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斥宿命论的历史长河中，战略不确定性就像划过夜空的闪电难以捉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呈现“进攻崇拜”的潮流和对战争的美学升华，认为如果低估武器碰撞的诗意和浪漫，是精神上懦弱和想象力贫乏的表现，战争是消除一切不确定性的出路，但“防御占优”和消耗战模式主导了战争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防御崇拜”却被纳粹的闪电战摧垮。苏联认为纳粹德国在完全战胜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但德国却推出甘冒两线作战风险的“巴巴罗萨计划”。里根时期，美国预期与苏联冷战还将持续数十年，但冷战却突然终结。

国家应对潜在威胁时过于谨小慎微，就可能无法及时干预以平衡威胁；对威胁反应过度，又可能招致没必要的冲突；对一个地缘方向的威胁投入过大，会影响到在其他方向的投射力量，例如小布什政府介入中东反恐战争，影响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进程。随着核恐怖平衡、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21世纪的国际安全秩序呈现更多的不确定性。²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是否应该延续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能否在战略理性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关乎中国崛起成败。

不确定性的提升类似物理学的熵增，后者通常意味着秩序的混乱。封闭系统从有序向无序的自发过程中，随着熵的增加，体系约束减弱，无序特征开始增加。任何系统都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导致系统出现不稳定的正反馈机制经过一定演化后也可能变为有助于系统稳定的负反馈机制。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与绝对的等级制只是理论建构的理想场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相对性，应遵循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

战略的关键特征在于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³ “战争中摩擦是无所不在的，甲方的摩擦对乙方构成可供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摩擦增加了偶发性事件的生成。”⁴没有什么公式可以为政治家带来一种确定性以消除一切风险。⁵大国面临战略不确定性，既要担心反应过度，又要担心反应不足，适度措施在理论上可行，实践上不容易做到。国家如果等待战略不确定性降低后才开始行动，就可能失去了将不确定性转变为收益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范式都强调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⁶大战略的挑战在于目标与手段匹配的实际操作难度、国内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平衡、利益与威胁界定的有限理性，从战略计划到战略行动如何保持连贯性与应对不确定性的动态变化性。⁷各层次战略的逻辑性从领导人层次到之后的贯彻过程是越来越弱的，实际影响力却越来越强，这让从战略思想到战略计划、再到战略行动的传导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

有学者认为国际机制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但其用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意图不确定的功能并没有让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困境得以彻底缓解。⁸以联盟—安全困境为例，国家是否选择结盟，以及国家是选择双边同盟(安全收益较低但制度化风险较低)还是多边联盟(安全收益较高但制度化风险较高)，本身就面临不确定性考验。从危机稳定的角度来看，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核战略，是双方更确定彼此意图还是保持适度非理性化特征更有助于实现威慑成功？无论是常规威慑还是核威慑，其效率取决于战略力量和战略决心两个要素，那么国家是否应以看似非理性的恐吓来达成理性目标？军备竞赛到底是不信任和紧张的动因还是结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尚存争议。

本文假设国家面对不确定性都会秉持战略理性，即大国不会在同一时期对权力投送能力可达空间的所有大国同时主动宣战，且自愿陷入高强度的军备竞赛、联盟对抗和战略实力竞争之中。不确定性并不排斥战略理性，后者是一种决策进程与行动逻辑的理性，而不是关乎客观战略效果的理性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国家是基本理性的，而不理性的行为会受到体系的惩罚。⁹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知道它是领先还是落后于它的对手或是与它的对手持平，那么即使是满足现状的国家也可能选择超额保险。战略理论注重逻辑自洽与假设证明，战略实践强调简单直接的可行操作。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对民主输出的执着追求导致战略大失败，而美国决策者更注重如何贯彻实施自由主义大战略。

目标合理的行动与非理性行动之间的界限是不确定的，看似理性的决策可能导致风险化取向，增加不确定性。这可能源于对方的理性研判标准与己方存在区别。不确定性区别于错误知觉：不确定性反映的是国家实际获得的信息，错误知觉则是由国家对可获得信息的错误评估造成的。¹⁰作为理性决策者，斯大林和罗斯福难以理解德国和日本的突袭，尽管他们都提前收到预警，但拒绝相信事情真的会发生，因为美苏卷入战争会大大降低法西斯国家获胜的可能性。

前景理论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力要高于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¹¹风险概念的引入，可以补充前景理论的不足，风险意味着损失前景，不确定性则有可能出现收益前景。本文探究的是相对的战略不确定性(即存在一定的确定性信息)，它属于完全不确定性与决定论确定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按照贝叶斯决策的风险逻辑，决策者可以利用期望值作为决策准则。¹²将战略不确定性的提升误判为风险提升是理论与实践的常见错误。

从测量方法来看，风险是一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往往与概率有关(如战争爆发、军备竞赛升级等)。从应对措施来看，风险可以管控(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战争风险化解)，而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无法消除的(如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恐惧感)。从战略效果来看，风险主要关系到对本国战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一般是导向负面的不利结果(如崛起进程中断、陷入经济危机等)；不确定性可以演变为风险，也可能转化为收益。¹³

本文将战略不确定性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基于实力、决心等要素，彼此建构的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战略互动环境，尽管战略不确定性还可包括主观不确定、战略执行过程的不确定以及博弈过程的不确定，但后三者可被看作由客观的战略不确定性对安全困境的非线性因果机制的呈现。¹⁴对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研判，有助于确认外部威胁和机遇，找出自身实现战略目标的优势和劣势，使目标与能力匹配。战略对手之间的身份主要基于关系身份，由于本文主要讨论战略对手之间的安全困境，因此本文对战略不确定性的考察较少涉及友好关系，通常较好的情况是非敌非友，大国对首要战略对手的确立难以实现化敌为友。

战略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可以形成若干因果链条，即使是全面修正主义国家也会考量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它与挑战对象之间未必存在安全困境，而可能是螺旋冲突模式。比如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欧洲争霸、希特勒德国与采取绥靖政策的英法等国，虽然仍存在彼此的安全焦虑，但安全困境并不能起主要作用。学者对安全困境的类型化分析有很多，包括联盟—安全困境、贸易—安全困境¹⁵、实力—安全困境、防御困境等。安全困境的阐释主要有两类条件假设，即结构性条件(无政府状态)和进程性条件(战略互动、信息传递、重复博弈、战略文化与心理等)，结构性条件将安全困境塑造为客观现象，进程性条件影响了安全困境的烈度。¹⁶

对于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与运行机理，已有文献从体系结构、战略互动、战略动机等角度进行了剖析。¹⁷关于安全困境的存在条件，很多学者都强调侵略意图与安全困境是不相容的，后者需要意图的不确定性，认为贪婪国家是国际冲突的关键来源，安全困境并非真正存在，进攻—防御理论是有缺陷的¹⁸；还有观点指出，安全困境只存在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当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时，安全困境能够解释的国际冲突是稀缺的¹⁹。安全困境并没有排除国家间合作，当合作带来收益而不合作成本高昂时，或者当防御优于进攻且进攻与防御可区分时，安全困境的负面影响都会被限制。²⁰也有观点批评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维持现状的战略偏好，认为存在为了寻求扩张性收益而选择追随强者的“豺狗”型国家，以及不满体系现状的强大的“狼”型国家，因此现状偏好的安全困境分析是不合理的。²¹还有观点指出，只有出现螺旋模型才能视为安全困境存在的重要信号，在与霸权国的互动中，崛起国的策略选择是否符合螺旋模型的预期，取决于双方的战略互动是否真的受安全困境机制的驱动。²²

从历史角度看，战略不确定性对安全困境的影响机制复杂，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或较低都可能导致冲突/合作。希波战争后，波斯帝国从军事征服战略转变为隔岸平衡战略，这让它变得更具不确定性，间接放大了希腊世界权力转移的负面效果。拿破仑一世法国在欧洲扩张，但由于前五次反法同盟的失败，英国在欧洲的一些盟国对与法国作战的悲观前景确定不疑，而这种确定性本可有利于法国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以更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

近代英国在欧陆没有固定的同盟或敌人，而是根据权力分布与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保持相对的战略不确定性。俾斯麦德国在完成统一后，给其他列强释放的确定性战略信号就是德国不会在欧陆有进一步领土野心，也不会挑战英国的海上主导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特勒让英法苏三国都对德国的不确定性战略抱有某种幻想而没有结盟。冷战初期，以长电报和NSC68号文件为战略信号，美国对苏联威胁的确定性认知逐渐提升，对苏联从政治遏制转为军事遏制，从要点防御转为周线防御。在冷战中期，美苏构建了战略稳定机制，但学界仍在争论这究竟是受惠于美苏对彼此实力和决心的确定性认知，还是不确定性认知。既然历史上的案例中关于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何者有助于合作存在矛盾，那么就意味着在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之间的因果机制仍存在其他变量发挥作用。

