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²在其统治中期，它的安全战略范式为何会从长期奉行的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

安全战略范式³是指国家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安全而使用的具有持续性、系统性、全局性与典型性的政策方略。尽管“国家安全”是现当代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问题是现当代才出现的。“中原王朝”同样面对如何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的问题，也需要应对其他国家或势力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从外部安全角度出发，“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理想型安全战略范式⁴、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而现实中的安全战略范式主要是后两类。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主张被动应对安全威胁，反对积极介入外部事务以及向外部世界扩展影响⁵；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主张主动经略安全威胁，支持积极介入外部事务以及向外部世界扩展影响。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曾多次出现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到进取型的转换，其中最为典型者如从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向汉武帝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再比如从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向宋神宗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而且这种范式的转换不只出现在中国古代，在当代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如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换。⁷如果从安全战略的广义角度(即大战略)去理解⁸，这种范式的大幅转换也是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比如：近代德意志第二帝国从俾斯麦时期的“大陆政策”向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的转换⁹；19世纪90年代美国从“孤立主义”向“扩张主义”的转换¹⁰；当代土耳其自2013年以来从“零问题”外交向“积极进取”对外战略的转换¹¹，以及2016年之后进一步向“四面出击”对外战略的转换¹²等。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问题，更是古今中外都会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之因的研究，大致分为历史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即“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权力精英主导”说。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是其国力的上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多强调此类观点，但构成一国国力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领导力等。具体到中国古代，在该问题上，相关研究既未做深入探讨和细致区分，也未言明所谓的国力上升主要是指哪一个方面要素的上升。揆其大概，相关研究普遍侧重于经济实力，比如在分析汉武帝时期安全战略转向进取型时，有较多的学者持有此论。¹³

然而，本文认为这种侧重于经济实力的“国力上升主导”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原王朝”为何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是因为，一方面，汉武帝时期的案例并不能证明国力上升必然会导致西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尽管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充分描述了汉武帝即位初期西汉的经济富庶，但从时间上看，这种富庶又何尝不能被视为汉景帝后期同样会出现的现象，毕竟汉武帝即位初期与汉景帝后期在时间间隔上是极短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汉武帝即位初期因实施了某种政策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西汉迅速富庶，从而相对于汉景帝时期的国力有质的飞跃。至少汉景帝后期西汉的国力并不会亚于汉武帝即位初期太多，但汉景帝时期西汉并没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另一方面，有不少历史例证表明“中原王朝”在其国力没有上升甚至是有所衰弱的情况下仍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比如宋神宗时期的转向。尽管中国古代的国力大小强弱很难准确评估，但一般公认北宋国力最为鼎盛的阶段是有“嘉祐之治”美誉的宋仁宗统治时期，与此同时，北宋冗官冗兵问题愈加严重，使北宋不断走向衰弱，宋神宗即位时所面临的形势可谓积贫积弱¹⁴，但宋神宗即位的熙宁初期，北宋的安全战略范式就开始转向进取型，这即是说该安全战略范式转向于北宋仁宗以来国力较为衰弱的时候，“中原王朝”也有可能会在国力较弱的时候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因此，本文认为，侧重于经济实力的“国力上升主导”说对安全战略范式转换问题的理解较为粗浅和笼统，且有以偏概全之嫌。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之所以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是因为外部安全压力和威胁的增大，认为“如果国际结构的变动给一国的安全和基本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该国若不变更其既定对外战略，就只能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遭遇生存危机，基于理性考虑，该国必然会做出应对外部威胁的战略转换”¹⁵。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防御型现实主义多强调此类观点，具体到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结构压力和威胁对“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有着较大的影响。¹⁶

对于“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本文认为它在解释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转换问题上缺乏历史依据，即历史事实并不能完全支撑该观点。在汉武帝初期西汉转换安全战略范式时，匈奴所施加的安全压力和威胁并不大，史载匈奴“终景帝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¹⁷可见在汉武帝即位前较长一段时间内和即位初期，匈奴的威胁并不算很严重。而匈奴对西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是汉文帝时期，史载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¹⁸。但此时西汉并没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宋神宗初期北宋转换安全战略范式时，辽国所施加的安全压力和威胁也不大，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实现了长期的基本和平与稳定，辽国很少再劫掠北宋的边境地区，双方不仅建立了完备的交聘制度¹⁹，甚至还建立起一定的战略互信。这种状况到了宋神宗时期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可见宋神宗初期，北宋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和威胁并不算特别大，至少远小于宋真宗前期，但宋真宗时期北宋的安全战略范式并没有转向进取型。因此，安全压力和威胁的增大不会必然导致“中原王朝”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最高决策者的特质，包括君主的个性、政治理想、个人喜好、人生经历、任职时长和健康状况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第三意象”，将决策者的认知视为重要的自变量。²⁰具体到中国古代，在分析汉武帝时期西汉安全战略范式转向进取型时，诸多学者都侧重于从汉武帝的个人因素进行解释。²¹在分析宋神宗时期北宋安全战略范式转向进取型时，学者们也多认为宋神宗的个人因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²²

不过，本文认为“君主特质主导”说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原王朝”为何会转向到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是因为，首先，君主的个性和政治活动是复杂多面的，在其追求政治目标的过程中会出现言行不一的现象。比如，唐太宗时期唐朝明显采取的是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但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的经典言论却几乎都是反对该战略范式的。这一点决定了君主特质难以作为实证研究中可靠的自变量。其次，君主在实现政治理想过程中的意志常常是不稳定的。以宋神宗为例，尽管他有着强烈的征伐开拓之志，但在面对现实阻力时，他的志向多有调整和退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支撑，他的意志并不足以推动北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比如，对于“熙河开边”，宋神宗曾对王安石承认“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²³。因此，单凭宋神宗个人的性格和政治理想，北宋并不一定能在他统治时期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一点决定了君主特质难以作为实证研究中稳定独立的自变量。最后，尽管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体制，君主有巨大的权力，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君主权力仍会受到不小的制约，这些制约既可能来自朝堂庙宇，也可能来自江湖野里，既可能是观念上的，也可能是实际上的，制约着君主不可能完全任由其个性、理想和喜好决策施政。即便强势如汉武帝，在元光二年的马邑之围失败后，也不得不因“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²⁴。而诛杀“进取派”要员王恢，由此可见士大夫之心和天下人心对汉武帝的制约作用，因此君主特质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自变量。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之所以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是由位于权力体系上中层的文武官员引发和推动而成的，这些文武官员为了维护或扩大个人/集团利益和权势，积极主张对外实施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提出的“帝国主义利益集团”论颇具有代表性。²⁵具体到中国古代，就汉武帝时期的转向而论，有不少学者都强调军人的作用。²⁶就宋神宗时期的转向而论，学界对于文武官员中哪一派发挥主导作用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枢决策层的“变法派”是主导力量²⁷，部分学者强调作为整体的文人文官的作用²⁸，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将门豪士的作用²⁹。

