讨论他们的未来和政治立场是没有意义的”。⁵⁴由此可见，俄罗斯与美国在谈判主体的“联合”还是“分割”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即便如此，俄方还是顺应了美方的主张和要求，选择继续推进谈判。俄罗斯此举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在美国提出主体分割要求，即将更多的欧洲国家纳入谈判之后，俄罗斯选择了接受美方要求，继续并分别与三个行为体开展谈判，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被动妥协，而是存在顺势而为的考虑。具言之，如前所述，在俄乌问题上，法德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存在可能的协议区，即避免俄乌爆发冲突，以和平手段解除俄乌问题对欧洲的威胁与影响。然而美国则不同，在诊断阶段，美国与俄罗斯几乎不存在可能的协议区；在处方阶段，美国划定的协议区与俄罗斯的预期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同意将欧洲国家纳入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法德等国与美国之间实现谈判立场的相互影响，推动美国谈判立场的让步或转变，进而扩大与俄谈判的协议区。

不难看出，美国要求将谈判主体进行分割的借口及行为本身反映了其对谈判的消极态度和预期。与之相反，俄罗斯顺应美国主体分割要求并继续推进谈判的行为显然抱有扩大协议区、提升达成协议可能性的积极期待。美俄之间在谈判态度上的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达成谈判协议的难度。

就谈判结果而言，不论是2022年1月9—10日在日内瓦与美国的谈判，还是12日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的谈判、13日在维也纳与欧安组织的谈判，皆未达成协议，最终陷入了僵局。而且，对比谈判前后各方的表态(见表2、表3)可以发现：谈判前，虽然各方对于达成最终协议的预期有限，但对于以外交手段缓解或解决危机始终抱有一定期待；然而谈判发生后，各方对于达成协议的预期基本丧失。更为重要的是，各方对于外交手段的有效性逐渐不抱期待，相应地，对于爆发冲突的预见性则越来越强。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谈判陷入僵局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双方都不愿从自己的初始立场向协议区做出让步。事实上，美国提出的方案(即双方通过谈判达成有关军备控制、提高军事活动透明度、减少导弹部署、限制军事演习等军事技术层面的协议)距离俄罗斯的预期相差甚远；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甚至可能不算是一个有效的协议区。换言之，美俄之间的谈判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协议区，即不存在达成协议的基本前提，所以谈判没能达成协议似乎也在预料之中。正如前美国国务院雇员、兰德公司研究员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所指出的，美俄谈判能且只能在两种情况下取得进展：要么俄罗斯放弃极端强硬的要求，要么美国满足俄罗斯的部分要求。⁷⁴从谈判前后双方的表态不难看出，美俄双方始终都没有单方面让步的意愿。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谈判陷入僵局的深层原因或许在于，双方都坚持竞争性的谈判战略。布里吉特·斯塔齐将谈判战略区分为竞争性谈判与协作性谈判，前者是指谈判方在某一具体情境之下只认定一种所期望的结果并拒绝做出让步，后者指谈判方可以确定共同利益并将其作为对话基础。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和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是竞争性谈判的典型例子，而基于利益的讨价还价、第二轨道外交、第三方调停是协作性谈判的主要形式。国际体系的无政府属性催生出的“相对收益”或“以邻为壑”观念，在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谈判舞台上的民族国家频繁地采取竞争性谈判战略。相较而言，协作性谈判更多地发生在高度相互依赖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⁷⁵美俄双方明显采取的都是竞争性谈判战略：美国坚持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即只认定一种所期望的结果，完全拒绝让步或考虑其他选择；俄罗斯则坚持强制外交，即将武力威胁或有限使用武力作为谈判手段。竞争性谈判会给谈判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使得谈判通常呈现出以下结果：(1)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危机持续；(2)谈判达成有限协议，但过程冗长且成本高昂；(3)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但同时也埋下了下一场战争的种子。由此可见，美俄两个谈判方表现出的强烈的竞争性谈判姿态其实背离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初衷。⁷⁶

综上，通过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发生、发展、结束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做出如下论断：就谈判的发生来看，预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极小；就谈判的发展来看，主体的分割加大了谈判难度；就谈判的结束来看，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如此，便分别引发了三个相关问题：既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极小，俄罗斯为何要积极推动谈判？既然主体分割加大了谈判难度，俄罗斯为何会坚持参加主体不同的三场谈判？既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俄罗斯在谈判中得到了什么？这三个具体的事实困惑共同构成本文尝试回答的核心问题——俄罗斯为何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下文将对此做出具体回答。