本文认为，外部战略环境尤其是侧翼大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在制衡的逻辑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其他大国的制衡或战略反制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机制，并不完全受到体系变量的约束。本文聚焦的问题是：战略不确定性如何塑造大国博弈中的安全困境，矩阵分析如表1所示。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指标界定为非敌非友/竞合关系，两国之间互为竞争对手但不排除合作因素，类似建构主义中的洛克文化。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低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即盟友关系/朋友关系、敌对关系/战略竞争主导的关系，前者可视为康德文化，后者可看作霍布斯文化。

现有的状态和未来的状态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因果的逻辑结构，情景分析主要运用在中长期远景与中高度不确定性中。²³历史类比的直觉经验分析有时要比统计分析更能解释战略行为。²⁴过程追踪是通过展现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机制的运行，验证理论和假说²⁵，主要分为理论检验型过程追踪、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和解释结果型过程追踪²⁶。考虑到战略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之间存在经验相关性，本文选择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作为研究方法。反事实推理作为过程追踪法的重要工具，帮助研判安全困境是否必然出现，以及影响其发生或未发生的因果机制和系统影响，着重对动机和目标进行分析。²⁷

国家通常希望将对外部战略环境的模糊认识转化为清晰认识，但在确认过程中所采取的战略行动可能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此时的战略冒进很可能透支有限的战略资源，战略保守则可能导致核心利益受损。当相关信息最为匮乏时，能够自主决策战略选项范围较大，而随着信息清晰度逐渐提高，战略选项趋于狭窄，战略试错的回旋空间也较小。战略竞争的维持是双方通过发出威胁迫使对方做出较大让步和试探对方底线，当竞争中出现不确定性时，对手会尝试发出战略信号，表明他们仍致力于采取旨在改变与对手现存关系的军事行动以获得所期望的收益。对手很难识别使用威胁或使用武力的目的到底是维护现状还是煽动紧张关系。当一国怀疑对手可能不愿承担竞争成本时，就有动力发出威慑信号，向对方展示自己承担竞争成本的能力和决心，迫使对方让步。即使一国充分认识战略不确定性的环境因素，也可能由于对手的非理性反馈，或对方与本国的理性逻辑存在偏差，从而产生预期之外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即使本国出现了战略决策或行动失误，战略效果也要取决于与对手相比谁的失误更少。

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可能起到缓和冲突的积极作用；在权力转移与地缘政治竞争烈度加深的情况下，战略对手之间的不确定性开始减弱，对彼此出现根本性战略调整的希望完全破灭，反而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增加。战略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国家战略犹豫。当互动环境是敌对关系或友好关系时，国家对目标设定和手段选取标准是相对确定的。当互动环境处于竞合状态时，国家在目标与手段的权衡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整体来看，对手之间互动环境的战略不确定性会对生成安全困境产生重要影响：第一，战略博弈可能由于第三方因素或重大国际危机而呈现偶然性升级，冲突可能呈现系统性扩散。第二，可能出现过度反应甚至极端反应，进而导致更高层次的报复升级。第三，威慑、威逼或强制性外交等战略行动可能无法充分生效，会出现低估对手实力或决心的情况。第四，大国之间开展的是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并不存在清晰的红线帮助甄别，其他国家对大国战略行为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可能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缺乏一致性。战略不确定性较低意味着双方的敌意螺旋上升，反之则是敌意螺旋下降。本文提出，当下述三个指标中有两个以上都更具有不确定特征时，可视为对手所处的战略互动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特征；反之则是不确定性较低。

极的数量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成反比。在缺乏挑战者的单极体系中，单极强国通常只能塑造假想敌，评估未来可预期范围内的战略对手出现，也可能陷入过度扩张或寻求优势扩大化的霸权地位，反而加速战略对手的形成，或让原本只是有局部冲突的对手与本国进行全面地缘政治对抗。在稳固的两极体系中，因为缺乏第三方强国对两极构成充分挑战，通常比较容易塑造战略对手。但在特定条件下，两极之间也可能为了应对第三方的修正主义倾向而选择某种战略联合，但这种联合多半难以实现协调，反而给予第三方国家实现对冲战略的机遇期。

在多极体系中要比两极体系下更不容易确认首要战略对手，两个战略竞争对手针对彼此的战略调整，也可能导致第三方国家出现安全焦虑。当面临多个对手时，国家会因结构压力而选择战略收缩，与其他对手和解以专注于最突出的竞争对手。国家也可能依据对手拥有多个外部威胁的事实推断出对手用于维持两国竞争关系的军事资源少于其全部可用的资源。随着对手树敌增多，一国更有可能向对方发出强制性威胁。如果战略对手之间形成相对僵化的同盟体系，缺乏灵活性，则多极体系趋向两极联盟化，此时不确定性较低。

对威胁认知的判定需要地缘政治工具²⁸，世界历史中存在经典的海陆对抗逻辑：内陆的大陆民族试图抵达并跨越海洋，航海的大洋民族努力加强对陆地的控制，且主要是大致位于纬度30～60度之间的温带地区²⁹。地缘政治首先应是关于如何实现战略守成的学问，当扩张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削弱国家实力增量空间，让实力存量空间也受到威胁。地缘政治学不是地理决定论，英国作为地理上的岛国，数百年时间里在大陆派与大洋派之间挣扎，这反映在海洋心智的辉格党与大陆型的保守托利党的党争之中。³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权力中心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相对地理位置会影响不确定性带来的敌对程度。两个大国的地理距离越邻近越容易增加摩擦和确定性的敌意，邻近的陆上大国就比海上邻国更容易因边疆领土争议陷入安全困境。侧翼体系位置就比中心体系位置可以保持更多的不确定性优势，前者相比后者更不容易陷入两线作战。

体系中心国家容易汇集地缘政治影响力，正是因为它可能面对来自两个以上方向的战略包围风险。这种战略对手的多元性如果加上合理的防御性战略示善，也能让其他大国降低戒备。通常而言，海洋国家比大陆国家有更多的安全盈余。尤其是由于受到水体的阻遏力量，一个离岸国家更能接受地区陆上力量的崛起而非海上投送能力的提升，陆上邻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往往不确定性程度较低。当本国与战略对手的地缘政治冲突性质是海洋争端时，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高；如果与对手的冲突性质是陆地争端，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海洋空间具有全球通达性，针对另一国的海上战略力量部署也同样会威胁到第三方；但在陆地军备竞赛中，一国的陆上边防部署和兵力调配受交通通达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权力转移能够巩固战略竞争生成的结构性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必然陷入冲突。领导人是选择接受风险还是规避风险，也会影响权力转移的效果。权力差距与战争的类型相关，但与是缔造和平还是发动战争无关。³¹当权力转移速率较快时，就容易增大敌意合理化的可能性，双方的战略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当权力转移速率较慢时，可能会推迟制衡，不确定性特征凸显。在安全领域，军事力量只是手段，而能否缓和安全困境才是目标，如果一方的军事劣势带来了两国安全困境的整体好转，那么可以认为战略手段相对收益的不均衡带来了安全目标方面的绝对收益均衡。国家重视维护安全的手段是否出现相对收益的不均衡，主要是担心手段上的相对损失可能带来维护安全目标能力的绝对收益劣势。

军事权力与潜在权力的差距缩小，要比纯粹的经济权力差距缩小更容易诱发敌意的螺旋升级。一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力投入配比如果以费边战略的方式来升级，不太会激起体系制衡压力，反之闪电战则有可能导致敌对意图的上升。一个相对实力变弱的国家在冲突中将面临更高的成本，无法以与权力转移发生前相同的成本获得所期望的权力分配，因此更倾向于用升级竞争烈度的方式改变权力转移趋势。相对获益的国家有动力向衰退国家传递讯息，以期引导处于劣势的国家重新评估其维持竞争的意愿。权力转移的领域越偏重于军事安全领域，尤其是导致攻防平衡态势改变时，则越容易形成敌对关系。当防御有利且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可以区分时，有助于形成积极确定性的战略环境；防御有利但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不可区分，或进攻有利但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可区分，会为国家提供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战略环境；进攻有利且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不可区分，容易导向一个更具消极确定性的战略环境。³²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归根到底是要以行动为依托的，将动机与决心作为行动背后的观念驱动力。例如，建立与海上霸主实力对称的大型水面舰队，被认为是大陆强国对海上霸主发起挑战的重要信号。战略行动是塑造博弈环境的关键环节，包括结盟、竞争等国际冲突模式等，可能影响对军事力量的评估。³³大国的冲突升级总是以威慑/威逼作为主要形式，而在这两种策略失败后，大国才会选择更加极端的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等。因此，对手的战略行动是己方进行威胁评估的重要参照。对手是否有挑战或进攻本国的行动，能反映出该国的实力与决心。实力不确定性被视为一种状态，一个国家或其战略环境的特点会影响其实力不确定性的程度。对战略实力的运用方式也会影响到权力转移的趋势和效果，国家资源汲取与战略动员的地缘政治禀赋存在差异，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手中的资源快速转换成实际的影响力。³⁴

