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其中明确指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应获得充足资源”。²作为当今世界上管理冲突、缔造和平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联合国维和行动效用的最大限度发挥有赖于充足的资金和人员供给。³而从对行动进行支持的磋商过程和制度设计看，大国也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与英国，简称五常国)对行动的实施有关键影响。⁴在得到五常国大力支持的情况下，维和行动更可能取得较好效果。

然而，虽然我们能明确五常国的积极参与对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但我们更需要了解五常国之间合作或竞争的状态是否会对其参与行动产生相应影响。研究表明，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相互竞争与合作的体现。⁵从表现形式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变化便会体现出其相互竞争或合作的态势。就维和行动而言，五常国对行动支持的动机、程度乃至形式也必然受到其相互间外交立场差异的影响。

由此，在普遍意义上，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会如何影响维和行动？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围绕维和行动的总体也即维和行动本身和维和行动的个体也即行动出兵国这两个层级，本研究分别关注五常国对行动摊款、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和行动出兵国援助的影响。第二，之所以强调普遍意义，是因为本研究关注的是五常国在分别面对与其他四国总体外交立场差异时，对维和行动影响的平均变化程度。从行动的供给侧逻辑出发，本研究提出了五常国对行动合作性与竞争性供给偏好的情境划分。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对竞争性假设：在合作性供给偏好情境下，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则五常国对行动的摊款越高、对行动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而在竞争性供给偏好情境下，外交立场差异越大，则五常国对行动的摊款越高、对行动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通过对维和行动相关数据集的多样化分析，本研究发现，五常国对行动合作性供给偏好的情境设定得到了支持，也即外交立场差异越小，五常国对行动的资金支持力度越高、对行动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这一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仍得到支持。

本研究尝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增补。理论上，本研究力图将大国间合作的理论探讨引入对维和行动的理论建构中，一方面为五常国在行动中的合作性供给理论提供数据支持，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也将维和行动与大国关系的相应理论进行有机联结，为冲突管理研究拓展探索方向。实践上，本研究也期待能够为中国在当前维和行动中与其他常任理事国的互动策略贡献可能的新思路。中国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倡导“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⁶在维和行动中，中国始终恪守“当事国同意、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三原则，充分尊重东道国自主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与当地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⁷中国始终支持完善维和体系，提高维和行动资源利用率，使维和更好地服务于和平与稳定的目标，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完成该目标提供新助力。

学界就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维和行动影响的专门性讨论相对较少。基于此，根据研究问题，本文将目标文献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包含国家尤其是大国对维和行动的影响，这可以帮助本研究厘清行动实施过程中五常国对行动产生影响的关键路径。第二类则主要涉及包括五常国的大国间互动相关理论，这可以帮助本研究探索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影响维和行动的基础理论逻辑。

对维和行动而言，国家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⁸第一，维和人员支持。联合国本身不拥有自己的部队，其队伍主要是由各国派遣的军事、警察以及民事等人员组成。第二，维和开支与补贴支持。这里的维和开支主要包括了物流与物资管理、基本资源如水电网、维和设备等花费，而维和补贴则主要是指对参与维和人员的报酬支付。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官方网站的最新信息，到2019年，维和士兵每月可以得到1428美元的补贴。⁹

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虽然同为对行动的重要支持维度，但给予人力和资金支持的主要国家在类型上有所差异。安德鲁·博东(Andrew Boutton)和维多·多拉齐奥(Vito D'Orazio)在统计了1990—2015年维和行动的摊款额与出兵总人次后发现，前十名摊款国除五常国外基本为经济发达国家，前十名出兵国则基本为经济发展中国家。¹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富国出钱、穷国出力”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客观因素上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被证实的在联合国框架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通过额外资金支持刺激人力投入的机制所致。¹¹杰瑞德·欧斯特曼(Jared Oestman)也发现了外国援助对维和行动所有出兵国出兵意愿的正向影响效应。¹²事实上，维和行动的补贴也对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这一点在文森索·波夫(Vincenzo Bove)和莱安德罗·伊利亚(Leandro Elia)的论证中有所体现。¹³

当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五常国时，我们发现，五常国影响维和行动的直接路径主要在资金而非人力支持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执行第二代维和行动至今，五常国尤其是美国对行动的人力支持主要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比如，在1993年的第一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中，美国出兵一度多达3471人次，成为该行动最主要出兵国之一。¹⁴然而，由于国内民众对维和人员死亡敏感度的增加、国内人力资源成本的快速提升等原因，五常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偏向于对行动进行资金支持，这一现象在近来有不断深化的趋势。¹⁵

从联合国大会到安理会，其制度设计从本质上凸显了五常国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间在参与维和行动时影响力的差异。以维和摊款为例，根据联合国的设计，虽然每一个成员国都需要对行动进行摊款，但五常国的摊款比例较其在每年常规预算中的摊款比例要高，这与其他所有成员国的摊款规则都有所不同。根据蒂莫西·JA·帕斯莫(Timothy JA Passmore)、梅根·香农(Megan Shannon)和摩根·纳多(Morgan Nadeau)在研究行动摊款时的论述¹⁶，这种五常国摊款更多的规则事实上能够使其更容易获得在安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¹⁷。

此外，五常国在联合国各项议题投票中对他国施加的影响也是学界的关注焦点。从联合国制度框架内而言，五常国的影响力往往可以使其与相关国家进行组织内的利益交换。比如，黄元载(Wonjae Hwang)、阿曼达·G.桑福德(Amanda G．Sanford)和李俊翰(Junhan Lee)的研究发现，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对美国有显著的追随现象¹⁸，这不排除美国存在以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承诺来换取相关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站队的行为。可见，相较于非五常国，五常国在安理会乃至联合国大会中通过组建“议题联盟”的策略会显著改变联合国政策制定的结果。

