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建设了大量的海外军事基地。美国认为要“围堵”苏联的扩张主义势头，维持大量靠近苏联的军事基地是必要的，这一观点成为美国外交及其国家安全政策近乎信仰的教条。²苏联解体后，美国陆续放弃了约60%的海外军事基地并大幅减少海外驻军人数，但到目前为止，仍约有800个军事基地分布在70多个国家或地区。³当前既有关于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研究大多都集中于其对驻在国的威慑保证，抑或它是否会造成地区性安全紧张等问题。⁴然而，冷战后大部分的暴力冲突并不发生于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例如，在1989至1999年的110个武装冲突中，只有7个是传统的国际冲突，剩余103个则是国内暴力冲突。⁵而且，接受美军基地驻扎的国家大部分面临的也是内部威胁。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因受“9·11”事件的影响，已将其战略目标转为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与遏制，这促使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与驻在国的内部互动更加频繁与密切。所以，近年来，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对驻在国的内部影响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⁷

在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对驻在国内部影响方面，既有研究中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美国军队在一个地区的存在表明美国对该地区安全的承诺和利益，说明它愿意采取行动以稳定局势，因此对驻在国具有保护作用。二是美国部署旨在提供威慑的军事存在，也可能引发除战争以外的更多军事化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煽动地方团体和政府采取行动。⁸然而，这两种观点的已有学术成果未能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经验支持，综合来看，目前仍有美国海外军事存在是使驻在国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的疑问。因此，本文聚焦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这一标识性的前沿存在，尝试从地理空间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明确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驻在国当地暴力冲突的关系。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是否会影响驻在国内部冲突的发生，或者更具体地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一国次级地区政治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否具有关联性。本文将以一个具体国家为案例进行国内及地区层次的分析，以观察美军基地所在地及其邻近区域是否经历了更多的政治暴力冲突。为此，本研究将构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驻在国国内政治暴力事件发生概率的关系假设，利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数据、政治暴力冲突事件数据和网格数据，通过空间模型控制对1989—2014年菲律宾的暴力冲突事件进行空间依赖和地理特征分析。本文所使用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对菲律宾国内次级地区及其周边政治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有显著影响，会明显增加区域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重点关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相关位置，并分析其对驻在国国内冲突发生概率的影响，这将为美国海外军事存在是否影响驻在国国内冲突这一问题提供更为可靠的观察视角与经验结果。另外，不同于以往关注国家层次的冲突研究，本文借助新的数据与方法，将分析层次延伸到更为微观的地方一级，所以这项探索性研究将有助于发现先前研究未意识到的关系问题。本文后续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将回顾先前研究对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与一国国内暴力冲突的关系讨论；第三部分则根据相关事实与既有研究观点提出本文所要验证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介绍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具体变量的数据来源和实际操作；第五部分将展示统计模型的结果，探究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菲律宾国内政治暴力事件发生的相关性及规律，并将在统计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延伸讨论；第六部分为研究的发现与总结。

既有文献普遍关注外国(特别是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对驻在国的安全影响，并对驻在国国内冲突的发生与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与讨论。总体来看，目前主要有抑制冲突和增加冲突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会抑制驻在国的内部冲突，对驻在国具有保护作用。一般来说，美国在一个地区的存在往往体现了美国对该地区安全的承诺，它表明美国愿意采取行动以稳定局势。然而，这一存在将会改变国内政治关键行为体(通常为现任政权和反对派团体)的战略计算，而这些行为体的自身行动及其与他者的互动反过来将影响国内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⁹所以，抑制冲突这一观点的具体逻辑机制为，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会向反对派团体发出干预可能性的信号，反对派团体由此会预计到外部国家可能会为支持驻在国政府而展开行动。在这一情况下，该团体认为自身战斗失败的可能性将超过获胜的可能性，他们不会从战斗中获得任何利益，因而反对派团体便不会主动挑起冲突。这一机制在等级制下更为明显，大卫·莱克(David Lake)曾指出，等级制度下的大国军事存在将更有利于抑制冲突。¹⁰这是由于主导国家通常比从属国家实力强大得多，这种干预导致从属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团体获胜概率变得非常低。因此，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可以对实力较弱的驻在国实现内部威慑，以保证驻在国免受国内威胁。一些经验事实也证明了该观点，如尼泊尔往往会经历内战冲突，但是玻利维亚则相对较少，这是因为玻利维亚处于美国的等级“保护”之中。玻利维亚的反对派团体在决定其是否发起暴力叛乱时，必须考虑美国干预的潜在可能性。此外，美国之外的国家也提供了类似证据。例如，1964年加蓬的反对派军方团体在一场几乎没有暴力的政变中罢黜了总统莱昂·姆巴(Gabriel Léon M'ba)，并迅速掌权。然而，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遵守了1960年其与加蓬总统姆巴的协议，在加蓬发生政变之时，法国迅速部署了伞兵，这使得总统姆巴重新掌权，而该国的政变策划者则失败被捕。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大卫·莱廷(David Laitin)也发现，相较于在很多因素上都相似的非洲国家，前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较低。¹¹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也同样将这些国家的低冲突发生率归因于法国对其前殖民地政府的“保护”，他认为，法国这种军事保证将法语非洲国家的国内冲突风险降低了近3/4。¹²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会增加驻在国内部冲突。有研究指出，美国旨在威慑的前沿存在可能会引发除战争以外的更多军事化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煽动地方团体和政府采取行动。¹³该观点的逻辑机制为，对现任政权来说，美国的军事存在会促使其获得外部支持，提升现任领导人及其政府的安全感知，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将极有可能出现。而对反对派团体来说，因国家镇压而导致的不满情绪的加剧反过来则会增加其挑起冲突的可能性。有实证分析发现，除了人均收入低、人口多、民族和宗教分化程度高、国家治理薄弱等常见的国内冲突动因之外，美军的直接和间接军事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与目标国家的内乱和政治暴力增长有关。¹⁴鲁本·塞廷扬(Rupen Cetinyan)在其研究中也证明，外部国家支持某个民族的意愿对民族叛乱的可能性没有影响，但外部支持者的存在则很有可能会增加叛乱。¹⁵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外国军队的存在将导致某些国家内部恐怖主义的出现。¹⁶如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曾概述了外国军事存在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在研究了1980—2009年的1833起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后指出，恐怖主义袭击往往不是孤立的或随机发生的事件，而是有组织的活动，且这类攻击通常针对西式民主国家，这是因为此类国家公民更有可能向政府施压要求变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每一次暴力冲突的发起者都试图迫使外部国家从他们声称拥有的领土上撤军，以建立或维持其政治自决的组织模式。¹⁷

