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霸权国扩张带来的外部威胁，选择组建联盟以制衡霸权国，是行为体的潜在反应之一。不过，行为体固有的认知局限会左右其策略选择，这种认知局限容易使个体夸大或低估对手的实力或侵略意图，进而影响其对外部威胁的评估。对外部威胁感知的差异会影响成员国的制衡意愿以及集体行动的协调效果，最终影响制衡成效。那么，同样面临霸权国扩张的威胁，起初具有相似条件的制衡联盟，为何有的能由松散制衡向紧密制衡转变，而有的最终未能实现这一转变？这一问题在理论或现实层面至少具有以下关切点：其一，关于制衡联盟的已有研究往往缺乏认知心理的微观视角，尤其是政治精英的信念体系或认知模式如何影响其战略判断，进而影响国际权力格局。其二，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关键行为体掌握什么样的信息，会影响其决策乃至整个局势的走向。其三，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驱动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内政治制度变迁等物质或结构因素。与此相对应的是，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时期的实践，揭示驱动制衡成效转化过程的认知动力机制，以弥合既有宏观理论在分析该议题时可能存在的微观视角盲区。

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制衡联盟的具体形式、目标及内涵也不尽相同。经典的联盟理论主张，联盟(alliance)是国家行为体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是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具有优势的威胁，进而确保自身安全的制衡过程。¹显然，应对霸权扩张的威胁是国家间选择组建安全同盟以制衡的基本动力，为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至意在制衡霸权国的制衡国。同时，本文探讨的联盟是指应对霸权国的威胁而形成的一种制衡方式，而非有无制衡行为的问题。基于行为体的认知模式，本文将探讨联盟成员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及变化如何影响制衡意愿及集体行动的协调性，进而能否促使制衡机制由松散转向紧密，以产生特定的制衡效果。

本部分将梳理影响制衡成效的社会结构动因以及认知心理学运用于制衡联盟研究的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引出威胁认知这一微观分析视角。

学界关于制衡的论述主要聚焦于联盟生成和管理的过程层面，对制衡成效的涉猎较少。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选择制衡的动机可能是多元的。对此，理性选择动机、结构条件以及观念规范等路径均做过相应的探讨。

理性选择动机为理解制衡成效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在非对称权力体系下，盟内成员国出于自主性动机选择制衡，或为了生存安全而追随、依附霸权国。²与“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不同，朴敏亨(Park Min Hyoung)认为，面临霸权威胁时，盟内弱国可能通过军备建设等方式同时提升自主性和安全，而不危及联盟的存续。³制衡往往存在一定的门槛，当霸权国过于强大时，一国选择制衡需付出高昂的代价⁴，由此更可能被迫追随；当不危及生存安全时，一国为获益最大化而主动追随霸权国的动机则更常见。⁵如果权力走势不明朗，两面结盟的现象并不罕见⁶，这尤其符合小国的策略偏好⁷。显然，行为体对联盟效用的预期⁸及在联盟中的议价能力⁹，都可能影响制衡效果。理性选择动机为理解一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如何进行理性决策，从而影响联盟的制衡效果，提供了必要的启发，但其线性逻辑假设并不符合行为体知觉模式非线性变化的实际情况。

此外，国家实力、地缘位置、制度安排等结构因素对制衡效果的影响，也得到较多的讨论。双方实力对比是决定称霸与制衡两股力量谁能最终胜出的基本条件¹⁰，而毗邻霸权国的国家可能因恐慌而选择制衡¹¹。然而，实力、地缘这类因素具有明显的静态特征，在分析部分制衡实践的非线性变化(如战事胜利与失败交错)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学者关注制度结构对制衡效果的约束。当面临共同威胁时，盟内成员倾向于将合作制度化，以限制退出联盟的潜在行为¹²，如果缺乏制度约束，盟友仍是潜在的敌人¹³。这表明，国家间的制度约束是维持联盟运行的必要前提。学者对国内权力结构(如政体)是否影响制衡效果存在争议。兰德·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指出，两次世界大战前夕，内阁的脆弱性是导致英、法对德国扩张采取绥靖政策的重要因素。¹⁴一项基于北约和华约的比较研究发现，成员国的国内管理体制是导致联盟结局出现差异的初始条件。¹⁵不过，民主国家也可能为了反对非民主国家而联合起来，获胜后彼此可能成为相互攻击的目标。¹⁶对此，有研究分析了民主国家打破联盟协议的成本，发现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履行联盟协议方面并无显著差异。¹⁷这表明，民主制度并非影响联盟稳定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这类“软”因素同样是解释制衡效果的重要进路。中国古代“无德，何以主盟”的联盟道德观有别于西方联盟实践。¹⁸赵鼎新在分析观念规范如何影响制衡时指出，与东周体系不同，近代欧洲逐渐形成的“均势”观念对维持此后欧洲多国体系格局发挥了基础作用。¹⁹在东周诸国体系下，国家的行为逻辑根源于“大一统”观念，进而奉行兼并的战略；而西欧则在中世纪的多元化政治格局基础上生成了“主权”观念和“均势”原则。²⁰ “大一统”与“均势”观念对理解国际体系的演变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对具体制衡实践的解释力则有限。