除了上述五常国对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施加影响途径的讨论，我们还需注意到五常国使用联合国框架外手段对联合国框架内决策的影响。早在2006年，伊尔娅娜·库兹恩阔(Ilyana Kuziemko)与艾瑞克·维尔克尔(Eric Werker)就在其研究中发现，美国为了在安理会各项议题的投票中得到符合自己偏好的结果，会通过其对外援助或者由其主要控制的联合国发展援助对非常任理事国进行“贿赂”。比如，平均而言，一个非常任理事国能够获得比其他国家高59%的美国援助。¹⁹很明显，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大国间合作与竞争逻辑驱动了五常国利用多种策略使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预期利益。

上述两类文献，一方面凸显了本研究问题在当前研究中较少涉及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跳出联合国的制度框架，从联合国内外的综合视角看维和行动。虽然维和机制是由联合国主导建立的，但影响维和行动的维度却不应被局限于联合国框架内。第二，虽然五常国影响维和的直接路径主要是联合国框架内外的资金支持，但却不可忽视由五常国行为、态度以及互动而导致的维和行动人力投入的变化。上述两点是本研究尝试搭建一个外交立场差异下五常国影响维和行动的综合性分析框架的基础。

为了提出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此部分将分三步递进展开。首先，探讨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影响维和行动的基本逻辑；其次，分析五常国影响行动的重要手段及其机制；最后，讨论在合作性与竞争性供给偏好设定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会如何影响维和行动。

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往往受到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深刻影响，这可以从五常国的主观意愿及维和行动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客观重要性来论证。一方面，相互间外交立场差异使五常国有充分的动机去影响各类国际事务。在此，外交立场是指国家对自身参与的、广泛的各类国际事务的综合态度定位，而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则是指五常国中的一国与其他四国在这种综合态度定位上的总体差别。

从现实动机讲，作为体系中的大国，五常国有能力也更愿意影响各类国际议题。由于利益涉及面的相对广泛与深入，相较于他国，五常国有能力也更愿意去对如安全协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等广泛的议题领域施加影响，从而更好地实现其对外战略核心目标。从每年联合国的一般性辩论看，五常国对全球各类事务的关注无论在数量还是程度上都远超他国。²⁰五常国同属国际体系顶层且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中各国在实现对外战略核心目标的过程中所面对的重大挑战主要也来自其他几国。²¹因此，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变化往往会系统性地影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和行为。

从理论概念讲，外交立场及其差异是五常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事策略准则。第一，从外交立场的形成看，这是国家汇总了其在各领域中的状况而做出的服务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的综合性态度定位，因此其根本目标便是为下一阶段国家在各领域中的行为方式奠定基调。由此，外交立场会映射在具体议题领域上，但映射程度会与议题重要性呈正比。第二，从外交立场的范围看，五常中各国的外交立场不仅受到与其他几国互动的重大影响，也同时受到与五常国外其他国家互动的塑造。由此，一个基于国际体系的综合性立场比一个仅包含部分国家或议题的立场定位更能体现五常国在影响具体议题时的行事准则。第三，从外交立场差异看，五常国在不同领域中的互动情况会产生相互影响的效应，比如，五常国在政治领域中的矛盾也会对其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一效应会随参与方数量和议题重要性的增加而强化。基于此，使用综合性的外交立场差异会比使用某个具体领域的立场差异更能全面捕捉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态度与行为趋势。

另一方面，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国际安全与发展领域的重要性也使得五常国有充分需求通过维和行动展示并稳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影响。首先，从性质上讲，作为国际体系中成员国最多、对各类议题影响重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本身是五常国参与国际事务、拓展影响的最重要多边平台。维和行动则是这一平台中关键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每年的联合国大会议程和安理会决议中，维和相关议题都占有较大比例。²²其次，从决策过程讲，维和行动作为一个由安理会主导、能够使五常国直接施以影响的政治性安全机制，对五常国建立和塑造影响力具有关键价值。最后，从国际安全领域看，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是层次最高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能够组织国际力量合法介入他国安全问题的政治行动。相较而言，其他国际组织或个别国家所组织的维和行动无论在平均规模还是影响上都不如联合国维和行动。²³

结合上述两个面向，当外交立场差异发生如扩大或缩小的变化而使得五常国开始调整其对外战略时，维和行动作为其在国际体系中展示国家影响力、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乃至对他国施加影响的关键机制，五常国有意愿也更可能通过调整对维和行动的支持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²⁴从逻辑逆推角度看，五常国对行动的支持度也应当会反过来影响各国外交立场并进一步改变各国与五常国中其他国家的立场差异，但维和行动领域中的一次行动对综合性外交立场的影响是不明显的。²⁵维和行动更可能通过与其他如经济等领域的重大议题产生复合作用来对国家的外交立场产生可观察的反向影响。

结合文献综述与前文分析，五常国在影响维和行动时不仅能够对维和行动总体也即维和行动本身产生影响，也同时会对维和行动个体也即行动出兵国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五常国会主要从对行动的摊款、对行动投入人力总规模以及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来影响维和行动。第一，从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维和行动总体)的支持这一层级看，相互间外交立场差异大小将会在联合国框架内使五常国在行动摊款以及行动投入人力总规模方面影响维和行动。其一，行动摊款是五常国对维和行动施加影响的最重要与最直接的路径。以最新有据可查的2020—2021年联合国成员国对行动的摊款情况看，五常国对所有行动的摊款占总摊款的57.56%，接近维和总资金的6成。²⁶摊款的额度对五常国在行动中的话语权有直接影响。其二，五常国对国际事务的综合性态度尤其是当其映射至维和行动领域后，其会直接影响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相关事务进行经济支持、公开表态以及一系列更广泛的就维和相关议题(包括东道国及冲突)的积极或消极表态和互动实际上体现了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立场。在感知到五常国对行动的态度信号后，其他行动出兵国会出于对五常国的追随或者期待与五常国在安全乃至其他领域开展更广泛合作的目的而进一步调整其人员的参与规模以响应五常国，从而确保本国在国际互动中的收益最大化。²⁷由此，虽然五常国本身不一定是行动的主要出兵国，但其能通过态度的信号影响行动的人力投入总规模。