总之，当前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对驻在国安全影响有两个结果。一种结果为，它有助于阻止对手采取挑衅性政策，并且在驻在国内部发挥威慑作用，以保证驻在国免受威胁。另一种结果则是，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使国内暴力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它往往会激怒对手，并鼓励驻在国政府采取更为鲁莽的政策。这两种观点在解释方向上完全相反，但聚焦的行为主体却相同，即二者均从现有政权与反对派团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外国军事存在对这些行为体的影响，并推论出其是否会影响驻在国的国内安全。然而，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既有文献过于集中在反对派团体与现有政权的博弈上，并未关注到外国军事存在是否会影响其他行为体。尽管部分研究观察到了外国军事存在与一国内部的恐怖主义关系，这可能涉及除关键行为体外的群体组织甚至是个人，但相关研究也比较匮乏。二是大多数研究并未厘清“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概念定义或相关范畴，而是将其与军事干预或第三方介入等论述混淆使用。¹⁸三是目前还未有研究能综合看待上述两种路径，没有给出为何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结果的解释。这就导致，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究竟会使驻在国国内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这一问题的出现。四是已有学术成果也还未能产生足以令人信服的实证经验支持，无法判断哪一种观点更具说服力。因此，为克服上述缺陷，本文首先将先前研究中的国家层次“下沉”至次级地区甚至更为微观的层面。这是因为，微观层面的研究囊括了不同的群体组织或行为体，这将突破既有文献大多只关注反对派团体与现任政权的研究现状。其次，本文将进一步明晰讨论对象，厘清并说明“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相关界定及其概念缺陷，并考虑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这一标识性的军事存在角度出发，重新探讨其与驻在国国内政治暴力冲突的关系。再者，由于本文以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为研究对象，所以与先前研究只针对反对派团体与现有政权的互动机制不同，本文将提出威慑效果与公众态度这两个影响因素，具体来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威慑效果与驻在国的公众态度这两个因素很有可能会影响驻在国国内行为体的认知，从而对国内安全产生影响。最后，本文将运用地理空间划分和定位参照系统来分析它对驻在国国内冲突发生概率的影响。通过地理空间的测算方式可以提供一个更加新颖的观察视角与更为细化的经验结果。总之，这项探索性研究将有助于发现先前研究未意识到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了解当地的暴力动态。

当前，政策与学术界经常提到并使用“美国海外军事存在”(U.S.overseas military presence)、“美国军事存在”(U.S.military presence)、“美国存在(U.S.presence)”和“前沿存在”(forward presence)等词。虽然表述不同，但这些概念均被默认为描述的是美国在他国的军事部署。本文使用“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作统一表示，对该概念，2016年美国国防部(U.S.Department of Defense)在其出版物中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海外前沿部署或驻扎的部队，它具有展示国家决心、加强联盟、劝阻潜在对手并增强快速应对突发事件的特点和能力”。¹⁹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也并未对“美国海外军事存在”概念给予充分关注，而是狭义地并直接将其默认为“在前沿部署的美国军事人员”。²⁰2018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报告则相对完善了这一定义，并认为它是“美国用于在海外投射权力和影响力的部队、足迹、活动和协议”。²¹其中，部队指美国军事人员，足迹指美国的军事设施以及前沿部署或预先部署的设备，活动指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活动(如培训和演习)，协议则包括联盟、其他正式条约、准入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等。然而，上述定义解释都存在着些许不足。例如，只界定为军事人员或部队的含义事实上并不精确且范围过于狭窄。虽然部队是美国在其他国家投射军事存在的最灵活的一部分，但研究者很难根据军事人员的数量或其能力来判断他们对驻在国国内安全的影响。即使当前有相关的数据库可以统计对应指标，但也无法给出人员的准确调整与变化。例如，国防人力数据中心(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简称DMDC)的统计数据包括了1950年至今部署在每个国家的美国军事人员数量，但它却不能评估军事人员的具体位置。该数据只能将军事人员的轮换与其总体军队的部署位置相联系。以海军为例，这些人员可能实际在海上，但他们往往被识别为位于数千里之外的母港上，所以这很有可能导致特定位置附近的实际人员数量高于或低于所示数据。而且，只界定军队人员的概念过于狭窄，从而使得学术研究忽视了其他的军事工具。此外，虽然关注部队、足迹、活动和协议的定义相对来说更全面，但它的内容范围也并不完全适用于本文。例如，协议指向的是美国和驻在国的关系网络(如联盟条约、准入或访问协议等)，是美国致力于国家间关系或现状的信号，它更多地被用于国际冲突等问题的研究上。