前文通过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发生、发展、结束过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俄罗斯为何要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从信息测试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本文认为，俄罗斯推动和参与谈判是为了在谈判过程中测试特定信息。总体而言，俄罗斯想要通过与西方国家进行谈判测试的信息主要有：第一，强制外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第二，就解决俄罗斯的安全保障问题而言，外交手段是否可行以及军事手段是否必要？第三，西方国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是否协调？第四，西方国家是否承认并尊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⁷⁷

强制外交，即使用威胁或有限武力来说服对手停止做某事或消除已进行的某项行动所产生的影响。⁷⁸从字面来看，强制外交的概念似乎内含矛盾，即强制与外交看似是相互排斥的两个选项：强制往往依靠的是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即“大棒”)，目的是迫使对方违背自身意愿行事；外交则依靠的是对话、保证和诱制(即“胡萝卜”)，目的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并建立友好关系。但若考虑到强制外交的目的——通过对对方施加影响以避免战争，而非击败或控制对方以赢得胜利，这一概念中的“矛盾”之处似乎就变成了“统一”。⁷⁹托马斯·谢林或许对这一概念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解释：“造成伤害的实力就是讨价还价(谈判)的实力。”(The power to hurt is bargaining power.)⁸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俄奉行强制外交的结果。⁸¹

具体来看，在与美国开始谈判之前，俄罗斯在俄乌边境进行了大规模军事集结，引发了北约对俄乌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正是在不断向边境增兵、地区局势看似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俄罗斯公布了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并向美国和北约提出了对话要求，最终顺利与美国、北约、欧安组织开展了三场谈判。正如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描述的：“俄罗斯一边向西方国家发出外交邀请，一边在边境集结军队，……一边拉着西方国家进行谈判，一边又带着枪并将其放在了谈判桌上。”⁸²不难看出，美国能够坐上谈判桌并与俄罗斯讨论俄方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强制外交起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俄美谈判的开展本身就是俄罗斯强制外交策略取得部分成功的体现。当然，一方面俄乌危机发酵日久，且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欲要短期之内在谈判桌上解决危机存在一定困难⁸³；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俄罗斯与美国在谈判中各自坚持竞争性的谈判姿态，皆拒绝单方面做出让步，最终导致三场谈判“无果而终”。这从侧面说明，俄罗斯采取的强制外交虽然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成功推动美国同意对话并参与谈判，但其作用相当有限，即未能改变美国在谈判中的竞争性姿态和强硬立场，谈判最终陷入僵局。

从信息测试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想要测试的信息是：强制外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对此，俄罗斯采取的行动是：一边在俄乌边境进行军事集结，一边向西方国家发起对话要求和谈判邀请。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的反应是：同意与俄对话并与俄连续开展三场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坚持竞争性姿态和强硬立场，拒绝让步，致使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并陷入僵局。俄罗斯针对西方国家的反应做出的解读是：西方同意与俄开展谈判意味着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强制外交的影响；西方在谈判中立场强硬、拒绝让步，意味着俄的强制并不足以改变西方国家在谈判中的决策行为。据此，俄罗斯得到的信息是：强制外交对西方国家有一定的作用；强制外交就改变西方国家谈判立场而言作用有限。

苏联解体至今，北约前后推进了五次东扩，反复试探、压迫和侵蚀俄罗斯的安全边界与地缘利益。可以说，《北约—俄罗斯基础法案》名存实亡。2008年4月，在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更是提议要推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进入2021年以来，俄乌危机持续升级，美乌互动更加频繁，美方重提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危机感更加强烈。因为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若加入北约，将变成北约军事设施部署的前沿阵地，使得北约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程度成倍骤增。出于这一紧迫的安全担忧，俄罗斯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安全保障对话要求，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让西方提供关于停止北约东扩、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保证，并顺利迫使西方国家坐上了谈判桌。