但是，本文认为“权力精英主导”说有着较大的片面性，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多数情况下君主拥有天然的权力优势，相对于君主的作用而言，文武官员在安全战略范式转换中更多地是起到补充和强化的作用。在汉武帝时期，如果没有汉武帝的大力拔擢，王恢、严助以及卫青和霍去病等人很难跻身中枢权力精英行列，更遑论其导致国家安全战略范式转换。在宋神宗时期，如果没有宋神宗力排众议，王安石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代权相，王韶也很难从司理参军快速获得主持“熙河开边”之权。因此，相对于“君主特质主导”说，“权力精英主导”说的解释力更弱；而且正如杰克·斯奈德在其书中所论，“帝国主义利益集团”要对一国的对外政策发挥较大影响，就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他把这种背景称为“卡特尔化”的政治体制。³⁰同样，在中国古代，文武官员要对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发挥决定性影响，也需要特定的政治背景，但本文研究是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有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不太可能为文武官员提供特定的政治背景以发挥决定性影响。总体而言，“权力精英主导”说可以深化和拓展对历史细节的理解，但在涉及具有持续性、系统性和全局性的安全战略范式问题上，过于夸大文武官员的主导作用，与事实相左。

尽管上述四种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它们可以为中国古代的安全战略范式转换提供部分解释。本文尝试在这四种观点的基础上，部分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一个更为细致和全面的补充性解释框架，以更准确地回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为何会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并分析其中的逻辑机理。

本文将使用过程追踪法和正反案例对比法进行验证，虽然过程追踪法强调单一案例的有效性³¹，但有孤证不立之嫌，所以本文选取两组既包含未能实现范式转换、又包含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它们一个是从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另一个是从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³²到宋神宗时期北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

国力上升或外部安全压力增大既不必然导致“中原王朝”转换到进取型安全战略，也不会促使这种转换自然而然地发生，君主或其他权力精英亦不足以单独推动这种转换。导致“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中原王朝”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求度、“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不同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区分自变量与中介变量³³，本文并不认为国内层次上的变量只能作为中介变量。

假设1: “中原王朝”是否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与“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变化有关。当“中原王朝”长期存在较强的威胁认知，并出现和强化了第一重机会认知时，它就有可能对外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而当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对外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可能性随之变大。

威胁—机会认知以现实中的威胁和机会为产生基础，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相对于后者，前者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独立性，而影响决策的主要是前者，后者通过前者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影响“中原王朝”产生威胁认知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共时性威胁。它的大小由中心性威胁³⁴的国力强弱、威胁意图的显隐、威胁程度的高低、与“中原王朝”核心地带距离的远近以及威胁的紧迫度所决定³⁵，如果中心性威胁的国力较强，威胁意图较明显，威胁程度较为严重，与“中原王朝”核心地带的距离较近，威胁的紧迫度较高，则其共时性威胁较大，反之较小。

另一方面，历时性威胁。相对于共时性威胁，历时性威胁对“中原王朝”威胁认知的影响更大。所谓历时性威胁可以理解为受动者被威胁和损害的历史记忆。正如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人们由于遭受了异乎寻常的威胁性和灾难性的创伤后，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该病症的核心症状包括创伤性体验的反复重现、持续的回避与持续的警惕性提高。³⁶人们被威胁和遭受创伤后会产生该病症，由人构成的国家同样也会产生这种病症，如果“中原王朝”在过去长期且反复遭受中心性威胁的严重损害，即使在共时性上双方的关系得到大幅改善，中心性威胁很少表现出威胁性的意图和话语，但“中原王朝”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存在，它的威胁认知并不一定会变弱。历时性威胁对“中原王朝”威胁认知的影响既取决于它自身的大小，也取决于“中原王朝”的历时性威胁认知是否被激活。

历时性威胁的大小由中心性威胁过去对“中原王朝”实施威胁和损害的次数、程度和总时长，与当前的时间距离，以及所包含的羞辱性的大小所决定。如果威胁和损害的次数较为频繁，程度较为严重，总时长较久，与当前时间距离较近，所包含的羞辱性较大，则历时性威胁较大，反之较小。影响历时性威胁认知是否被激活的条件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中原王朝”与中心性威胁之间长期维持的大体和平状态是否突然遭到中心性威胁严重的破坏和威胁。如果出现这一情况，“中原王朝”对它们之间的和平与和约的信念将被动摇，“中原王朝”的历时性威胁认知将很有可能被激活。当共时性威胁的第一个和第四个因素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且第二个因素难以被准确评估时，“中原王朝”被激活的历时性威胁认知越强，则其威胁认知越强，反之越弱。

影响“中原王朝”产生机会认知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中原王朝”具备战略自信，即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体系结构，由此产生第一重机会认知。二是中心性威胁出现严重的问题，它可以细分为六种具体的情势，根据对“中原王朝”产生机会认知的影响，依次为：(1)中心性威胁出现对外决策失误；(2)中心性威胁的经济和人口严重衰退；(3)中心性威胁与第三方势力交战；(4)中心性威胁被第三方势力击败，损失惨重；(5)中心性威胁内部发生政变，政局不稳；(6)中心性威胁内部分裂，各派混战。如果中心性威胁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势，就有可能触发“中原王朝”产生第二重机会认知。

总体而言，威胁认知为“中原王朝”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提供了压力，机会认知为“中原王朝”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提供了推力。

假设2: “中原王朝”是否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与“中原王朝”内政外事的关联度和内政对外事的需求度有关。当“中原王朝”正在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且该事项与外部事务的关联度较大时，其就有可能对外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基于较大的关联度，如果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其对外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可能性会更大。