鉴于上述观点，本文认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是研究“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更具体且更可行的对象。虽然军事人员(或者说军队)是海外军事存在中最强大、最灵活的组成部分，但驻在国(特别是当地民众)对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也可以通过军事基地、设备等固定设施来感受。这是因为，地理位置是最明显的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迹象之一。军事基地是美国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安全承诺的信号，它具有面临危机快速部署的灵活性特征。²²目前研究，如上文所提到的DMDC数据，已经将军事人员的数量统计依托于其军队的总体位置，所以军事基地的地理位置可能是更直观的一个观察视角。而且，当前军事干预等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与驻军相关。例如，兰德美国地面干预数据库(RUGID)确定了自1898年以来部署在他国的美国地面部队的数量和主要活动类型。²³此外，美国与驻在国的相关军事培训或演习活动等也很大程度上依托军事基地而开展。上述研究状况与经验事实均说明了军事基地及其地理位置应得到更多的研究关注。同时，本文也认为军事基地与国内冲突研究可能具有某些潜在的联系。当前大量关于国内冲突的文献试图解释国内冲突发生的地点。研究已经发现，国内冲突常与地理因素相关，如领土多山、先前经历过内战或冲突的地区、群体聚集的地区等等。²⁴上述因素有助于解释国内冲突为何会在某些地方发生，而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的问题。所以，此类研究也表明，应将具有明显特征的机构或设施的地理位置纳入考虑范围。因此，本文将“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视为驻在国国内的“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标识性对象。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这里只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这一地理位置做主要探讨与研究。与先前研究关注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并探讨反对派团体与现有政权的互动机制不同，本文所聚焦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可能会对驻在国的国内冲突具有影响。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威慑效果与驻在国的公众态度将会影响或引导国内行为体的认知，从而很有可能导致驻在国国内出现更多的政治暴力事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海外军事基地一直是美国投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力量以及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基石²⁵，而冷战的结束与“9·11”事件的发生则促使美国更为关注其在驻在国内部的威慑与防御能力。美国一系列的官方报告曾表明了海外基地与威慑的关系以及美国威慑战略的变化趋势。例如，2004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加强美国的全球防御态势》 (Strengthening U．S.Global Defense Posture)就提出：“加上我们的总体军事力量结构，我们的全球防御态势使美国能够向盟国提供保证，劝阻潜在挑战者，威慑敌人。”²⁶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2012年《防务战略指南》则更加强调了美军将为盟友和伙伴提供并增强其面对国内外安全挑战的能力。如后者指出：“美军将以可持续的速度在海外开展驻扎行动，包括轮流部署、双边和多边培训演习。这些活动增强了威慑力，将有助于建立美国、盟军和伙伴部队的内外防御能力，增强盟军凝聚力，提高美国影响力。”²⁷所以，从理论上看，作为“美国战斗意愿的具体指标”²⁸，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具有向驻在国国内行为体传递信号的威慑作用。

然而，在当代安全环境中，美军海外基地的威慑概念相应失去了很多价值，它很有可能无法产生威慑效果，即存在威慑失效的情况。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威慑的效果难以体现与衡量。²⁹由于威慑的成功是以对手没有采取行动来衡量的，所以确定这一结果是因为威慑效果，还是因为对手一开始就无意攻击，更或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就变得极具挑战性。³⁰换句话说，威慑背后的逻辑是通过抑制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和改善冲突螺旋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³¹，但我们很难通过经验事实来确定威慑的作用。例如，自1945年以来至俄乌冲突前大国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这一事实可能缘于现代常规军队的破坏力和世界上大多数大国都拥有核武器这一主要因素³²，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合理的因果解释³³。例如，贸易与经济相互依存并不总是足以避免潜在交战方之间的冲突，但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两个因素确实降低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³⁴此外，人们看待战争的规范性改变也有助于国家间的和平，战争越来越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因此，在面对经验事实时，当前无法肯定威慑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很难进一步确认它是决定结果走向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威慑失效则很有可能体现在军事基地有时甚至会产生与其预期相反的效果，激怒叛乱者，而不是使其产生恐惧并屈服。³⁵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行为经济学实验也曾提供了类似的见解。通常，人类在面临损失时倾向于承担风险，而面对收益时则倾向于厌恶风险。对于低于参考点的损失，人们会寄希望于好运气来避免损失。³⁶所以，从被威慑方角度看，在面临威慑时，它们可能会采取反抗措施，如冷战时期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就起源于这样的困境。1961年6月，肯尼迪政府在与苏联接壤的土耳其部署了弹道导弹。为了回应这一决定，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自己的导弹，并于当年10月引发了一场核危机。³⁷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称部署导弹是“无法容忍的挑衅”，并告诉他的驻古巴大使，“鉴于美国人已经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和各种名称的导弹设施包围了苏联，我们应该以实物报答他们”。³⁸这一事例进而也说明，即使被威慑对象是传统的理性行为体——国家，威慑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被威慑国家的价值观或主要意图，威慑效果也很有可能会产生与威慑方预期相反的结果。而结合当前社会环境来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威慑对象的变更，特别是当威慑对象从国家转变为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时，威慑失效的情况将更有可能出现。在驻在国国内，被威慑对象往往具有行动上的不确定性，他们没有可以作为报复目标的固定地址，而且有些群体的成员几乎不受威慑恐惧的影响，这种不为人所知和难以捉摸的特点很有可能导致威慑无法奏效。此外，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增加武力展示或增设基地部署的美军可能与越来越多的低级别军事化争端有关。³⁹这种情况可能来自近距离对手想要测试美国前沿部署的作战决心程度、其军事与反应能力，也有可能缘于该群体想率先发起行动以表明其意志。⁴⁰例如，在某些中东国家，近年来军事基地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有所增加。由于自制炸药和汽车炸弹更容易获取和生产，并且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反美叙事变得更加流行，美军基地开始成为恐怖袭击的理想目标。所以，如果威慑失效，美国暴露的部队或设施可能会刺激对手先发制人地发动袭击，以期抓住美军的不备和脆弱。这一结果不仅会使反叛团体挑起冲突、获得收益的信心增强，而且还有可能促使美军基地卷入驻在国国内冲突之中并成为攻击目标。因此，本文预计，在当前安全环境下，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威慑效果很有可能存在失效情况，它会使驻在国国内行为体的认知发生变化，并倾向于采取行动，从而导致驻在国国内出现更多的暴力冲突事件。