第二，从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维和行动个体)的支持这一层级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变化也会使之谋求在联合国框架外通过对行动出兵国进行援助来进一步向维和施加影响。在物质和影响力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五常国除了会在维和行动层面通过联合国平台影响行动的实施，也有较强的能力和意愿在联合国框架外通过双边援助的方式左右出兵国对行动的参与度²⁸，从而达到影响维和行动实施的最终目的²⁹。在此，作为一种双边的、从联合国框架外与出兵国进行自愿且直接互动的渠道，对出兵国的援助能够反映出五常国对行动的关注程度。³⁰

从安全产品供需角度看，维和行动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³¹，而外交立场差异所导致的对行动的影响变化正属于行动供给偏好议题。之所以将维和行动界定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是因为相较于标准公共产品，维和行动有两个特征需要关注。第一，行动供给国带入的私有利益(产品)。对五常国而言，维和行动更多是一个融合了公共产品与私有产品的国际联合公共安全产品。³²第二，行动的供给者数量往往远大于需求者数量。基于以上两点特征，由于行动供给国相对拥挤且兼有私有利益带入问题，因此从行动供给的语境出发讨论贡献国对维和行动的供给策略便尤为必要，如前文的讨论，五常国正是行动供给侧的核心。

从维和行动的多边参与特征出发，五常国对行动的供给偏好可以被分为合作性与竞争性两类³³，这一偏好会对五常国在感知到与其他四国外交立场差异后对行动的供给产生差异化影响。在此，根据对维和行动与行动出兵国层级相关影响因素的讨论，本研究将依次讨论五常国对行动摊款、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和行动出兵国援助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研究所探讨的合作性与竞争性供给为五常国在行动设立后的供给偏好，但维和行动设立过程本身便是五常国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在此，本研究分别从上述这两种情境出发，就维和行动部署运行后五常国对行动的供给逻辑做出讨论并给出假设。

情境一：合作性供给偏好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维和行动的影响

当五常国在行动中更倾向于合作性供给，其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通过提高合作的回报同时降低合作的成本来实现。在此基础上，当外交立场差异较大时，为了获得预期回报，五常国间的合作会因较大的立场差异性而产生更多协调成本，此时可预见的实际净收益会有所下降，从而削弱国家间的合作性供给意愿。这时，五常国对行动的支持力度会普遍减少。反之，当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国家在为获得预期回报而进行合作时的协调成本会有所下降，则此时行动所带来的可预见实际净收益会有所上升，从而促进国家的合作性供给意愿。在此情况下，五常国对行动的支持力度会普遍有所增加。

如图1所示，结合上述推断，在合作性供给偏好设定下，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由于合作带来的可预见实际净收益增加，在维和行动层级，五常国普遍更有动力增加对行动的摊款；与此同时，五常国对行动的支持态度将使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有所增加。在行动出兵国层级，五常国也有更强意愿增加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相反，在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由于合作带来的可预见实际净收益下降，在维和行动层级，五常国普遍偏向于削减对行动的摊款，而五常国对行动相对消极的态度也将使得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有所下降。在行动出兵国层级，五常国也更倾向于减少对出兵国的援助。

作为爱好和平且提倡合作的大国，中国一直注重通过营造稳健的大国间互信机制来推动维和的深入开展。³⁴其中，元首外交是重要的一环。在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于5月、9月和10月访问俄罗斯、美国与英国，与三国领导人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建立与深化互信机制的协议。³⁵在大国间关系总体向好的背景下，中国也进一步巩固成效，在维和行动领域为世界和平贡献更多力量。同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着重强调大国间向好的多边合作并正式宣布中国支持维和行动的六项承诺，其中包含建设维和待命部队、增派工作人员、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以及增加对维和的直接资金支持等。³⁶同年11月，在安理会第7654次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重申中国将持续落实六项承诺，并愿同广大会员国、联合国秘书处、维和东道国等相互协调、共同努力，为和平事业作出新贡献。³⁷以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简称“马里稳定团”)为例，在2015年马里局势相对平稳的情况下，中国对马里稳定团的摊款支持由2014年的约6176万美元³⁸增长至约8075万美元³⁹，而对当时稳定团的关键出兵国如贝宁的政府开发类援助也由2014年的约1.9亿美元提升至约3.5亿美元⁴⁰。这些资金支持不仅为维和行动提供了直接的运行经费，也通过帮助出兵国总体发展而使其能更好地参与到行动中。资料显示，当年马里稳定团的总人次投入较上一年度直接增加了34972人次⁴¹，这与中国对该行动的大力支持有一定关系。

结合上述讨论，本研究给出三项假设：

假设1a-摊款假设：平均而言，当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五常国中各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摊款普遍较高。

假设1b-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平均而言，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力投入总规模较大。

假设1c-援助假设：平均而言，当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五常国中各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出兵国的援助普遍较高。

情境二：竞争性供给偏好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维和行动的影响

当五常国普遍倾向于竞争性供给时，其在维和行动中收益最大化的策略并非与他国合作，而是在与他国的竞争性供给中获得比较优势。因此，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大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较高，国家需花费更多精力来向行动输入自身维和策略与观念。此时，为了使自己的预期回报得到最大程度保障，国家更倾向于增加对行动的竞争性供给。相反，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虽然国家仍会更倾向于竞争性供给的逻辑，但国家不必要通过加大对行动的投入来获得比较优势，因为国家间立场的相近使得对彰显自身理念、与他国竞争影响力等方面的投入得以降低。此外，立场差异较小也意味着五常国中各国在竞争过程中能更加精确地预知其他四国对维和的态度和可能的投入，从而更精确地计算自身所需投入，避免盲目增加供给。因此，当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五常国对行动的竞争性供给也相对较少。

