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2月,中日关系持续走低,两国关系分值已降至-5.4分,为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点(见图1)。这一变化趋势与本组此前对2022年中日关系的预测观点吻合:两国关系下滑将加剧,但分值跌至-6分以下的可能性较低。2这一年中,中日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负面事件频发,日本政府对涉台、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议题的干预呈现常态化趋势;同时,两国间实质性正面合作较少,中日首脑会晤等高层互动并未彻底扭转双边关系的低迷态势。预测组认为,未来一年内(即2023年春季至2024年春季),中日关系将于低位持续震荡,难以实现根本性改善,但中日两国走向完全对抗的可能性仍较低。
图1
一、2022年中日关系高政治领域分歧与第三方因素凸显
进入2022年以来,负面事件在中日两国互动中占据多数,而两国合作或限于常规性外交会面,或在多个月份内处于停滞,双边关系分值不断下跌(见图1)。预测组通过对负面事件议题与负面事件发生场合进行分析,归纳出当前中日关系困境的以下特征。
第一,政治、安全等高政治议题占据中日负面事件主体,日本对中国内政问题的干预步入常态化。一方面,自2020年日本政府开始转变对中国内政议题的谨慎态度以来,日方频繁干涉中国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这甚至成为其对华政策的常态。2022年1月至12月,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事件在全体负面事件中分值占比达49.9%,居所有议题之首。如图2所示,该类议题更集中发生于1月(91.2%)、5月(59.3%)与8月(59.1%)。1月,日美政府在“2+2”线上会议联合声明中反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和利益,对新疆和香港问题表示关注并提及台海问题。35月,日本政府在日欧领导人峰会、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日美领导人会晤等多个外交场合多次发表涉台、涉疆、涉港消极言论。8月,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后,日本政府在七国集团等平台上的一系列涉台表态和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中日分歧。
图2
图2
中日关系负面事件议题分布(按分值计算,2022年1月至12月)
另一方面,日方在国家安全政策与中日领土争端等领域持续采取消极举措,增大中国周边安全压力。在盟友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战略外向化,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安全威胁”,谋求大幅强化自身防卫能力。在日美双边高层会谈中,两国频频指责中国,并以此为由推动“延伸威慑”等日美同盟军事合作。日本政府自身也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为由不断提升防卫预算,并实现发展对敌“反击能力”等偏离“专守防卫”方针的重大安全政策调整。4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方多次批评中国采取的合法行动,利用国际外交场合对中方行动进行污名化。日本政府的这些安全举措使原本复杂的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恶化,从而严重损害两国整体关系。
第二,发生于日美同盟等双边及多边场合的中日负面事件在分值上接近于日本国内场合发端的负面事件,第三方因素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困境的显著变量。2022年1月至12月,日美同盟等双边与多边外交场合上发生的中日负面事件分值占比达到48.3%,其中1月、5月、6月和11月占比更达到60%以上(见图3)。这表明,相较于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安倍第二次执政前期等中日双边矛盾凸显的关系困境期,当前外部第三方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增强。
图3
图3
中日关系负面事件场合分布(按分值计算,2022年1月至12月)
一方面,日美双边同盟协作持续强化,针对中国的外交、军事动作不断。在外交领域,日美两国政府频繁渲染“中国威胁”,以台湾、人权、海洋安全等问题为抓手,共同塑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在军事安全领域,日美两国不断拓展同盟安保边界,试图提升应对台湾、钓鱼岛、南海等涉华问题的同盟合作水平。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国内关于日美“核共享”的探讨显著增多,使中国周边安全与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强。5
另一方面,日本寻求加强与其他安全伙伴的双边及多边协作,拉拢伙伴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在多边协作上,日本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与所谓伙伴国家联合围堵中国。例如,2022年5月,“四边机制”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强调反对“改变地区现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胁迫、挑衅或单边行动”,隐晦地指责与抹黑中方的合法海洋行动。6日本还积极发展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及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间双边安全合作,拓展安全伙伴关系,并试图将涉台、涉海等问题引入双边安全议程。在新兴网络安全领域,日本也已先后加入所谓的“互联网未来宣言”、北约网络防御合作卓越中心等美国主导的多边倡议与组织,在网络空间为中国制造安全压力。上述事件体现了第三方因素尤其是美国主导的盟伴体系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正不断增强,导致中日关系持续走低。
二、中日关系将于低水平持续波动
预测组认为,2023年春季至2024年春季期间,中日关系难以实现根本性改善,但进一步大幅恶化的可能性较低,两国关系将于低水平持续波动。从分值变化结果来看,中日关系较2022年将继续下滑,但受两国间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的影响,恶化幅度将小于2022年,大体上仍在“紧张”区间(双边分值处于-6至-3之间)内震荡,不会发生质变性恶化。从分值变化过程来看,两国负面事件可能于2023年上半年一些时段集中出现,如计划于4月至5月举行的一系列七国集团会议包括广岛峰会等外交时点前后;在2023年下半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中日领导人可能实现会晤的外交场合前后,两国关系有望迎来缓和机遇;而这一机遇能否延续至2024年春季则尚不明确。