除威慑效果外，驻在国的公众态度也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公众态度构成了国家偏好的微观基础。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军事基地的准入或相关军事活动与驻在国的国内政策密切相关，如果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缺少了驻在国的公众支持，那么美国维持军事基地及相关军事活动的能力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正如大卫·莱克所言，美国已经与其他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契约”关系，其可持续性取决于公众对美国军事存在的看法。⁴¹具体来说，当驻在国将外交决策权让渡给美国以换取安全保障时，这一想法必定会影响到驻在国的国内政治进程，无论该国的政治体制如何，美国的安全保障以及任何的附带政策一定程度上需要驻在国的国内同意。当驻在国是西式民主制度国家时，公众态度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存在。同样，即使驻在国不是此类型国家，公众态度的作用较小，但当公众对外国军事存在的反对增加时，同意美国进驻的国内政治精英为维持这些关系，其统治成本也会增加。总体来看，美军海外基地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将会影响到驻在国的公众态度，这些方式主要体现在美军人员和当地社区的直接互动过程之中。

部分研究认为，美军海外基地的进驻将会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与驻在国社区人员的互动，在非战斗环境中，他们有可能会与当地人结婚，或者让其子女就读当地学校等等，这一类型互动可能为美国军事人员和驻在国公众双方产生互信的积极情感提供机会。⁴²然而，事实上，即使这类接触发生，它的接触范围也十分有限。与之相反，很多研究均认为，美国在长期维持海外部署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驻在国公民对美军存在的广泛反对情绪。⁴³美军基地及其人员与当地公民的接触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生摩擦，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地区的美军基地，其与当地公民的紧张程度更高。⁴⁴此外，美军基地人员的犯罪和事故记录也将导致这种关系愈发紧张。日本、韩国和德国的美军基地常与性骚扰、吸毒和其他犯罪等案件纠缠在一起。⁴⁵有报告称，在日本冲绳普天间空军基地，仅1995—2011年，美军人员就实施了至少23起强奸和性侵犯案件。⁴⁶而且，从本质上讲，军事基地必然会产生至少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基地通常涉及潜在高风险的军事培训或活动，这可能导致当地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等严重事故，另外也有可能破坏当地生活环境，如噪声和空气污染。还有研究特别指出，美军基地与驻在国的关系探讨应考虑到地理位置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有研究者调查了不同地区日本民众对冲绳基地的态度，他们在比对调查样本后发现，冲绳居民对美军基地的态度明显比日本其他地区的民众更为消极。⁴⁷另外，这类负面的公众态度还体现在美军海外基地很有可能带来民族情绪的激化。这些反对意见很大程度上缘于大型基地被视为对民族主义的冒犯。⁴⁸长期以来，支持独裁者以换取基地准入频繁出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即使是在西式民主的国家建立基地也可能涉及自由价值观的牺牲。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初期，“海外军事基地就开始在其所在国家激起反美情绪”。⁴⁹而在冷战结束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很有可能推动驻在国国内的主权观念或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公众态度会被反对派利用，来对抗驻在国现有政权和美国的军事存在。所以，可以预计，在十分重视主权观念的国家，允许外国军事基地的驻扎往往会引起驻在国人民的不满，这种“低人一等”的观念会制造仇视和反美情绪。特别是，当驻在国政权过渡到类似于西式民主制度模式时，美军基地遭受质疑的概率将会上升。⁵⁰基于上文所讨论的威慑失效与负面的公众态度，推导出本文假设1：

若某一地区存在美国军事基地，那么该地区发生政治暴力冲突的概率将会增加。

此外，本文预计威慑效果和公众态度极有可能与地理位置相关。例如，传统上，美国在选择基地部署地点时，通常倾向于选择离威慑对象较近且具有灵活性的位置。同样，在公众态度方面，已有研究也指出，位于军事基地附近的民众比驻在国国内其他地区民众更容易表现出不满情绪。所以，威慑很有可能会随着美军基地的远近而存在效果上的差异，美军基地也很有可能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影响着公众态度。因此，关注附近区域是必要的。而且，国内冲突的研究也证实了冲突具有地理空间的影响。例如，国内冲突往往具有扩散效应。扩散效应指的是一国经历的国内冲突将会改变后续时间点上外国或本国发生内战的概率，这类冲突扩散的对象可能是外国，也可能是本国的其他地区，其重点是传播的过程。⁵¹换句话说，内战和叛乱往往会导致一国境内的长期暴力，并增加冲突的蔓延可能性，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⁵²当一个地区经历了内战、叛乱等冲突时，它会对其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如会增强周边地区反叛群体的信心和获胜决心等。所以，若一个地区发生暴力冲突，那么该地区会使周边地区暴力冲突发生的概率上升。这一扩散效应也使我们认为，若一个地区存在军事基地，那么它也可能对其周边地区的暴力冲突有相应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先前章节中所回顾的既有研究均是对驻在国一国范围内的讨论，即它对一国内部的所有范围有增加冲突或抑制冲突的影响，而并未区分次级地区。所以，本文将周边地区纳入假设中，也是符合先前既有研究中所默认的前提条件的。正如沃尔多·托布勒(Waldo R．Tobler)的地理学第一定律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关的，只不过邻近的事物在关联上更为紧密。⁵³因此，本文考虑美军海外基地的存在不仅影响本地的冲突结果，也通过空间聚集性间接影响邻近地区。依据上述探讨与思考，推导出本文假设2：

