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国家为拓展利益和巩固安全，做出不当的努力去摆布有限的资源，过度汲取本就不充裕的国家财富和人力投入靡费的军事行动，则有相当大概率陷入经久的对外冲突和对内损耗中。这一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陷入的困境在扩张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更为显著，因而，迄今为止，有关战略透支的理论探究大多集中于由过度扩张引起的战略透支，其中包括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案例：通过不断扩张获得巨大疆域的罗马的衰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崩溃，冷战中美苏各自在边缘地带陷入长久的消耗等。可以说，在主流认知中，国家的战略扩张和承诺过度诱发战略透支是毋庸置疑的，“扩张”甚至成为导致“透支”的唯一解释变量。然而，源于古代东亚的历史经验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图景，即从事过度的防御亦可引发战略透支。

北宋中期(1041—1066年)和明代中期(1449—1567年)的决策者都曾以其不当的防御努力导致了国家的疲敝。自宋太宗时期多次攻取幽蓟的进攻战略失败以来，北宋转向了防御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北宋皇帝宋仁宗以“柔仁”著称，“偃武修文”思想在宋廷有重要影响。然而，北宋庆历年间，冗兵、冗费问题急剧发展，致使北宋的财政汲取接近极限，直到神宗朝之前这一状况都没有得到明显扭转。而对明帝国来说，自土木堡之变，明廷顽固地将线性防御式的边疆安全战略作为应对北方威胁唯一可仰赖的战略选择，大规模地修建了边境军事建筑和建立了包围帝国北部边疆的漫长哨所线。边墙、边军日益成为吞噬明廷资源的巨大黑洞。绝贡市而独用军事，轻京军而大修边线，渴求安全的明廷摄取了过量的社会资源，将国家财政拉伸至崩溃边缘。为什么北宋朝和明朝决策者会过度施行低效的军事防御战略，以至于大大加剧国家经济社会的负担？因过度防御而陷入战略透支是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情形，对此少有学者进行过阐述和分析。

在此需首先说明两点。第一，哪些情形属于或不属于过度防御努力引发的战略透支？国家在战略透支形成过程中明确地具有政治和战略层面上的防御性，即以保卫本土安全为核心目标且奉行军事防御战略，才可能属于由防御努力引发的战略透支。²有时进攻和防御存在模糊地带，例如美国和苏联冷战时期在边缘地带的长期消耗，既有利益拓展的一面，也有为了安全进行防御的一面。类似的还包括查理五世治下的哈布斯堡西班牙、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的奥斯曼土耳其等，它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既有防御性也有进攻性的一面。按照大战略的“雄心水平”³来说，它们追求全球性或者区域性霸权的努力仍然偏向过于雄心勃勃的一端，因此不能作为防御努力引发战略透支的案例。另外，当一个国家面对强大对手高烈度战争的紧迫威胁时，需要调取一切资源才能保全自己，国家可能入不敷出，但称之为战略透支是不适当的。因此本文假定，在本研究所探讨的由防御努力引发的战略透支中，体系中对象国家的主要对手不愿或无力卷入一场消耗性大战，因此客观上不存在全面战争威胁。

第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为两个明显偏离主流的案例提供理论解释，主要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包括所有战略透支类型在内的一般性理论，也并非要颠覆过去有关过度扩张的已有理论。反常案例研究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是因为不符合预期的特征或结果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现有理论，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探索新的解释要素或因果关系。⁴

为了检验文中提出的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机制，本文运用了定性研究中的求同法，对北宋仁宗至英宗朝以及明代宗至世宗朝进行了过程追踪。尽管两个案例都发生于古代东亚，但是北宋和明代案例相距4个多世纪，在实际控制国土范围、中央集权程度、社会经济繁荣程度等方面还是存在显著的不同，差异化的案例背景与相似的战略后果有助于观察关键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对这两个反常案例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战略透支内涵与机制的理解，还能够为面临类似战略困境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历史教益。本文一共分六个部分：除引言外，第二部分简要回顾现有的战略透支理论研究。第三部分是解释框架，重点分析“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在此基础上提出防御努力引发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第四、第五部分将分别考察北宋、明代两个案例战略透支的过程，以检验第三部分提出的解释框架。最后是结语。

绝大部分既有理论解释关注的战略透支发生于在别国主权范围内采取主动军事进攻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进攻性行为可以带来更多安全，追求过高的权势目标符合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基本行为逻辑。⁵不过，从逻辑上来讲，进攻性现实主义无法回答国家为何在面对过度扩张招致“自我包围”的代价时仍然不收缩。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提出了国内政治视角的经典解释。他指出，某些具有狭隘利益的集团劫持国家政策时，会让国家陷入“只有对外扩张才有安全”的战略迷思中。⁶但是，这在解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47—1950年)国内“好战”的现象时略为牵强⁷，因为实际上该阶段苏联的对抗性行为多半是出于对国内外威胁因素的反应，可以被认为是防御性质较明显的战略行为。同样以国内政治为研究视角，有的学者将行为体的过度扩张行为归因于其进攻性的意识形态、身份、军事学说，如“荣誉”“进攻优势说”等。⁸政治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同样倾向于支持扩张容易导致战略透支。章珏和徐进从战略心理的角度归纳了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两个导致大国过度扩张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了二者背后的心理机制。⁹姜鹏将地缘政治学和战略心理学结合，发现了海陆复合型大国多面出击从而陷入“腓力陷阱”的原因。¹⁰另外有一部分学者针对雅典的西西里远征、汉武帝的对外征伐、一战前德国的海军扩张、二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等过度扩张案例探索了具体解释。¹¹

上述文献虽为“扩张反噬帝国”的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解释，却无法辨识不同的战略透支类型。与大规模征伐有关的一系列案例具有显著性，更易于成为战略透支问题的研究对象，而战略透支背后的防御性要素被一定程度上轻视甚至忽略。另外，在一般性认知中，扩张要求国家调集大量人力、武器装备及后勤资源投入战争，容易损失巨大却收益甚微，从而更可能威胁到国家社会经济健康和持续发展。因此部分文献直接将过度扩张行为作为战略透支的唯一来源，并认为战略透支概念只适用于修正的、执行扩张战略的国家。¹²因此，上述理论研究很难识别防御引发的战略透支现象。实际上，可能造就战略透支的行为有时具备既有扩张性、又有防御性的混合特征。英国1919年后的“帝国防御”体系使英帝国负担了过多的军事和政治责任，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¹³因此，将过度扩张作为战略透支理论分析的唯一重点是不够全面的。