如图2所示，在竞争性供给偏好设定下，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大时，由于竞争水平的激烈化，在维和行动层级，五常国普遍有更大动机去增加对行动的摊款；与此同时，五常国对行动的支持态度也将使得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有所扩大。在行动出兵国层级，五常国则普遍会增加对出兵国的援助。相反，在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小的情况下，由于竞争水平的弱化，获得比较优势所需的投入随之下降，则在维和行动层级，五常国普遍偏向于削减对行动的摊款；同时，五常国对行动相对消极的态度也将使得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有所下降。在行动出兵国层级，五常国也偏向于减少对出兵国的援助。

虽然中国一直都提倡合作与发展的对外战略，但综观五常国间互动情况及其对维和行动的影响，我们也能发现竞争性供给的痕迹。有学者指出，俄罗斯通常会将维和行动及其他与西方存在争议的问题“放在一个篮子中”综合考虑，以此回应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⁴²对俄罗斯而言，2014年的克里米亚问题使其与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战略互疑。美国在克里米亚事件后宣布对俄进行系列制裁，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表示，“这些制裁会重创俄罗斯经济，但俄罗斯必须明白，进一步激化局势只会让自己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⁴³跟随美的制裁，英法两国也相继通过欧盟和北约对俄进行了系列制裁。面对上述西方国家的强硬手段，俄罗斯也同样回以强硬的姿态。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俄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公开谴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强调，“现在是时候了，必须从国际互动中完全排除某些国家对其他国家非法施加压力的企图”。⁴⁴而在维和领域，英国智库RUSI指出，当时在联合国如何开展维和行动问题上，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在行动授权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⁴⁵2014年6月，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一份关于维和行动新形势的报告，报告称一些国家滥用对行动进行授权的权力，推动建立了违背公正、同意原则的特派团，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维和行动审查机制改革，并表示俄将会积极保持对维和行动的持续广泛关注。⁴⁶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当年度对各行动的资金支持都有所增加。同样以马里稳定团为例，俄罗斯对稳定团的摊款由2013年的2132万美元⁴⁷提升至2014年的2925万美元⁴⁸，此外俄罗斯也相应增加了对关键出兵国的援助⁴⁹。俄罗斯对马里稳定团及对出兵国资金支持的增加对该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的提高也带来了一定激励效应。资料显示，2014年马里稳定团的总人次投入较上一年度增加了58207人次。⁵⁰

结合上述讨论，从行动的摊款、人力投入总规模和援助角度，本研究给出与前述假设相对应的三项假设：

假设2a-摊款假设：平均而言，当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大时，五常国中各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摊款普遍较高。

假设2b-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平均而言，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大时，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力投入总规模较大。

假设2c-援助假设：平均而言，当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大时，五常国中各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出兵国的援助普遍较高。

如何判断上述两种对立情境下何种假设更具说服力？首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联合国和平行动部门领导的第二代维和行动。⁵¹此外，我们还需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维和行动给予一定关注，包括20世纪90年代起由联合国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门领导的特别政治行动团(special political mission)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存在(other political presences)。

其次，本研究数据框的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有三种。在验证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其对维和行动摊款的影响时，数据框的分析单位为五常国-行动-年(P5-mission-year)；在验证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的影响时，数据框的分析单位为行动-年(mission-year)；在验证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其对行动出兵国援助的影响时，数据框的分析单位为五常国-出兵国-年(P5-contributor-year)。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分析过程中对滞后效应的考量，三种分析单位各自对应的数据框的时间范围和样本量有所不同：摊款假设数据框分布涵盖了1990—2017年及1990—2010年的1555个和1005个样本；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数据框涵盖了1990—2017年的404个样本；援助假设数据框则涵盖了1990—2013年的5710个样本。

最后，在此需要对三种假设对应数据框分析单位的选择做两点说明。第一，分析单位个体维度的选择是对理论的回应。前述讨论已阐明，除中国外，五常国中他国当前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形式以资金支持为主，对行动人力投入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对行动的物质支持及其态度所带动的其他行动出兵国的总体人员贡献来体现。因此，在分析摊款和援助假设时，我们采用五常国-行动和五常国-出兵国的个体分析单位，从而捕捉五常国中各国在资金投入上的变化。在分析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时，若仍使用五常国-行动的个体分析单位，则可能会在数据中发现当年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人力投入减少了，但现实中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却因五常国对行动的多渠道推动而扩大。因此，我们在分析人力投入总规模时去除五常国这一分析单位。此外，之所以对摊款和援助假设数据框中的行动或出兵国独立分行而不简单加总当年五常国对全部行动或出兵国的资金支持，是因为这种简单加总会忽视五常国仅对当年一个或几个行动或出兵国加大支持而对剩余其他行动或出兵国保持甚至减少支持，但从全部行动或出兵国资金支持上看却较上年呈增长趋势的情况。第二，分析时间单位的选择是对理论框架和数据可获得性的回应。由于是在观测属于宏观理论议题的外交立场差异对作为中观实践议题的维和行动的影响，其作用能够被观察的时间以年较之月、周都更合适。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五常国外交立场、摊款、援助等一系列原数据也都是以年为单位记录的。

五常国(分别)对维和行动的摊款。对于摊款，本研究主要以预算摊款和实际摊款来测量。与既有研究通过计算实际摊款与预算摊款比例来获得摊款履行程度的测量不同⁵³，本研究将预算摊款和实际摊款分别作为对摊款测量的独立描述指标⁵⁴。在此，预算摊款数据来自联合国大会拨款委员会的官方统计。⁵⁵其中，对1990—2010年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了帕斯莫等人在联合国维和财政摊款数据集(UN peacekeeping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dataset，UNPFC)中所整理的官方统计值⁵⁶；对2010—2017年的数据，则直接从官方网站的文件中收集⁵⁷。此外，由于公开数据仅更新至2010年，因此本研究仅能获取1990—2010年的实际摊款数据。同样的，实际摊款数据来自帕斯莫等人在UNPFC数据集中对官方统计值的整理。⁵⁸这两类数据都以现值美元为单位记录。需要注意的是，自1997年起，由于联合国大会对维和行动摊款预决算时间的改制，因此预算摊款和实际摊款都是取财政年数据也即当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的数据；而改制前也即1990至1996年的财政年数据则为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数据。由于上述两个数据在数值分布上都有一定偏向性，因此本研究对两个指标都进行自然对数加1处理。