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为人们理解制衡成效提供了宏观结构动因的解释。在“支配—制衡”范式下²¹，理性选择动机、实力对比(体系结构)、权力制度与观念规范等不同路径或许可以进一步融合。然而，过于强调实力(安全)追求和观念冲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关键决策者认知模式等微观心理因素的实际作用，难以准确揭示国际权力体系演变的微观逻辑。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政治精英基于什么样的信息，在对外部威胁做出何种认识或判断的条件下，会影响其对盟友信誉的评估，进而选择背叛或加强合作，最终影响联盟的走向。

认知心理学有关合作联盟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制衡效果。认知心理学旨在揭示人们处理信息的基本思维机制，强调行为体处理信息的过程本质上是为避免认知失调，以保持与既有的信念体系(态度立场)相一致。这种信息与信念体系相匹配的过程体现了认知相符原则(cognitive consistency)。²²为保持认知相符这一基础心理机制，行为体会启动“锚定—调整”等影响知觉判断的具体辅助机制²³，以符合其认知体系。具体而言，对外部威胁信息的识别，包括判断他者是否有伤害或威胁自己的意图及其是否有能力完成该意图两个层次的知觉。²⁴当个体感觉受到严重威胁时，其固有的心理机制会被激活，进而影响其对信息的接收与识别。²⁵面对外部霸权威胁时，盟内成员如何识别、处理相关信息，进而做出何种回应，成为认知心理学被应用于相关研究的核心路径。

国家间政治根源于人的本性²⁶，尽管早有研究注意到威胁感知在一国应对国际危机中的作用²⁷，但关于制衡理论的认知心理逻辑的研究，仍主要聚焦于国家行为体层面。其中，不对称体系下弱国的能动性得到较多的关注。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分析了对一国的权力认知如何影响国际格局²⁸；斯蒂芬妮·霍夫曼(Stephanie Hofmann)等人强调威胁感知异同为管理盟内成员的意见分歧和促进集体行动提供了条件²⁹。不过，也有研究意识到，错误知觉会影响到联盟稳定。大国对小国疏于关注与小国对大国过于敏感，二者形成的错误知觉(即关注错位)会影响联盟稳定。³⁰由错误知觉导致的战略差异会影响集体行动的一致性³¹，这一过程或许可通过忠诚(背叛)³²、声誉³³、可靠性³⁴等机制得以体现。上述研究聚焦于不对称体系下小国的能动性在联盟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导致盟内成员发生分歧乃至决策失误的政治精英个体如何处理信息这类更具基础性、优先性的微观解释因素。同时，认知心理学理论脉络庞杂，在联盟议题分析上较为碎片化。鉴于此，本文尝试提供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行为体接触到的信息会帮助其塑造认知模式、价值偏好(或情感态度)以及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进而使其表现出某种人格特质³⁵，以应对外部变化局势。人们对外部信息如何反应的核心逻辑是认知相符原则，即与自己的既有信念体系、认知习惯相一致，避免认知失调。具体而言，行为体会通过诸多子机制形成的辅助机制以确保与既有信念体系相一致³⁶，表现在两个方面(如图1所示)：一是能形成与客观威胁态势相一致的准确认知，即威胁感知差异较小，体现了行为体的自主性；二是无法形成与客观威胁态势一致的认知，即产生明显的威胁感知差异，这种错误知觉根源于人固有的认知局限。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可能使行为体对威胁更敏感³⁷，进而强化集体行动的动机，但如果共同的外部威胁未被一致地识别，群内凝聚力则难以被强化³⁸。具体而言，一国对外部威胁的错误知觉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高估对手敌意，引发非本意冲突³⁹；二是低估或忽视对手的决心和能力，也会使冲突升级⁴⁰。

为此，我们需分析在何种情境下，行为体更可能形成准确的认知，何种情境下更有助于避免产生错误知觉。

在厘清既有研究脉络的基础上，本文将构建一套分析框架，并对研究方法、案例的选择以及核心变量做进一步解释。

本文借鉴学界常用的“因素＋机制”这一设计思路，将威胁感知差异嵌入制衡机制转化过程之中，以更好地呈现制衡的动态变化逻辑(如图2所示)。

由图2所示，本文将制衡过程大体分为松散制衡(或初步制衡)和紧密制衡(或制衡深化)两个阶段。⁴¹

其一，松散制衡阶段的特征是：面对霸权国的威胁，出于本能反应或其他原因，各国具备一定的制衡意愿并展开初步的行动(如各国派出一些兵力，组成联军应对霸权国的威胁)。然而，在实际制衡过程中，成员国可能具有较强的功利动机(如只是口头承诺参与，而实际不愿派兵)，从而影响制衡的运行及效果。

其二，紧密制衡阶段的特征是：感知到霸权国的实际威胁后，各国能够对前期制衡失利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同时，各国能克制自己的补偿心理或观望动机，积极参与制衡实践，表现出足够的制衡意愿或决心，成功遏制霸权国扩张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由于不同时期盟内成员对霸权扩张的威胁认知差异，行为体真正参与制衡的意愿和行动积极性也不一致，由此影响制衡机制能否发生转变。在案例分析部分，笔者将结合具体史实对上述两个阶段做详细论述。