国家并不总是对权力转移趋势有正确的判断。³⁵国家未必会在冲突发生之初就选择饱和式攻击，而是倾向于选择战略试探行动来摸清对手的底线。当关于对手的决心评估是不确定时，实力评估只能让国家做出有限的战略反应，此时升级冲突的风险接受偏好较低，国家可能选择推迟制衡。由于决策者无法事先知道某个战略选项的所有后果，所有政治决断都被风险影响。³⁶例如，安全的二次打击能力可以消除核优势带来的额外政治利益。物质上的核差距很重要，而当物质上的核平衡高度对称或者高度不确定时，观念对国家危机决策的影响将会变得重要；反之则不那么重要。然而，即便在核平衡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信念仍会影响人们对弱国是否拥有可生存的二次核打击能力的看法。总之，物质上的核平衡并不是一切。国家通过对核平衡的假设、看法和信念，创造并塑造了核平衡及其意义。³⁷

国家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对付彼此的战略行动的节奏越快，意味着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越低，反之则较高。比如，双方采取的是激进路线还是渐进路线，是直接路线(强调实力较量来影响对手的观念)还是间接路线(通过影响国家的决心，进而导致其实力丧失作用)。战略实力的运用有逐步升级和同时投入两种路径，特定时段内，同时投入带来的压力比逐步升级更强烈。双方对战略实力的汲取存在内部制衡或外部制衡两种方式，如果只有内部制衡是更具不确定性的情况，大国战略竞争烈度相对有限；如果以外部制衡为主，通常会引起更多的联盟—安全困境，导致大国战略关系的整体恶化；如果是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的高强度并用，则意味着双方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关系完全具有确定性。决心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实力的影响，当对手的实力与自身基本一样或更大时，即使对手在上次冲突中做出过让步，国家通常也不会在新冲突中低估对手的决心。

古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论述不确定性时都相对忽略了恐惧变量，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将恐惧作为权力最大化逻辑的动因，但恐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并非必然陷入这两类决定论。³⁸恐惧感是国家重视威胁界定的重要根源。其悖论是自身可能因他者而产生深切的恐惧感，却无法理解他者因己身而产生的恐惧感。维持现状的国家可能把对方的缓和姿态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不冒什么风险就能够扩张。³⁹大国所采取的有限扩张是以不威胁本国安全现状为前提条件的，称霸目标也可以是为了缓和恐惧感，历史上的帝国扩张有时会产生“自我激发”的效果，大国通常会通过进一步扩张来保卫先前吞并的领土。⁴⁰拿破仑一世法国和希特勒德国作为全面修正主义国家，仍可能受到恐惧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会由于风险承担的赌注过大而扩大恐惧感。预期的恐惧和威胁感知之间有明显关系，当恐惧感上升时，国家倾向于过度解读来自他国威胁的细微证据。例如，杜鲁门政府夸大苏联军事威胁和开展周线防御。当威胁没有被感知时，即使面对很明显的客观证据，也很难动员防御资源，如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误认为德国在征服英国之前不会与苏联开战。

威胁预期则决定了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烈度。威胁预期主要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预期(权力最大化带来绝对安全最大化)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预期(权力克制带来相对安全最大化)。进攻与防御的预期本身没有对错之分，进攻未必代表风险承担，防御也并不必然与风险规避相联系。进攻性预期在某种情况下反而认为升级安全困境是一种风险规避，这是源于它权衡成本风险收益的对比，认为不升级安全困境的对抗烈度才是风险承担。反之防御性预期也是如此。但通常来说，进攻性威胁预期比防御性威胁预期更容易诱发安全困境的急剧升级。本国与战略对手之间的战略反馈虽然存在滞后效应，但当一方持续夸大另一方威胁时，另一方也通常会做针锋相对的处理。大国对彼此的威胁预期既可能出现自我实现预言，也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情况。自我实现的预言都是观念的主体间建构的产物，如霍布斯文化的敌对关系、洛克文化的竞争关系、康德文化的朋友关系等。自我否定的预言是指彼此知道将对方夸大威胁后的负面效果，在实际行动中对“修昔底德陷阱”进行风险规避，根据互动过程中的摩擦与合作修改原有的预期和行动等。

对威胁预期的考察包括三个相互作用的要素：双方战略目标匹配度、威胁紧迫度和应对威胁的战略态度。当战略目标相容度较低和威胁紧迫度较高时，应对威胁的战略态度倾向知觉警觉，进而形成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威胁预期。当战略目标相容度较高和威胁紧迫度较低时，应对威胁的战略态度倾向知觉防御，进而形成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威胁预期。在其他情况下，国家可能在不同领域对同一个战略对手采取进攻—防御组合式的威胁预期，当对手反馈更示善时，可能采取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反之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

国家战略目标的首要考量，是如何有效化解对本国安全目标/霸权目标构成的潜在威胁。当一国现状与战略目标差距越大时，只要在战略理性评估后认为在当下或未来有足够的战略实力，即使制衡风险很大，但当认为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而收益极大时，其也可能选择冒险战略。一国战略目标可能因外部战略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战略调试，例如，一个追求优势战略的国家在面临制衡压力时，也可能转而采取均势战略，反之亦然。国家不会片面地追求扩张权力、增进福利或提升威望，它将竭力寻求不同目标之间的最佳组合，但在实践过程中总是充斥着战略迷雾。任何国家都希望避免过度扩张，但何为过度，操作过程中很少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国家追求目标所需付出的成本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发生变化，往往导致国家行为随之变化。⁴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两个推行安全目标的国家相比，两个推行霸权目标的国家更容易陷入螺旋升级。

战略目标相容程度很低，可能意味着一方或双方试图以较快的战略节奏实现安全利益或扩张性利益；战略目标相容程度较高的情况是双方都适度放缓战略节奏，或者初始阶段是一方放缓战略节奏，随着双方战略稳定机制的确立，另一方将逐渐放缓战略节奏。当存在多个战略对手时，国家需要权衡哪一个战略对手的目标与本国的冲突性相对较小。当双方战略目标相容程度较高时，即使存在权力转移或地缘战略竞争，也可能会为了特定战略目标而选择战略合作，以应对第三方带来的更大威胁。如果两国战略目标有高度的相容性，那么双方在军事、贸易等领域的高度相互依赖将成为降低威胁预期的筹码。当战略目标相容度很低时，相互依赖度较高反而会带来悲观主义的威胁预期，导致现状与愿景的期望差距。当预期需求支持远大于实际需求支持时，这种不可接受的差距所带来的落差感就会导致敌意螺旋上升。⁴²关于双方战略底线与战略极限，应充分权衡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军事因素必须与预期的政治利益相结合，决策者将在和平的政治风险和开战的军事风险之间权衡利弊。⁴³

如果本国基于维持现状的目标，并确定对手是善意的，相对乐观的威胁预期就会带来低烈度的安全困境。改变现状的国家则倾向于将高风险情境当作低风险情境。人的心理有一种适应水平现象，它能够导致心理稳定状态。⁴⁴获取扩张性收益的国家，很可能从陡然提升的满足感变为初始阶段般的不满现状。如果本国基于全面修正主义，决心颠覆对方政权或彻底挑战对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当确定对手是善意的时，相对乐观的威胁预期可能带来激烈的安全困境；如果本国基于有限修正主义，当确定对手是善意的时，相对乐观的威胁预期就可能出现烈度有限的安全困境，即本国的风险承担决心增加，与对手的对抗烈度有所上升。当本国维持现状时，且对手决心不确定时，本国通常会持续增加战略示善，其威胁预期主要取决于对手的战略反馈。当本国基于有限修正主义且对手决心不确定时，本国的威胁预期会倾向于通过己方的渐进式进攻行动来权衡对手反馈，进而评估威胁。当本国基于全面修正主义且对手决心不确定时，本国会以最坏假设考虑对手的行为逻辑，但也会采取战略欺骗式的示善来麻痹对手，降低己方战略行动的安全困境压力。