维和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维和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数据取自雅各布·卡特曼(Jacob Kathman)对联合国官方网站数据整理后所得的数据。⁵⁹原数据分析单位为行动-出兵国-月，其中的每一行反映的是当月每一个出兵国对维和行动所派遣的人次。在此，本研究将数据整理为行动-年的分析单位，每一行反映的是一个维和行动所有出兵国月度派遣人次的年度加总。这种加总处理方法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当年所有出兵国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所有出兵国对维和行动的支持持续度。对应不同的估计策略，本研究对这一数据做两种处理，一为进行自然对数加1处理，二为保留真实原值进行分析。

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本研究对援助数据的获取主要来自金允义(Yooneui Kim)和伊丽莎白·门宁佳(Elizabeth Menninga)对政府开发(类)援助的研究⁶⁰，其数据来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⁶¹、援助数据库(Aiddata)⁶²以及阿克塞尔·德雷埃尔(Axel Dreher)和安德里亚斯·福克斯(Andreas Fuchs)的相关研究⁶³。金允义和门宁佳的数据覆盖了五常国在1990—2013年对总计118个发展中出兵国的政府开发(类)援助，记录单位为2017年不变美元。虽然数据的覆盖时间段较短，但金允义和门宁佳数据的明显优势在于对五常国相关数据的整合与清理。由于既有的政府开发(类)援助数据往往仅有作为经合组织国家的法国、英国及美国的数据⁶⁴，而对中国相关数据的收集工作又多仅聚焦于中国案例⁶⁵，对俄罗斯政府开发(类)数据的讨论则更为稀少，因此金允义和门宁佳所提供的一个包含所有五常国政府开发(类)援助的数据集更适用于本研究的分析。由于援助数据的数值分布具有一定偏向性，因此本研究进行自然对数加1处理。

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P1-P4)。在测量五常国外交立场时，不应单纯考虑五常国在某一领域的立场，而是需要考察五常国在对外事务中的综合性立场。在此，本研究采用迈克尔·巴利(Michael Bailey)等人提出的理想点(ideal point)来测量五常国中一国(P1)对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P4)外交立场差异的总体估计。⁶⁶理想点是巴利等人基于每年联合国大会上国家对所有议题的唱票表决情况，通过项目反应理论相关经验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出的表示国家外交政策偏好的估计值。⁶⁷联合国成员国在所有投票中都有均等一票，可投赞成(yea)、反对(nay)或弃权(abstain)。⁶⁸据测算，自1990年起，国家理想点加总的原始最小值为－2.13612，最大值为3.16318。⁶⁹图3为1990—2021年五常国的理想点分布图。⁷⁰从总体看，五常国外交立场在1990—1995年内差异较大，在1990—2000年这一时间段内起伏较大。在2000年后，虽有小幅波动，但五常国的外交立场趋于稳定并聚合。从国家间看，英国、法国与美国的外交立场持续相近，而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立场则在2000年后趋近。此外，中国与美国的外交立场差异最大，而英国与法国的外交立场差异最小。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是指其中一国对其余四国(P1-P4)综合外交立场与自身立场间差异的估计。也就是说，在同一年中，不同的国家对与其他四国总体外交立场差异的感知会因自身站位而有所不同。基于此，对外交立场差异的计算主要有三种不同但可互相印证的形式。

第一，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均值(MD)，计算方式对应公式(1)。要求得五常国中任意一国i在t年对自身与其余四国总体外交立场差异的估计，则需先分别求出i国在t年的外交立场p_i，t分别与其余四国在t年外交立场p_┐i，t的绝对差值并对此求和，在此基础上通过除以4(即4对国家间外交立场)而求得均值。

(1)MDi,t=∑|pi,t−p┐i,t|4,┐i∈P5

第二，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差异(DSW)，计算方式对应公式(2)。在计算过程中，本研究首先以所关注的五常国中一国i在t年的外交立场(p_i，t)为原点对其他四国外交立场进行标准化处理。接下来，参考图3中美、英、法三国(P3)外交立场相近而中、俄(P2)外交立场相近且两者间(P3-P2)差异较大的事实，进一步借鉴既有研究在对五常国的分析中将美、英、法归为安理会西方常任理事国，将中、俄归为安理会非西方常任理事国后再进行分析的方法⁷¹，对西方常任理事国外交立场(p_w，t)总和与非西方常任理事国外交立场(p_nw，t)总和在标准化处理后分别加权50%求和。由于对五常国中各国外交立场已经进行了以关注国i为原点的标准化处理，因此对经过上述步骤处理后得到的值取绝对值便得到了对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刻画。与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均值(MD)测量不同，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差异(DSW)先计算加权值再求绝对值的设计使得在计算i国与其他四国的立场差异时兼顾了i国对自身立场所处位置中立性的考量。

(2)DSWi,t=|0.5×∑(pw,t−pi,t)+0.5×∑(pnw,t−pi,t)|,w∈P3,nw∈P2

第三，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方差(VSW)，计算方式对应公式(3)。在公式(2)求以关注国i在t年的理想点为原点的标准化加权总值的计算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计算出以i国在t年的理想点为原点，五常国中每一个国家的标准化外交立场(p_w/nw，t－p_i，t)与标准化加权总值的差值平方并求和。在此基础上，通过除以观察对象数5而得到对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刻画。