此后，虽然与西方国家连续开展了三场谈判，但俄罗斯对于谈判结果的预期始终相当有限。首先，在俄罗斯看来，经过与北约的长期互动，诸如两次车臣战争、摩尔多瓦冲突、俄格战争与乌克兰危机后，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已严重受损。尤其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认为己方“履行了包括从德国、东欧国家撤军和解决冷战后遗症在内的所有义务，而且不断提出与北约开展合作的各种方案，包括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和欧安组织—俄罗斯理事会”，但北约却“一面打着和平、防御的名义，一面将俄罗斯视为集体防御的目标对象；一面承诺不东扩，一面连续五次扩张甚至企图推进到俄罗斯边界”。⁸⁴这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信任，使得俄方倾向于认为，即使与西方国家签署了有关限制北约东扩的协议，协议也是不可信的。⁸⁵其次，在美俄第一轮谈判中，因美方拒绝与俄讨论北约东扩问题，俄已经对谈判表现出了“悲观情绪”，认为与西方达成协议希望渺茫，美俄双方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没有理由继续坐下来“重新开始同样的讨论”。⁸⁶当然，事实也的确如此，随后的两轮谈判正如俄方所预料，并未取得任何进展。由此可见，俄罗斯对于与西方谈判及协议的基本认知是：首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极小；其次，即使达成协议，协议的可信度也不高。换言之，用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的可行性不强。

从信息测试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想要测试的信息是：就解决俄罗斯的安全保障问题而言，外交手段是否可行？对此，俄罗斯做出的行动是：明确提出北约东扩对俄构成安全威胁，推动西方国家与俄就此开展外交谈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的反应是：参与谈判，但拒绝讨论北约东扩这一俄方安全问题的关键症结。俄罗斯针对西方国家的反应做出的解读是：西方拒绝在谈判中讨论北约东扩意味着西方在根本上无视了俄的核心安全关切。据此，俄罗斯得到的信息是：用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不具可行性。此外，这一信息其实隐含了另一个与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等价关系的信息：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是否有必要？事实上，在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俄罗斯同时也在持续测试采取军事手段的必要性。具体来看，俄罗斯做出的行动是：在推进外交谈判的同时，释放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的语言信号，声称“若俄的核心关切得不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安全担忧得不到有力保障，俄将诉诸军事手段”。相关表态如“俄罗斯有权并准备采取军事和技术措施”“俄军事专家正向普京提供军事选项”“俄不排除在古巴和委内瑞拉部署‘军事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消除国家安全面临的不可接受的威胁”“俄罗斯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也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和平”⁸⁷，等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的反应是：一方面表示意识到了俄罗斯诉诸军事手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拒绝回应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并持续大肆渲染俄将像克里米亚事件一样再次“军事进攻”乌克兰的威胁。⁸⁸俄罗斯针对西方国家的反应做出的解读是：西方虽然意识到了俄采取军事手段的可能性，但非但不积极降低反而高调渲染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西方无惧于俄采取军事手段，军事冲突的最终爆发或许不可避免。据此，俄罗斯得到的信息是：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不仅是必要的，或许也必须这样做。

美国是北约东扩的积极倡导者与推行者。美国积极谋求北约东扩的直接原因在于防范和抵制俄罗斯。⁸⁹在美方看来，一个范围更广、实力更强的北约更有助于对日后可能重新崛起为一个倾向于超越领土边界、使用军事力量的“冒险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俄罗斯形成对冲。⁹⁰而美国这一策略根本目的则在于利用北约作为战略工具主导欧洲事务，巩固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⁹¹正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北约是连接美国和欧洲的主要纽带，是美国影响欧洲事务的主要途径，为美国在西欧保持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基础。”⁹²然而，对于是否要东扩，北约内部长期存在争议与分歧。首先，就美国国内来看，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早在1997年就明确称北约东扩将构成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most fateful error)，并警告称北约东扩会刺激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促进反西方倾向、阻碍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甚至滋生军国主义，从而促成东西方的新冷战和欧洲的再次分裂。⁹³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美国顶级政治家和战略家也对北约扩张持反对态度，包括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山姆·纳恩(Sam Nunn)、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保罗·尼策(Paul Nitze)以及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等。⁹⁴