并不是每位君主在其统治时期都会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所谓重大国内政治事项，首先具有革新性，在内容上多异于之前的或既存的政治系统，且对其大加改变；其次是所涉及的事项和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性；再次是所涉及的领域具有广泛性，不只是针对政治系统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事项和议题，因此举措实施规模往往较大；最后是它对之前的或既存的政治系统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深入性。在本文的研究中，它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新政”或“变法”。

在与外事的关联度上，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并非所有的内政都会延续到外交上，内政与外事的关联度有大小强弱的区别。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目标、内容和人事是评判它与外事关联度的三个关键指标。如果“中原王朝”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在目标、内容和人事上与外部事务有着较大的关联度，即该事项的部分目标和内容涵盖了外部事务或与外部事务有重叠，同时，“中原王朝”内部权力体系中又崛起了一批因推进该事项或因与该事项有密切关系的权力新贵集团，则它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部事务就存在较大的关联度，反之较小。如果存在着较大的关联度，则“中原王朝”在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过程中需要在外部事务上有所作为，这就使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实施有了可能。

在对外事的需求度上，如果“中原王朝”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部事务有较大的关联度，则其在外部事务上的成败得失将会对其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产生较大的影响，外部事务上的成就将会有力地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实施。因此，一方面，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既是前者对外部成就产生需求度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该需求度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部事务存在着关联度，则前者天然就对外部成就存在需求度，两者的关联度越大，前者对后者的需求度就越大。另一方面，当“中原王朝”决策层在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面临的内部政治阻力变大时，其内部成就不足以或来不及消解这些阻力，其就会对在外部事务上的成就产生更大的需求，更有可能通过实施进取型安全战略去获取更多更大的外部成就，以证明其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正确性，从而获取支持其继续推进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信心和资源。

假设3: “中原王朝”是否会转向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与“中原王朝”内部的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的集中度有关。当假设1和假设2中的情境已经存在，且“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较高时，就有可能对外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

“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是指君主(最高决策者)的权力集中度，而权力集中度与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是两个高度关联的变量，前者是后者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如果“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较低，则很难实现安全目标的高度集中，反之则易于实现安全战略目标的高度集中。影响“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因素包括：(1)地方上的对抗性军政势力是否存在及大小强弱；(2)辖区内军事反叛或农民起义是否存在及严重性；(3)中央内部制约性势力是否存在及大小强弱。这三项因素是判断“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三个关键指标。如果这三项因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存在或非常弱小，可以认为其内部权力集中度较高。如果这三项因素中只要有其中一项较为强大或严重，则可以认为其内部权力集中度较低，这意味着“中原王朝”决策层面临较大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所谓安全负担是指制约资源和力量集中的负担，所谓安全风险是指君主的权力被削弱或剥夺的风险。

如果影响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前两个因素较为强大或严重时，意味着“中原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安全问题，若不解决或应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既有可能导致“中原王朝”领土的分裂和缩小，也有可能导致“中原王朝”内部统治秩序走向混乱和瓦解，甚至倾覆政权，以上都属于内部安全风险。而要解决或应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内部安全风险则会转变为内部安全负担，导致“中原王朝”国家安全战略目标被分散，决策层更有可能将内部安全问题视为重中之重，从而把用于解决外部安全问题的资源和力量优先解决内部安全问题，最终阻碍其对外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

如果影响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后一个因素较为强大，一方面，将导致“中原王朝”在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决策和执行上面临较大的负担，持不同主张的中央制约性势力会分散“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目标，他们有可能在决策的廷议中使进取型安全战略难以通过，也有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抑阻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实施，影响其实施的效果、规模和持久性，增加转换的决策和执行成本；另一方面，转换过程中一旦有所挫败，强大的中央制约性势力就有可能会通过谴责和弹劾等方式削弱君主的威望或打击君主周围的“进取派”要员，甚至以政变的方式架空或推翻君主的统治。这些都是“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的内部安全风险，这种风险足以抑制以君主为核心的“进取派”推进战略转换的决心。

面对因权力集中度较低而出现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显然“中原王朝”既不能也不敢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在外部事务上，从而难以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相反，如果一国内部权力集中度较高，地方上不存在对抗中央的强大的军政势力、军事反叛或农民起义，中央内部也不存在制约君权的政治势力，在较强的威胁认知的压力下，“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将大幅提高，从而有助于其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

(1)在较强的威胁认知的压力下，“中原王朝”决策层中以君主为核心的“进取派”对“中原王朝”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地位深感担忧与不满。随着机会认知中的战略自信不断增长，他们认为“中原王朝”能够改变体系结构，进而改善“中原王朝”的安全环境，提升其安全地位。这两种认知的碰撞驱使他们强烈渴望改变现状和既定的安全战略范式。(2)他们在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目标和内容上涉及外部事务，因此要在外部事务上有所作为。同时，在中央内部面临较大阻力，内部成就不足以或来不及证明和支持其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正确性时，他们会迫切需要外部成就来提供证明和支持。对于因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或因与该事项有密切关系而产生的权力新贵集团来说，其更需要外部成就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及证明权力的正当性。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将导致“中原王朝”进入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起步阶段，该阶段“中原王朝”多以非中心性威胁为主要目标，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心性威胁。(3)君主在“中原王朝”内部实现较高的权力集中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既没有严重的内部安全问题，也没有实质性的中央内部制约力量，“中原王朝”既可以承受更大的国内安全负担和风险，又能够较为自由和顺利地集中各种资源与力量。(4)当中心性威胁出现某种严重的问题时，该问题被“进取派”的机会认知瞄准锁定，将导致“中原王朝”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和强化，从而促使“中原王朝”进入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阶段，该阶段“中原王朝”开始以中心性威胁为主要目标，但同时仍会对非中心性威胁实施进取型安全战略。

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离不开必要性、迫切性与可行性的支撑。在该逻辑机理中，较强的威胁认知和第一重机会认知为转换提供了必要性，发挥着触发作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较大的关联度为转换提供了可行性，发挥着驱动和保障作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对外部成就较大的需求度为转换提供了一定的迫切性，发挥着驱动作用；较高的内部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则进一步增强了转换的可行性，发挥着保障作用；而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与强化又进一步增强了转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发挥着触发和驱动作用。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很多时候都实施过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于本文研究而言，汉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更具有典型性，都非常符合“转换”的特征：从较长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突然地大幅转换到进取型，且都有一定的国力基础，大致处于王朝的中期，可以排除王朝开创初期的特殊性。

