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对外政策工具，强制为一国实现其国家利益提供了介于和平外交谈判和纯粹武力使用之间的替代方案，因而在冷战后迅速得到各国尤其是大国的青睐，并进而激发学界对强制政策的研究。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强制作为一项对外政策工具，在促使对手政策转变方面所表现的效果，即以强制的有效性为主，对于一国为何退出强制的探讨尚不充分。在关于强制有效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强制的可信性(credibility)占据核心地位，而维持强制的可信性要求强制国贯彻执行威胁和承诺，以树立决心声誉。基于对这一声誉结果的预期，强制国倾向于在那些原本可能妥协的危机或争端中改变其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使用升级策略，即兑现承诺使用直接武力，应该是符合逻辑的，这也是为何大部分学者将强制的失败等同于强制双方冲突的爆发。然而，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多国家最终选择降级策略，采取其他温和手段以逐步退出强制。如果关于声誉的担忧确实存在，为何其他国家还会通过讹诈或虚张声势，进行这种“反逻辑”的政策选择？考虑到上述现象，本文试图回答：当强制无法发挥政策效用，实施强制政策的国家(下文简称强制国)如何做出战略选择，以及为何做出该选择？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将结合多元启发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构建一个关于强制退出的决策模型。同时，考虑到美国是后冷战时代使用强制最频繁的国家，其政策实践可以提供丰富样本与案例；其次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较好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全面的新闻媒介覆盖保证了信息资料的可获得性。因此，在案例部分中，本文将基于奥巴马政府在2012—2013年叙化武危机中的决策过程，对理论假设予以进一步检验。

所谓强制，是指国家行为体通过威胁使用或有限使用武力或/和非武力形式的惩罚性行为，以期影响其他行为体的策略选择。¹尽管强制备受美国等大国青睐，但其成功率并不与强制国的压倒性实力优势相匹配，这意味着强制国决策者在多数情况下都面临着放弃强制的艰难抉择。而当强制无法发挥效用之时，强制国应当如何做出战略抉择？是选择退让，使用其他的强制手段予以替代；还是兑现承诺、升级冲突；抑或是按兵不动、静候时机？鉴于在过往的强制案例当中，强制国做出了不同选择，有必要对其背后的决定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依照强制政策所处阶段，关于强制的理论研究可大致划分为四种视角(见表1)。首先，强制的起始阶段，即强制国为何使用强制，包括发起强制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其决策偏好的因素；其次，强制的实施阶段，即强制国通过何种具体手段与策略实施强制，以及为何选择此手段而非其他；再则，强制效果的评估阶段，即判断强制是否有效；最后，是常被忽视的强制的结束阶段，研究为何以及如何终止强制，同样也涉及强制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与决策者的决策偏好。

既有强制研究或同时包含多个研究视角，但亦有所侧重，可以发现其基本集中于对强制有效性的关注，即强制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有效达到政策目标。²对于强制使用偏好³以及具体强制手段或策略⁴的研究发展也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然而关于一国为何退出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尽管有对武力使用(use of force)的研究注意到，过往研究忽略了对一国在面对潜在的“武力使用机会”时最终决定不使用武力的探讨⁵，不过需指出的是，尽管两者高度相似，但其所讨论的“不使用武力问题”与本文探讨的强制退出决策仍有一定差异：因为在伴随有强制使用的情境下，决策者往往面临更大压力，即随着强制国发出清晰威胁信号而带来的观众成本和承诺负担，这并未得到前者的充分关注。面对强制的失效，强制国既可选择将武力威胁转化为实际的武力使用，但同样也可按兵不动，又或者是在冲突进一步升级前选择退让。基于博弈论对强制行为及互动的构建的形式化模型可对现实行为进行更加多元的拟合，例如，通过对偏好、策略的假设为不同均衡/精炼均衡打开空间。⁶但其背后具体的逻辑机制，以及在特定情境下影响决策偏好选择的微观因素，仍有待进一步提炼。既有研究中，声誉理论、观众成本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等研究路径可被用以解释强制国在结束强制时所做出的不同战略选择。