其次，欧洲国家内部也存在明显反对北约东扩的声音。反对的理由大致有：(1)成员国的增加可能提升北约内部达成共识的难度，尤其是削弱北约第5条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使其变成一个宣言性强于实际性的国家间政治协会而非军事组织。(2)扩大北约将严重削弱非北约成员国的安全感，从而导致更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有恐俄情绪的中东欧小国向北约谋求安全保护。(3)即使是有限的扩张也将大幅提升现有成员国的安全成本，即军费开支。(4)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欧盟的扩大也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北约的扩员既不合适，也无必要。(5)最重要的是，北约的东扩行为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敌对反应，从而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即造就一个充满敌意、企图报复和分裂欧洲的俄罗斯。这一过程将极大恶化而非改善欧洲国家的安全现状。当然，尽管北约内部对于是否东扩存在上述争议与分歧，但现实情况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已实现了五轮扩张。而且，美国既已做出了扩大北约的承诺，若无法兑现此承诺，将严重损害美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国际信誉，同时也将极大鼓舞俄罗斯崛起和扩张的决心。因此就美国在北约东扩中的利益而言，“后退”的成本要远远高于继续“前进”的成本。⁹⁵所以，在美欧内部，是否要将乌克兰纳入北约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因此，俄罗斯想借谈判来测试西方国家在俄乌问题上立场一致性与行动协同性的程度。

具体来看，俄罗斯想要消减的不确定性是：西方国家在俄乌问题上立场与行动是否协调？对此，俄罗斯做出的行动是：向西方国家提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安全保障要求，并明确表示这是俄罗斯的安全红线，若越过这条红线，俄将采取不计后果的措施。针对俄罗斯的这一行动，美国做出的反应是：明确拒绝俄提出的安全保障要求，即坚称俄无权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同时加强对乌军援。反观欧洲国家，一方面，绝大多数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一直都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更不愿卷入俄乌危机。事实上，早在2008年美国首次提出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时，北约内部就出现了明显分歧。法德等西欧国家以乌克兰政治不稳定、格鲁吉亚陷入战争、避免与俄对抗为理由坚决拒绝乌、格加入北约。⁹⁶另一方面，俄乌问题的发展走向直接关乎欧洲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所以，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欧洲国家对于俄方要求的表态更加谨慎。就德国而言，其对俄乌问题的表态在美国看来模糊不清且表里不一，如在公开场合与美国保持一致，在闭门会议上却大谈“尊重普京”“克里米亚不会回归乌克兰”等，甚至拒绝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并阻止爱沙尼亚向乌运送德制武器等。总的来看，德国在俄乌问题上立场和行动的主要参考点并非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行动，而在于维持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⁹⁷相较于德国，法国在俄乌问题上的表态更加直白，如马克龙坚称，在事关欧洲安全的问题上，欧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只是与美国协作，大声疾呼欧盟应抛开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开展对话并达成安全协议，确立新的安全与稳定秩序。⁹⁸此外，法国政坛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表态，甚至有人提出法国应借俄乌危机之机退出北约的主张。⁹⁹

由此观之，当美国试图领导和“团结”西方建立对俄“统一战线”时，法德等国的立场和行动表现出了明显的偏离。总的来看，对于俄罗斯的行动，法德等欧洲国家做出的反应与美国有所不同，表态更加谨慎，未明确支持乌克兰，极力避免激化和卷入俄乌危机。俄罗斯针对西方国家的不同反应做出的解读是：美国坚称俄罗斯无权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同时加强对乌军援，这意味着美国更倾向于“激怒”俄罗斯并催化俄乌危机；欧洲国家表态更加谨慎和模糊，意味着其更倾向于避免俄乌危机的激化和升级。据此，俄罗斯得到的信息是：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立场不一致与行动不协同。