西汉安全战略范式转向进取型发轫于汉武帝继位初期的建元年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起步阶段，该阶段主要在建元年间，西汉用军事威慑平定了两次越人之争，并且开始经略西南夷。(2)全面推进阶段，该阶段始于元光二年，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西汉对匈奴发起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与远征；元鼎五年至太初三年，西汉平定了南越、东越、西南夷、滇国、西羌和朝鲜，征伐了楼兰、姑师和大宛；太初元年至征和三年，西汉又对匈奴发起六次大规模的反击和远征。

在用汉武帝时期西汉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进行正向验证之前，本文将简要地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未能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反向验证。

首先，在汉文帝继位初期，西汉的国力已有较大的恢复，史载吕后执政后期西汉“天下晏然”“衣食滋殖”³⁷；其次，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都面临着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尤其是汉文帝时期，正如前文所述，该时期可谓西汉自“白登之围”以来匈奴威胁最为严重的时期；再次，汉文帝和汉景帝颇具才略，汉文帝还多次表现出反击匈奴的强烈意愿；最后，该时期的西汉亦不乏能臣猛将。但以上因素都没能导致西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因为在该时期，西汉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不足，而且西汉没有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同时西汉君主的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都相对较低。

(1)西汉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不足。一方面，尽管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匈奴的威胁相当严重，但西汉对匈奴的威胁认知似乎并不强，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文帝时期对汉匈和约有效性的信任，决策层认为，即便匈奴严重威胁和损害了西汉的安全，但它仍会回到和约的约束中，汉匈和约大体上能满足西汉的安全需要。比如，汉文帝后元二年，汉文帝在诏书中就提出：“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³⁸二是认为匈奴对西汉的安全威胁和损害只是匈奴个别势力所致，并非单于或整体匈奴要威胁和损害西汉。比如，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攻占河南地，汉文帝在诏书中指出：“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³⁹三年后，汉文帝在给冒顿单于的书信中还特意强调：“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⁴⁰汉文帝时期的这种威胁认知基本上延续到汉景帝时期。

另一方面，尽管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的国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但在汉匈力量对比上，西汉权力和文化精英的战略自信普遍不高，虽然在汉文帝中后期贾谊和晁错曾公开表达过对匈奴的战略自信，但他们并不能代表西汉普遍的第一重机会认知状况。而能充分表现出此时西汉较低的第一重机会认知的是两次对匈奴政策的廷议。第一次是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向汉廷炫耀其攻灭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汉廷出现了对匈奴政策的论辩，史载：“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⁴¹十年后，匈奴大举进犯，汉文帝准备亲征匈奴。但在廷议上，不仅群臣谏止，皇太后亦不允许。⁴²这两次廷议反映出西汉决策层较低的第一重机会认知。而到了后元二年，汉文帝在诏书中提出“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⁴³，委婉地承认了西汉力量的不足。汉景帝时期，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基本上都没有再出现西汉决策层在对匈奴政策上的论辩，几乎一致满足于和亲政策，由此可见相对于汉文帝时期，汉景帝时期西汉的战略自信并没有显著提升。而且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匈奴国力强盛，政局稳定，更没有出现严重的对外决策失误，不存在触发西汉出现第二重机会认知的情势。

(2) “黄老之政”下的清静无为。汉初奉行的黄老之政大致形成于汉高祖时期，定型于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得以延续，及至汉武帝建元年间。一方面，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更多地是延续“黄老之政”，而非革新，史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⁴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⁴⁵因此可以判断，该时期西汉没有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另一方面，“黄老之政”的核心要义是清静无为⁴⁶，主张薄赋敛、省刑罚、尚俭朴，与民休息，君主垂拱而治。它不仅在目标、内容和人事上与外事鲜有关联，而且对外部成就缺乏需求；此外，“黄老之政”下对内清静无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并约束对外安全战略，使其不会过分偏离清静无为的政策基调。

(3)汉初的有限皇权。由于西汉中前期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下层军事反叛或农民起义，因此在影响“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的三个指标中，对西汉影响较大的是第一和第三个指标。自西汉立国以来，君主的权力集中度就持续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制约。汉高祖时期君主的权力集中度相当低，中央内部有军功受益阶层，地方上有异姓诸侯王，是典型的有限皇权。⁴⁷汉文帝时期，君主的权力集中度有所提升，但仍难言较高。在中央，军功受益阶层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⁴⁸。地方上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较大，且不时出现军事反叛。史载汉文帝三年，汉文帝准备大举反击匈奴，但此时济北王刘兴居举兵反叛，汉文帝只能对匈奴罢兵，三年之后又出现淮南王刘长谋反。汉景帝中前期，地方上的同姓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同时，在中央，君主的权力不仅受到第二代军功受益阶层的制约，还受到后宫的制约。

概而论之，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能够触发、驱动和保障“中原王朝”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因素要么比较微弱，要么就不存在。尽管汉文帝时期曾出现两次转换的可能，但前一次被同姓诸侯王的反叛中断，后一次被中央的制约性势力阻止，这两次夭折的转换不只是因为君主权力集中度较低，还因为此时西汉在转换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上均有严重的不足，触发因素、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也都有较大的欠缺。