与此同时，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于防御战略及其影响的分析，奉行防御战略的现状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攻防平衡理论，在防御战略更受国家青睐的条件下，无政府状态不必也不应当成为巨大军备开支的来源。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地理环境对进攻或防御的支持程度。杰维斯以及其他研究攻防平衡理论的学者假设他国的现状偏好或扩张主义偏好难以确定，在防御占优的条件下，国家间军事竞争应是温和的，国家可以安全地降低军备开支的水平。另外，攻防平衡理论强调，采取防御性军事政策是释放善意信号的途径之一，能够让国家在复杂的、不确定的环境中部分地缓解安全困境。特别是在进攻与防御武力容易区分的环境中，国家可以通过专注于防御性武器来展示善意信号，减少误解的发生和冲突升级的可能。¹⁴唐世平(Tang Shiping)亦指出，无政府状态总体来说给偏好防御的国家适度的或克制的行为提供了较强的激励。¹⁵

可能的例外是，有防御偏好的国家陷入了军备竞赛：与其他国家竞逐更先进和更强大的军事能力的过程往往导致国防资源投入螺旋上升，有可能导致战略透支。但是根据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只有在相当有限的情境中，即一个国家认为潜在对手明显更强大并有紧迫的威胁性，而且认为军备竞赛可以阻止该对手的侵略时，军备竞赛才明显优于竞争性较弱的政策。¹⁶而上述让军备竞赛成为合理选择的条件在宋、明同其对手的竞争中不存在。在本文关注的时期内，西夏与蒙古威胁中原的能力和意图是有限的，宋、明单边过度的防御努力更不是在同对手竞赛军备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因此，标准的螺旋模式的解释在此不能适用。

类似地，根据对战略文化的相关研究，同样可以得出国家因防御努力导致透支的可能性很小的结论。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总结，在中国古代较温和的孔孟范式的假设中，战争是可以被避免的，并且暴力的效用总是受到贬低，即便不得已使用武力也会倾向于有限和审慎的武力使用。¹⁷托马斯·伯杰(Thomas U．Berger)指出，德国在二战后发展出防御性的战略文化，具体表现为优先非军事手段并高度限制武力使用。¹⁸尽管他们对过度损耗问题未做探讨，但此类阐述实际暗示了防御性战略文化不会和战略透支结果有关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少有理论研究关注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也可能发生战略透支的原因。支持防御的社会文化一般被认为与审慎和节制武力的战略行为契合，如果受这种文化影响的国家出现战略透支，则是反常且令人费解的情况。但实际上，不论是扩张、防御、和解的战略文化，或者是进攻、防御、威慑的军事信条，它们和战略总体效能的关系是有机的。战略进攻并不必然地比战略防御更加浪费资源，战略防御也不能绝对保证有效地避免战略透支。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尚未回答也难以直接回答“防御缘何可能引发战略透支”的问题。这一问题可适度地被拓展为“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为何可能存在资源过耗风险”，与后一问题最为直接相关的是有关“大炮—黄油”权衡的文献。“大炮—黄油”权衡是指每个国家在分配有限的资源时，必须在实现其内在价值目标和自身军事实力手段之间进行平衡。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指出，国家以既有的军备水平维持现状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和平时期过高的军备水平降低了对手打破现状和攻击的能力，但会降低现状对于国家的价值。¹⁹换言之，当维持现状的成本过高时，发动战争以消除或缓解威胁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以过高军备维持现状的情况被学者称为“昂贵的威慑”。²⁰战略理论家兼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曾做出有关这一权衡的经典论述，即和平环境中的国家战略目标和手段要取得平衡，至少需要一国“在追求完备的武装体系时，应当顾及国防开支可能形成的影响”。²¹

“大炮—黄油”权衡确实揭示了军事防御导致战略透支的关键逻辑：过高的军事投入可能损害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内在目标。基于这一逻辑，财税管理能力低下与财力基础薄弱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资源本身就很容易被军事投资拉伸至极限。中国古代史的部分相关文献提出，落后的治理方式、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儒家价值观等因素是一些古代中原帝国有较高资源过耗风险的可能原因。²²但是，内部治理问题和财力薄弱通常只是导致国家容易疲敝的部分原因，并且战略透支研究并非假设国家完全没有选择权。²³实际上，在战略资源相对有限或资源汲取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如果国家能够根据对国内外环境和可利用手段的评估，通过调整战略目标和手段实现较为充分的战略收缩，战略透支就能够得以避免。关于为什么国家难以做出适应环境的决策或调整，非理性主义路径的研究可以提供一定解释²⁴，然而，战略透支是结果而非行为，上述解释不仅没有聚焦于国家不当的防御行为，也未能充分分析透支这一客观结果。

更为关键的是，“大炮—黄油”权衡所揭示的仅是浅层的逻辑，它难以解释为什么国家不得不维持耗竭自身资源的军备水平。解释战略透支现象需要考察决定国家军备水平以及影响是否发动战争的决策的深层要素。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通过基准线模型探讨了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负担高昂军事成本的原因：无政府状态的成本来自“大炮—黄油”权衡中的战略动态，并不一定源自一家对别国意图的不确定性。²⁵所谓无政府状态的成本下限，即国家所需保持的足以阻止潜在对手动员和进攻的武力水平限度，由攻防平衡、控制额外领土的内在价值以及领土以外问题上的合作收益三个方面变量决定。费伦强调，更大的进攻优势意味着国家必须发展武装力量以获得足够高的威慑力，从而内生地降低了国家维持现状的价值。²⁶

费伦的模型明确地指出，激励对手进攻的结构性条件和战略动态可能导致国家的军事投入过高。维持现状的价值可能因此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得冒险发起战争更具吸引力。尽管上述研究颇具启发性，但宋、明两朝战略透支的经验并不能很好地被纳入这一理论解释框架中。一方面，维持现状的价值日益下降，宋廷和明廷却既不降低军备水平，亦不考虑发动战争以消除潜在威胁；另一方面，面对具备机动性优势的对手，中原政权静态的防御战略效率较低，过度地投资军事手段可能将资源从其他回报更高的领域分散，造成昂贵的机会成本。宋、明两朝战略透支的经验是基于理性主义前提的基准线模型和攻防平衡理论所不能很好解释的。不论是在费伦的模型中，还是在自杰维斯以来的攻防平衡理论中，在给定的武力水平下进攻的效用更高时，国家都倾向于发展进攻性武力，也更容易选择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²⁷

总的来说，尽管少有研究能够解释为何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也可能发生战略透支这一现象，费伦的研究还是提示了可能的理由之一，即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相对棘手的局面，战略互动环境提高了国家军事投入的需要。不过，在对特定的战略互动环境进行分析外，国家选择依赖成本效益比失衡的防御战略之原因也需得到解释。基于既有研究的优势和不足，本文着重解释在一类特殊战略互动模式下防御努力成本高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

本文认为，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之所以会陷入战略透支，是因为防御性持久战略本质上无法成本可控地遏制袭击，而国家的战略行为漠视了这一基本战略原理。因此，本文将考察“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继而以此为基础揭示防御努力引发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

根据时殷弘的定义，战略透支本质上指的是战略目的和追求目的的努力漠视基本战略机理，以至于战略目的与手段及资源愈加不平衡而引发的战略困境。²⁸在研究中，有的词汇和战略透支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如“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它侧重于指失去内在平衡的扩张性战略及其带来的透支后果。然而，“战略透支”概念的抽象程度是高于“过度扩张”的。