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有制衡成败、威胁认知差异以及相关控制变量。

制衡成败。制衡成败以是否成功抑制霸权国的扩张为主要标准。如果联盟成功遏制霸权国的扩张，维持原有的权力格局，则视为制衡成功⁴²；若联盟未能阻止霸权国的扩张，其成员最终反而被后者控制，则视为制衡失败。换言之，本文以最终的军事战争结果(即霸权国最终是否被联盟成功遏制)作为衡量制衡效果的核心指标。在古代和近代早期，霸权国的对外扩张主要通过军事战争实现，反霸联盟的制衡效果很大程度上同样通过战争手段呈现。如果某个联盟在制衡过程中能取得部分战事的胜利(如前期具备成功制衡的条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反而有助于增强解释力。

威胁认知差异。根据翔实的历史材料对历史事件做不同的解释，这是评估当事人威胁感知差异的基本原则。除了依据决策者表述、应对霸权威胁的替代性方案的质量、具体动员程度等维度，为使评估更加结构化，笔者从领土、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维度来对威胁认知差异进行分解。⁴³多个维度的威胁是逐渐强化行为体对霸权国扩张威胁感知趋于一致的必要条件。

控制性变量。最具相似性的案例设计要求控制变量尽可能保持相似。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虑的控制变量有霸权国意图、霸权国与联盟体系的实力对比、联盟内部成员的利益分歧这几项主要指标。其中，霸权国的意图相似，即扩大统治范围。霸权国的实力不及联盟体系的综合实力。例如，反法同盟的实力总和占优，而法国实力总体上处于弱势。反秦联盟前期，主要大国间的实力差距较小，秦国在人口数量、军事能力方面并未占绝对优势，更不敌六国实力之和。⁴⁴两个联盟内部的利益分歧比较明显，表现之一是对领土的争夺。例如，反法同盟前期，俄、奥、普等国在波兰领土划分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并影响到制衡前期的战事。战国时期各国对领土和人口扩张的利益趋同，由此展开的相互攻伐现象也十分明显。

作为一项比较研究，本文在行文过程中尝试将因果机制经验化，目的是根据结果变量的差异，来寻找关键性解释变量(即寻找结果的原因)。尽管案例选择的理想状态是对时空条件有高度的敏感性⁴⁵，但如果所比较的案例在主要指标维度上保持一致性或高度相似，即使不处于同一时空，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例如，历史社会学界基于比较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形成路径差异，向读者呈现了大批脍炙人口的著作。尽管这类错位历史比较可能存在会使读者形成虚假的历史相似性认知等技术局限，但其在解释国家结盟这类宏大议题层面仍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本文选取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这两个历史时期中的某一时段进行对比研究。经比较，19世纪初的反法同盟(1793年—1815年)与战国时期的反秦联盟(公元前318年—公元前241年)对霸权国的最终制衡结果可分别作为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符合控制性比较强调的结果差异的要求，即反法同盟最终彻底制衡了法国拿破仑的扩张，维持了多国体系，而反秦联盟最终未能实现对秦的制衡，反而逐一为秦所灭。⁴⁶这一组时空错位的案例在联盟内部的权力不对称性、成员间利益冲突、霸权国策略等方面相似，进而具备了可比性。⁴⁷同时，两个案例的初始条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即面对霸权扩张的威胁都选择了制衡，但存在某种动因使得制衡在后续演变过程中出现分化，最终导致制衡效果迥异。⁴⁸在制衡法国过程中，反法同盟经历了多次战事上的失利；反秦联盟在制衡秦国扩张过程中却取得了多次战事上的胜利。尽管这使得两个案例过程的发生看似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不会削弱本文的解释力，反而可通过这一组案例演变过程的比较，增强本文观点的解释力。从同盟运行的全过程看，即使反法同盟在莱比锡继续战败，但法国的扩张步伐不停，反法同盟成员国的威胁感知继续强化，那么还会选择制衡。

本文的观测单位是反法同盟和反秦联盟的最终走向，其中组建联盟次数作为呈现制衡演变过程的指标，本身不作为观测单位。结合本文的分析框架，笔者对两大同盟体系的制衡结果、背景条件及中间过程的概况做相应的提炼(如表1所示)。其中，面对法国扩张，欧洲国家发动多次反法同盟战争，只有最后两次制衡战争获胜。组成反法同盟的核心成员国主要有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相比之下，尽管山东六国在制衡秦国时有过获胜的战事经历，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表明，反秦联盟在制衡初始阶段有取得制衡成功的潜力，但可能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实现向紧密制衡阶段的转变。

面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尽管两个体系下的成员国都选择了制衡，但制衡过程错综复杂，最终制衡效果也迥异。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共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战争，前五次战事均失败，但最终彻底制衡了法国(如表2所示)。既有研究认为法国自由革命思潮的传播和拿破仑的迅速扩张，被欧洲各国视为致命性威胁。⁴⁹这揭示了欧洲各国选择制衡的行为起点，但不足以解释为何前几次制衡都失败，难以帮助理解反法同盟制衡效果的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同盟成员对法国扩张所带来的威胁感知的变化可以对此做出更好的解释。