如果认为双方战略目标的底线和极限差距过大，甚至毫无和解的希望时，双方就可能试图通过冲突升级的方式来改变原有战略底线/战略极限。这里有必要区分宣称的战略妥协容忍限度与真正的妥协空间。在不确定对手战略决心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会从最高要求直接转为完全公开其最低要求。⁴⁵一旦某个国家享有作为大国的额外好处，就难以再适应一个拥有较少特权的角色，因而在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互动过程中，会抬升自身的战略底线。当对手的行为或潜在的伤害行为事关战略底线时，国家就可能选择风险承担的方式发起对抗。⁴⁶

威胁包括基于安全目标的威胁或基于实现霸权目标的潜在阻碍，威胁维度主要是指军事安全威胁以及能够转化为军事安全威胁的资源能力。若将对手视为更具紧迫性威胁时，国家会更加聚焦于对手的实力维度。当关于对手的威胁认知是潜在威胁/不具有高度紧迫性时，国家会更加聚焦于对手的决心。威胁本身具备不确定性特征：第一，体系结构很少会为国家呈现清晰无误的客观威胁信息。第二，国家关于威胁的性质、程度、可能性与发展趋势的信息来源，存在识别困难。某些信息可能涉及对手的能力或意图，以及减轻威胁的可能性因素，如来自盟友的支持等。第三，国内行为体可能对威胁的性质和严重性持有不同的选择偏好，这主要受到战略动机的影响，如追求荣誉地位与维系安全生存的诉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决策偏好：前者通常是风险承担，后者则是风险规避。⁴⁷威胁紧迫度主要分为空间紧迫度与时间紧迫度两个层面。

关于威胁空间紧迫程度的判断。空间距离主要适用于军事威胁的考量，因为领土的邻近性与是否能够采取有效军事行动的效果有重要关联，而政治威胁和经济威胁与空间距离的关联度依次减弱。有关威胁的判断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而不是地缘经济的考虑。⁴⁸国家安全主要取决于陆上威胁。⁴⁹一个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有共鸣的空间威胁，很可能导致国家夸大敏感性，这通常体现在一国战略文化中某种威胁被标记过高的优先级。1453年，土耳其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让希腊人至今对土耳其怀有历史敌意；俄国人曾先后面临金帐汗国、瑞典王国、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德国的陆上入侵，有本能的不安全感；法国因为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而担忧德国威胁；美国因为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而将此后的战略风险进行历史类比，如美国将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视为“太空珍珠港”事件；英国因慕尼黑事件而对独裁者深有戒心。

决策者会根据威胁预期水平框定战略选项，预期基于未来而不局限于现状。如果过去的地位和收益比现状合意，决策者会把此前最高收益时期作为参考点。威胁的时间紧迫程度是指领导人必须采取行动的时间窗口长短，用以衡量行为体对现在还是未来的重视程度。衡量威胁是否具有确定性的关键指标是：将对手的挑战视为时间紧迫时更具确定性，反之更具不确定性。决心更强的行为体倾向于选择长期坚持，而缺乏决心的行为体会更加偏好当下贴现。当应对潜在威胁时，选择现在制衡还是未来制衡？现在制衡威胁有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威胁转化为确定性威胁，形成建构主义式的自我实现预言(敌人是观念塑造的)。未来制衡则可能面对更加强大的崛起国/实现复兴的霸权国，让国家陷入“慕尼黑综合征”的恐惧，担心制衡不足会让国家在未来更加不利的局面下陷入冲突升级。信息传递速度过快或过慢，都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转化为高风险。⁵⁰事件一旦发生，影响的持续期间也是衡量威胁程度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响是否是线性的、连续性的是不确定的，也影响国家选择应对策略。同样的风险，缓慢释放和急速冲击对国家的抗风险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⁵¹

有学者认为，大国是选择与长期潜在威胁方进行当下合作，还是选择将其当做长期威胁与之竞争，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三方威胁的影响、短期合作的收益大小和长期潜在威胁方的战略意图判断。⁵²国家根据自身资源和将之用于国家安全的意愿，可以选择坐等威胁增强的消极政策，或选择将威胁扼杀于摇篮中的积极政策。威胁的紧迫性因时机变化而出现差异性。19世纪崛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对其与霸权国的竞争烈度的影响，就显著高于冷战与后冷战时代。时间次序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日本延迟发动太平洋战争，就可能因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的进攻停滞而增加战争观望的策略考量。⁵³当威胁不那么具有紧迫性时，大国倾向于推迟制衡，通过短期收益塑造对手的战略环境，引导威胁方未来的战略意图，约束其战略行动。国家需要测算短期行动与拖延后长期行动的成本、风险与收益。具备战略意义的敏感技术贸易虽然会带来短期回报，但可能让对手在未来形成对本国的长远威胁。

国家应对威胁具备制衡决心时属于知觉警觉，对威胁过度夸大和对抗烈度过高被视为过度的知觉警觉。国家或因较为良性的外部战略环境而形成知觉防御，但当威胁过高超过制衡门槛时，或对手的战略欺骗或己方的战略误判发生时，也可形成知觉防御。⁵⁴如果达到制衡门槛的好处多，但成功的可能性小，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形成反向的知觉警觉。对威胁的知觉警觉会带来制衡升级，对威胁的知觉防御会导致制衡不足或不制衡，取而代之的是推诿等其他战略选项。过度的知觉警觉与过度的知觉防御都会损害国家安全，前者会导致对军备竞赛与国际危机的过度反应，或联盟捆绑带来的安全困境升级，后者可能导致“慕尼黑事件”的重演。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是基于在古巴挑战美国核优势的获益前景，通过达到制衡门槛让美国从知觉警觉变为知觉防御。

出现知觉警觉或知觉防御主要取决于是否自信具备应对威胁的战略实力，认为自己具备或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知觉，不过一旦形成就能对威胁预期产生影响，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持续时间越长、空间范围越大、涉及的问题领域越多，冲突的惯性就越不容易化解。即使两国处于激烈的安全困境，仍可以通过构建战略稳定机制缓解安全困境。冲突惯性并非不可逆转，且其自身亦孕育负反馈机制，如美苏冷战烈度提升最终走向战略稳定。过度的知觉警觉与过度的知觉防御可能受到过早认知闭合的影响。一是对与原有认识不符的信息采取封闭态度，二是过早形成自己的假设，这两者有密切关系。后来信息是通过最初建立起来的意义框架而获得意义的，也可能是因为后来的信息由于不太受到人们注意而影响力减弱了。⁵⁵

一国追求军事安全或军事优势的政策可能形成与对手的军备竞赛，产生违背初衷的效果。⁵⁶即使有修正主义动机，只要国家追求扩张的初衷是为了本国安全，仍可能出现真实的安全困境；但当国家发起军事远征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边界安全的需要时(比如罗马帝国的远征)，或当没有明确而重大的国际危机时(如萨拉热窝事件)，国家蓄意发动有限战争/全面战争，那么可认为安全困境没有在国际冲突中占有主导地位。安全困境下的国家互动模式可分为：军备博弈、对手博弈和同盟博弈。⁵⁷关于安全困境的考察要通过战略行为来判断，即博弈一方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影响对方对自我行为的预期判断，从而影响对方决策的行为模式。⁵⁸

权力中心的数量及地理分布、权力转移趋势与大国战略行动共同塑造了外部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威胁预期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影响。战略目标的相容程度、威胁紧迫度、威胁反馈模式是威胁预期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全困境作为战略互动的结果，可以根据战略稳定性分为四种情况：烈度较低(基本没有军备竞赛和危机对抗)、烈度适中(危机和军备竞赛被适度管控)、烈度较高(危机和军备竞赛频发，不确定性的风险化程度较高)、烈度最高(危机和军备竞赛成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具体如图1所示。威胁预期塑造了应对不确定风险的决策偏好，后者涉及战争危机、外交决策、大战略调整、体系效果、系统变迁五个维度，其核心是大战略调整，但会出现对其他维度的溢出效应。国家可能既是进攻导向的，又是防御导向的，一方面思考如何征服他国，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制衡侵略者。