(1)西汉威胁认知的激活与上升。汉武帝即位初期，西汉对体系结构的威胁认知明显上升，在元光元年对匈奴政策的廷议中，不仅“进取派”的王恢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就连“保守派”的韩安国也提出匈奴“怀禽兽之心”。⁴⁹第二年，汉武帝公开指出：“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⁵⁰虽然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从共时性威胁上看，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即位初期，匈奴对西汉的安全威胁和损害似乎有所下降，但决定威胁认知强弱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历时性威胁。从历时性威胁的大小来看，首先，自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后，匈奴就成为西汉的中心性威胁，至汉武帝在公元前141年即位，匈奴对西汉施加了总时长近60年的威胁。其次，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和损害程度相当严重，在匈奴的威胁下，西汉的体系秩序安全和边境安全基本上无从谈起，而匈奴趁着秦末战乱占领河南地，亦破坏了西汉的领土安全。从汉初接纳西汉叛逃的异姓诸侯王，到景帝时期与“七国之乱”中的赵国勾结，匈奴大肆介入西汉的内部纷争，对其政权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损害。除了在“白登之围”中险些俘虏汉高祖，匈奴对西汉最严重的两次威胁当属汉文帝十四年和后四年，前者匈奴“候骑至雍甘泉”⁵¹，后者“烽火通于甘泉、长安”⁵²，这两次迫近西汉政治中心的军事行动似乎表明匈奴的战略目标已不再仅限于边境和经济，大有挑战西汉政权安全的意图⁵³。再次，在匈奴实施威胁和损害的次数上，《汉书》明确记载的规模较大的进犯，在汉高祖时期有三次，吕后时期有两次，汉文帝时期多达四次，汉景帝时期亦有四次。复次，匈奴的这些威胁和损害行动距离汉武帝继位的建元元年，最近的一次仅相隔一年，史载汉景帝后二年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⁵⁴。最后，匈奴对西汉的威胁还有着大量的羞辱性言行。从以上五点的分析来看，匈奴对西汉构成了较大的历时性威胁，而西汉对这种较大的历时性威胁的认知又在汉景帝后期被激活。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景帝时期，匈奴对西汉的四次进犯，第一次是在汉景帝即位初期，西汉以和亲应对，换来了与匈奴七年的大体和平。第二次是在汉景帝中二年，西汉以停止和亲应对，而匈奴并未实施报复，汉匈之间又有了四年的大体和平。但到了汉景帝后期的中六年和后二年，在三年的时间内，匈奴竟两度大举进犯，且对西汉安全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前两次，而和亲政策在应对这两次进犯上都效用不大。如果说匈奴的前两次进犯还属于“小入盗边”，该时期还属于汉匈大体和平阶段，基于和亲政策的汉匈和约还能发挥较大作用；那么后两次的具有较大破坏性的突然且频密的进犯，似乎表明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又回到了汉文帝时期“大寇”的程度⁵⁵，这足以激活西汉对匈奴较大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使西汉更多的权力和文化精英认识到汉匈和平的脆弱性、汉匈和约的无效性以及匈奴威胁的严重性。而在匈奴的国力尤其是军事战斗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的情况下，这种在汉景帝后期被激活的较强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从整体上塑造了西汉在汉武帝继位初期对匈奴和体系结构较强的威胁认知。

(2)西汉战略自信的上升。该时期西汉的战略自信的上升主要体现为“天下主义”的上升，即西汉权力和文化精英对西汉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中心和领导地位的强烈与广泛认知，这在汉武帝即位初期的建元年间有相当多的体现。以当时汉武帝的近臣严助为例，在建元三年是否应出兵解决闽越兵围东瓯的战略辩论中，他提出：“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⁵⁶建元六年，解决了闽越攻击南越之事后，他又代表汉武帝对淮南王刘安谕旨：“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⁵⁷甚至连“保守派”要员淮南王刘安也在奏书中写道：“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⁵⁸这些史料表明，在建元年间西汉的战略自信已经出现并有所上升。

(3) “大一统”之政下的内政与外事。汉武帝自即位以来推动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可以概括为“大一统”之政，他雄心勃勃地准备用“大一统”之政取代汉初以来长期推行的“黄老之政”。“大一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后世学者有着非常多的阐释，本文认为“大一统”是个由内而外、内外关联性极强的概念和观念。就其内部性而言，是指维护和巩固君主统治的正统性、统一性与一元性，加强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正统性、统一性与一元性，主张中央集权和君主强化权力，当代学者的理解是“天下之政治统一于中央，天下之大权集中于天子”⁵⁹。由此就关联出这个概念和观念的外部性，就其外部性而言，有扩大君主统治和影响的空间广泛性的意思，这一点往往会和“天下主义”结合在一起。

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意气风发地想要把“大一统”从概念变为现实，从观念转化为政策和制度，这便是建元元年的新政。新政之初，汉武帝就铸造了铭文为“定天下，万物伏”的建元鼎⁶⁰。而从“大一统”概念和观念本身所具有的由内而外、内外关联性极强的特性出发，汉武帝推行“大一统”之政在目标和内容上势必带有较大的外向性，“大一统”之政势必会向西汉传统管辖区域之外延伸，这个延伸的过程就是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但汉武帝建元元年的新政很快就因为窦太后的反对而中止，新拔擢的中枢大臣或被诛或被黜，新政诸事罢废。⁶¹汉武帝的“大一统”之政遭遇严重的内部阻力，新政既难以在内部推行，又难以通过内部成就获得自身正确性的证明与支持，那么剩下的窗口就是外部事务，通过对外部世界推行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来获得成就，以证明和支持新政的正确性。由于“大一统”之政中内政和外事本身就具高度的关联性，因此这种证明和支持的效果是清晰可见的。此外，在人事上，汉武帝推行“大一统”这样的新政，很难在旧的权力集团中获得坚定的支持，他需要在旧的权力集团之外重建一批权力新贵集团，这些人往往来自权力的边缘或半边缘群体，甚至来自社会的下层群体，由于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热衷于推动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而另一部分人即便不热衷于此，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命运与“大一统”之政深度绑定，因此也不会强烈反对。

在这起步阶段，对匈奴的威胁认知使西汉的“进取派”对西汉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地位相当不满，西汉的权力和文化精英不断上升的战略自信(第一重机会认知)驱使他们准备改变体系结构，以实现“天下主义”中“中原王朝”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汉武帝意欲推行“大一统”之政，使得上述想法有变为现实政策的可能性，而“大一统”之政在内部的受挫又为上述想法的实现增强了迫切性，因“大一统”之政而逐渐崛起的权力新贵集团则使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有了积极的执行力量。但此时中心性威胁尚未出现严重的问题，且西汉的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都相对有限，这使西汉必须高度重视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尽量选择成本和风险较小且更容易出成就的目标。所以此时西汉虽然已经转向到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但转向的规模和力度都相对有限。

在该阶段，一方面，西汉对匈奴的威胁认知并没有减弱。另一方面，西汉的战略自信也在继续上升。比如，王恢在元光二年就提出：“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⁶²汉武帝也在元光元年表达了对“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⁶³的向往。再一方面，汉武帝的“大一统”之政得以重新推行。虽然其内部阻力变得非常微弱，但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不足以促使西汉开始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决定西汉从起步阶段发展到全面推进阶段的因素还有两个：一是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这意味着汉武帝的权力集中度大幅提升；二是元光二年“马邑之谋”中匈奴单于中计，这意味着中心性威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西汉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与强化。