即若某一地区存在美国军事基地，那么其周边地区发生政治暴力冲突的概率将会增加。

综上所述，假设1是对美军基地对一国国内次级地区政治暴力冲突的直接影响考察；假设2是从空间地理范围视角对美军基地的间接影响考察。两个假设能够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对驻在国内部冲突的影响情况提供更为细致的参考视角。

鉴于当前的技术限制，本研究无法根据每一个驻在国的情况进行全样本统计，而且驻在国内部情况实质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本研究将只选择菲律宾作为主要案例进行探索性分析。将菲律宾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国内冲突和国家关系两个层面的原因。

从国内冲突的研究视角看，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自冷战后，亚太地区国家内部冲突在全球最为严重。有研究发现，自1989至1997年，亚太地区是世界范围内每年“主要武装冲突”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种族冲突发生率最高和民族独立政治团体数量最多的地区。⁵⁴此外，与东北亚等类似的国家不同，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人口高度混杂和分散，这也使其国内自身问题更为复杂。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就曾将“内部问题”视为“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⁵⁵第二，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大多缘于其国内的去殖民化过程，菲律宾等国明显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国内冲突。由于老挝和越南的军队由其国内共产党严格控制，且在1975—1976年两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所以少数民族群体的抵抗相对较少，近年来也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只有部分示威和骚乱。⁵⁶同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拥有组织良好的安全部队，所以两国也一直能够防止国内冲突的发生。然而，军方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和泰国，国内冲突却相对持久。第三，自1989年以来，菲律宾在武装冲突中的阵亡人数超过了该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在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所定义的3个类别的暴力冲突(国家暴力、非国家暴力和单方面暴力)中，菲律宾的死亡人数几乎持续不断。⁵⁷

从国家关系角度看，一是菲律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驻军时间最长的国家。如果将1898年的美西战争视作起点，那么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已长达一百余年。二是菲律宾当前仍然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尽管民族主义下政治关系可能会复杂化，但两国军事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因菲律宾地处第一岛链上，其地理位置受到美国战略家的重视。作为美国遏制苏联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张的前哨据点，与苏联驻越南金兰湾基地隔海相望的苏比克和克拉克基地在冷战期间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而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基地群仍然是美军对西太平海域实现有效控制的基石，如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曾将菲律宾作为其“重返亚太”战略的支点国家。⁵⁸因此，从国内冲突和国家关系两个视角来看，选择菲律宾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同于以往关注国家层次的冲突研究，本文将分析层次延伸到更为微观的地方一级。现有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著名的谢林模型(Schelling's Segregation Model)，该模型认为城市中人们的居住选择深受周围邻居同质性(homogeneity)，特别是种族、宗教、政治倾向和收入的影响，整个城市的居住区仿佛由无数格栅(grid)组成的棋盘，一个人选择在哪个格栅里居住最终取决于他能接受周围同质性邻居的最低心理预期。⁵⁹虽然本文不研究同质性因素，但是格栅的空间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得益于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的发展，本文将采取网格地理单元作为主要分析层次。网格划分主要依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发布的网格数据集(PRIO-GRID 2.0)，该数据是一种矢量空间网格结构，其中分隔网格单元的圆弧精确地定义为(0.5×0.5)十进制度间隔经纬度，对应赤道处则为(55×55)km，全球共计有259200个网格单元。网格遵循WGS84大地坐标系统，并覆盖世界所有陆地区域。所以，即使是布隆迪和不丹这样非常小的国家也有多个网格单元，并允许国家内部空间数据的变化。⁶⁰

选取PRIO-GRID 2.0数据集作为研究中的地理单元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一是由于本研究指向的是美军基地与菲律宾国内次级地区政治暴力发生的关系问题，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能更好地捕捉国家一级以下的冲突动态。相较于传统国家一级的冲突定量研究，PRIO-GRID 2.0数据集可以进行更详细、更敏感、更隐蔽的空间分析，这将进一步加深对现有社会现象的理解。二是由于网格单元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固定的，其数据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国家边界、政治发展与政治动态并不敏感，所以关于内战爆发、种族定居、极端天气以及经济发展等空间分布数据是外生的、独立的与客观的。三是网格数据可以通过改变网格的分辨率以一致的方式放大或缩小。当前公布的数据集包括了1946—2014年大量与冲突相关的特定信息，如人口规模、经济活动、自然资源以及少数群体等等。这些数据特征将比传统国家一级的分析更适合于此项研究。由于受到上述网格数据时间可得性的限制，本研究的样本时间段选定为1989—2014年，同时，依据PRIO-GRID 2.0数据集的划定，菲律宾国家网格共有236个。因此，本文研究样本规模共计6136个(236×26)观测值。

鉴于本文关注美军基地与国内冲突的关系，故将政治暴力作为考察国内冲突的主要方面，将因变量定义为某网格在某年发生政治暴力冲突的次数，数据形式为以网格为地理单元、以年度为时间单元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

菲律宾国内政治暴力数据取自UCDP中2020年地理参照数据集GED20.1。根据UCDP定义，政治暴力指由一个有组织的行为体对另一个有组织行为体或平民所施加的武装暴力，并在特定地点和日期至少造成1人直接死亡。⁶¹通常情况下，根据政府、有组织行为体、平民3种不同施暴主体，政治暴力进而可分为国家暴力、非国家暴力和单方面暴力。本研究尚不区分军事基地与不同类型的政治暴力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本文的数据形式是以网格为地理单元、以年度为时间单元，即分析单元为“网格—年”。结合网格单元，本文更加关注的是，存在美国军事基地的网格及其附近网格是否更容易发生政治暴力冲突，所以设定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即某一网格i在t年发生政治暴力的数量。GED20.1数据集涵盖了198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有关政治暴力的全球事件数据，其基本分析单位为“事件”，即在具体时间和地点上发生的致命性的暴力冲突事件。此外，GED20.1数据是以地理为参照的，每个事件都可以通过一对经纬度坐标来识别相应位置，并且其位置坐标体系也遵循大地坐标系统WGS84，所以GED20.1数据可用于对国家次级地区如城市、社区、街道等小范围的地理分析，这一有效的编码程序以及未有预先偏见的灵活特点十分适用于本研究。