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关于威胁预期的自我强化与夸大？本文主要考虑因果漏斗、镜像反应、回音壁效应这三个干预变量，它们可单独也可交互作用发挥影响，放大双方在威胁预期的初始阶段所形成的负面看法，导致原本较低烈度的安全困境演变为较高烈度的安全困境。第一，因果漏斗。在漏斗中回溯得越远，实力对比等客观因素的重要性就变得越大；而关于意图层面的主观因素在接近窄窄的口子时重要性增大。⁵⁹当威胁预期更为负面时，对因果漏斗的回溯就更为强调客观情势，导致夸大对手威胁的可能性增加，从判断对方决心的不确定性转而只盯住实力变化(尤其是军事力量)这一指标，回音壁效应与镜像反应都可能会强化这种偏向实力逻辑的因果漏斗。第二，回音壁效应。关于互动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观点，会在体系与国内政治系统内被迅速吸收，然后再通过某种渠道或形式反射出来，导致决策者周围充斥必有一战的信息。尽管回音壁效应通常至少涉及两个行为体，但在一个行为体之内也可以发生，例如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基于此前冲突行为的记忆会不断强化复仇或对抗的决心。⁶⁰历史上通常只有出现地缘政治的反作用力压倒国家承担制衡风险的作用力时，才能让大国或迟或早选择战略收缩。⁶¹第三，镜像反应。国家倾向于将对手的行为归结为蓄意的，将己方的行为归结为情势性的。这会导致双方激化行动—反应模型，都将对方的防御行动视为进攻行动，形成恶意缺乏的安全困境。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经历了霸权由盛转衰的过程。英国在与对手的战略互动过程中所营造的外部战略环境，以及威胁预期的相互塑造，出现了多重安全困境效果。此时主要强国都具备基本的战略理性，英国不会盲目扩张欧陆承诺以捍卫海上霸权，陆上强国也不会在实现欧陆安全之前挑战英国海权。即便如此，恐惧感仍是当时大国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如俄国对战争引发国内革命的恐慌、英国对大陆战争动摇海上霸权和本土安全的考量、法国对德国陆上威胁和与英国海上殖民争夺的判断、美国对欧洲列强威胁门罗主义的预期、德国对陷入两线作战的顾虑等。作为岛国，英国相对不容易受到大陆事务的牵绊，但仍出现多次过度反应。本部分对英国从1850年到1920年的战略演变进行过程追踪，因为英国整体上缺乏全面修正主义的野心，自身就是非正式帝国的现状捍卫者，比较容易确认安全困境的生成条件。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彻底确立海上霸主地位，开始进入第二英帝国时期。1853—1870年，英国面临的是相对稳定的多极体系，主要对手分别是位于侧翼位置的俄国和位于中心位置的法国。英国一直担心俄国寻求出海口并缩小与英国海权的权力差距，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俄国成为欧陆首要强国，其扩张性战略行动也让英国确认俄国是首要战略对手。通过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将俄国从“欧洲宪兵”的大陆霸主地位上拉下马，随后与法国开展海军竞赛，最终以法国妥协告终。俄法两国都难以放弃大陆事务，维系海上利益与维持海权竞争的战略决心不如英国。因此该时期的英国处于战略不确定性较高的互动环境中，没有面临实力程度更高对手或遭遇多元对手的风险。

就英俄关系来看，从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到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历任英国外交大臣都将遏制俄国地缘扩张作为头等大事。两国围绕东方问题、中亚问题和远东问题展开地缘政治博弈，是海上霸主为阻止心脏地带强国向边缘地带扩张而进行的围堵遏制，也是心脏地带强国为寻求出海口而与海上霸主的战略较量，两国战略目标存在较高的不相容。不过一旦英国对俄国的围堵保持某种战略克制，或者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节奏没有过快，心脏地带国家与海上侧翼国家对维持欧陆均势有天然的合作利益。

19世纪30年代伊始，帕默斯顿及其支持者就考虑对俄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英国的战略目标是减少俄国领土，或至少让俄国受到地缘政治障碍的阻隔而难以对外扩张，可以说是1.0版本的美苏冷战。⁶²俄国海上战略能力羸弱，体现在它对邻近水域的低效控制，导致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英国，俄国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指令性经济也根本无法与工厂和蒸汽轮船相匹敌。⁶³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满亚历山大一世缔造的欧洲协调机制，对欧陆维持均势也不代表其现状偏好。其实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就谋划加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意图削弱俄国的地位，这事关英国和俄国双方的战略底线，两国战略目标难以达成共识。

英国将俄国视为高度紧迫感的威胁，这与文化恐俄症有关。但导致英俄陷入激烈安全困境的始作俑者是英国自己而不是俄国，是英国在霸权地位处于顶峰时期出现了战略目标扩大化，开始形成对俄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的威胁预期，并对俄国产生了过度的知觉警觉心理。英国国内恐俄症开始发酵，倾向于将俄国的行为视为蓄意，而将本国的行动视为防御需要，这无疑夸大了俄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在英国看来，俄国在近东的政策，包括镇压19世纪30年代波兰革命和40年代民族主义革命，都是俄国威胁具有高度紧迫性的表现。英国媒体扭曲对俄国报道，公众意见越来越易受到俄国刺激，并通过回音壁效应反过来影响官方政策，导致英国官方对俄国的威胁预期逐渐变成知觉警觉的夸大，形成更看重对方实力而将意图妖魔化的认知，将对方的行动全部视为对地缘政治现状的挑战。英俄都将本国的行动视为维持现状，倾向于将本国战略行动的合理性与对方行动的恶意作对比。尽管英国在该时期不乏战略冒险，但由于战略对手失误更多且英国实力占优，英俄安全困境的升级并没有给英国带来不利的战略效果。⁶⁴

1848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上台，想要重新恢复法国的欧陆霸权和海上主导地位，确立拿破仑时代的荣耀。英法之间进行现代化的军备竞赛，法国试图利用新技术来抵消英国海军在数量和吨位上的优势。19世纪40年代中期，法国完成了位于英吉利海峡的瑟堡的防御工事并初见成效，这成为自1805年后英国本土遭遇的最严重威胁。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取代俄国成为欧陆主导强国，开始放弃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追随英国的战略逻辑，意图称霸欧陆。法国海上扩张的战略目标是提升国际威望、增加战略自主权，对英国的海上主导权产生了期望差距的不满。但在此期间，法国对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节奏过快，让英国将法国视为高度紧迫性的地缘威胁，英国担心本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海军被法国更加现代化的战舰打败，对法国陷入了知觉警觉。英国转而通过钢铁和蒸汽技术进步建立相对的优势。拿破仑三世的海上扩张是用经济成本换取政治威望，但法国的海上制衡无法获取相对英国的战略均势，更不必说前景优势。

英国的海权优势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制衡门槛，使法国从知觉警觉转为知觉防御，被迫进行战略收缩，转而对英国妥协，法国对英国的威胁预期也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转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两国在因果漏斗方面都盯住对方实力而强化彼此的恶意，并在国内外都掀起反制对方的回音壁效应，都认为对方的海上战略攻势是蓄意修正主义，而本国是迫于安全形势作出战略防御。英法虽未兵戎相见，但这场海军竞赛对法国的战略实力仍有重大打击。法国承担制衡风险的代价是在普法战争中面对普鲁士陆军时本国陆军力量捉襟见肘。

英国的霸权地位因德国统一以及俄国重新掀起与英国的交锋有所动摇，英国面临一个战略不确定性有所下降、不稳定性开始增加的多极体系局面，同时英法的传统地缘政治矛盾也开始发酵。⁶⁵俄国在该时期大部分时间里是英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德国在统一和殖民扩张后与英国有所冲突，但英德双方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的威胁预期让安全困境保持了稳定可控的状态。⁶⁶法国对英国的战略挑战仅次于俄国，因法国还要应对德国的欧陆威胁，故海上战略能力有限。英国虽霸权发生一定的动摇，但仍旧保持海上主导地位和大陆均势战略的相对稳定状态。相对霸权巅峰时期，此时英国面临外部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有所降低，维持霸权稳定的成本有所提升。德国具备挑战英国的战略实力而决心不足，法俄两国虽然具备挑战英国海权的更高程度决心但实力不济。英国对自身海上霸权一直具备极强的维系决心，哪怕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仍通过汲取更高成本的战略资源展示霸权护持的战略决心。