(1)汉武帝权力集中度的提升与西汉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升。汉武帝继位初期，仍面临着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中央有窦太后及相关外戚势力的制约，这是主要的制约力量；地方上各同姓诸侯王仍有一定的势力。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的权力集中度得以大幅提升，这使得汉武帝推行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更加自主地进一步集中和使用各种资源，且不再面临被架空或废黜的风险，汉武帝亦敢于在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时承受更大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同姓诸侯王也无法形成“七国之乱”时的规模，汉武帝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去解决外部安全问题，从而使西汉的安全战略目标进一步集中。元光四年，在剪除了外戚权臣窦婴和田蚡，以及在元朔二年颁布“推恩令”之后，汉武帝的权力集中度更是空前提高，这对西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推动作用可以通过一组史料的对比表现出来：元光元年，对于是否要同意匈奴的和亲要求，御史大夫韩安国主张同意，史载“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⁶⁴；到了太初三年，对于是否要第二次远征大宛，史载“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但汉武帝“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⁶⁵，乾纲独断决定二伐大宛。

(2)匈奴对外决策的失误与西汉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及强化。元光二年，匈奴出现了对外决策的严重失误。一方面，匈奴在经济上过于贪婪，在军事上过于自大；另一方面，西汉长期对匈奴奉行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加之建元年间西汉对匈奴营造出的“厚遇，通关市，饶给之”⁶⁶的氛围，使得匈奴对西汉滋生出了严重的麻痹大意心理，认为西汉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反击。针对匈奴的这一战略心理，马邑豪士聂壹定下“马邑之谋”，准备对匈奴诱敌设伏、擒贼擒王。他告诉王恢：“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⁶⁷于是王恢秘密派遣他潜入匈奴，告诉军臣单于，他可以作为内应斩杀马邑令丞，使马邑不战而降。军臣单于竟轻信了他的话，亲自领兵十万进入武州塞，准备劫掠马邑财物。此外，以王恢为代表的“进取派”赢得了西汉廷议上对匈奴政策的论辩，西汉决定利用匈奴的决策失误，抓住这次能够轻而易举、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威胁的机会。由此，在第一重机会认知的基础上，西汉对中心性威胁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得以出现并强化，于是“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⁶⁸，从此西汉开始进入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阶段。

北宋自宋太宗雍熙三年伐辽失败后，明显开始奉行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这一范式在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得以延续。自宋神宗熙宁初期，北宋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起步阶段。该阶段主要在熙宁年间，北宋最主要的战略行动是“熙河开边”。此外，北宋还在熙宁元年开始着手经略交趾，并且在熙宁二年恢复和加强了与高丽的外交联系。(2)全面推进阶段。该阶段主要在元丰年间，北宋最主要的战略行动是对西夏发起灭国之战，试图“直捣兴、灵，覆其巢穴”⁶⁹。虽然宋神宗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规模、成效和持续时间上都远不及汉武帝时期，但它的案例价值并不亚于后者。

在用宋神宗时期北宋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进行正向验证之前，本文将先简要地用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北宋未能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反向验证。

首先，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的北宋有着比较雄厚的国力基础，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宋真宗时期有“咸平之治”的美誉，宋仁宗时期有“嘉祐之治”的美誉。其次，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北宋面临相当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宋真宗时期，辽军大举南下，迫近北宋的政治中心。宋仁宗时期，西夏李元昊自立称帝，数次重创北宋军队。再次，宋真宗和宋仁宗亦有才略，并非昏聩之君。最后，该时期北宋也有不少能臣猛将。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导致北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同样是由于该时期，第一，北宋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不足；第二，北宋没有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第三，北宋的君主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都相对有限。

(1)北宋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不足。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景德元年，辽国大举南下以及“澶渊之盟”的签订并没有导致北宋威胁认知的上升，反而使其对体系结构的威胁认知明显下降。比如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就对其将领讲道：“北狄自古为患……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⁷⁰此后，他又多次强调北宋“四方无事”的大好形势，他的臣下也都普遍认同这一观点，而“无事”一词似乎还上升到了北宋政治话语的高度。可以说“澶渊之盟后，北宋朝野上下，举国欢腾，普遍相信安史之乱引发的混乱局面，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至此才真正终结，可与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已经到来”⁷¹。这种较弱的威胁认知一直延续到宋仁宗中期的庆历年间。⁷²

与较弱的威胁认知相伴的是北宋较低的战略自信，即认为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体系结构，这尤其反映在“澶渊之盟”后北宋频繁举行的天书封祀活动，宋真宗君臣自认为其不可能以实力洗刷“澶渊之耻”，只能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遮掩国耻，恢复君主的威望。尽管到了宋仁宗中后期，北宋的战略自信有所提升，但难言属于普遍现象，实际上到辽国行将灭亡之前，北宋对其都难言有较大的战略自信。另外，庆历八年正月，李元昊遇刺，一时之间西夏政局动荡，但中心性威胁突然出现的这一问题并没有导致北宋强化第二重机会认知，虽然有“分弱其势，冀绝后患”之议，不过宋仁宗以及众多边疆重臣不为所动，否定了这一主张。⁷³这表明该时期北宋不仅第一重机会认知较低，且当机会窗口出现后，北宋的第二重机会认知也不曾强化。

(2) “祖宗之法”约束下的内政与外事。北宋所谓的“祖宗之法”最初是指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的总结概括。⁷⁴一方面，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严格奉行“祖宗之法”。至道三年，宋真宗在其继位制书中就强调：“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⁷⁵而宋仁宗在其留给后世君主的“圣训三十五事”中，第一事就是遵祖宗训。⁷⁶可见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对“祖宗之法”的谨遵恪守，这使得这两朝很难推动具有变革性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更遑论与外事有着较大关联度。虽然宋仁宗中期推行过“庆历新政”，但“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吏治，在目标和内容上与外事关联度不大，且“庆历新政”无论是在系统性和广泛性上，还是在持续时间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另一方面，北宋“祖宗之法”在外事方面的法度和精神主要源于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外政策，这个时期北宋开始强调“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⁷⁷以及“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⁷⁸，这种政策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内向性。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不仅抑阻了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可能性，更无从谈起内政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对外部成就的需求度。