公元前320年，秦国开始向魏国之外的国家进攻，由此拉开各国制衡秦国的序幕。根据史料，反秦联盟前后大体经历了7次规模不等的制衡战事(见表3)。不同批次的同盟成员主要有魏、赵、韩、齐、楚、燕6个国家。然而，7次制衡战争都未能召集齐全部山东六国，未形成对秦国的全面制衡。其中，制衡战事取胜4次，分别是：公元前296年由齐国发起的战事，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57年以及公元前247年由魏国主导的战事。这些取胜的制衡战争最终以秦国主动归还侵犯的部分领土或主动撤兵而结束，但这些战事的获胜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制衡战事失败3次，分别是：公元前318年由楚国发起的五国攻秦战争，盟军在函谷关被秦军击退，随后在修鱼被秦国击溃，制衡失败。⁵⁰公元前276年，楚、魏、韩三国组建的制衡也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制衡战事于公元前241年由赵国发起，但缺乏统一的指挥，此次战争失败。此后山东各国再难以形成对秦国的联合制衡，最终逐一被秦国吞并。

面对霸权扩张的威胁，两个体系下各国最初都有一定的制衡意愿并能组建联军，在行为体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共同作用下，制衡前期的效果各有不同。

为防止法国自由革命思潮持续向外渗透及拿破仑的军事扩张⁵¹，出于共同安全的需求，在英国等国的倡导下，反法同盟连续发起多次对法国的制衡战事。

从综合实力上看，同盟的力量总体上要强于法国，尤其是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然而，同盟成员早期制衡意愿的不一致和集体行动的不协调削弱了制衡效果。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同盟成员国就安全、利益的认知存在严重分歧，干扰各自对霸权国的威胁认知。例如，俄、普以争夺波兰为主要目标，尤其是在制衡初期，俄国参与制衡的动机主要是争夺波兰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普鲁士也面临完成统一德意志的国内任务，成员国的主要动机并非制衡法国。盟内主要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此时虽担心法国的扩张，但更担心其余两方觊觎波兰领土。⁵²普鲁士承诺将由奥地利而非法国控制比利时，同时又鼓励比利时叛军对奥地利的抗争。⁵³其二，同盟倡导国对法国革命的信息误判削弱了其实际制衡意愿。英国最初认为大革命更多会削弱法国自身实力，首相皮特很少关心法国对低地国家(如荷兰)的威胁，因而英国在前两次反法同盟制衡过程中以观望态度为主，对法国的实际制衡有限。相比之下，普鲁士、奥地利虽然对法国扩张的威胁感知更强，但在不对称的军事实力结构中，受法国的武力压迫，更倾向于选择依附霸权国或退出制衡联盟(不介入)。例如，普鲁士在1795—1805年这十年间保持中立，俄国在第五次反法同盟中也秉持不介入的态度。同时普鲁士国内不同势力(国王、内阁部长以及驻外使臣)就制衡策略存在严重的分歧。⁵⁴如此一来，形成蒂莫西·布莱宁(Timothy Blanning)所指的“各国单独与法国媾和较为普遍”的现象。⁵⁵其三，霸权国的分化策略会干扰同盟成员对威胁的认知，进而削弱其制衡意愿和实际集体行动。在军事上，拿破仑组建莱茵联盟，以制约反法同盟成员国奥地利、普鲁士，并占领比利时、荷兰等低地国家。在第四次反法同盟中，拿破仑注意到俄、普的利益分歧，诱使俄国进攻瑞典、土耳其，分化俄国的注意力，并在弗里德兰战役中大败联军。在政治和外交上，法国对近邻且实力较弱的奥地利，主要以武力压迫，而面对实力较强的普鲁士、俄国、英国，则采取谈判和武力并重的手段。例如，1794年法国与普鲁士和谈，利用普鲁士与俄、奥在波兰领土上的分歧，诱使普鲁士一度退出反法同盟(此后十年不介入)。随后法国又与俄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共同瓜分普鲁士部分领土，换取俄国在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中采取不介入立场，并得到俄国对法国的领土范围和大陆封锁政策的短暂承认与支持。在恩格斯看来，沙皇同拿破仑结盟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⁵⁶这表明，制衡前期盟国主要成员的意愿不一致，集体行动难以得到有效协调。

上述分析显示，霸权国的军事扩张和自由民主思潮的传播，给同盟成员带来领土、政权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商业贸易等诸多领域的威胁，各国出于共同的安全需求，并在相关倡导国的协调下，曾数次结成制衡联盟。尽管各国出于遏制法国的共同目标结盟，但不同国家间以及一国内部就优先事项、资源配置这些具体事项安排存在严重分歧。⁵⁷同盟成员对法国不满的原因较为多元⁵⁸，各国对法国的威胁认知并不充分一致，制衡意愿在前期阶段未能得到统一，难以转换成更强大的制衡力量。各国在前期制衡过程中，要么陷于各自作战的困境，要么实际参战国较少，因实力不足被法国击败。对此，施罗德(Paul Schroeder)指出，法国大革命最初在欧洲体系中很少受到关注(在德国，仅极少的知识分子给予了一定关注)⁵⁹，尤其是制衡之初，主要大国不愿意长久陷入战争，发现击败法国比想象中的更困难时，各国的反应不是更努力地制衡，而是想着结束战争。盟内主要国家一旦指望他国投入资源来制衡，这种推诿行为无疑会约束制衡效果。⁶⁰因此反法同盟的前期制衡总体上处于松散状态。