肯尼迪在阐释“过度伸展”²⁹(overstretch)概念时，并没有将进攻性军事行动和过度伸展绑定，一战后负担了广大殖民地的英国、20世纪50—80年代竭力展开军备竞赛的苏联都被肯尼迪作为过度伸展的案例。³⁰肯尼迪对过度伸展的识别和透视基于对大战略目标与手段、成本与效益的理解，具有丰富的内涵。如果仅从战略层面看，无论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信条是进攻或防御，当战略努力收益甚微并且持久，以至于超越了国家能力与资源能够负担的限度时，则会出现战略透支。从历史经验来看，战略透支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进行一场消耗性大战或者同时卷入多场战争，在和平时期，发展不成比例的军事力量同样可能造成资源过耗的状况。

核心概念操作化是确保研究具备科学性的关键，但是衡量国家是否透支的难点主要在于，在大战略领域无法创设一个“收支平衡表”来观察国家是否透支，难以建立统一的标尺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之间进行测量和换算。这也是为什么“战略透支”在研究中一直以来都被作为一个描述性而非分析性概念。³¹综合考虑概念内涵与古代史史料条件限制，本文提出三项战略防御引发的战略透支的衡量指标，为经验观察提供一个粗略的基准：(1)维持同一个或多个对手的长期对抗，对抗的具体表现包括小规模冲突、经济竞争、资源争夺，同时其间不乏谈判与缓和关系的机会；(2)持续对抗要求巨额且长期的军事防御开支，造成财政资源趋近枯竭以及兵员补给和后勤保障不济；(3)过高军备水平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内部矛盾激化、执政稳定性受损等国内政治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三项指标内部存在递进的关系，前一项指标出现就意味着后项指标出现的概率增加，同时满足三项指标时就可以认为国家的战略透支相当明显。³²

在当代的语境下，不对称冲突中参与方的不对称性一般被界定为国际法地位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其中弱小的非国家行为体一方采取游击战、恐怖主义等非传统方式。³³不过，本文旨在为两个面对外部威胁的古代东亚案例提供特殊性解释，所以主要考察“恐怖—反恐”或者“叛乱—反叛乱”形式以外的“袭击—持久”战略互动。实际上，不对称冲突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其中的参与方可能均为国家行为体，各方实力也未必悬殊。³⁴当交战方使用相反的战术工具来推行完全不同的战斗计划时，则可以被认为是不对称冲突。³⁵

据军事历史学家阿彻·琼斯(Archer Jones)总结，袭击者将敌人的经济或者后勤资源作为目标，或者攻击敌人脆弱的、易被击败的部队，他们通常计划在避免会战的情况下实现目的。袭击战略(raiding strategy)并不旨在彻底打倒敌人或者长期地占领别国的领土，一次袭击通常只持续很短的时间。不同于袭击战略所设想的间接、分散的战斗，持久战略(persisting strategy)设想的是直接的、集中的战斗。持久战略在战争中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³⁶：进攻性持久战略的任务是长久甚至永久地占领敌人的领土，防御性持久战略的任务则在于阻挡此类侵略³⁷。防御性持久战略强调通过建立严密的边境防御体系来抵御敌人主力部队的入侵，通常预期需打赢一场或多场重要的会战才能实现对敌人的消耗。交通枢纽堡垒化、为城市修筑城墙以及在边境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内部设置障碍限制机动性是以持久防御方式抵御入侵的普遍手段。³⁸在战争中，行为体不管是基于进攻还是基于防御的战略目的，都可以采取袭击战略或者持久战略。表1显示，持久/袭击战略与进攻/防御目的的组合共有4种结果。本文的研究问题假定了战略透支的国家同时具有政治和战略上的防御性，因而，在此可以进一步限定文中“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仅指“DP”同“OR”的互动，即进攻性的袭击战略与防御性的持久战略的互动。

行为体之间不对称的战略行为往往是它们战略能力和战略目的不对称性的反映。³⁹一般而言，发起袭击战进行侵略的一方军事机动能力显著占优，且在冲突中追求有限修正目标；奉行防御性持久战略的一方军事机动能力明显处于劣势，并以捍卫国家根本利益为目的。⁴⁰机动性优势是使袭击行动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的关键。机动性优势可以使一国迅速调动军事力量、改变战略部署，快速打击对象国的薄弱点并在撤退时避开追击，从而减少战斗中的伤亡和损失。⁴¹在19世纪中期以前，骑兵奔跑的速度基本上界定了陆地战争机动性的上限。⁴²为了判断机动性优势与劣势，需要对比两国军队在兵力结构与武器系统、实战经验与训练水平方面的差异，在这两大方面都明显更适应机动作战的一方具备显著机动性优势。另外，经济实力可能奠定国家发展机动能力的潜能，但并不直接决定机动能力。

除机动能力显著不对称以外，战略目的有限性/无限性也影响着行为体的袭击/持久战略选择。战争消耗与战略目标的大小一般成正比，为了有限目标理论上不需付出过分的努力。具有侵略目的的袭击者多半旨在掠夺敌人财产，或者通过多次小的战术胜利累积政治/心理收益。匈奴人、阿拉伯人、北欧海盗、马扎尔人、蒙古人的袭击行动都反映了他们对较富饶农耕民族有形资源和财产的追求。⁴³袭击行为亦可能由多种利益共同驱动。以三十年战争为例，各国发起袭击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掠夺来满足部队供给，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破坏防御据点向对手施压，以争夺港口、贸易路线或其他地缘政治利益。⁴⁴由此可见，追求有限目标是具有进攻目的的行为体主动发起袭击的必要条件。

而选择防御性持久战略的一方通常是为了抵御对安全、地位、荣誉等国家根本利益的威胁，其战略目的具有无限性。防御性持久战略设想通过应对高烈度战争达到其目标，而当生存或者其他国家根本利益不受威胁时，一个旨在维持现状的国家应当避免持续进行军事资源的高度动员。考虑到自身资源限度和边境防御体系的昂贵成本，国家的审慎选择是以适度的武力结合政治、经济、外交手段，甚至采取不作为、绥靖等战略，使得边缘性矛盾或低烈度冲突得到控制或者化解。只有当防御方认知中存在对根本利益的紧迫威胁时，其才有更强烈的动机制衡威胁，甚至为此付出自我疲敝的代价。需要说明的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互动并不必然地发展为不对称冲突，它们各自的机动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比如农耕民族的机动能力有时能取得阶段性的显著发展⁴⁵，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亦可能出现退化⁴⁶。