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英国开始从扶德抑法转为扶法抑德，直到德国在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后战略收缩，英国才逐渐转回以法俄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传统视角，转变了对德国的威胁预期。英国的整体战略目标是防止诸列强过度扩张海上势力，维持与大陆强国之间的战略均势，这与其他强国的战略存在一定相容性，因为随着德国崛起，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都需要英国提供制衡助力。但英法俄三国地缘政治争霸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三国开战并非无稽之谈。法俄比德国给英国带来更多的威胁紧迫性，英国采取对德国知觉防御、对法俄知觉警觉的战略应对。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让英国在印度边界和地中海同时面临来自俄国的挑战。英俄在阿富汗的矛盾也与此有关，英国在1878—1880年发动对阿富汗的第二次战争，使阿富汗成为英国事实上的附属国，得以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19世纪80年代末，随着法俄恢复友好关系，对英国而言欧洲局势急转直下，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矛盾加剧，英国担心难以将经济潜力转化为军事和外交力量。出于权力平衡考量，即使面对法俄潜在的战略联盟，英国依然拒绝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于1889年提出的结盟倡议，后来也拒绝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的结盟尝试，英国的重心仍放在海外殖民地和海上战略通道，对欧陆继续维持光荣孤立的战略态度。⁶⁷

1879年德奥同盟建立，消除了德国多线作战的风险，但俄法两国的潜在联合还是让德国担心两线作战的后果。德国的地理位置加强了其政治和军事精英普遍持有的危机意识，但中央地理位置同样赋予了德国战略上的优势，这是“施利芬计划”的重要根据，为德国总参谋部提供了利用内线优势执行两线作战的机会，这意味着德国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被隔开的敌人发动协同攻击前就将他们接连击倒。对于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的任何一方而言，时间都是决定性因素，但通常处于中央位置的一方承受时间压力的能力要强得多。铁路和电报的军用化削弱了德国在空间与时间方面遭遇的不利影响。⁶⁸事实上，由于地处中心位置，德国看似受到多线包围的可能性大，但高明的战略技巧可以让其左右逢源，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了解德国的地理劣势，认为它不会轻易冒险专心进攻一个国家，只要德国始终积极释放善意战略信号，就可以从地缘政治上得到其他列强信任。

在德国的推波助澜之下，加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英国对君士坦丁堡归于俄罗斯的恐惧与担忧、英俄两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两国在扩张活动方面的激烈竞争，英俄两国找不到签署协议或者建立友好关系的理由。1874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掀起了复兴帝国主义的浪潮，英国公开支持土耳其领土完整，成了俄罗斯的敌人。英国对法俄两国的威胁预期仍旧维持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英德达成了欧陆均势的战略目标契合，保持相对低烈度的安全困境。该时期，英国对法俄两国逐渐锁定实力维度的负面因果漏斗(尽管程度上有所控制)，对德国仍旧维持关注其战略意图和决心的因果漏斗，此时英国的国内动员和战略资源汲取开始带有自我强化的取向，国内呼吁对法俄开展战略对抗的声音增加，多渠道的舆论开始汇合在一起加剧负面预期。英国与法俄之间也出现了镜像反应，都认为自身的霸权维系是防御和安全使然，而对方则是为了称霸和颠覆本国在特定地区的主导权。英法俄三国间的海上军备竞赛、殖民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原材料掠夺等都陷入白热化，三者陷入烈度较高的安全困境。英国并没有组建均势同盟去对抗俾斯麦的德国，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是英国政府的战略模式惯性。英国战略界对法国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法国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可以用来对抗保守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俄国；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视法国为中欧和西欧的威胁，因此他们对德国的统一进程表示欢迎。⁶⁹

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在中亚和远东面临俄国威胁，在苏丹有法国威胁，在南非有布尔人的威胁，在整个美洲地区又有美国的威胁。对欧洲均势产生更大影响的是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和同年俄国国内政局动乱。欧洲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向德国一方倾斜。随着英国霸权衰落以及美、德等后起工业强国崛起，英国国内日益重视殖民帝国的霸权护持。1890年到1914年，英国政府把海军至上主义提升到了罕见的高度，并以此来对抗威廉二世德国崛起的海军力量。英国的威慑逻辑是：本国水面舰队的规模越大，德国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后，英国维持海权的成本呈指数级增长，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开始影响军事和海战。

英国能保持海上统治权以及扩张海外殖民帝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陆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但随着欧陆均势缓和，以及各国殖民扩张与建造军舰，英国确信如果在北海没有足以碾压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海军优势，将无法保障本土海域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崛起，让英国面临从侧翼大国变为中心大国和两线作战的风险。英国也需要在地中海、南非、印度洋、中国海域以及美洲沿岸等保持海权统治地位，失去任何一环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瓦解。这一时期英国面临的体系挑战者开始增多，多元战略对手让其很难确认首要对手，更加难以预判冲突的性质，时而是法俄，时而是德国，与美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这让英国在确认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时陷入了战略盲动。英国以放弃在美洲、东亚和地中海等地区的超地区海上霸权地位展示战略决心，集中收缩海权力量到北海地区，以此增强对抗德国的战略实力。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885年英国与俄国在阿富汗险些开战，使得法俄海军选择结盟来钳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英法之间形成针对彼此的知觉警觉，不断陷入螺旋冲突模式。直到1905年，英国仍对法俄海军的挑战感到忧虑，却高估了法俄的海军作战实力。例如，法国在1898年法绍达危机中外强中干，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对英国来说，法绍达是确保苏伊士运河畅通和英印帝国安全的战略要地。对法国而言，与德国的战争威胁和收回阿尔萨斯、洛林，远比争夺上尼罗河地区更为重要。法国期望将英国拉入法俄同盟，法国内阁非常渴望避免与英国产生严重冲突，此时两国的利益冲突对比有利于英国，事关英国战略底线的法绍达对法国而言只是扩张的战略极限，这让两国的战略目标存在相容的可能性。虽然军事实力不利于法国，但英国的国内支持度更高，英国提出公开明确的要求，法国决策层认识到英国政府很难从原先立场退却，英国的威逼战略明确，预设的后果足够严重。法国决策者在法绍达危机中曾产生过一些知觉防御，低估了英国开战的决心，但最终及时纠错。⁷⁰

英法两国对外部战略环境诉求的矛盾性，以及数百年来互相建构的战略文化中，都不乏竞争与对抗传统。但在19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的硬制衡没有持续升级的根源在于威胁预期。英国对大陆强国的离岸平衡战略，不是现实主义的实力逻辑或自由主义的霸权合法性逻辑，而是遵循一套地缘战略机理：英国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及其社会政治体制，使它能够较好地平衡海洋利益和大陆利益。⁷¹为了防止一个强国主导欧亚大陆，英国先后支持了很多大陆强国崛起，随后开始针锋相对地遏制打压。17世纪下半叶支持法国对抗荷兰，18世纪支持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拿破仑法国及其同盟瑞典、土耳其、波兰等开战，19世纪支持奥斯曼帝国反抗俄国，20世纪初支持日本制衡俄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俄国(苏联)对抗德国。对大陆强国而言，海上霸主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存在灵活性及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但也有相对确定的地缘政治性利益。英国得以掌握海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战略行动对他国而言不具有很大风险，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有限扩张和放弃“海峡致敬”就是证明，主要列强宁可默许英国掌握海上霸权也不愿其他对手获取海上主导权。

关于俄国方面，英国的战略目标是力图保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防止俄国威胁英印海上战略通道，同时防止俄国从陆上南下威胁印度北部。英日同盟的目的同样是遏制俄国，让德俄在远东的地缘争斗钳制德国力量。但俄国被日本击败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德国无须担心俄国施压，德国出现战略目标扩大化的局面，开始推进打破欧陆均势和英国海上优势的进攻性行动，加剧了英国对德国的负面威胁预期。俄国越是扩张，其内部离心力越大，反过来会刺激俄国进一步扩张，经济和文化上的边缘位置则强化了地理因素对俄国扩张的驱动。对俄国而言，进入世界贸易干线的通道一直是不确定的。英俄矛盾的根源实质是殖民冲突，而不是彼此间核心利益的较量，这种矛盾在面对德国的崛起时迅速化解。

俄国对英国的威胁预期以更加认可英国的意图相对不确定性为依据，对欧陆威胁确定性的认知并非英俄威胁不确定性的根源，一旦两国不对彼此的核心利益领土表露野心，就能在维持欧陆均势上形成天然的地缘政治盟友。两国避免了国内政治与战略互动进程产生交互负面影响，对彼此地缘政治和利益诉求给予一定的外交谅解或让步。英俄在阿富汗和伊朗等殖民地问题上达成共识，缓解了英国的恐俄症和俄国因寻求出海口对英国全球海上霸权造成的挑战。俄国因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在军备竞赛升级情况下暴露出国内政治经济脆弱不堪的事实，成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但英俄两国本身在互动进程中不断调整的威胁预期仍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俄从海陆制衡到海陆联合，对彼此的知觉警觉有所下降，两国对彼此的威胁界定从短期确定过渡到长期不确定，缓解了安全困境。