体系中他国对一国的经济、军事、文化、人口、政治及外交等价值属性在体系中排名的共有信念构成该国的地位。不难看出，地位概念具有主体间性特征，即自我地位的获得需要他者的承认。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一般追求两种形式的地位：一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即主权国家的地位，这是许多次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主要追求的地位形式；二是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即大国的地位。获得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主权国家往往最终会寻求成为体系中的大国。这两种意义上的地位都需经由体系中其他行为体的承认才能获得。虽然不同的国家可能会在某一特定国家的地位排序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对某一时期的大国地位归属拥有普遍共识。¹⁰⁰标志大国地位承认的特定话语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由特定历史时期内定义大国身份的规范、制度和实践所决定。规范和制度通常会内化于实践之中。所以，通常情况下，一国可通过遵循定义大国身份的实践来寻求大国地位承认。一般而言，与大国地位承认相关的实践主要有：话语权、军事实力、势力范围。对一个寻求地位承认的国家而言，若其拥有独特的话语权、领先的军事实力及一定的势力范围，并获得他国尤其是体系中的霸权国¹⁰¹的认可及尊重，即意味着该国所伸张的大国地位获得了体系中他者的承认。¹⁰²具体来看，大国话语权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一国有能力在事关整个国际体系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基于此，判断一国是否拥有大国话语权的主要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与其他大国就国际秩序相关问题进行共同协商的资格。领先的军事实力即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政治干涉并维护其全球利益。势力范围是指一国在其中发挥支配性影响力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支配性大国可以塑造附属国的内政、限制附属国的外交。¹⁰³

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寻求大国地位承认的国家。苏联解体使俄罗斯遭遇了深刻的内部和外部身份危机，内部身份危机主要与其国内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再现所导致的认同的“无所适从”有关¹⁰⁴，外部身份危机则主要源于苏联时期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和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下落。因此，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陷入困境的深层根源之一在于双方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认知错位。俄罗斯自我主张是一个大国，但西方国家拒绝承认甚至蔑视俄罗斯主张的大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持续的地位蔑视激发了俄罗斯长期的承认斗争。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俄罗斯国内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其对于恢复大国地位的承认斗争也更加频繁。例如，2001年美国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后，俄罗斯以“西方反恐战争伙伴”的身份积极与美国展开反恐合作，如与美国分享反恐情报、允许美国飞机使用俄领空、默许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等。然而，俄罗斯此举并未换来美国的地位承认，相反，小布什政府的相关实践充满了对俄的地位蔑视，尤其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与“颜色革命”中。从伊拉克战争来看，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并未与俄罗斯协商，这一来有损俄罗斯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二来是对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地位的不尊重与蔑视。从“颜色革命”来看，美国在后苏联空间谋求政权颠覆与“和平演变”的行为尤其被俄罗斯视为对其势力范围的“羞辱性干涉”(humiliating interference)，是对其大国地位的严重不尊重与蔑视。¹⁰⁵

俄罗斯针对美国对其地位蔑视的反击在2008年的俄格战争中得以集中爆发。俄罗斯认为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格鲁吉亚的挑衅，而在俄方看来这背后则是美国及整个西方对其大国地位的蔑视。¹⁰⁶通过俄格战争，俄罗斯向西方国家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即俄罗斯不希望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不希望其成为西方部署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反俄据点。而这一信号背后的基本逻辑也非常清晰。大国对于边境线上的潜在威胁非常敏感，例如美国也绝不会允许其他大国在西半球部署军备，更不会允许诸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周边国家加入其他大国的阵营。¹⁰⁷因此，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干预主要是为了伸张和显示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俄格战争因此可被理解为一种俄罗斯面向西方国家出于地位伸张目的而进行的承认斗争。除此之外，2014年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危机并兼并克里米亚、2015年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等行动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为地位承认而斗争的意涵。

按照上述逻辑，北约持续东扩对俄罗斯而言不仅是一种安全威胁，也是一种地位蔑视。正如前文所述，与大国地位相关的承认实践主要有话语权、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一个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只有在拥有独特的话语权、领先的军事实力和不被侵犯的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他者对其所伸张的大国地位的承认。美国企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行为实则是对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直接侵犯和极大不尊重。因此，北约是否承诺不吸纳乌克兰实则是西方国家是否承诺尊重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即是否承认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问题。从地位与承认的角度来理解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谈判中的信息测试，可以发现，俄罗斯想要消减的不确定性是：西方国家是否承认其大国地位？对此，俄罗斯做出的行动是：向西方国家澄清乌克兰属于俄的势力范围，要求西方国家尊重并停止侵犯其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的反应是：拒绝做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承诺，即无视俄方提出的关于尊重和停止侵犯其势力范围的要求。俄罗斯针对西方国家的反应做出的解读是：西方无视俄提出的势力范围要求，意味着西方不愿尊重作为大国地位表征的俄的势力范围。据此，俄罗斯得到的信息是：俄罗斯所追求的大国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蔑视而非承认。¹⁰⁸