成本陷阱是不对称冲突中普遍存在的战略现象。譬如，有不少学者指出，大国如果使用常规战争方式应对非常规战争威胁，它们不但可能因为不够分散灵活而无法有效遏制叛乱分子或恐怖分子，反而容易由于过度使用武力而陷入得不偿失、自我疲敝的困境。⁴⁷用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的话来说则是，“恐怖袭击中花费的一美元要比在反恐中花费的一美元有效得多”⁴⁸。在“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成本陷阱反映的是袭击者利用特定领域里自身的优势和对手的劣势，以低成本的暴力或战争手段施加伤害于对手，从而客观或有意图地造成对手的资源过耗风险。后者是否落入成本陷阱则取决于它对威胁的回应方式：如果选择依靠同冲突形态完全不相适应的强硬策略，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劣势条件下展开斗争，承受长期高强度的资源投入。

追溯不对称冲突的古老源头可以发现，袭击战略历来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较强的作战形式，不论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持久战略，实际上都很难成本可控地遏制袭击。正是因为袭击战略对持久战略固有的优势，韦辛格托里克斯的顽强抵抗才能一度使恺撒军队陷入困境；维京人才可能在9世纪里不断劫掠德意志以及法国海岸和内地，却很少遭到成功的抵抗；马扎尔轻骑兵才能够一路向西劫掠至莱茵河入海口，让德意志重型骑兵几乎无可奈何。⁴⁹类似的例子实际上不胜枚举，这使得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出“游牧悖论”(nomad paradox)观点，即游牧民族所享有的相对军事优势让它们能够设法摧毁比自身更富有的帝国。⁵⁰

在“袭击—持久”互动中，袭击者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一，袭击者拥有集中优势兵力和选择进攻目标与时机的优势。在最弱链条/最佳射击博弈中，防御链条的一个环节被破坏可能让所有其他环节都失去效用，因此进攻方只需要在一个战场上获得胜利。⁵¹类似地，袭击者容易集中优势兵力以及执行对自身最有利的进攻方案，防御方则需要以大致平行于边界线的防御链阻挡进攻。第二，袭击者在撤退上享有优势。袭击者通常不以控制领土为战斗目标，这使得袭击者能够在实现袭击目的后有意识地迅速撤退。在近现代之前的历史上，袭击者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来逃脱追击，如砍伐树木、烧毁桥梁、设阻击线或充分利用复杂地形。当对手缺乏良好的机动性条件时，袭击者在撤退上将更容易取得优势。第三，袭击者通常拥有心理优势。意外的攻击能够给防御方带去恐惧感，使防御方在战斗开始时陷于被动。士气对战争的结果影响显著，发动突袭者很有可能使没有做好准备的防御方惊慌失措，从而放大防御方军事失败的概率。而如果防御方缺乏相当的手段和能力给袭击者施加其难以承受的损伤，或者不能展现出不惧暴力升级的决心，就很难拥有足够的威慑能力。⁵²况且防御方长时间不发动进攻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导致己方士气被挫伤。⁵³

一些应对袭击战的成功经验说明，灵活运用非军事手段对于节省成本而言至关重要。亚历山大在多年征战后最终以政治方式结束了大夏人的袭击，他通过缔结婚姻建立同盟关系，平息了大夏人的反抗。⁵⁴汉高祖经历白登之围后，终于对匈奴施行绥靖政策，由此开启了一段约20年的朝贡和平时代。⁵⁵另外，成功运用军事手段对抗袭击者的实例亦有共通之处：在军事上保持灵活反击能力，消灭对手的散兵游勇和限制对手机动性，甚而在必要时发起对敌军主力的反攻。罗马人与拜占庭人曾经努力将劫掠后满载而归的袭击者诱至背靠河流、城墙、山隘的地方以便消灭他们，不过即便前者使用了庞大的兵力，数量较少的袭击者在攻势上仍然占上风。⁵⁶英格兰人将威尔士的领土占为己有和征募当地的威尔士人参加武装部队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当英格兰人以进攻行动对付袭击者时，后者撤退的优势就很难发挥作用。⁵⁷

总而言之，相对有效地应对袭击战的历史案例中，防御者通常灵活运用传统与非传统的进攻方式，或者混合利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相反，纯粹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将造成明显不利于防御方的成本效益比。以与战略目的不相适应的手段应对袭击战威胁，将使防御方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

国家选择依赖某种成本效益比失衡的军事手段来阻止袭击，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理性选择逻辑。⁵⁸防御方是否会落入成本陷阱取决于它的战略选择。面临袭击战威胁时，被袭击方内部主流军事学说的理念将决定其在多大程度上依靠防御性持久战略。此外，战略透支最终形成还取决于得不偿失的战略困境是否持续扩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一是造成一国军事信条同袭击战全然抵触的干预变量，二是国家军事资源投入过度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进攻行动惨败作为干预变量使得决策者断定进攻性行动前景惨淡，夸大了静态和保守的防御战略的预期价值；国家转向奉行防御性持久战略后，在本国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对手的相对剥夺感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最终陷入了战略透支。如图1所示。

首先，在进攻行动惨败的影响下，国家转向依赖单一的防御性持久战略。与进攻或防御相关的重大事件可以影响人们对其成败概率的判断。⁵⁹新近的且生动的事件在人的记忆中具有易得性，无论该事件曾经发生的频率如何，都更容易被唤起。⁶⁰进攻行动惨败的信息容易被决策者提取，继而在涉及决策制定的判断中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对新近事实的简单解读和过分依赖，会导致决策者做出基于部分信息和偏见的决策，从而降低采取混合的、灵活的战略行动规划的可能。战略决策者有关“应当具有怎样的武装力量”“如何使用武装力量”的具体想象变得局限于更加静态和保守的战术，排斥进攻性武装力量和轻视机动策应的行动。尤其是当机动能力本身处于劣势的国家在经历一次惨重的进攻失败，而修筑防御工事取得一定成效之后，进攻与防御获胜概率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将远远拉大。决策者很容易相信建立堡垒密布的边境可能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稳妥甚至是唯一可靠的方式，而忽视了采取混合战略或灵活战术的可能性。

其次，在新的战略互动环境下，本国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对手的相对剥夺感会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一方面，防御方追求的战略目的具有无限性，为了规避国家安全或根本利益受挑战的风险，防御方需要维持长期性、高强度的军事资源投入。基于机动性优势，进攻方如果总体实力较强，不仅可能通过袭击来实现有限目标，还可能以闪电战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倘若防御方未能建立起足够严密的边境防御，无法应对敌人大规模部队的快速推进，就可能面临国土丧失或政权颠覆等严重后果。而防御方难以彻底了解对手威胁能力和意图的大小，对手的机动性优势还使得预测敌对行动愈加困难。对于防御方而言，国家安全或根本利益受挑战的风险还在于袭击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例如，国家的声誉一向被认为必须严加保护，如果对手发动了袭击而不受阻挡或惩罚，可能会使外部观众形成该国能力或者意志软弱的印象。⁶¹此外，反复受到袭击还可能会损害决策层执政地位的稳固性。在一些情况中，连锁反应风险确实客观存在，但有时是决策者信念中的“多米诺骨牌”思维影响了决策。⁶²总而言之，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防御方决策者为了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免受挑战，就不得不依赖更高水平的军事防御。