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法国和俄国恢复友好关系，欧洲局势对英国来说急转直下。英国认为，法俄联盟同时针对英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皇家海军在1889年提出了“两强标准”，规定皇家海军的实力“不弱于仅次于英国的两个最强海军国家的海军军力总和”。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矛盾以及英国与法国在非洲的矛盾又加剧了。英国人越发担心未能将其经济潜力转变为军事和外交力量。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断然拒绝了俾斯麦1889年的结盟提议，而俾斯麦的继任者在19世纪90年代初也做了进一步尝试，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英国的重心仍在它的海外帝国上，并试图避免卷入欧洲大陆具体纠纷。当英国取消与德国签订的贸易条约时，威廉德国将英国的“两强标准”完全视为对德国的威胁，而相对忽略了法俄在英国威胁预期中的比重。德国为了追求与英国的确定性的全面同盟而放弃了不那么具有确定性的非正式同盟获益，而后者是英国隔岸平衡战略的历史传统。威廉德国还错误地认为，只有当德意志帝国拥有自己的海军和全球影响力时，英国才会真正把德国当成欧洲伙伴。

德国对海权扩张的目标并非始于威廉二世，随着德国工业化展开，贸易上升让国家收入和应税收入大幅增长，人口的增长为扩充军队和建立海军提供了人力和资源，不断发展的航运、对原材料进口和国外出口市场的依赖、持续的境外资本投资等使俾斯麦德国意识到掌握海上霸权的重要性。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清楚，任何权力都建立在人力、财富、组织和物质资源的基础之上。⁷²最初英国的“两强标准”是针对法俄两国联手对抗英国的可能性，但随着德国的四个海军法案出台，英国将最新式战列舰数量规定为超出德国60%。⁷³随着19世纪末德国势力向土耳其和伊朗迅速渗透，德国成为英俄两国共同的敌人。

美国看重海洋是着眼于未来霸权宝座。⁷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海洋秩序重构涉及诸多挑战，如海军力量平衡、海洋自由、对德国太平洋岛屿的处理和限制海军军备等问题，美英日等海上强国存在严重冲突，英日海上同盟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也得知英日秘密瓜分了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美国海军部积极升级了“橙色计划”，将以对付日本为目的的太平洋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海权战略核心，致力于将美国海军由一支以巡洋舰为主力的防御力量，发展成一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进攻力量，这得益于海军至上主义者的推动，他们力求改变这个国家的战略文化。⁷⁵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出“大政策”的扩张主义蓝图与“大海军”计划。⁷⁶美国的地缘扩张主要在英国的非核心安全利益范围之外，挑战速率是相对缓慢的，故没有激起英国的高度制衡。

德国的克鲁格电报激怒了英国，英国开始患上恐德症，德国的举动把英国推向了对立面。⁷⁷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借1898年《海军法》启动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计划，旨在建设一支拥有快速巡洋舰和巨大战列舰的舰队。德国的目标是通过在北海与英国对抗，重创英国皇家海军，迫使英国接受德国扩张海外帝国。英国最终赢得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但对德国海军野心的猜忌和恐惧丝毫未减。军备竞赛已造成恶果，两国都大肆宣扬下水的每一艘新型战列舰，不断加深对彼此的安全焦虑。

英国的偏好不是为恢复到更为均势的现状，而是重新缔造有利于英国霸权地位的新现状。虽然英法俄三国与德国展开了陆权与海权的军事竞争，但它们与德国的贸易量不降反增。⁷⁸这并没有否认经济相互依赖能够促进和平，恰恰说明只有缓和安全困境，才能让经济相互依赖趋势得以延续。当时列强之间并没有因为相互依赖的提升而减少贸易纠纷，相反贸易问题成为帝国主义新的冲突点。1904年以后，德国海军面对英国海军与欧陆诸多对手，其注意力不得不转向北海。但对美国而言，即使德国全力应付欧洲事务也没能缓解罗斯福和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焦虑：如果德国打败了英国，那么德国就更有能力向西半球扩张或者在太平洋扩张。⁷⁹美国海上地位的诉求是保持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德皇威廉二世拒绝承认门罗主义，在1903年美国被德国视为最可能成为未来敌手的国家。德国想要殖民南美，甚至制定过进攻美国的计划。美德之间的敌意导致新一轮海军军备竞赛，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威廉·穆迪(James William Moody)曾表示，德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美国海军开支的参照项。⁸⁰

自完成西进运动后，美国认识到大陆扩张的极限，开始不满其海上权力地位并逐渐侧重海上扩张。此时英美关系从对手转化为盟友，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的威胁，还因为两国始终没有放弃意图评估和主动发起战略示善，避免了过度的知觉警觉。两国外交与国内政治进程的良性互动也避免了回音壁效应和镜像反应的负面影响。从威胁紧迫性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德国的崛起，以及法俄对英国海上霸权的传统挑战，英美能否因为水体阻遏力量的发挥实现化敌为友，还尚未可知。⁸¹然而，英美间的权力转移很难完全归结为德国崛起，因为即使在英国认定德国为首要威胁之前，在面临美国崛起压力时，英国仍然出现了制衡不足。英国最终以德国作为首要地缘威胁并非历史必然，英国希望通过短期合作改变美国长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意图与方式，希望将美国从确定性威胁变为不确定性威胁。英日同盟使英国可以将战舰撤离东亚，因为日本可以保护英国在东亚的利益。美国在1907年的大白舰队环球航行可以证明该时期日本是美国的首要海上威胁。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威胁最终成为英美正式结盟的首要动力。

到1905年时，美法俄对英国的海上威胁已经减弱了，部分原因是英国政府选择了妥协，只将德国视为首要威胁。德国在建造无畏舰之前，希望实现海上战略均势，超越制衡门槛，确保德国海军与主要海权国家舰队保持均势。法俄缔结军事同盟使法国确保了大陆安全，可以不冒风险地向海外扩张。⁸²这本会诱发英法殖民竞争的升级，但由于德国的战略盲动，导致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英法协约日渐稳固。德国海军的威胁让英国逐渐默认地中海交由法国负责协防，英法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和解，促成了1904年的英法协定，两国间敌意有所减弱，也避免了国内不同渠道冲突舆论的汇集压力，英法从高度激烈的安全困境过渡到烈度较低的安全困境。

在此期间，欧洲地缘政治格局逐渐走向僵化的两大联盟体系对峙，降低了不确定性所能带来的缓冲作用。德国的快速崛起，尤其是英德海军竞赛的白热化，让英国感受到与德国的权力转移是最紧迫的地缘威胁。德国挑起的国际冲突也让英国感到威胁。相对其他列强，德国在地理位置上是最为不利的。法国虽处于地缘政治的三明治结构的中心位置，但相对德国而言，拥有更多的出海口，六边形的领土构造让它的资源汲取和战略动员能力在交通通达度方面颇具优势。俄国地处欧洲侧翼位置，在多极体系中增加了有利于本国战略灵活性的不确定性。俄国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地理距离增加了征服他国的成本，也让其不表现出征服欧陆的野心，从而成为海上侧翼强国打击欧洲称霸行径的联合对象。

美国的岛屿身份是想象认知的身份，而非一种事实身份。虽然美国在建国之初是一个海洋国家，是大西洋沿岸的滨海国家，但它通过领土兼并、赎买等方式获得了大陆腹地，从而改变了地缘身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成为大陆国家，将海洋问题大陆化了。在地理距离上，尽管技术和交通运输的持续进步在逐渐弱化两大洋对美国的护城河作用，但距离在任何已知历史时期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阻遏力量。从1812年美英第二次独立战争以来，除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外，在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始终没有遭受其他强国的入侵。英国对美国的戒备与防范来自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安全的考虑；对法国的警惕主要集中在欧洲；俄国的扩张战略注定了它必然要与英国发生尖锐冲突；但此前缺少直接冲突的英德关系却转化为高烈度的战略竞争对手，这种反常现象具有很高的理论与战略研究价值。

英德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美和平权力转移绝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是高明战略缔造的结果。德国试图增加与英国战略互动的确定性。威廉二世德国执行的“提尔皮茨计划”就假定如果德国达成与英国的海上战略均势后，就可能迫使英国愿意与德国开展更多结盟合作。但德国海军的崛起诱发了英国恐惧，导致英国断定单靠自身资源无法维护本土水域安全，必须通过与德国的敌人结成伙伴关系来遏制德国。1907年《英俄协定》中，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保证不兼并阿富汗领土。⁸³1907年至1914年，在欧洲多极权力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极化的战略行为模式，两大联盟的军备扩充和政治对抗增加了本国被包围的恐惧感。英法两国也对俄国会倒向德国感到恐惧，倾向于给俄国提供更多的安全承诺，让俄国愿意承担更加高昂的战略风险以推进行动自由。⁸⁴