与反法同盟的制衡实践相比，山东各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更具动态性，这种威胁认知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成员国的制衡意愿和集体行动的协调性，前期制衡处于松散状态。

总体来看，各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高度异质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制衡机制的进一步紧密化。三晋和楚国面临秦国的直接威胁，制衡意愿较强。其中，魏国的制衡意愿最为强烈，七次反秦联盟战争均加入，并多次担任倡导国(参见表3)，韩、赵、楚三国参与制衡联盟的次数分别达6次、5次、4次。相比之下，燕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并不强烈，其制衡意愿相对较弱。齐国地处东部，秦国扩张对其造成的实际威胁较弱，且经历诸国反齐联盟后⁶¹，齐国实力衰退，制衡意愿也一度降低，尤其在制衡后期阶段，不再参与制衡，总体次数也是最少，仅两次。赵鼎新指出，在战国晚期以前，秦国从不曾对齐国构成直接的威胁。⁶²

实际上，秦国的东扩给山东六国带来的生存威胁无疑是显著的，各国出于共同的安全需求，在不同阶段组建或参与了制衡联盟，且制衡战事经历了失败和获胜交织变化的过程。然而，既然联盟成员对强秦扩张的威胁感知差异大，且制衡意愿未能得到有效统一(处于松散制衡状态)，为何仍有数次制衡战事取得成功？经梳理发现，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84年的东周国际体系表现为秦、齐二元体系，在此格局下，缺乏齐国参与的制衡战事往往失败，而由齐国参与的两次制衡战争均获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由大国协调或主导的制衡更可能成功。这同样表明在前期制衡阶段，或许存在彻底制衡秦国的潜在条件。大国作为积极协调集体行动的倡导国，其在制衡中的作用不应被忽视。遗憾的是，在制衡后期，反秦联盟内部未能统一对外部威胁的认知，难以推动制衡由松散向紧密阶段转变，也就无法实现彻底制衡霸权国的目标。

由于行为体认知模式的差异，盟内成员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出现变化。反法同盟的威胁感知逐渐趋同并强化，驱使制衡由松散转向紧密；反秦联盟则未能克服威胁感知的差异化问题，未能实现由松散制衡向紧密制衡转变。

在松散制衡阶段，拿破仑先后占领欧洲大陆各地区，并采取大陆封锁政策来对付英国。各国面临法国的迅速吞并和政治、经济高压管控政策，加之前期制衡惨败的教训，于是暂时不再将盟内其他大国视为主要威胁来源，纷纷将矛头指向法国。这样一来，主要外部威胁来源逐渐单一化，且表现为在领土、政权、贸易和意识形态等维度对法国的敌视。⁶³在对法国扩张的威胁感知不断增强的刺激下，各国的抗争信念得到激发⁶⁴，推动制衡逐渐紧密化。其中，主要大国对法国扩张的威胁认知趋同，是推动制衡转向紧密的重要驱动力。霸权国持续扩张的趋势似乎给各国传递出法国即将统一欧洲的信号⁶⁵，这挑战了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多国体系格局的基本战略原则。同样地，奥地利从前期制衡惨败的经历中认识到应让普鲁士成为其伙伴而非敌人。⁶⁶与此同时，拿破仑的持续扩张强化了俄国的威胁认知。沙皇认为拿破仑太危险了，坚决反对1814年2月联军与拿破仑签订的停战协议。⁶⁷在经济和贸易方面，欧洲大陆多个国家被迫加入大陆封锁体系。拿破仑通过倾销法国产品、掠夺原材料和战争索赔等形式向普鲁士等国强征数十亿法郎。⁶⁸然而，欧洲国家与英国的贸易大多是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的，因此该政策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⁶⁹这些做法增强了各国对法国的憎恶。正如施罗德所言，反法同盟战争源自受到威胁、处于守势的大国决心以暴力终止法国扩张，重获安全。⁷⁰

在威胁认知逐渐趋同与制衡机制趋于紧密的互动过程中，盟内精英的信息接收渠道设置与识别方式对最终的制衡效果产生基础性作用。从1809年起，沙皇独自处理俄国外交和谍报事务，设置秘密报告的传递渠道，且规定只给君主过目。⁷¹俄国对法国情报的收集范围，涵盖了从君主生活习惯到敌军步兵营武器配置不同层次的消息。例如，俄国曾截获一份关于拿破仑愈发健忘这一身体状况的情报，由此对法国命运和欧洲未来局势走向做进一步研判，认为拿破仑越深入俄国内地，其处境越危险、绝望。⁷²俄国驻巴黎情报机构获得了拿破仑决心入侵俄国的情报，包括入侵时间和主要进军路线等准确信息。⁷³由于提前接收到信息并能精准识别，俄国对拿破仑的行军路线和时间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利用广阔的地缘和寒冷的气候，采取消耗战，损耗了法军近三成的兵力。然而，拿破仑在攻下莫斯科后高估了俄国遭受的损失，于是诱使俄国谈判，这却被俄国视为消耗战略奏效的信号。为此，俄国采取拖延的策略，鼓励拿破仑留在莫斯科并等沙皇的回复。⁷⁴可见，双方对彼此战略决策效果的认知与评估发生了错位，并影响后续局势的演变。