鉴于下文会使用传统的回归与面板模型作为研究分析模型之一，所以为对应研究假设1和假设2，本文先将自变量设为“某网格军事基地存在”和某网格“周边地区军事基地存在”。前者是二分类变量，即当某网格存在军事基地，就将其设为1，否则为0。后者是连续型变量，它将借用空间权重矩阵进行运算以得出结果。变量数据来自大卫·韦恩(David Vain)的2019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数据集。⁶²该数据已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如在先前对公众态度的探讨中，部分研究就将其作为分析基础，而且2018年由美国陆军资助的兰德公司报告也选取了该数据集作为实证支撑。⁶³这一数据展示了自1776年美国独立以来美国在海内外的军事基地数量与地理位置，其中1989年、2015年和2019年的海外基地位置和地点名称均来自五角大楼的年度基地设施报告(The Pentagon's Annual Base Structure Report)。由于军事基地庞大数量以及其保密性质，该数据集可能存在略微误差，但总体来看，它将五角大楼的报告与全球新闻事件等数据来源相结合，试图提供比官方报告更为精细与全面的记录，所以目前来看，该基地数据集是最为适用的。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分析政治暴力冲突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特征，某网格周边地区基地的滞后变量，即先前提到的第二个自变量，将会在美军基地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操作。为了表达空间的相互作用，需要建立空间权重矩阵，所以在PRIO-GRID 2.0数据集划分后的236格地理网格基础上，本文创建了一个236×236维度的邻接矩阵(adjacency matrix)W_ij。矩阵中每一个元素W_ij的值由网格i与网格j是否在地理上相邻决定，相邻为1，不相邻为0，其中对角线设为0。由于“相邻”是个相对概念，且其判定与测算方式不同，故本文在此选用机器操作中相对简单的K邻近算法(K-nearest)来定义相邻的标准。本研究将K设定为5，按照搜索半径为5个单位(1单元相当于78千米)的方法来定义邻接矩阵，每一个单元格在390千米的半径内会有至多5个相邻的单元格。⁶⁴使用该方法可以得到邻接矩阵中每一个元素的取值，依据这一邻接矩阵，研究可将其与第一个自变量“某网格军事基地存在”的取值相乘，从而生成“周边地区军事基地存在”这一空间滞后变量(即Wx)。

本文参考了以往研究，考虑纳入地理网格的控制变量。通常来说，政治暴力的发生可能来源于人们对经济、社会不平等的感知。这种“相对剥夺”感导致了某群体的不满以及怨恨。⁶⁵在群体认同的力量下该群体的不满将会进一步释放出来，导致政治暴力的产生。特别是在经济、社会、政治不平等与种族分裂同时存在的社会中，“共同身份”可以是一种动员剂。所以，本文将衡量经济、族群与人口的指标，如将“夜间灯光”(nightlights)、“被排斥族群”(excluded)、“人口总数”(population)纳入控制变量。同时相关研究认为，冲突常与地理、山地面积以及周边暴力冲突相关，所以“距首都距离”(capdist)、“山地面积”(mountains)、“周边地区政治暴力”(violence in neighboring grid)也应被视为控制变量。其中“周边地区政治暴力”这一变量仍需通过邻接矩阵W_ij与先前的因变量(“某网格在某年的政治暴力”)相乘以得出(即Wy)。总之，上述变量均是既往冲突研究文献中的常用解释变量，在这里将继续采用以保持与既有文献的一致。表1展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将详细论述基于上述数据所估计的模型结果。

通过先前的研究设计步骤，本文建立了一个以“网格—年”为分析单元，以政治暴力冲突发生次数为因变量的面板数据。通过前一节所得到的邻接矩阵，研究将其周边地区军事基地的空间滞后变量(即Wx)和周边地区网格政治暴力的空间滞后变量(即Wy)作为自变量对其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表2中的模型1为多元回归模型，此模型未将数据作为面板形式进行处理。模型2和模型3均为基于面板数据的线性模型，其中模型2使用了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应对同一网格内观测样本的非独立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模型3为随机效应模型。然而，鉴于使用的面板数据是在连续26年内重复观察的横截面(即网格中的各类变量)，并且观察值可能会随着跨空间单位和时间单位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本文将选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空间面板滞后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以模型4形式表示。空间模型将空间滞后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很容易对其进行构造与处理。同时，在面板设置中，每个横截面都需要与先前的邻接矩阵进行预乘，而且均假定这些变量是外生的，所以它不会给模型估计带来其他额外的问题。另外，空间模型进一步考虑了不同空间位置特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比线性回归模型能够得到更为准确且客观的估计结果。

表2展示了上述4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某网格军事基地存在”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99%置信水平上的统计检验，而模型4空间面板模型的结果也同样为正向显著。4个模型的一致结果表明当“某网格军事基地存在”的取值从0到1转变时，即如果某地区存在美国军事基地，那么该地区发生政治暴力冲突的概率将会明显增加，该结果验证假设1成立。在自变量“周边地区军事基地存在”的结果上，模型1显示了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99%置信区间水平上的统计检验，但因为模型1未能精确数据形式，只能作为简单评估下的基准模型，所以更多情况下应参考设置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模型2与模型3。在模型2、模型3中，自变量“周边地区军事基地存在”的系数同样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了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对该地区政治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可能不会有影响。然而，这些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在空间效应存在的条件下，通常所使用的OLS回归往往存在遗漏解释变量的偏差。即使研究将“周边地区军事基地存在”这一具有空间属性的变量加到模型之中，模型1、模型2、模型3仍只能将其作为传统变量而直接进行回归，这由此会导致内生性偏差的出现。鉴于前3类模型的结果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所以为了正确解释回归系数，以及观察数据在生成过程中不同项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溢出效应，需要计算模型4空间面板模型的影响结果。表3运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1000次得出了各变量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与总影响结果，其中“某网格军事基地存在”的间接影响，即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显示为在99%置信水平上的正向显著，这说明某一地区军事基地的存在会增加其周边地区政治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进而验证了假设2成立。