德国的“提尔皮茨计划”需要依赖其他海军大国挑战英国。从反事实推理出发，放弃“提尔皮茨计划”的最直接影响是可以将海军军费用于陆权力量建设。放弃海军建设会使德国保持与其他欧洲大国的良好关系，避免德国外部战略环境恶化。如果海军军备竞赛没有发生，考虑到系统的间接效应，英德未必会开战。⁸⁵德国为了短期的殖民扩张利益，放弃俄国盟友而接近英国，长期看来会不利于德国的大陆战略利益，在海权方面无法实现制衡英国和迫使其承认海上战略均势的目的。⁸⁶英德之间的海陆冲突逐渐升级，两国对彼此的威胁预期从零风险错觉演化为确定性风险错觉，德国结束了俾斯麦时期适度的知觉防御，在战争爆发前演变为过度的知觉警觉。

《克劳备忘录》反映了英国对德国战略意图的恐惧感，将德国从长期潜在的不确定性威胁变为短期现实的确定性威胁。威廉二世德国在追求与英国结盟的确定性过程中，忽略了英国的战略传统是在欧陆保持和平时期的模糊性同盟承诺，德国要求和英国缔结全面正式同盟与英国的离岸平衡战略是冲突的。德国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非正式合作建议，而是希望缔结更加紧密有约束力的协议，这让德国错过了与英国强化合作关系的机会。“施利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计划”也体现了德国军事战略与地缘战略片面追求确定性，导致的结果是将不确定性变成了有重大风险的确定性。

德国认为英国地位脆弱，采取强硬立场会迫使英国屈从。德国在布尔战争前反对英国的南非政策以及在1905年升级摩洛哥危机，本意是通过恐吓来让英国靠近德国，却推动英国强化与法俄的合作。德国对英国的威胁预期从不确定性转变为确定性，沿着从意图维度到实力维度的因果漏斗方向发展：不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海军军备竞赛开始后，德国自认为如果英国放缓海军建设，那一定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实力无法支撑扩军。1914年以前，英国通过计算德国“无畏号”战舰的建造速度，就能够估算出德国海军什么时候会形成威胁。德国没有低估英国的海权实力，但却低估英国为维护北海安全而愿意放弃全球霸权利益的战略决心。

正是“施利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计划”对欧陆均势和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双重挑战，导致英国战略界再次出现类似于18世纪海洋派和大陆派的争论。德国在长年重点发展海军后，1913年决定扩充陆军，更加深了英国的焦虑。到1914年，德国已经迫使英国放弃了海上霸主的光荣孤立政策，在战略重心上转向欧陆，对纯粹海权力量的依赖有所下降。德国没有预料到英国既打造了“两强标准”的海上实力，也建立了非战争时期的常态化欧陆同盟体系。英德两国最终将彼此意图视为进攻性，只看重实力的增减，陷入了不利于合作的因果漏斗，两国对彼此威胁风险的渲染形成了回音壁效应，让英德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将对方的行为都解读为蓄意的修正主义，形成了恶性循环的镜像反应。这种战略不确定性的降低导致高烈度的安全困境，双方关系从威慑模式过渡到螺旋模式，彼此陷入夸张的知觉警觉。因此，如果海军军备竞赛没有发生，考虑到系统的间接效应，英德未必会开战。

前文提到，追求战略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一国因夸大威胁而选择战略冒险，在出现战略透支的情况下，会选择孤注一掷，提升螺旋冲突等级。1917年德国已经陷入战争资源枯竭的局面，随着日德兰海战后日益窘迫的海上安全形势，以及配合西线陆上作战的需要，德国希望抢在美国参战之前掐断英国的海上生命线，这种战略诉求让德国在1917年开展了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无限制潜艇战，急剧恶化美国对德国的威胁预期。英国对德的战略封锁，成功增加了美国对英经济依赖和减弱对德经济依赖。齐默恩电报事件则让美德关系彻底破裂。德国力图避免英美缔造海上战时联盟，但有关举措反而加速了美国对德国称霸欧洲的潜在威胁感知变为现实性威胁。从反事实推理出发，如果德国没有提前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虽然对英国的海上封锁杀伤力会下降，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战略损失一定低于美国提前介入战争造成的后果。

德意志第二帝国解体后，英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变为美国，苏联虽然意图颠覆英国主导的欧陆秩序，但苏联此时缺乏必要的战略实力。所谓的英美和平权力转移在战略史的叙事逻辑中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两国在整个权力转移过程中除了直接兵戎相见外(如果没有英德开战，英美能否表面和平尚未可知)，军备竞赛、联盟对抗和地缘政治竞争可谓此起彼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海军竞赛愈演愈烈，英国既担心夸大美国海军的威胁，又不得不正视美国海军崛起对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威胁。当时英美爆发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很大，这种对美国的威胁预期却因为如下因素避免战略对抗：美国还面对日本海军的威胁、美国国会对海军拨款的限制、美国对外战略逐渐退回到孤立主义、英美历史文化传统的共识等。英国对美国的威胁评估是：美国缺乏取代英国成为体系霸主的意愿。最终，英国通过牺牲英日同盟、承认英美海军主力舰吨位，弱化了美国对英国的威胁认知，增加了两国海军竞赛的战略稳定，化解了与美国因海军竞赛造成安全困境升级的风险。⁸⁷

本文发现，英国作为岛国本身，对规避安全困境升级的风险相比大陆国家有更大的优势，但英国能以低成本维系海上霸主地位的重要根源应归因于对战略环境的高明缔造和战略对手过多地犯错。从对历史演变的反事实推理来看，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期，英国应对战略不确定性的威胁预期也存在过度的知觉防御与过度的知觉警觉。虽然英国采取的战略措施延缓了霸权衰落，但理论上的战略研究要推理是否存在更好的反事实推理前景，至少从本文的案例推演来看是存在这一可能性的。英国本可以增加与德国的战略不确定性，也本可以通过法俄等国来继续牵制美国的崛起进程，更可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范围的扩大化。如果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必然发生，那么战争之前的诸多国际危机的化解和军备竞赛也就有其可取之处。协约国对同盟国的威慑战略成功，尤其是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期间英国对德国发出警告：如果德国逼人太甚，英国将援助法国。最终法国放弃了法属刚果一半殖民地，德国心满意足。如果没有英德海军竞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呢？爆发的烈度又会如何呢？这种反事实推理至少预设了战略进化的可能性。

本文对如何从自我实现的预言进化为自我否定的预言进行了理论解读与历史诠释，战略不确定性可以增加双方妥协的可能性，通过现实合作改变未来威胁升级的后果。国家应对安全困境，不应陷入过度的知觉警觉，引发威胁预期的泛安全化；同时也应注重应对过度的知觉防御，避免“民主和平论”“经济决定论”等错误知觉引发的安全困境预估不足。国家在因果漏斗中应防止过度侧重实力维度，在互动过程中避免受到镜像反应与回音壁效应的催化作用。国家应追求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互为对手的两国，一方安全状况的好转未必意味着另一方安全状况的恶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敌人安全状况的强化也可能导致本国安全状况的强化，能否实现安全合作的共赢主要取决于如何研判战略不确定性的潜在影响。国家缓和与对手的安全困境，可能让其增加的那部分经济或军事的相对收益更不具有威胁性，因为对手并不倾向于将多获得的那部分资源投入到安全导向的扩张中去。

总结来看，在体系文化尚未进化到康德文化之前，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之间的大国战略博弈难以避免战略不确定性带来的安全困境，现实可行的参考是构建包括首攻稳定性、危机稳定与军备竞赛稳定的战略稳定机制，战略稳定并不排除双方视彼此是重要安全威胁，而是避免因过度夸大威胁预期导致的战略冒险和安全困境失控。战略不确定性带来的安全困境难以消除，但可以通过威胁预期进行调节。判断中层理论的好坏，不能以其是否符合先前存在的范式为标准，也不能局限于特定的方法论。相反，衡量它们的最佳标准是它们的实证能力和产生新命题的能力。⁸⁸由此本文引申的研究问题是：在中美竞争时代，如何避免中美关系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如何发挥两国关系中和平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削弱不利于和平稳定的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