(3)VSWi,t=∑{(pw/nw,t−pi,t)−[0.5×∑(pw,t−pi,t)+0.5×∑(pnw,t−pi,t)]}25,w∈P3,nw∈P2

上述三种测量方式都是对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测量。其中，由于使用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均值(MD)与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差异(DSW)这两种测量方式能够更集中地从关注国i的角度出发描画i国在t年对总体外交立场差异的感知；而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方差(VSW)则更进一步要求i国不仅要观测自身立场与其余四国总体立场的差异，还同时需要对其他各国立场与相应其余四国总体立场间的差异有所观察，而这种全局观察往往可能因面对现实中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无法实现；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前两种测量作为主要和辅助测量，将第三种测量作为拓展测量进行分析。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数据框的分析中，根据分析单位的设定，本研究对上述三种测量方法均取年度的五国加总进行分析。⁷²

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来自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为五常国相关控制变量，这一类控制变量主要涉及影响五常国资金支持力度的相关因素。在此，本研究主要加入了五常国各自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国家复合能力指标以及政体变量。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取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⁷³，国家复合能力指标数据取自战争相关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 COW)⁷⁴，政体数据则来自政体5数据集(Polity 5)⁷⁵。考虑到数据分布的偏向性，本研究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取自然对数。在分析中，对应不同假设，本研究将使用不同的控制变量。比如，对于摊款假设，本研究认为，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摊款与五常国各国本身的经济及综合实力相关，因此主要使用国家复合能力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量。对于援助假设，本研究则认为，这一类联合国框架外的高度依赖国家意愿的资金支持更需要控制国家本身的综合实力与政体，因此主要使用国家复合能力指标和政体变量。

第二个面向的控制变量的主要关切为除五常国外的其他个体相关影响因素。在检验摊款假设和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时，本研究加入了与维和东道国相关的、会影响行动执行的东道国国家复合能力指标、政体、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量。当行动涉及两个及以上东道国时，本研究对政体、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量取均值，对人口、国家复合能力指标变量取加总值。此外，考虑到数据分布的偏向性，本研究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人口数据取自然对数。在检验援助假设时，本研究则加入了与行动出兵国维和参与相关的出兵国国家复合能力指标、政体、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量。考虑到数据分布的偏向性，本研究对出兵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人口数据取自然对数。

第三个面向的控制变量则主要与维和行动的相关情况有关。在此，本研究加入了测量冲突烈度的战斗相关死亡⁷⁶、测量同年度联合国维和行动总数⁷⁷以及维和行动是否授权部署大规模维和部队的任务授权变量。考虑到分析的适用性，本研究在检验摊款和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时使用战斗相关死亡、同年度维和行动总数以及维和行动授权变量；在检验援助假设时则主要使用同年度维和行动总数变量。

本研究的估计策略主要由数据框的分析单位和整体结构决定。关于验证摊款和援助假设的数据框，虽然分析单位有所差异，但这两个数据框在整体结构上都有多层级面板的特征。除共同的年度时间单位外，在摊款数据框中，五常国与行动可以视为一种相互交织的(crossed)多层级结构；在援助数据框中，五常国与出兵国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相互交织的多层级结构。鉴于上述特性及摊款和援助连续变量的属性，本研究对摊款和援助假设的验证主要采用多层级线性模型(multilevel linear model)，分别给摊款数据框中的五常国、行动、年和援助数据框中的五常国、出兵国、年赋以随机截距。多层级线性模型的方法在当前维和行动的分析中已有较广泛应用⁷⁸，其对处理数据因层级间、层级内复杂的相互依赖和不可观察因素干扰而导致的估计问题有较好效果⁷⁹。此外，考虑到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和由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而导致维和行动资金支持变化效应的迟滞性，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对时变性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

对验证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的数据框，其分析单位是一个有单个个体及单个时间单位的标准面板数据。鉴于上述特征及人力投入总规模计数变量或连续变量的属性，本研究对该假设的验证主要采用固定效应负二项模型(fixed effects negative binomial model)和固定效应线性模型(fixed effects linear model)⁸⁰，对系数标准误执行以行动为单元的聚类计算。此外，由于本研究对维和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的计算是对月度数据的年度人次加总，因此结果变量数据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月度变化信息。而从决策过程看，安理会在评估维和行动进度时可及时决定增加或减少对行动的人力投入规模。基于上述两点，本研究认为，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变化对人力投入总规模的影响并不一定具有迟滞性，因此在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先使用滞后一期数据进行分析后，也会考虑在拓展性分析中使用当期数据进行计算。本研究对加入控制变量后出现缺失值的情况统一做行删除处理。⁸¹

除了以上为验证各假设所提出的主要估计策略，本研究拟采用以下估计策略进行补充分析。首先，对多层级面板结构的摊款和援助假设数据框执行加入五常国、行动/出兵国、年份哑变量的三向固定效应线性模型，对标准误进行以维和行动或出兵国为单元的聚类计算。其次，对标准面板结构的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数据框执行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估计的线性模型，从而考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面板内数据估计相关的问题。

结果分析分三部分展开。首先，在主要发现部分，将讨论研究设计中核心模型的估计结果。其次，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讨论主要模型结果在不同变量测量方式、估计策略设定和样本范围划定中的变化情况。最后，还将讨论中美之间维和行动供给偏好的差异。

表1与表2展示了12个主要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模型6对应摊款假设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3使用预算摊款数据，模型4—模型6使用实际摊款数据。模型1与模型4为包含解释变量和仅与五常国相关控制变量的多层级线性回归基准模型，模型2与模型5为包含解释变量与所有类型控制变量的多层级线性回归全模型，模型3与模型6为三向固定效应线性回归全模型。模型7—模型9检验的是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模型7为双向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全模型，模型8为双向固定效应线性回归全模型，模型9为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双向固定效应线性回归全模型。模型10—模型12检验的是援助假设，模型10为包含解释变量和仅与五常国相关控制变量的多层级线性回归基准模型，模型11为包含解释变量与所有类型控制变量的多层级线性回归全模型，模型12为三向固定效应线性回归全模型。