综上，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谈判过程中的信息测试过程如表4所示。

通过上述测试过程，俄罗斯获得了以下信息：(1)强制外交对西方国家有一定的作用，但就改变西方国家立场而言作用有限；(2)用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安全保障问题不具可行性，采取军事手段不仅是必要的，或许也必须这样做；(3)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立场不一致与行动不协同；(4)俄罗斯所追求的大国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蔑视而非承认。

很显然，上述信息的获得对俄罗斯的后续决策和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俄乌冲突在2022年2月24日的全面爆发其实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后续。俄罗斯在谈判中经由测试获得的信息与这一后续的发展方向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第1、2、4条信息论证了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第3条信息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俄军事行动的可行性。就必要性而言，一方面，北约东扩尤其是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迫切的威胁，而且外交手段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安全保障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行为背后暗含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蔑视。所以，无法解决的安全保障问题，加上遭遇蔑视后的承认需求，共同推动俄罗斯最终选择采取军事行动。就可行性而言，虽然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受制于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难以与一个“团结一致”的西方国家集团相抗衡。因此，一个稍显“分裂”的美欧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俄罗斯在发动军事行动后可能面临的政治攻讦、经济制裁、军事反击等各方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手段的后果将在预期可承受范围之内。

俄乌冲突的突然爆发吸引了舆论界乃至学术界的众多目光，使得冲突前俄罗斯与西方开展的三场看似“徒劳”的外交谈判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但三场谈判真的是“徒劳”的吗？谈判本身及其开展过程是否与后来冲突的爆发存在关联？在这一困惑的推动下，本文集中关注俄乌冲突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三场谈判，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俄罗斯为什么要密集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三场谈判？提出和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助于将当前军事冲突背景下被忽略的外交谈判重新拉回人们的关注和研究视野，进而广泛探索谈判为何失败、冲突如何爆发以及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为日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提供理论参考。其次，在国际形势持续恶化、地区冲突不断加剧、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提出和回答上述问题也可为中国在当下及将来应对类似情况提供些许政策启示。例如，在做出特定行动前需意识到信息尤其是隐性信息的重要性，为获取隐性信息可采取一定的测试行为，在开展外交谈判时需审慎分辨对手的真实动机与目的等。

此外，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本文对国际谈判过程理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拓展，提炼出一种可用来分析国际谈判的信息测试视角。事实上，正如前文在界定信息测试概念时所举实例显示的那样，国际政治现实中存在大量信息测试行为。换言之，信息测试不仅可以分析国际谈判这一特定的国家间互动行为，还可以分析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间互动行为。这一视角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关键在于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而有助于消减不确定性的信息本身就构成一种稀缺资源，因此获取信息或辨别信息无疑就成了国家开展国际谈判等相关行动的重要动机之一。然而，截至目前的理论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强调生存与安全、权力、财富、承认与尊重等概念对国家行为的驱动作用，较少系统、明确地研究信息之于国家交往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对俄乌冲突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谈判分析所提出的信息测试视角，或许有助于从侧面揭示信息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联，从而推动国家行为的信息理论或视角进一步发展。

最后，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至少还存在三点局限：其一，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探索型而非验证型研究，即主旨在于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尝试提炼出新的观察视角，至于这种视角是否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仍有待于更多的案例予以验证。其二，正如国际谈判过程理论所显示的，学界对于国际谈判的动机和目的存在多种层次和维度的分析，本文只是选择了信息视角来分析俄罗斯谈判的动机和目的。由于国际政治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国家意图认知的困难性，并不能排除俄在谈判中存在其他动机和目的的可能性。换言之，信息测试只为“俄罗斯为何推动和参与与西方国家的谈判”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不排他的解释。因此，这一问题或许仍存在解释空间。其三，在分析俄罗斯在谈判中的信息测试时，本文具体阐述了四点特定信息的测试过程，之所以提出此四点而非其他，主要原因在于本文以俄罗斯为研究站位，以俄方利益和目标为思考起点，观察和分析俄与西方在谈判过程中的整体互动行为。毋庸置疑，囿于资料和时间，本文的分析无疑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排除俄罗斯在谈判中还试图测试其他的信息。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材料解密或事实依据更为丰富后予以补充或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