另一方面，面对渴望获取特定物质利益或政治特权的袭击者，国家采取严厉措施抵制掠夺与施压行为可能会给战略互动环境带来双重效应。以巨量资源投入为代价的严密防御措施确实可以减少袭击的发生频率，因为袭击者在试图突破防线时将面临更高的代价与风险。然而，高强度的防御可能会导致对手产生相对剥夺感。⁶³当袭击者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它可能会不满于别国拥有自身所匮乏的资源或物质条件，或者认为以自身的实力理应匹配更好的资源和机会，从而加剧敌意或报复欲望。所以在应对袭击者时，国家需要综合考虑战略手段的间接后果，在严厉的军事措施外，重视采用“挂钩”、谈判等方式解决争端或缓和矛盾。否则，持续紧张的双边关系将进一步阻碍国家减轻对军事防御手段的依赖。

需要说明的是，战略资源过度损耗的问题是有可能得到改善或逆转的。随着经济社会压力逐渐增大，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抛弃对防御性持久战略僵化的依赖，在一段时期内优先追求国内的繁荣，并开发和动员更高效的战略手段，以维持持久和平。这样的转向一般发生在强烈的外部刺激之下，否则通常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统帅掌权并任命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推动改革，才可能实现。

西夏和辽在此阶段拥有对宋实施袭击战的机动性优势，两国屡次袭击北宋边境以掠夺资源或传递政治讯息。北宋在经历宋夏战争初期进攻战略惨败后，转向采用防御性持久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导，造成防御成本的激增。自宋夏冲突以来，宋廷始终将西夏和辽作为长期战守的目标，最终因沉重的军事负担逐渐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

宋仁宗即位以来，北宋中期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夏和辽两国。⁶⁴西夏和辽都拥有骑兵配置的优势：党项人以擅长养马著称，其重骑兵“铁鹞子”作为主力兵种，人数达到数万，是难以对付的精锐军事力量；契丹亦是“其富以马，其强以兵”。⁶⁵此外，西夏和辽实施突袭战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马匹和骑兵配置数量，还源于其尚武传统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这让他们远比一般的农耕民族更擅长高度机动性的作战。史料记载显示，夏军和辽军通常实施迂回、埋伏、突袭等灵活的间接作战策略。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奏言，称西夏骑兵“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⁶⁶。熟知辽军战术的宋琪描述辽军称：“且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退而乘之。”⁶⁷《辽史·兵卫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⁶⁸而北宋中期的兵种配置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仁宗朝宋祁评价当时缺马的窘境：“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⁶⁹因此，即便是庞大如百万之众的宋军分布在陕西、河东、河北沿线数千里，也难保具备对袭击者的局部优势。⁷⁰

西夏的战略目的是通过战争进行掠夺和传递政治讯息。通过侵占农田、劫掠军饷道、挖掘窖藏储备，西夏能够从对宋袭击中攫取相当的经济利益。⁷¹修正宋夏等级制关系是元昊另一个关键的对外战略诉求。元昊曾遣使呈告北宋称帝之事，上表称：“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⁷²至于辽，自北宋同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双方再无重大战事，但辽依然是北部边境的潜在袭击者，辽曾趁宋夏冲突之机向宋廷索要“关南之地”，谋取军事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北宋的战略目的却具有无限性。自元昊擅自称帝起，北宋朝廷关于边防和西北勾结的连篇奏议透露出北宋对生存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的恐惧。元昊修改等级制关系的行为尽管实际功能有限，却是对体系规范和北宋身份叙事的重大挑战。⁷³直集贤院富弼在上疏里提到，西夏已成中原之敌，可谓“西北相结，乱华为虞，自古闻之，于今见矣”。⁷⁴

宋夏战争初期接连的进攻失败震动朝野，不仅成为整个仁宗朝御夏战略转变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改变了宋廷的御辽战略。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西夏元昊建国称帝。⁷⁵随着一系列宋夏互相刺激的行为⁷⁶，元昊决意做出更加激烈的回应。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进攻北宋。战争爆发前，宋朝皇帝就屡次“请边策”，朝廷出现了对外战略的大讨论，但在这一阶段宋廷仍在进攻和防御战略中犹豫不决，两种战略都有其推崇者。仁宗“仁孝宽裕”⁷⁷，性格犹移少断，因此仁宗常常在当时士大夫激烈的争论中为各种声音所左右，无法统领战略全局和协调各个机构。

推崇进攻战略的核心人物是韩琦，尹洙、夏竦是韩琦攻策的支持者，他们深入地剖析了攻守的利弊。防御战略的支持者有夏守赟、陈执中、吴育、田况、范仲淹等人。仁宗起先希望用韩琦的攻策，但朝内不乏反对者的声音。⁷⁸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爆发延州之战，宋大败，延州因大雪而解围。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前后，朝廷曾决定采用夏竦、韩琦建议的攻策。二月初二，夏竦奏于朝廷，要求范仲淹合作攻夏，由泾原、鄜延两路共同出击，但由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而未能实现合击。⁷⁹二月初十，韩琦命将领任福领兵侧面攻击元昊，但任福被元昊诱至好水川附近而陷入包围，于是宋军大败。主要将领任福、桑怿、武英、王珪先后战死，将校士卒阵亡1万余人。⁸⁰此次进攻之所以失败，更多的是因为宋方盲目轻敌、指挥无方。惨败结果沉重打击了主攻派，仁宗诏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贼界，贼至则御之。”⁸¹

同时，面对夏军灵活机动的迂回、埋伏战法，建立严密的边境防御从局部看来更为可靠。自康定元年(1040年)六月起，范仲淹大阅延州军队，日夜训练，又修建鄜城以及承平寨、永兴寨等12个寨。⁸²八月，范仲淹收复塞门寨，修复并守护金明城，整个延州外围的防线得到加固。⁸³随着刘平、石元孙败于延川，任福败于好水川，葛怀敏败于定川寨，严密的边境防御似乎是唯一能发挥作用的策略。仁宗自此异常信任范仲淹的谋略，在得知定川寨军情后，仁宗对左右说：“若仲淹出援，吾无虑矣。”后得知范仲淹曾出兵，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⁸⁴

为了抵御西夏，以及防备潜在的夏辽联合侵宋可能，北宋的西北和北部边境防御在宋夏战争爆发后得到大大加强。庆历元年(1041年)前后，北宋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御夏战略。战略上，构筑严密的边境军事防线，各缘边要塞均屯兵二三万人。⁸⁵战术上则强调城寨发挥的前哨阵地作用，要求“大为城寨”，“留土兵以守之”，目标是使以往的旧城寨数目翻倍。⁸⁶此外，受到宋夏西北战事的影响，宋廷为了填补河北境内的兵力空虚，积极招募和调遣御辽军队。⁸⁷宋廷还在庆历初年密集地修缮、增固了河北沿边军州的城池，又在塘泺的基础上决河堤、变河道，抵御契丹骑兵南下。⁸⁸