另外，除了与美军基地的相关关系之外，在回归模型1、模型2、模型3中，“周边地区政治暴力”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向显著，而在模型4中，其Wy(即“周边地区政治暴力”自变量)的λ值为0.242，同样十分显著(见表2)。所以，统计结果说明，某地区周边范围内政治暴力冲突发生的次数也将会显著影响该地区政治暴力的发生概率。这与先前文献中已证实的观点“邻国的内战会增加相邻国爆发冲突的风险”保持一致。⁶⁶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仍然可以得出政治暴力冲突具有扩散效应，网格内的冲突将会相应增加相邻网格政治暴力冲突的概率。在空间滞后模型中，其他的控制变量，如距首都距离、被排斥族群、人口总数、山地面积以及夜间灯光值的统计结果也符合冲突研究的理论预期。⁶⁷

尽管本文采用了空间模型的统计方法，但在变量上的测量依然会存在些许误差，模型与数据的关系拟合和评估也会存在不准确的状况。所以为增强总体解释力，需要对上述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前期研究设计过程中，本文对邻近概念的测量定义为相邻5个网格(k＝5)，为进一步考虑其范围的可行性，本文将其扩大至10个网格(k＝10)和缩小至2个网格(k＝2)。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新运行第五部分的4个模型以完成稳健性检验。根据表4所示，当k＝10与k＝2时，“某网格军事基地存在”的系数和显著性与k＝5时的统计结果类似。表5总结了当k＝10与k＝2时空间面板模型滞后效应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与总影响结果，其中“某网格军事基地存在”的间接效应与k＝5时的间接影响结果保持了同样的正向显著性，该检验继续肯定了某地区军事基地的存在将会增加周边地区政治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

另外，为了进一步检验内生性问题，即是否因为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暴力冲突增多，美国才选择在此地驻扎军事基地的情况出现，本文将1989—2014年菲律宾每年发生的政治暴力冲突总和以趋势图表示，同时标注了美军基地所建立的年份(见图1)。截止至1991年，美国在菲律宾驻军基地共有11个。由于1987年菲律宾宪法明确了1991年《菲美军事基地协定》到期后自动作废，所以从1991年开始美军全部撤出了驻菲军事基地，但这并不意味着菲美之间不再有军事联系，美军仍然可以使用菲律宾的船舶修理等设备。⁶⁸1995年美济礁事件的发生致使中菲南海争端公开化。为应对威胁，菲律宾主动寻求军事现代化以增强其防御能力，企图借助美国力量以获得更多安全保护，极力邀请美国“插手”南海争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菲美安全合作逐渐恢复。1996年末，菲美双方就美国军队在菲律宾进行军事演习和其舰队访问的合法化协议开展谈判。1998年，菲律宾与美国正式签订《访问部队协议》(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简称VFA)⁶⁹，该协议规定美军可以临时使用菲律宾的基地，允许美国船舰在菲律宾的22个海港有限期靠岸补给并进行军事演习。2001年两国加强了反恐合作，美国重返菲律宾并设立了3个军事基地。⁷⁰2002年和2005年分别增加1个基地⁷¹，2014年则重新恢复了苏比克和克拉克基地。从上述美军基地增加以及重新开放的时间节点上看，本文并没有发现这些基地的设立时间与菲律宾内部政治暴力冲突发生频率的峰值有密切联系，反而自美国1991年撤出驻菲军事基地后，菲律宾国内政治暴力冲突的次数急剧变少。这一现象或许从侧面印证了美军基地对驻在国国内冲突的影响。总之，这些检验进一步增强了本文对变量解释力的信心，使用不同的测量和方法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发现。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与经验现实，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导致了当地及其周边地区政治暴力冲突的上升。这一结果很可能与美军海外基地在菲律宾国内的威慑失效相关。一方面，失效情况可能与部署或投射能力有密切关系。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能力主要体现为地面作战部队和美国空军战斗机(不包括那些积极参与作战行动的战斗机)，但冷战结束后这种重型部队的部署已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轻型步兵、空降兵和一些特种部队为主要形式的部署。有研究证明，轻型部队无法提供与重型部队相同的威慑价值，以改变其对冲突可能性的净影响。⁷²从1955年到2014年，美国重型地面部队主要驻扎在欧洲，而轻型部队主要部署在东亚和东南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地理因素，如日本、菲律宾等岛国更适合轻型、更易于运输的部队。虽然轻型部队机动性更强并代表了一种更快速的部署能力，如其被转移到其他地区并投入战斗之前，会使敌人有更少的预警与准备时间，但明显的缺点是在不具备足够威慑能力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更倾向于挑起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从而激怒潜在对手。另一方面，美军基地未能有效威慑菲律宾国内行为体，这导致菲律宾持续的分离主义运动与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发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地区集中了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也称摩洛民族)，近40余年来一直为自治权与菲律宾政府斗争。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与菲律宾政府的武装冲突在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时代(1965—1985年)爆发⁷³，至1996年才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但它偶尔还是会发起持续的游击战⁷⁴。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 Group，简称ASG)的恐怖主义和非法活动则使棉兰老岛地区的冲突更为复杂化。ASG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其主要目标是在棉兰老岛建立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独立国家。该组织通过绑架与劫持当地人民和外国游客实施犯罪活动，而美国认为该组织与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国际恐怖网络组织有关，并怀疑ASG的领导人曾在中东军营接受过训练，并得到过本·拉登的援助。⁷⁵因此，美国不断向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三宝颜和巴西兰地区部署军事人员，至2002年，约660人的美国部队部署到巴西兰，以训练菲律宾军队并执行作战援助、情报收集和空中支援等任务。⁷⁶同样，ASG也多次参与了袭击和绑架美国以及外国公民的活动，而且在2002年6月17日对部署在菲律宾南部巴西兰岛的美军也发动了袭击。总体来说，美国自1996年受菲律宾邀请以协助其解决南部威胁以来，美国在南部地区重新建立了3个军事基地，由于当前美国基于基地依托而使用小规模干涉活动来确保伙伴国免受威胁⁷⁷，所以地理位置较近且象征政府权力的美军基地由此成为反叛团体和恐怖分子的目标。