与此同时，盟内成员国之间积极互通信息以减少战略误判，为制衡转向紧密阶段提供更充足的条件。为争取英国的支持，沙皇将其与威尔逊的通信作为额外的信息来源，并破译了威尔逊和英国政府之间的通讯内容，以确保英国没有欺骗自己。⁷⁵另外，在争取普、奥加入同盟方面，考虑到普鲁士由于此前制衡失败的经历可能影响其加入第六次制衡结盟的意愿，俄国通过释放其先锋部队获胜的消息，以增加与普鲁士谈判的筹码，促使普鲁士一位将领在未得到国王允许的情况下率先行动促成普、俄结盟。鉴于奥地利在此前制衡过程中做出的牺牲，同时为缓解奥地利的恐惧记忆，普鲁士和俄国承诺优先考虑奥地利加入同盟。⁷⁶此外，1813年，俄国承认奥地利在处理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南德地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⁷⁷得到俄国的承诺，奥地利也多次来信确保其会加入制衡联盟，以使其他盟友放心。对于盟内成员的制衡意愿是否得到实质性统一，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援引一位法军将领的回忆称：“我此前从未见到敌军会如此坚定地发起攻击。”⁷⁸作为海洋大国，英国的制衡决心和意愿逐渐增强。英国的角色主要是为同盟军队提供资金支持，在数次反法同盟发起的制衡战争过程中，英国共提供超过6000万英镑的资助，甚至为此承受国家负债的压力。⁷⁹制衡期间，英国议会通过的立法、设立的委员会以及深夜开会的数量比以往翻了数倍。⁸⁰在此期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为处理大量的同盟事务，过度操劳而死。⁸¹英国扮演盟内领导的角色，通过向盟内成员提供各种资助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⁸²这反映了英国对维护欧洲大陆多国体系的决心，一旦有强国打破这一权力格局，则会激发其制衡意愿。

在具体的战事中，关键决策者能否及时获取有效的信息和准确判断局势，成为能否扭转战局的关键。面对实力占优的第六次反法同盟军队，拿破仑主动与同盟签署停战协议，但前线的法军却在协议签署之后仍然歼灭了普鲁士的一支志愿军，法国这种不守合约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德意志民众，以致法军在随后多场战役中遭到普鲁士民兵的打击。⁸³战场局势瞬息变化，命令下达与前线接到命令存在时间差，对行为体(尤其是一线作战人员)的信息识别与及时应变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前线法军未能及时接收停战协议，在协议签署之后仍歼灭一支联军部队的做法验证了这一观点。

这种链锁效应(chain-ganging)的制衡形式还展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⁸⁴面对法军在俄国战场上的败退，普、俄立即组建第六次制衡同盟⁸⁵，英国一如既往地提供资金资助，同时还增派部分兵力，并动员瑞典加入反法同盟。随后，汉堡、萨克森等法属邦国也倒戈并加入反法同盟。⁸⁶与此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众将法军击退至比利牛斯山脉以北。得此消息后，奥地利随即加入制衡同盟。战场优势的天平瞬间倒向反法同盟这边，反法同盟和法军以2∶1的兵力在莱比锡展开决战，反法同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表明，识别外部威胁与保障自身安全，是行为体处理有关自我和对手信息的基本动机。心理学研究也证实，行为体的能动性特质越高，其对现实威胁的感知往往越强烈。⁸⁷面对生存威胁的压力，群体成员可能会支持强者，但对强者制定的规范认可度有限，因而背叛概率也更大。⁸⁸因而，不难理解为何法国的盟友对拿破仑的认可度有限，一旦时机发生变化，更容易背叛法国。这表明行为体在关键时刻的认知和战略决断能力可能成为局势扭转的临界点。

前期制衡失败的历史记忆这类锚定认知机制为增强各国的制衡意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英国的倡导下，反法同盟各国于1814年3月签订了《肖蒙条约》，明确规定同盟成员不得单独与法国谈判，展现彻底制衡法国的决心。此次制衡最终基本解除了来自法国的实际威胁。然而，得知拿破仑重新返回巴黎并建立百日王朝的消息后，在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记忆的刺激下，各国果断搁置内部分歧，随即组建第七次反法同盟，并在滑铁卢彻底击败法军，实现了对法国的彻底制衡，并维持欧洲数百年的多国体系格局。