导致未来一年内中日关系难以回暖改善的原因主要包括2020年以来持续影响中日关系并使之转向急剧下滑的三个负面因素。其中,日本国内政治、军事右倾化是其对华政策对抗性增强的根本性因素,而结构层面的中美战略竞争与社会层面的对华消极舆论为这一根本性因素发挥作用进一步提供了机遇。未来一年内,这三个因素相互结合,将给中日关系带来以下负面效应。
第一,由于日本重整军备步伐加快、安全战略愈发积极,中日两国在地区与双边安全问题上将龃龉不断。安倍晋三任期内实现关键性突破的日本安保体制目前正继续向“正常化”发展,日本军事大国化进程不断加速。如前所述,为了推动安保政策进一步“松绑”,日本在利用日美同盟“借船出海”、拉拢其他域外安全伙伴的同时大力渲染“中国军事威胁”。2022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担忧”,并抹黑中国在东海、南海海域“单方面改变现状”。2022年12月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更明确将中国的军事动向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7日方为实现修宪扩军而做出的错误对华定位将使其安全政策中的对抗色彩进一步增强,可能继续在领土争端、海洋安全等方面挑起中日安全矛盾,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日本遏制中国崛起的自主性意愿与美国联合盟友对华竞争的战略部署结合,将导致日本政府继续在多个涉华议题上与其盟友联手制华。一方面,随着2010年中日两国经济实力逆转并不断拉大差距,日本对华心态开始变化,遏制中国实力的意愿增强。拜登上台后,日本政府乐见日美两国“印太战略”合流,积极配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8在此背景下,日方将持续在人权、安全及科技等领域积极响应美国倡议,尤其在台湾、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与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保持一致,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这些干涉中方内政、挑战中方底线的举措将严重损害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日本在部分中日合作领域的战略自主空间缩小,已转向选边美国,这将一定程度上削弱中日合作领域的“稳定器”作用。例如,在美国的同盟协作压力驱使下,近年来日本政府以“经济安保”为名,开始在高科技、产业链等领域放弃对华务实合作的传统立场,转向对华经济关系的泛安全化和高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并与美国等“志同道合的伙伴”打造压制中国的“技术联盟”。9随着日本政府持续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曾作为中日关系“稳定器”的部分经贸议题也将可能产生双边关系风险。
第三,日本国内对华负面认知较强,日本政府将迎合民意,维持对华整体强硬的政策立场。受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日本民间对华好感度持续下滑。“言论NPO”2021年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华“印象不佳”的比例达90.9%。10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的“疑华”舆论声势为日本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出身自民党传统友华派系“宏池会”的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也难以摆脱党内保守势力影响,一改其担任安倍内阁外相时期的对华克制立场,频频在台湾、人权等涉华议题上做出消极表态。可以预见,虽然未来一年内日本国内政治可能存在变数,但日本政府仍将不时展露对华“鹰派”姿态,并可能在安全、人权等舆论关注的议题上继续出台对华消极举措。
三、约束中日关系下滑程度的正面因素
尽管中日间存在上述短期内无法克服的负面因素,但两国关系不会进一步大幅恶化以至于走向完全对抗。这一关系下滑的限度主要由两个正面因素决定。
第一,中日两国在经贸、环保等既有合作领域仍有深厚广泛的共同利益。虽然与中国“脱钩”的话题在日本国内引发诸多讨论,但中日在经贸领域的高度相互依赖决定了两国完全“脱钩”并不实际。2021年,中日贸易总额再创新高,其中日本对华出口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贸易顺差。11进入2022年以来,日本经济面对增长低迷、日元贬值和国内物价上涨等诸多挑战,日本经团联等财界团体多次呼吁须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政府经济部门内部也有声音表示“不想刺激中国”。12因此,除少数尖端技术领域以外,中日间经贸合作仍有望深化。此外,中日首脑也同意两国在环保、医疗、养老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13
第二,中日两国政府也展现出管控双边矛盾烈度的意向。2022年11月,中美两国首脑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就管控分歧达成共识。受此影响,加之上述中日共同利益的驱动,当月中日两国首脑也在近三年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中同意尽早举行一系列政府间经济、人文及安全对话,强调在一些领域加强两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14日本外相林芳正、日本执政联盟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访问中国等计划也已被提上双边外交日程。虽然这些外交动向不足以推动中日关系实现根本性改善,但均已传达出两国有意管控矛盾、缓和紧张关系的积极信号。可以预见,未来一年两国政府仍无意使双边关系走向完全对抗,在政府间高层往来与务实合作能够顺利实现的情况下,中日关系恶化烈度将可能有所缓和。
四、结语
在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国际格局、地缘政治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共同挑战并未使两国政府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实现相向而行,双边关系反而持续低迷,政治、安全领域矛盾日益凸显,经贸等合作领域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强。在2023年春季至2024年春季期间,导致中日关系下滑的结构、单元层面负面因素将继续影响两国关系,使其在低水平持续震荡。但是,两国间广泛的合作利益与政府管控双边矛盾烈度的意愿将为这一下滑趋势设置限度。因此,两国关系在未来一年内恶化至对抗性质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下国际领导力研究”(项目批准号:21【-逻*辑*与-】amp;ZD167)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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