宋夏冲突爆发后，内外禁军一共增加大约42万人，以致“军人日多，农民日少”。⁸⁹庆历年间的军队总数达到大致125.9万之巨⁹⁰，北方兵力又以陕西四路为最。据范仲淹估计，时陕西四路有禁军大约30万人，“非不多也”。⁹¹这部分庞大但素质颇差的常备军是使宋朝财力困顿的关键。禁军所费钱粮，据仁宗时包拯估计：“比之屯驻、驻泊，就粮兵士一月支费，可充乡兵一岁之用。”⁹²为了笼络军士人心，朝廷对士兵的赏赐非常慷慨，以至于“兵卫至众，颁赉至多，府库之实，半供其费。中民十家之赋，禁卫一卒之赏”⁹³。根据庆历中任三司使的张方平所承奏议，景德年间的税收为大致1233万贯，到庆历年间扩大到4400万贯，这其中冗兵“最为大患”。⁹⁴

建置和修复城、寨、堡等工事也是一项在物力和人力上都颇为靡费的工程。⁹⁵庆历元年(1041年)修建的秦州城城围12.7570市里，高10.885米，历时1年零4个月竣工。陕西缘边四路一般的城池城围也有4～6市里，高3丈到3丈5尺，城寨的防御系统中还有城壕、烽火台、战楼、望楼等设施。⁹⁶金明寨新旧城共计用工人数79.9万，秦州城用工300万。⁹⁷再如平夏、灵平两寨，“盖合五路之兵夫，凡七十馀万”。⁹⁸城寨建成之后，又需要一定粮草储备才能守卫，加上朝廷赏赐任役兵民和抚恤家属的费用，让城寨成为总体上非常昂贵的防御体系。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宋夏、宋辽交往中，和解、讨价还价等非军事手段有可能作为主要政策措施发挥作用。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元昊遣使议和。⁹⁹此时仁宗和代表保守派的二府大臣都求和心切，而范仲淹、韩琦、余靖、蔡襄等人奏称西夏议和只是元昊的权宜之计，妥协只会使得辽、夏并立而围困宋廷，因此不能议和。¹⁰⁰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和议历经波折后订立，但决策层只是将议和作为权宜之计。¹⁰¹宋辽谈判和宋夏谈判在时序上非常接近。被宋廷视为头等防范对象的辽曾试图以非战争手段对宋进行讹诈。庆历二年(1042年)春，宋夏战争态势总体趋于缓和，辽以收回“关南之地”为由向宋讨要岁币和财物。通过半年的交涉，宋辽订立“关南誓书”。

宋廷决策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选择了持续且巨额的军事防御投入，来应对西夏和辽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声誉造成的挑战。决策层普遍认为，契丹一旦举兵必定深入中原，要力促河北重兵防备。¹⁰²富弼于庆历四年(1044年)所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提到，西夏和北辽之患尚未宁息，两国如果“叛而复合，孰敢不许”？¹⁰³范仲淹亦奏曰：“今西人议和，变诈难信，成与不成，大须防将来之患。”¹⁰⁴因此，宋夏和议订立以后，改革集团的施政方针与休养生息的迫切需要相矛盾，和议后国家调用并没有减少：“元昊请臣，西兵既解，而调用无所减。”¹⁰⁵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朝廷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边臣益练军，毋得辄驰边备”。¹⁰⁶从庆历到皇祐，军队总数不降反增，从125.9万人增加到141万人。¹⁰⁷到了嘉祐、治平年间，尽管北宋面临的基本是偶发的边境小规模袭扰，但统治者不敢削减军备亦是因为这样做可能有损“国威”，如苏轼所说：“沿边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¹⁰⁸

此外，西夏对物质资源的欲望和对北宋的不满固化了宋夏之间持续紧张的双边关系。嘉祐二年(1057年)，边犯屡禁不止，经略使庞籍请朝廷禁绝边市，朝廷从之，西夏边民“怨之，日夜聚兵境上”。郭恩、黄道元、武戡率兵与敌军于忽里堆战斗，最终战败。¹⁰⁹元昊之子谅祚不断侵扰边境，治平二年(1065年)，参知政事欧阳修、宰相韩琦相继重提进攻西夏，关于谋取横山的议论再起。¹¹⁰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谅祚举兵攻打大顺城，宋廷“止其岁赐银帛”以回击。¹¹¹事实证明，严密的设防边境一方面能够起到阻绝威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会间接地妨碍双边紧张关系的缓和。苏轼就曾指出开边筑城的影响具有不利一面：“不问利害，先筑城堡，置州县，使敌人憎畏中国。”¹¹²

自仁宗朝中期起，战略透支问题日益凸显。仁宗朝的财政问题标志着战略透支发展到了相当程度。两宋经济史家汪圣铎认为，仁宗朝的财政汲取已经接近极限，伤害了农业生产，百姓匮竭，民心愁怨。¹¹³汪圣铎指出，冗费问题形成的第一要素是冗兵。¹¹⁴庆历年间的军费支出占到了天下总支出的大致60%以上。¹¹⁵庆历五年(1045年)，张方平收取的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年间皆增加了约三数倍以上¹¹⁶，由此可见财税压力之惊人。南宋文人叶适在《财总论》中评价：“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¹¹⁷而民生危机很大程度是财政—军事困境在国内引发的连锁反应。沉重的赋税尤其加重了西北三路民户的负担，而且财政紧张还造成了地方赈济灾害不力。庆历六年(1046年)陕西地区遇旱灾，张方平称：“民已艰食，颇有流移，边警虽宁，兵戍尚众。……若其役费不纾，必见物力日困。”¹¹⁸庆历七年(1047年)，包拯上疏称：“缘西鄙用事以来，关中生聚，凋残尤甚，物货踊贵。”¹¹⁹庆历八年(1048年)，江淮、两浙等地区旱涝相继，时任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奏疏中称：“民闲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¹²⁰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这位新任君主有志于实现强军拓边之功，支持对夏进攻的官员终于得到了鼓舞和提拔。薛向、蔡挺、王韶等人攻取横山、灵州和经略河湟的提议得到了采纳。王安石被破格起用，开始施行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变法。在变法的总体思想指导下，国家对禁军、厢军进行了缩编和裁减。熙宁年间的禁军比治平时减少了9万余人，而后元丰年间的厢军额又比熙宁时减少了21万余人。¹²¹随着增收节支政策的效果初显，国家对外战略又打开了新的局面。

明初的几十年内，明军常常能够在蒙古以草原特点的作战方式打败蒙古人。然而，进攻行动的一次惨败让明朝陷入以消极保守的长期线性防御对抗游牧民族袭击的劣势局面。从土木堡之变(1449年)到隆庆和议(1567年)，防御性持久战略逐渐成为明对蒙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过度发展的军事防御使得明廷面临严重的战略资源过耗问题。