与反法同盟相比，反秦联盟在制衡前期阶段取得过阶段性胜利，这意味着反秦联盟具备成功制衡霸权国的潜在条件。但是为何反秦联盟没有从松散制衡转向紧密制衡？

在联盟实力遭到削弱的背景下，制衡机制未能由松散转向紧密，进而影响最终的制衡成效。秦国于公元前293年、公元前276年通过战争分别将魏、楚踢出大国行列，公元前284年，六国伐齐致使齐国彻底衰落。⁸⁹有观点认为，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此前是否由秦国统一天下仍是个未知数。⁹⁰另外，秦使用“辟地千里，破军杀将”的快速扩张策略，短期内使各国难以恢复抵抗力。据记载，战国后期导致超过2万人死亡的战争达15次，其中由秦发动的达13次。⁹¹秦国通过对韩、魏的伊阙之战，以及对楚国的鄢郢之战和对赵国的长平之战，即斩首数百万同盟成员国士兵。秦国的领土扩张和屠杀政策不仅严重削弱同盟内主要大国的抵抗力量(如摧毁韩、魏的独立性，瓦解楚、赵的抵抗战略)，更在心理层面形成战略威慑，进而迫使对手追随(依附)自己或不介入。这是阻碍反秦联盟奏效的重要原因。例如，在长平之战中，秦国威胁各国不得援助赵国⁹²，使赵国孤立作战，惨败后的赵国不再具备单独抗秦的实力。与制衡初期相比，此阶段的反秦联盟缺乏大国的主导，制衡行动更难取胜。在长平之战前，联盟仍有成功制衡秦国的潜力，但长平之战后，最后一个能与秦抗衡的大国——赵国的实力被削弱，此后各国难以继续应对秦的威胁。⁹³

在认知局限作用下，盟内成员的威胁感知难以趋同，并制约了制衡由松散转向紧密。首先，认知局限表明，行为体往往会忽视或低估某些客观存在的威胁。山东六国难以准确识别出秦国采取“逐步蚕食—迅速扩张—远交近攻—迅速吞并”的策略及其带来的客观威胁。“得寸即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⁹⁴的蚕食策略客观上可隐藏秦国意图，缓解各国制衡秦国的决心。在制衡前期，秦国通过释放“尊称齐国为帝”的信号，一定程度上削弱各国制衡秦国的意愿。楚国同样未能识别出张仪释放的“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的虚假承诺。⁹⁵当某一盟内成员国受到霸权国的进攻时，其他成员国因接收到霸权国的承诺信号而低估或忽视霸权国扩张给自身带来的威胁，选择不介入或追随的现象较为常见。例如，在秦国攻打楚国时，韩、魏得到秦与其修好的信息而秉持不介入策略。公元前276年，在秦先后攻打楚、魏、韩三国时，齐国收到秦国“承诺日后不攻打之”的承诺后表示不介入，甚至在此后的长平之战中拒绝借粮给赵国。⁹⁶无独有偶，长平之战中，魏王相信了“秦许吾以垣雍”的虚假承诺，而拒绝发兵救赵。⁹⁷显然，轻信对手的承诺会干扰行为体对外部威胁的准确评估。

其次，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成员对信息的判断存在较大偏差，高估或放大某些威胁信息，这类错误知觉会造成决策失误，进而限制制衡机制由松散转向紧密。在多次制衡或单独抵抗霸权国的战争实践中，同盟成员未能“吃一堑，长一智”的现象比比皆是。赵王因听信秦国离间计，用赵括代替廉颇，直接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惨败⁹⁸；公元前229年，赵王再次听信了秦的谣言而免去主帅李牧、司马尚的职务⁹⁹。在公元前247年的制衡同盟中，魏王则是听信了秦国散布的“信陵君有篡位之心”的谣言¹⁰⁰，免去了信陵君的军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次制衡的协调效果，联军将秦军赶至函谷关即退回。在充满威胁的不确定环境下，反秦联盟成员对经验教训缺乏记忆的认知局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比之下，反法同盟在关键时刻由英国主导签订条约，并规定成员不得与法国单独接触以及不得随意退出。这种制度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各国的制衡决心和意愿，为制衡由松散转向紧密提供了必要条件。反秦联盟则缺乏类似的运作规则，未能实现制衡紧密化。这表现出来的是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实则反映的是两大体系中行为体认知模式的差异。

面对生存威胁，各国的制衡意愿是可能瞬间被激发的。如尉缭所言：“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¹⁰¹个别盟内国家对秦的威胁产生过正确认知。秦国在特定阶段迅速扩张的吞并行为(如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数十万人)一度强化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威胁感。例如，公元前257年，秦国再次围攻赵国，魏国信陵君在外部威胁和国内阻碍双重压力下仍做出窃符救赵的决策，组建局部性反秦联盟，并离间秦相范雎和将领白起的关系，迫使秦退兵，暂时缓解了赵国的危机。¹⁰²这表明，即使面对霸权国的威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这种强烈的威胁认知可以促使一国选择制衡，而不再被迫依附或选择不介入。

尽管秦国的扩张给山东六国带来严重威胁，但各国对秦的威胁感知却高度异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战国后期。直到公元前238年，秦国进攻魏国东部，形成“断齐、赵之腰，绝楚魏之脊”的地缘格局，使山东六国在地缘上隔断，再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联盟。客观上看，此时秦国对六国的实际威胁已达到巅峰，但各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仍未趋同。例如，公元前241年，秦国的东界已与齐国接壤并对齐构成直接威胁，但此时齐王仍然拒绝加入由赵国主导的反秦联盟。另外，盟内成员相互攻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整个制衡过程期间，大国卷入的战争有近百场，其中山东六国间的相互攻伐战争达1/4。¹⁰³盟内彼此攻伐的频次远多于制衡霸权国的次数，这种相互攻伐的行为进一步削弱了联盟成员的制衡意愿和实力，进而丧失将松散制衡推向紧密制衡的契机。