声誉理论从国家间博弈的角度指出，在强制失败后，为维护其决心声誉和威胁可信度，强制国决策者往往选择升级武力使用。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决策分析中，声誉理论揭示了强制互动过程中进行清晰信号传递所面临的困难。一般而言，理性主义认为强制的结果取决于强制双方相对决心⁷的强弱对比，高度坚定的行为者更愿意为在政治争端中取得理想结果而付出战斗的代价。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由于知晓对方的决心更强，决心较弱的一方往往选择让步以避免更坏的结果发生。而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强制国与目标国的各自类型(即是否具有决心)属于私有信息范畴，因而双方在强制互动过程中有伪装自身类型、实施讹诈(blackmail)以实现更优战略目标的动机存在。这使得通过强制手段传递信号的难度增加，最终造成强制的失败。声誉理论认为，由于无法了解对手类型，一国倾向于通过对方过去应对类似情况时的做法，即决心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以推测其类型。因此为避免产生负面声誉，并损害其威胁可信度，一国在发出威胁后往往拒绝做出让步。⁸

然而，对声誉理论的批评认为，决策者较少参考对手过去的行为进行决策。相关研究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发现，较少证据表明决策者将基于对方过去危机中的退让表现以形成对其行为的预测。⁹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心声誉无法形成。¹⁰相反，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等学者认为，领导人的危机决策将基于危机的情境特征(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而不仅取决于对手的声誉等性格特征(dispositional feature)。¹¹换言之，声誉对于决策的影响并非单向度的约束作用，而更多是情境的、条件性的。

观众成本理论从国内政治的视角出发，认为威胁发出的公开性质和国内选民对领导人言行不一的惩罚机制，限制了强制国决策者在强制失败后实现政策转圜的空间。为解决强制可信性问题，观众成本理论借鉴信号传递理论，认为通过公开发出最后通牒或采取其他相似行动，强制可被视作一项承诺和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从而增强威胁可信度。¹²由于强制一般包括公开发出威胁的过程，某些强制还涉及军事调动、军事动员或有限武力使用，这使得强制可能同时具备观众成本和沉没成本。¹³这两种成本对外交决策中理性决策的限制，使得决策者能够利用“自缚双手”或沉没成本等方式传递清晰且昂贵的信号，表明自身决心并增强威胁可信度。然而，这也相应地导致强制国难以做出让步。

与声誉理论类似，观众成本理论虽可被用于解释强制失败后强制国拒绝退让而导致危机升级的情况，但对于如何解释一些强制失败的案例中强制国在兑现承诺时所表现出的迟疑和慎重乃至最后的让步，却缺少系统且有说服力的论点。¹⁴单从信号成本的视角来理解强制过分简化了强制中涉及的复杂博弈过程。大量观测数据显示，采取强制这一行为本身无法传递强制国的真实意图与决心，或者说无法让对手相信自己有充分的意愿兑现承诺。正如部分观众成本理论的批评者指出，尽管国内观众的意见能够对外交决策构成影响，但该影响有限：首先，在国际危机中，决策者倾向于保持政策灵活性而非“自缚双手”，因而惯常发出较为模糊的威胁，以提供充足的政策选择空间¹⁵；其次，相较于领导人的言行不一，国内观众更加在乎自己的政策偏好；再则，领导人能够通过援引新信息等方式，为退让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辩护，从而减少观众对自己的惩罚；最后，即便强制国试图通过发送昂贵信号来影响目标国对自身类型的认识，然而目标国也不能准确察觉到这种意图。¹⁶

在此基础上，有强制研究试图通过对国内政治约束作用的深挖，以揭示目标方/被强制方的策略、强制国国内因素等如何导致强制国在威胁发出后却最终让步的原因。例如，拜曼(Daniel L．Byman)和瓦克斯曼(Matthew C．Waxman)通过对美国强制外交的研究发现，由于“美国式强制”的多边主义偏好以及对美军和当地平民伤亡的低容忍度等因素，强制目标方能够通过升级冲突或外交分化等策略以增加强制国的政策成本，迫使其放弃强制。¹⁷戴维森(Jason W.Davidson)的研究则发现，美国总统在发出对外威胁时是否选择虚张声势(bluffing)取决于国内反对党的立场：当反对党为鹰派时，由于预见到自己虚张声势可能会被反对党揭露，总统将避免夸大其决心；相反，当反对党为鸽派时，总统将更可能虚张声势。¹⁸这表明国内政治成本的影响较为灵活，需要结合具体决策环境进行分析。

作为行为决策理论中的代表，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在决策时将以现状(status quo)为参照点，将偏离现状所付出的代价看作损失，而将偏离现状所获得的利益看作收益。若决策者认为其处于损失框架中，将倾向于追求风险，采取冒险政策；若决策者认为其处于收益框架中，则将倾向于规避风险，维持现状。¹⁹一方面，相关研究显示，在国际危机中，由于决策者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²⁰的，其往往愿意在利益、声誉等受损的状态下采取冒险政策、升级危机。²¹这与声誉和观众成本等理性主义解释较为相似。但另一方面，决策者的偏好并非一成不变，若决策者认为现状有利于自身，亦可能采取保守政策，选择让步。