蒙古人在战争舞台上策动袭击的优越能力无须赘言。兵力结构、战术经验、军事纪律为他们带来了发动袭击战的显著优势。蒙古人的社会以军事为本，他们是熟练的骑兵和弓箭手。各部落普遍拥有严密的纪律以及对军人的推崇，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也比习惯耕作和定居的农夫更适应袭击的作战方式。¹²²蒙古游牧骑兵的机动性远远高于这一时期的明廷军队。京军曾一度是支撑明朝积极有为进攻战略以及日常交战中机动策应的主要军事力量。自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曾率领京营五征漠北，三犁虏庭，平定鞑靼。而伴随着京军的落寞，明军事机动能力显著衰落。土木堡之变后，“京军没几尽”¹²³，“羸马疲卒，不满十万”¹²⁴。兵卒老弱，再加上营伍腐败，新补充的各地入京兵将互不相识、各自为政，京军机动力和战斗力都大为下降。

蒙古诸集团发动袭击往往出于获取财物、官方互市等经济利益诉求。蒙古执政者一般优先以通贡方式来获得明廷的大量赏赐，但当明廷不能彻底满足其物质愿望或者拒绝援助时，其往往会转向掠边。根据长期在北边任职的王崇古所描述：“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锅釜针线之日用，须籍中国铸造，绸缎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¹²⁵也先之后的瓦剌和东蒙古孛来、毛里孩直至满都鲁汗、癿加思兰时期，蒙古不断袭扰明边，其间不时遣使通贡。而“中兴之主”达延汗除了要求获取经济利益以外，还谋求与明朝在外交中平等交往。

然而，在客观上蒙古拥有能够威胁明朝国家安全的实力。单就兵力规模而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时，蒙古堪战者约30万¹²⁶；而明虽兵额不小，九边军数定额达46万余之众，然而军士逃亡现象严重，疲敝不堪战者众多¹²⁷。与此同时，国家身份叙事与自身执政地位的稳固始终是蒙古牵动明廷决策者神经的关键因素，抵御袭击和维护明的国家根本利益紧密相关。自明朝建立起，面对盘踞蒙古草原、自视为大元王朝合法继承者的北元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就以“天更元运，以付于朕”昭示自身的正统性¹²⁸，又屡次派军北伐且声明：“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¹²⁹到明成祖朱棣时，东蒙古(鞑靼)因传承蒙古皇帝嫡裔而成为明成祖的主要打击对象。¹³⁰刘斌在土木堡之变后劝告景泰帝，国家的外交状况本质上是统治者道德的外在体现：“陛下言之而善，行之而当，则天下从；言之未善，行之未当，则天下违。”¹³¹因此明廷上下希望对蒙古至少维持宗主国的地位，正如周叙所言：“堂堂天朝，疆域万里，兵甲数百万众，得不思汛扫沙漠以图报复哉？”¹³²

进攻行动的一次惨败让明朝陷入了以防御性持久战略对抗游牧民族袭击的劣势局面。土木堡之变中，蒙古人覆灭了明中央军，掳走明廷的皇帝，还前所未有地几乎攻破明朝的都城。诚然，土木堡之变在短期内极大地损伤了明军的进攻能力，京军数量与战斗力锐减，大批熟悉草原的精英武官亦亡于草原。这场战败是整个明代对蒙战略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明军最后一次主动闯入草原和游牧民族作战。顾炎武后来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土木堡之变当年，皇帝下令将所有的长城附近哨所都撤到内侧，自此明朝彻底失去了巩卫北部边境的指挥点。¹³³

土木堡之变后，永乐朝积极有为的进攻性安全战略转向了保守、内向的消极防御战略——这场军事灾难没能使明朝政治家走上积极解决明蒙问题的方向。¹³⁴明廷军事上主要依托长城固守边疆，以修边筑堡、摆边固守作为应对蒙古威胁的主要手段。¹³⁵明对蒙防御战略以边墙为中心，开展大规模的修边筑堡活动：以宣府镇为例，在土木堡之变后第2个月(1449年9月)，明廷开始对其关隘进行大规模修补，景泰时期又增加驻军人数，到成化年间，明廷在宣府镇修筑大量传讯墩台。正德初年时(1506年)，在宣府镇所辖1865余里的边境线上已有墩台984座、官军6888员，后墩台数更增至千余，而明初宣府、大同二镇墩台不过360座而已。¹³⁶另一项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是边墙，即现在人们熟知的明长城。在宣府，正统十四年(1449年)前，边墙长度仅16500余丈(110里)，成化五年(1469年)增修后，边墙长度达到114600丈，之后历朝均有增修。¹³⁷成祖时期开放而模糊的无形边界从此让位于有形的封闭边防。

以边墙为依托，明廷在军事部署上实行“主兵摆边、客兵入援”策略，即令各边镇主兵分列沿边墙戍守，“画地而分之，沿墙而守之”。¹³⁸将主力部队面对敌军分散成一长列防线的部署存在典型的线性防御式局限：只能抵抗敌人的小规模行动，“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¹³⁹。为应对蒙古进攻，明廷设置游兵营、奇兵营和援兵营负责往来巡逻与战时策应救援，但频繁的征调使客兵疲于奔命，防守之策“日见技穷而力绌”。¹⁴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明军亦有依托边墙开展的反攻举措，如王越主持的红盐池之战(1473年)、威宁海之战(1480年)等，然而这些小规模的反攻尝试往往以继续修筑边墙防线以及等待与防备蒙古的下一次进攻告终，与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转变相距甚远。¹⁴¹

土木堡之变前，明廷内部尚有相当数量的以京军为核心的军事部署思想¹⁴²，以及对于积极进攻行动的正面评价¹⁴³。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在边防中的作用被逐渐淡化，虽仍有马文升“京师天下根本，居重驭轻”¹⁴⁴之认识，但如商辂、刘健般以守边为上¹⁴⁵、京营只能为辅¹⁴⁶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此外，追求坚固的前哨防线为官僚群体的共识。英宗朝名臣李秉在奏疏中直言：“安边之策，尤莫先于据险以守固。”¹⁴⁷韩雍更是以儒家经典为这一战略张目。¹⁴⁸到15世纪70年代，以余子俊为代表的消极防御派在收复河套地区的漫长争论中最终胜过兵部尚书白圭所代表的积极北进派，标志着静态保守的防御彻底成为明廷北边战略的主导路线。¹⁴⁹

筑防工事的确是应对低烈度威胁可资利用的工具，它虽未能彻底阻止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但对于小规模劫掠这一边境最常见的冲突方式仍能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¹⁵⁰但更重大的问题在于，资源耗竭必然成为过度依赖线性设防边界的弊病。资源耗竭一方面来自运粮之难，至明中期，军屯败坏¹⁵¹，军饷拮据，只能仰仗内地运粮，而明初以盐商运粮换取盐引的开中法也已失能。¹⁵²另一方面，防线过长，官军人马本就不足，“每堡多者不过数十人，少者仅得二、三人，……在卫守门者多系老幼，操守者，止存余丁”¹⁵³，修筑边墙又耗费人力物力，如弘治末年甘肃修边三年，需人九万，军士军余不足，又征民夫，不仅军士疲敝，亦耗费大量钱粮¹⁵⁴。加之边将贪污奢侈、虚报兵额，边军日益成为吞噬明廷资源的巨大黑洞。