(3)共治天下的中央权力格局。较于前代，北宋立国之初着重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军权的控制，因此北宋基本上不存在强大的对抗性的地方军政势力。但在中央内部，按照“人主莅位，大臣审权，争臣议权”的原则⁷⁹，君主的权力集中度相对有限，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⁸⁰君主做决策要依靠士大夫，并尊重士大夫的意见；又由于“祖宗之法”和时代风气的支持⁸¹，士大夫往往敢于提出异于君主意志的主张。这两个方面对君主的权力集中度构成了较大的制约。此外，这两朝还频频爆发兵变和起义。例如，宋真宗时期爆发过益州王钧和广西陈进领导的两场大规模兵变和起义；宋仁宗时期爆发过沂州王伦、商州张海、贝州王则和两广侬智高领导的四场大规模兵变和起义；尤其是庆历七年年底的贝州王则兵变，爆发的时间与李元昊遇刺大致在同一时段，北宋没有因李元昊遇刺而强化第二重机会认知，可能或多或少与这次兵变有关系。这些兵变和起义不仅是北宋君主权力集中度有限的体现，还严重制约北宋安全战略目标的集中。

总体而论，在宋真宗时期和宋仁宗中前期，那些能够触发、驱动和保障“中原王朝”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因素要么比较微弱，要么就不存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之后，这些因素开始出现并逐渐强化，但此时已是宋仁宗统治后期，已难以进行范式上的大幅转换。而宋英宗在位时间较短，且健康状况较差，为朝堂上的“濮议之争”劳神费心。直至宋神宗继位，这些因素才开始发挥作用。

(1)北宋威胁认知的激活与上升。如苏轼所论：“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⁸²自宋仁宗中期以来，北宋面临的中心性威胁就是双重的。虽然辽国在“澶渊之盟”后与北宋维持着大体上的长期和平，虽然西夏的国力远逊于北宋，但北宋自仁宗中后期以来对它们的威胁认知明显上升。对于前者，宋神宗就认为：“自来契丹要陵蔑中国。”⁸³《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不止一次提到“上忧契丹”⁸⁴。王安石也认为：“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⁸⁵对于后者，宋神宗曾手诏：“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⁸⁶该时期北宋之所以会对辽和西夏有如此强的威胁认知，主要是受历时性威胁的影响。辽国的强大颠覆了北宋的体系秩序安全，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破坏了北宋的边境安全和领土安全；同时，辽国还试图获取北宋更多的边境领土，甚至可能威胁到北宋的政权安全：自辽太宗以来，辽国曾两次大举南下，攻入“中原王朝”腹地。此外，北宋还认为辽国的威胁具有较大的羞辱性，比如宋太宗两次北伐的惨败和窘相，比如，“澶渊之盟”的屈辱，再比如趁北宋与西夏作战失利而向北宋勒索瓦桥关南十县之地等。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下距离宋神宗继位有64年的时间，重熙十一年辽国索地事件距离宋神宗继位则仅有26年的时间。从北宋建立起，辽国就成为北宋的安全威胁，至宋神宗继位已有100余年之久。

西夏的崛起和扩张不仅破坏了北宋的体系秩序安全，还严重威胁着北宋的边境安全与领土安全。夏景宗李元昊于景祐五年称帝后，不断攻略北宋的边境地区，在三川口等三次大战中重创北宋军队。在宋神宗继位前一年，西夏大举围攻北宋的大顺城和柔远寨。此外，北宋认为李元昊称帝就是对北宋的极大羞辱，这就决定了西夏对北宋的威胁本身就带有较大的羞辱性。如果从太平兴国七年李继迁反宋算起，西夏对北宋的威胁至宋神宗继位已有86年之久；如果从景祐五年李元昊称帝算起，西夏对北宋的威胁至宋神宗继位已有30年之久。

从上述分析来看，北宋对辽国郁积着较强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但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第二个核心症状即持续的回避的影响，北宋长期以来刻意回避面对这种威胁。但辽国趁着康定和庆历年间宋夏战争的机会，突然向北宋施加威胁，勒索土地和岁币，打破了北宋对宋辽和平的幻念，经过庆历年间的索地和增币事件后，北宋不仅对宋辽盟约产生了怀疑，还真正感到了屈辱⁸⁷，由此对辽国的历时性威胁认知开始被激活，北宋逐渐敢于直面辽国的威胁。而对于西夏，在康定和庆历年间的战事结束后，宋夏之间大体和平的状态持续到了宋仁宗后期，但随着西夏新君谅祚年岁的增长，西夏对北宋的骚扰不断升级和扩大⁸⁸，至宋英宗时期已相当严重。谅祚突然破坏宋夏长期和平的军事行动，不仅激活了北宋对西夏的历时性威胁认知，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北宋自仁宗中后期以来逐渐上升的对体系结构的威胁认知，这种状况持续到宋神宗即位初期。当辽和西夏的国力尤其是军事战斗力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且辽和西夏的意图又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北宋这种被激活的较强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从整体上塑造了宋神宗继位初期北宋对辽和西夏以及体系结构较强的威胁认知。

(2)北宋战略自信的上升。在北宋决策层对体系结构有着较强的威胁认知的同时，早在宋仁宗后期，北宋权力和文化精英中的战略自信就开始出现并逐渐上升。嘉祐五年，郭咨就提出：“取幽蓟如探囊中物尔。”⁸⁹治平二年，相对保守的参知政事欧阳修上书宋英宗，认为北宋解决西夏的可能结果有“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和“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⁹⁰甚至另一位“保守派”要员司马光也认为：“虽北取幽、蓟，西讨银、夏，恢复汉、唐之疆土，亦不足为难。”⁹¹熙宁元年，王韶上书宋神宗《平戎策》，这份重要的战略规划书中相当关键的一点就是“西夏可取”⁹²，王安石也认为“如秉常者虽欲扫除，极不为难。”⁹³对于辽国，他也曾对宋神宗提出：“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不得？”⁹⁴总体而言，虽然自宋仁宗后期以来，北宋对辽和西夏的战略自信均有所上升，但对西夏才是真正充满战略自信。

(3) “熙丰变法”中的内政与外事。宋神宗时期北宋推动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是“熙丰变法”，虽然这是北宋的一项大型内部改革运动，但在目标、内容和人事上却与外部事务存在着较大的关联度。就目标而言，王安石提出“调一中国，兼制夷狄”，追求富国强兵，富国是内部目的，强兵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向性。就内容而言，变法中的不少重要方案都与外部事务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保甲法和保马法；更典型者比如市易法，该法本身是由“进取派”要员王韶在河湟地区推行进取型安全战略时创制。就人事而言，“熙丰变法”带起了一批权力新贵集团，这批人原来多属于北宋权力体系中的边缘或半边缘群体，大多出身贫寒、经历平平、位低资浅，在朝野的影响有限。⁹⁵由于变法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之间的关联性，这批“变法派”在政治身份上往往也属于“进取派”，这批人中的多数要么积极支持和落实转向该安全战略范式，要么虽然内心不支持，但在实际行动中也不会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已经与该安全战略范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样一来，北宋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就有了积极的执行力量。