此外，这一结果的解释还需注意到菲律宾国内的负面的公众态度。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公众的反美情绪以及其与美军事人员的紧张关系十分明显。1991年后美国短暂撤出了驻菲军事人员并关闭军事基地，其原因正是美国在菲律宾的不平等地位和它对独裁政府的支持，导致了菲律宾国内主权意识、民族意识大为增强，菲律宾民众的反美、反基地活动频繁出现。事实上，自1946年菲律宾独立以来，菲美关系就明显呈现高度的不平等性。例如，1947年美国迫使刚刚独立的菲律宾签订了《菲美军事基地协定》，该协定的附件列举了23个基地、营地和军事设施供美军排他性使用。⁷⁸从直观角度来看，这是美国对菲律宾承担义务的象征，并且体现了这种义务的可靠性。⁷⁹然而，这些基地群总面积相当于菲律宾国土面积的1/7，美国可免费使用这些基地99年，并且不受菲律宾政府的管辖。美国驻菲人员的刑事管辖程序也是如此，这为美国驻军提供了近似外交豁免权的特殊待遇。⁸⁰此外，军事基地的主权归属也成为主要问题，菲律宾曾要求由本国的军事指挥官负责美军基地的行动任务，基地设施的安全和使用也应由驻在国负责⁸¹，但事实上这些管理主权归美国所有。而后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直将其利益与马科斯政权的生存联系在一起。马科斯在任期间进行军事独裁统治，将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经济援助及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部分贷款用于笼络支持者，同时还借助驻菲美军的力量对付政敌。由此，美国对马科斯政府的支持导致菲律宾公众反美主义情绪的上升。随着马科斯下台和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领导下民主工作的重建，美军基地受到的威胁比马科斯独裁时期更为直接与明显。⁸²因此，1986年菲律宾宪法中明确要求美国在1991年前撤出在菲的军事基地。另外，紧张关系还来源于美军事人员在菲律宾当地的犯罪行为。例如，2006年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停靠港口时的性侵案件，2014年苏比克湾跨性别者詹妮弗·劳德(Jennifer Laude)被美国水手杀害案件，以及2013年美国无人机在菲律宾平民社区坠毁事件，这些暴力事件已被内部政治力量用于反美抗议的证据。尤其是在VFA规定美军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受到的处罚往往较轻，这远不能平息当地公众情绪。最后，从长远看来，美军基地导致了当地土地的非生产性使用和因倾泻危险物质而造成的环境破坏。⁸³上述事实表明，美军基地的存在会造成对驻在国主权的侵犯以及对当地社区的治安、环境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等，这引起了驻在国公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抗议甚至冲突⁸⁴，甚至还导致美军基地极有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⁸⁵。

本文探讨了如何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在更微观的层级上来分析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菲律宾政治暴力冲突的关系。相比于传统的统计模型和数据，本文提供了既有研究中未能证实的实证路径，发现了一个重要结论，即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明显增加了菲律宾国内次级地区及其周边地区政治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以“保护”的名义，却给驻在国带来了附属伤害。美军基地与菲律宾国内冲突的这一联系也从侧面反映了，如若美国军事存在对菲律宾内部安全的作用并不大，那么菲律宾先前邀请美国重返其领土，以及近年来同意恢复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等举动，或许更多地出于国家间层面上的原因，如地缘政治因素或是对冲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考量。

总之，本文基于地理数据、事件数据以及基地数据等这样的“大数据”，使用了空间计量的方式进行论证研究。基于空间地理的分析往往以地理和空间指标为依据，所以本文的目标是揭示先前未被关注和意识到的社会联系。从军事基地的角度出发也有助于重新审视美军海外军事存在与驻在国的安全问题，这可能对研究驻在国与美国的关系、传统的威慑理论战略以及美国在驻在国的内部影响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往往涉及反恐作战、联盟政治、大国关系甚至是一国内部政权变更等问题，所以未来该领域将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同时，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即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的方式可以增强一定的解释与说服力，但部分数据仍可能存在精确性低的问题。例如，在关于美军基地的具体数量和位置方面上，由于军事基地往往涉及更为私密的国家情报，所以在此层面上的分析可能存在些许差异。另一个不足之处则在于本文未能加入威慑效果与公众态度的测量，这是因为关于这两个因素的研究具有艰巨性，前者可能需要具备完善详细的情报资料，后者则可能需要研究者进入驻在国进行实地调查或掌握一手信息，而其测量的成功与否无疑对后续相关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研究对相关政策制定具有指导作用，如在海外军事存在与驻在国关系中，不能以是否有抗议出现作为检验自身问题的标准。在缓解国家间关系方面，政策制定者应该积极主动地管理海外军队，以缓和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以技术或军事援助的方式代替军事活动，或许将更有助于减少国家间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