基于模型设定的完整性，本研究在分析摊款假设时将主要依据表1中模型2与模型5的结果，在分析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时将主要依据表2中模型8的结果，在分析援助假设时将主要依据表2中模型11的结果，其余模型结果则作为辅证探讨。综观模型2、模型5、模型8与模型11的结果，控制变量中的东道国综合能力指标[即国家复合能力指标_(ms/t－1)]、战斗相关死亡与同年度维和行动总数在模型2与模型5中具有较强显著性，五常国/出兵国综合能力指标[即国家复合实力指标_(P5/t－1)与国家复合实力指标_(con/t－1)]、五常国/出兵国政体、出兵国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人口规模变量则在模型11中具有强显著性。除以上变量外，其余控制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较弱或不稳定。

依据本研究假设提出顺序看，假设1a得到了验证，而假设2a则缺乏证据支持。从模型2和模型5的结果看，外交立场差异越小时，五常国对行动的预算和实际摊款都越高。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预算摊款的影响系数为－0.443，在9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对实际摊款的影响系数为－1.281，在95%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在模型1、模型3、模型4与模型6中也获得了支持。为了进一步刻画上述系数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基于模型2和模型5的相应结果画出了效应图。图4是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其对维和行动预算摊款的影响刻画。在此，根据变量变化范围，从取整数的条件下看⁸²，当上一年外交立场差异为4时，则五常国当年对维和行动预算摊款的自然对数预测值为14，预算摊款约为1202603美元；而当上一年差异缩小为1时，则五常国当年对维和行动预算摊款的自然对数预测值为15.328，预算摊款约为4538013美元。总体上看，上一年外交立场差异每减少1，则当年每一个五常国对每一个维和行动预算摊款平均上涨1111803美元。图5是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其对维和行动实际摊款的影响刻画。当上一年外交立场差异为4时，则五常国当年对维和行动实际摊款的自然对数预测值为11.352，实际摊款约为85135美元；而当上一年差异缩小为1时，则五常国当年对维和行动实际摊款的自然对数预测值为15.196，实际摊款约为3976847美元。由此，当上一年外交立场差异每减少1，则当年每一个五常国对每一个维和行动实际摊款平均上涨1297237美元。从上述分析看，无论是预算摊款还是实际摊款，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较大时，五常国普遍不愿意对维和行动投入更多；而当外交立场差异较小时，五常国普遍更愿意对维和行动进行更多投入。这表明对维和行动的摊款逻辑更符合五常国合作性供给偏好的情境设定。

从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的检验情况看，假设1b得到了支持而假设2b缺乏支持。根据模型8的结果，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则行动的人力投入总规模越大。模型7与模型9亦支持这一结果。具体来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的影响系数为－2.587，在95%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如图6所示，若上一年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为10，则当年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取自然对数的预测值为3.483，约32人次；而当上一年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缩小为7，则该年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取自然对数的预测值为8.925，约7517人次。由此，上一年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每减少1，则当年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会增加约2495人次。这再次说明，在对行动供给的影响过程中，五常国普遍更遵从合作性的供给逻辑，其相互间日渐增长的共识与合作态度更能推动行动的总体人力投入。

从援助假设检验结果看，假设1c得到了支持，假设2c则缺乏支持。根据模型11的结果，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时，其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普遍更高。具体来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其对行动出兵国援助的影响系数为－1.683，在99%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图7的效应分析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刻画。当上一年的差异为4时，则五常国当年对行动出兵国援助的自然对数预测值为8.276，援助金额约为3927美元；而当上一年差异缩小为1，五常国当年对行动出兵国援助的自然对数预测值为13.325，援助金额约为612313美元。由此看，上一年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每减少1，则该年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援助预测值上升约202795美元。验证援助假设的模型10与模型12的相应结果无论从系数还是显著性上皆与模型11近似。由此可知，相较于外交立场差异较大的情况，五常国更愿意在外交立场差异较小的条件下增加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这表明五常国更倾向于将维和行动作为一种共赢的安全合作平台，更愿意通过多边而非单边的机制对行动给予支持。

为进一步确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从关键变量测量、估计策略及样本筛选三个方面对摊款、人力投入总规模和援助假设进行再检验。在此，需首先探讨本研究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即其与结果变量间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正如理论部分所指出的，由于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是一个对五常国间涉及经济、政治、安全、军事、文化等综合性对外战略差异的测量指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虽然维和行动这一冲突管理策略有可能反向影响五常国外交立场，但仅属于一次行动的摊款、单次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以及对一个行动出兵国援助的波动并不能对国家外交立场差异这种综合性测量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反向影响。借此，本研究从理论上基本排除了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有反向因果影响的可能性。本研究也尝试将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作为结果变量，将摊款、人力投入总规模与援助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并未发现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存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且稳定的影响。此外，主要分析部分对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处理也是在尽力排除这一可能性。

从关键变量测量方面，本研究采取以下两种处理方法。首先，对外交立场差异的多种测量。本研究在主要分析部分采用的是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的均值(MD)，在此则全部替换为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差异(DSW)或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方差(VSW)进行再检验。从图8，图9，图10的结果可知，上述两种替代测量的检验结果与主要结果一致。其次，虽然对预算摊款和实际摊款的单位取现值美元可以更真实反映国家在当年考虑摊款支持时的货币因素，但本研究在此进一步将预算摊款和实际摊款单位换算为2015年不变美元以考察货币贬值是否会影响主要结果的稳健性。⁸³图8模型17与模型18的结果变量分别是以2015年不变美元测算的预算摊款和实际摊款，多层级线性回归全模型的结果与主要结果一致。