为何山东六国对外部威胁信息的识别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在战国体系下，他者在自我相关性程度较高的维度上表现更明显时，会威胁行为体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会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锚定机制，使行为体过度解读某些信息或放大某些威胁。例如，盟内各国追求领土扩张的信号或行为，会强化其他成员国的威胁认知。其次，行为体的基本认知习惯之一是以先验知识为“锚”来处理信息，并基于最初接收到的信息对评估结果进行微调，这样一来，先前的信息可能被过度解读，在决策时被赋予过高的权重。再次，愿望思维使人们在接收信息时规避自己不愿听或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以保持与自己既有的信念相符，这样很可能低估或忽略某些重要的信息。在充满危险的无政府主义世界里，这些认知模式容易强化行为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进而可能做出破坏群内团结与稳定的决策。¹⁰⁴

尽管反秦联盟制衡在前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史书记载中不难发现，六国合纵盟约经不住秦国的谣言恐吓和财物诱惑。¹⁰⁵联盟成员未能克服威胁感知差异化问题，是导致制衡始终停留在松散状态和难以紧密化的关键性因素。

拿破仑时期的欧洲战争从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发展成旨在大规模消灭敌军的战役，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争存在相似之处。¹⁰⁶这表明，在威胁认知异同与制衡机制变化(紧密或松散)的互动作用下，两大同盟体系的制衡效果出现分化。本文揭示了反法同盟的威胁感知不断趋同这一关键性差异因素致使制衡意愿和集体行动得到有效统合，促进制衡机制紧密化，进而使制衡得以奏效。在制衡前期阶段，包括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同盟成员对霸权国的威胁认知存在偏差，导致战略选择缺乏有效的统一。在权力走势不明朗的非对称体系下，小国与不同大国结盟，可更好地满足自身需求。例如，包括普鲁士在内的诸多中小国家虽然被迫加入霸权同盟体系以保障自身安全，但随后及时趁势反戈加入反法同盟，实现了对霸权国的制衡。

尽管反秦联盟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使制衡机制发挥正向作用的潜在条件，但由于高度异质的威胁认知(威胁认知始终未能有效统一)，制衡意愿和集体行动无法得到有效统合，难以实现彻底的制衡。在反秦联盟制衡实践中，盟内成员两面结盟的动机特征也较为明显。尤其是早期两个大国相互僵持的二元体系，为其他国家的两面结盟动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反秦联盟制衡实践中，两面结盟主要是基于生存安全动机的考虑，而非出于意识形态和制度安全的顾虑。另外，与反法同盟的制衡实践相比，反秦联盟制衡过程中的两面结盟等战略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制衡向紧密阶段转变的动力，进而制约了制衡效果。

法国的迅速扩张给各国带来多重威胁。无论是强调法国在自然疆域边界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还是认为拿破仑为建立一个以法国为主导的新国际秩序而在价值观念、权力地位等多方面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威胁¹⁰⁷，这表明法国的扩张逐渐强化了盟内成员的威胁感。在此过程中各国的制衡意愿增强。反观战国体系下，联盟成员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体现在领土和政权安全层面，同时联盟内部成员领土收益偏好的趋同决定了一国的外部威胁来源于多个国家，这种高度异质性的外部威胁感知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反秦联盟的制衡意愿、集体行动的可协调性，进而增强了制衡效果的不确定性，最终制衡以失败告终。

本文旨在揭示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下行为体的认知模式作用于一国对外决策的微观心理机制，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觉模式是理解宏观战略决策、国家间冲突乃至国际秩序演变的原动力。与国家实力、国内权力结构等外生型结构动因相比，识别外部威胁信息的心理机制这一内生型变量对解释制衡的变化过程及其结局走向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的作用，有助于丰富读者对制衡效果乃至国际体系变化这类宏观社会现象的认识。为宏观的国际政治现象提供微观层次的机制解释，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¹⁰⁸一国对外决策往往受制于决策者思维的局限程度，尤其在战时情境下，这种局限往往更加突出，表现为决策者对信息的需求比正常情境下更为迫切，此时更容易夸大或过度解读某些威胁信息或倾向于忽略、低估某些威胁信息，进而导致决策失误。为此，需深入各行为体的认知模式如何作用于决策行为的具体历史过程，以促进认知心理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对话。

本文引入认知心理模式这一微观视角，并通过案例的比较论证了威胁感知差异对理解制衡效果的理论意义。面对霸权国的威胁，寻求制衡是一国的潜在反应之一，但若缺乏外援和在强国的压迫下，则可能会暂时被迫追随(或依附)或不介入(或退出)制衡联盟，这种多样化、非线性的策略行为在特定情境下会增加制衡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行为体在特定情境中的知觉模式可以给出更具动态性、基础性的解释。

本文通过揭示行为体知觉与错误知觉形成的具体条件、机制或情境，透视国家间竞争或冲突的微观逻辑，可为当前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威胁提供一定的启示。国家间战略竞争越来越受制于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在国际社会系统日趋复杂且大国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不仅要考虑到西方国家对华战略模式的历史延续性，更应注意在危机情境下决策者的即时知觉模式会给其对华决策增加不确定性。因此对外决策需充分了解并考虑竞争对手的认知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符合对方认知习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或决心，在及时沟通与充分对话过程中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在战略竞争加剧的紧急态势下，一个国家及其决策精英具备什么样的认知模式，以及能否及时掌握有效信息，并以符合对方思维的方式来传递自己的意图或立场，对避免战略误判和应对突发危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