另外，“熙丰变法”的前半段在中央内部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形成“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严重对立，进而形成党派之争。“反变法派”不仅大多地位显赫、资历很深，而且大多都是出身于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在朝野都有广泛的影响和很大的势力。⁹⁶为了减小“反变法派”带来的阻力，“变法派”就需要证明其变法的正确性，如此一来，对显而易见的成就便有了较大的需求。变法在国内想要取得成就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外部成就则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由于变法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之间的关联度，因推行该安全战略范式而取得的成就自然就成了变法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使变法获得正确性上的证明和支持。

在该阶段，第一，北宋对辽和西夏的威胁认知仍然较强。第二，北宋的战略自信并没有减弱。第三，元丰年间，“熙丰变法”在宋神宗的主导下更加强有力地推进。但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并不足以促使北宋转向以中心性威胁西夏为主要目标而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决定北宋从起步阶段发展到全面推进阶段的另外两个因素包括：一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权力集中度的大幅提高和北宋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高；二是元丰四年，西夏发生政变，政局不稳，导致北宋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与强化。

(1)宋神宗权力集中度的提升与北宋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升。熙宁年间，宋神宗仍遵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不仅建立起与王安石亦臣亦师的关系，对于反对变法的富弼和司马光等重臣也没有铲除异己，而是相当重视他们的意见。但到了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独揽变法主导权，亲自主持变法大业⁹⁷，君主的权力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中书以进人选才之方诿于陛下，密院以用兵择帅之事诿于陛下，事事皆出于圣意”⁹⁸。这对北宋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影响正如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所论：王安石一罢相，神宗身边就只剩下两种人，或是像吴充这样软弱无能的大臣，丝毫不敢忤逆皇帝的意思；或是像蔡确这样遇到机会就见缝插针的人，只要能讨得皇帝欢心，什么话都肯说。……那时皇帝想听的话就只有进攻西夏。朝廷内外，凡是有点野心的人都知道，要想加官晋爵，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神宗实现攻打西夏的目标。⁹⁹宋神宗权力集中度的提高也使得北宋安全战略目标的集中度有所提高，而且在辖区内军事叛乱或农民起义是否存在及严重性这项指标上，不同于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该时期北宋境内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反叛或农民起义¹⁰⁰，可以说宋神宗元丰年间制约君主权力集中度的三个因素要么十分微弱，要么就不存在，这非常有利于北宋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高。

(2)西夏政变与北宋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及强化。元丰四年四月，亲政仅四年的夏惠宗秉常与长期摄政的梁太后矛盾激化，强势的梁太后反对秉常行汉礼，秉常则在其亲信将领的激怒下，打算诛杀太后一党，结果消息泄露，于是梁太后发动政变，抢先下手清洗了秉常的亲信将领，并且幽禁了秉常。关于西夏的这次政变，北宋获得了西夏“上下汹乱”、西夏内部各势力“拥兵自固，斩绝河津，南北阻隔”的情报。¹⁰¹这促使北宋产生并强化了第二重机会认知，认为西夏“国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¹⁰²。于是“进取派”中的边臣边将纷纷上书宋神宗，建议对西夏犁庭扫穴。庆州知州俞充上书认为：西夏“家道如此，国人恶之，众必离怨，此正可兴师问罪之时也。……天亡其国，神献其策，破其巢穴如破竹之易，此不可不为也”¹⁰³。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种谔从宋辽夏三角关系出发，认为：“若西夏果为契丹所并，则异日必为大患于中国。西夏疆场若归中国，则契丹孤绝，彼势既孤，则徐为我所图矣。”他向宋神宗建言：“不必远调兵赋，止发本路九将兵，裹粮出塞，直趋巢穴。”“陛下成万世大勋，正在今日矣。”¹⁰⁴于是该年七月，宋神宗集合五路大军远征西夏，计划一战灭夏，从此北宋开始进入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阶段。

通过以上案例的验证可以得出：(1)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会先经历一个起步阶段，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2)“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有较大的威胁认知与出现第一重机会认知，且“中原王朝”推进与外事有较大关联度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在该事项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3)在“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上述转向的条件下，如果“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将导致“中原王朝”开始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从这三个结论出发，还可以引申出三个超越中国古代历史特殊性的结论：(1)外部安全压力和威胁的变大并不必然导致一国的威胁认知随之快速增强，影响国家威胁认知变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国内层面；同样，一国国力的上升也不必然导致它的机会认知随之快速增强，影响国家机会认知变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体系结构层面。(2)一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深受其内政总框架的约束，一国的国内变革很有可能带动其对外安全战略的调整，但调整的方向、幅度和时长受文中三组变量的影响。(3)不同于诸多战争起源理论的观点，即一国内部决策层权力的虚弱或分散会导致该国对外采取激进/强硬战略，本文的研究表明，一国内部决策层权力的稳固和集中也有可能导致该国采取类似的战略，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决策层权力的稳固和集中程度并不能被视为决定国家对外战略走向的唯一变量。

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和变迁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只尝试回答了其中一部分问题，还有两个重要部分有待研究：(1)在国力没有明显衰弱的情况下，“中原王朝”为何会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转换到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比如，明朝前期，从明成祖时期的进取型转换到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的保守型。(2)“中原王朝”为何会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走向战略透支？从本文选取的两个案例来看，很难判断它们是否已走向战略透支或必将走向战略透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没有潜在的战略隐患和风险。就大国的对外安全战略而言，第一，应与时俱进地看待历时性威胁，更加综合全面地分析共时性威胁和历时性威胁；第二，应审慎研判导致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的因素和条件，在形势尚不明朗、信息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注意克服投机主义的干扰；第三，内政确实与外事存在着关联性，并对其有大小不一的需求，但应尽量防止内政中的消极问题外溢到外事上，避免这些问题对外事的过度介入和利用，以免妨碍或误导大国坚持既定的正确战略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