面对这样的窘境，在大规模进攻、积极防御等替代性军事战略之外，互市、通贡等非军事手段亦可以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一定程度上减轻明廷的军事防御负担。正统、景泰时期，明廷对蒙古朝贡的态度仍是“入贡在所不拒”¹⁵⁵；天顺朝之后，明蒙间使臣往来由双向互派使臣转变为蒙古单方面遣使至明朝¹⁵⁶；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后，大同马市关闭，明与蒙古(除兀良哈三卫外)的贸易基本断绝。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明廷选择了长期性、高强度的军事资源投入，来应对进攻方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声誉造成的挑战。决策精英将国内政治的稳定和“兵威”紧密联系。杨继盛在其名篇《请罢马市疏》中强调：“人人有思乱之心，特畏国家之兵威尔。……(开马市)则彼皆以为天下兵威已弱，蠢兹丑虏，尚不能服；群起为盗，又焉能制？则将来腹心之变可胜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渐。”¹⁵⁷这种国家示外以弱也就等于示内以弱的思维影响了明廷的对外政策，间接阻塞了决策者理解对手的渠道。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遣使求贡，但世宗完全失去了对蒙古的信任，宣称“务要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¹⁵⁸。

蒙古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反而滋生了对明廷更大的不满，而这无利于双方通过外交或经济手段缓解紧张局势。明蒙经济交流仍然能够一定程度上维持边境的稳定，而经济交流的断绝是边境战乱的根源之一：明朝长期断绝与蒙古的经济往来，草原必需物资无从交易，刺激蒙古的劫掠需求。¹⁵⁹正德、嘉靖年间，蒙古“犯边杀掠吏民不已”¹⁶⁰。而在败于俺答汗之手后，处于弱势地位的明廷与蒙古议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重开朝贡马市，反而迎来比较长久的和平。¹⁶¹明廷顽固地拒绝与蒙古经贸往来具有负面后果，最经典的体现莫过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起，俺答汗数十次求贡不得，几次遣使亦被明边将诱杀，终于走到以战迫和、兵临北京城下的地步，发生摩擦时明廷又直接关闭马市，导致边患复起。¹⁶²

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一时期明的封闭式边境防线设计漫长且脆弱，一方面明廷需要频繁且大量地对前哨线进行资源补充，另一方面维持前哨线的后勤补给路途远，运输难度高。当这一战略成为主要的国防手段被过度施行时，以上缺陷就更加明显。事实上，长期以封闭式防线为主要甚至唯一的防御手段是得不偿失的选择，即使是对潜在国力“远超出它的任何对手”的明也不例外。¹⁶³面对战略手段与可用资源不适配的现状，明精英阶层选择了过度汲取资源而非调整手段。纵观景泰至嘉靖年间12位重臣关于边境粮饷问题的建议，其要点仅仅集中在复开中、兴屯田、调粮价、削冗员等细节而已¹⁶⁴，至于其他选良将、补边墙、清吏治或建议皇帝勤政纳谏之类奏疏数不胜数，几无质疑现有防御战略者。

到世宗中年，明代决策精英对工事防御的依赖导致国家的财政状况乃至经济社会整体日益败坏。据明史记载，“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面对庞大的军费支出，户部几乎无计可施，唯有加赋。然而，加赋等举措在军费“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时，也只能起一时之效，“久之诸所灌输益少”。¹⁶⁵简要来说，“边供”对财政产生两大负面影响：一是数量巨大，税赋难给；二是国家筹措资金的能力遭受严重挑战，财政机器运转几乎到了极限。巨大的军费开支给明代社会造成沉重负担，由于“边供繁费”，于是向民间搜刮，“遣部使者括逋赋”，百姓不堪明廷压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百姓嗷嗷，海内骚动”。¹⁶⁶

自隆庆帝即位后，高拱、张居正等刚强有为的国务家先后上台，执着于线性防御的状况得以扭转，和谈与妥协缓解了蒙古的威胁。在张居正推动下，明廷同俺答汗达成和约，给予其官方地位并允许其与中国通商，实现了和平。此外，明朝的军费开支急剧下降，到了1577年时，宣府和大同等地的防务开支减少到媾和之前的20%～30%。¹⁶⁷然而，北疆边患并未从此消解，而是逐渐向辽东转移，但这一次，不再有足够强势的政治人物推行这类“令人反感的妥协政策”。¹⁶⁸

为了维持既有利益和安全，国家投入靡费的防御努力从而陷入战略透支，是国家有可能面临的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困境。之所以不太容易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找到符合上述特定历史情境的案例，一部分原因是在战略透支形成过程中国家在政治和战略层面显著的防御性的案例较为罕见，而模棱两可的案例难以满足这一研究问题的理论条件要求；另一部分原因是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机制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很难同时具备。首先，进攻方和防御方要具备机动能力和战略目的的不对称性。其次，防御方经历进攻行动惨败后才可能会彻底地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抵御袭击战威胁。最后，在“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由于本国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对手的相对剥夺感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国家才最终陷入耗竭战略资源的困境。

在此仍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所涉历史案例时间跨度大，有关宋明两朝资源过耗现象的要素繁杂、材料众多，因此还存在诸多战略机理尚未厘清和阐明，譬如“战略透支缘何改善或逆转”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对北宋的冗兵、冗费与明代低效的边防体系的识别皆非本研究的创见，本文的创新尝试在于以大战略理论视野分析相关一手、二手资料，从而努力为理解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形成机制提供有启发意义的视角。

本研究的启示首先在于，战略理论的探索应注意包容实践的多样性。战略透支理论研究不能刻意排斥防御性要素，否则就是轻视了战略透支机理中重要的一方面。有时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经验面前，过于简单化的概念可能无助于从历史中总结真正的规律，甚至有从一开始就忽视了这种现象存在的风险。几乎每一个陷入战略透支的国家都有其复杂、独特的原因，正如一些战略学家反复强调的，历史研习有其本身的巨大效用，只有从对往昔的细致考察、研习中才有机会丰富与优化战略理论和观念。其次，宋廷和明廷战略防御的努力因为过于刻板而伤害了整体战略布局。战术层面的成功经验难以复刻到战略层面，战争及战略操作不是科学¹⁶⁹，需要决策层精心维持目的、手段、资源间的和谐，并依据情势即时创造。最后，对北宋和明代案例的战略史考察还说明，并非只有如拿破仑、威廉二世一样野心勃勃的领导者才会让国家付出战略透支的沉重代价，不尚进攻的战略决策者同样可能使国家自我疲敝。最根本的道理简单来讲是“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¹⁷⁰的古老中国的政治经验。如果用冷战史大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的话来说，则是：“将安全等同于捍卫经久的利益，而非等同于击退短暂的威胁。它意味着有在威胁之外独立存在的利益，意味着决心不将意在抗击威胁的行为过度地施行到危及利益的地步。”¹⁷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