从估计策略使用方面，由于考虑到可能存在截面间相关的可能，本研究在将相应假设数据框中的多个个体单位整合为一个个体单位的基础上⁸⁴，将三类数据框转化为单个个体维度加单个时间维度的标准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Driscoll and Kraay标准误来应对截面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⁸⁵。对三个假设进行逐一验证的图9模型19—模型22是使用Driscoll and Kraay标准误的结果，其与主要结果基本一致。此外，在应对援助假设数据框中存在一定数量的0值样本时，本研究使用断尾回归模型(truncated regression model)，对五常国援助为0的数据进行截断处理。图9模型23展示的是使用这一估计策略的结果，其与主要结果一致。此外，对摊款和援助假设数据框而言，本研究在主要分析中将其视为了一种相互交织的多层级数据框，但其亦可被视为一种嵌套(nested)型数据框。在嵌套型数据框的设定中，由于五常国每一年虽然对应多个行动或出兵国，但其外交立场差异的测量是不变的。因此，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中仅对行动/出兵国、年设定随机截距。为了与主要结果形成严格对比，在测量外交立场差异时，仍使用主要分析中的外交立场差异的均值(MD)。图9模型24—模型26的结果与主要结果一致。

从样本筛选范围方面，本研究做了以下两项检验。首先，本研究中摊款和人力投入总规模假设对应的数据在加入控制变量后都出现了较多缺失值，并因此导致样本总量下降。⁸⁶由于缺失值的缺失模式并非完全随机或随机缺失，且缺失现象并非出现在所有控制变量中，因而本研究在主要分析部分使用行删除的策略，在此则尝试使用插补法填补缺失值以进行检验。图10模型27—模型29是对本研究相应假设数据中的缺失值进行插补基础上的分析，其结果与主要结果一致。其次，由于主要分析部分援助数据中俄罗斯样本存在部分缺失值，图10模型30在分析时将1990—2010年的俄罗斯缺失样本赋值为0，其分析结果与主要结果一致。

正如研究设计部分指出，虽然研究对象是第二代维和行动，但本研究也期望能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维和行动进行一定探讨。因此，本研究在拓展性分析部分使用了更广泛意义的行动样本，分别就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行动摊款、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以及行动出兵国援助影响的三条假设进行了分析，其结果与主要分析结果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五常国普遍将联合国体制内多类冲突管理实践作为一个合作契机，以实现自身与其他五常国以及东道国间的合作共赢。

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通过分组检验的形式来探讨在样本中没有中国或者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五常国中其他四国外交立场差异会如何影响维和行动。根据各假设数据框分析单元特性并结合五常国对维和行动主要进行资金支持的事实，本研究在此讨论删去中国或美国样本后，外交立场差异使五常国中其他四国对行动预算摊款、实际摊款以及对行动出兵国援助的变化。在此，解释变量采用五常国外交立场标准化加权的方差(VSW)进行测量。

从表3结果看，中国在行动供给中一直遵从合作性供给逻辑，并在实际上推动了五常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合作共赢，美国则更倾向于对行动的竞争性供给并因此激化了五常国在维和行动中的竞争态势。首先，在没有中国也即仅包含美国、俄罗斯、英国与法国的样本分析结果中，虽然对预算摊款假设的分析结果(－0.054)与主要分析结果一致，但这一结果失去了显著性(p＝0.673)。然而，对不包含美国也即仅有中国、俄罗斯、英国与法国样本的分析结果(－0.070)显示，其不但与主要结果一致，且显著性更强(p＝0.038)。其次，根据删去中国样本的分析结果(0.233)，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则其对行动的实际摊款竟越低，这与主要结果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删去美国样本的分析结果(－0.292)不但支持了主要分析结果中的结论且显著性(p＝0.000)亦得到保证。最后，根据删去中国样本的分析结果(0.149)，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则其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反而越低，这与主要结果再次产生了冲突。而删去美国且包含中国样本的分析结果(－0.204)则再一次支持了主要分析部分的结论。

由此可推测，在中国的积极影响下，五常国在总体上更愿意将维和行动视为一种合作性供给的安全合作平台，各国更愿意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机制。相反，美国则更多将维和行动视为一种稳固其在安全领域霸权的场域，企图通过与其他四国在行动的竞争性供给中来获得利己的比较优势。

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核心支持者，安理会五常国会在相互间外交立场差异较大还是较小的情况下对行动进行更加积极的支持？从维和行动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侧出发，本研究提出了对行动进行合作性供给和竞争性供给的两种对立供给逻辑。在合作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则其对行动的摊款更高、对维和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的积极影响也越大，而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更高。相反，在竞争性供给情境下，当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其对行动的摊款反而更高，对行动人力投入总规模的积极影响也越大，此时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亦更高。通过对所收集数据集的分析，本研究证实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供给偏好主要倾向于合作性供给。在此情况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则其对行动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力度越大。

结合上述主要结论和中国对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态势，本研究认为，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是各国团结一致，在安全领域通过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有效平台。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维和行动的授权活动范围已经逐渐拓展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的领域。这种新发展一方面对维护东道国总体安全形势的效力提升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行动参与国尤其是五常国在整个行动建立、部署和后续保障上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当前，联合国在各地部署的维和行动并非一帆风顺，联合国马里稳定团持续受到恐怖主义问题的困扰⁸⁷，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在当地面临信任危机⁸⁸，这些问题都从行动的顶层设计上考验着五常国在安全领域的配合与沟通。作为一个爱好和平也积极提倡在国际安全领域展开多边合作的大国，中国可以考虑在维和行动尤其是包括维和部队、维和警察和维和观察员等在内的人力投入上对行动进行更多样化的参与；与此同时，也不仅仅通过联合国的途径，更可以与维和东道国所在的地区组织一同深化对行动的经济支持。⁸⁹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深入参与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爱好和平、倡导合作的积极形象，也能够使维和行动成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交流安全信息、建立互信、发展安全领域友好关系的有效渠道。

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尝试对大国关系变动与维和行动实施间的关系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深挖。第一，议题上的细化。在下一步研究中，可考虑进一步探讨维和行动与其他重要领域如经济等议题间的联动性，比如，五常国间在经济上的合作水平会如何影响其在行动中的合作沟通？对这一类议题的探讨可进一步将维和行动这一安全议题纳入广泛的对国家间总体关系的分析上，从而加深议题间联系。第二，数据收集上的细化。随着可获得资源的增加与迭代，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时间跨度更广的相关数据，对讨论大国关系如何影响行动走向的一类问题提供更多样、严谨的数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