不仅如此，与理性主义解释所不同的是，在行为决策理论看来，对于那些缺乏必要决心的强制国而言，实施强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相关研究显示，决策者进行风险决策时可能会考虑现状、最低需求和目标等多类参照点。决策者会努力使达到某一目标的可能性最大化，同时使跌到现状或者最低需求之下的可能性最小化。²²强制国发出威胁却最终选择让步这种虚张声势情形的存在表明，强制国领导人同样可能寻求高变动的政策选项。其原因或许在于，强制提供了一种通过较低成本以实现目标即改变对手政策的可能。若强制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在强制国领导人看来可以承受，而强制有可能达到其目标，则决策者或将受“赌徒心理”驱使，选择实施武力恫吓。

因此，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声誉和观众成本等理性主义路径虽可被用于解释强制失败后强制国拒绝退让而导致危机升级的情况，但无法有效说明在部分案例中强制国所做出的不同战略选择。在理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上，修正研究和行为决策学通过探索声誉和观众成本约束的条件性以及决策偏好的动态性，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强制退出机制的解释。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将首先构建一个关于强制退出的分析框架，以便进行后续的理论分析与解释。

对于强制的概念，不同学者基于其对该问题的理解或是研究需要给出了不同定义。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对于威慑和威逼的区分为后续学者对强制概念的界定提供了启发，但其对威逼(compellence)的定义，即“通过威胁使对手做某事(或是停止做某事)”却过于简约。²³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George)提出的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概念，即“以威胁或有限武力说服对手放弃或取消某项侵害”，将强制限定于武力形式的强制性措施与防御性使用。²⁴但部分学者认为，尽管对强制攻防性质的划分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践中却较难做出区分，一个行为体在迫使对手停止做某事或消除某一行为等的背后，可能有着进攻或者兼具进攻与防御的复杂政治动机。²⁵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也认为，将强制外交限定于防御性使用的观点，不仅在实践中无法判断，对理论分析也没有帮助。²⁶弗里德曼本人提出的战略强制(strategic coercion)概念则更为宽泛，指“有目的地使用公开威胁来影响他人的战略选择”，从而同时囊括了威逼和威慑概念。这一概念在拓宽强制研究区间的情况下，却未能较好应对威慑和威逼之间的固有差异，其著作各章节间也并未统一概念界定。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武力强制与其他强制手段相结合的趋势，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提出了强制性企图(coercive attempt)概念，包括“经济制裁、减少给目标国的好处、不再给予目标国已有的好处，或其他更多的未采取武力的强制企图行为”。²⁷

虽然学者们对于强制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但相关概念均具备几大核心共性。第一，强制的实施主体被限定为国家行为体，实施强制的可以是单独的国家，也可能是国家集合。第二，虽未在概念中提及，但强制的对象主要但不限于国家行为体，亦包括恐怖组织、内战冲突各方等非国家行为体。第三，强制外交不仅包括威胁，也包括实际但有限地使用强制性措施。“有限”的衡量主要依据两大标准，即强制国的有限意图，以及这种强制措施不产生决定性结果。²⁸第四，强制的具体手段主要为武力威胁与武力的有限使用，但也可以包括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非武力强制措施。

综上，对于强制的定义，本文倾向于遵循这样一个标准：一方面，在学理层面，将强制概念与一些相似但却在运行逻辑上有着明显界限的概念进行区分，确保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特征；另一方面，根据实践与分析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的同时增强概念的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将强制定义为：国家行为体(或集合)通过威胁使用或有限地使用武力或/和非武力形式的惩罚性行为，以期影响其他行为体的策略选择。这一概念界定与亚历山大·乔治对于强制外交的定义类似，但不包含乔治概念中的攻防性质判断。同时，正如前文所言，由于武力强制的特性使其有较大可能诱发进一步的武力使用，出于研究需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仍限定在使用武力强制的案例中。

根据这一定义，强制在政策光谱中大致居于纯粹的外交和武力使用之间。虽然包含武力的潜在运用，但强制本质上仍为一种以劝服对方为目的的外交形式。成功的强制建立在强制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即在避免陷入直接冲突的同时，探索一个能够为双方所接受的解决方案。强制方也可能提供必要激励以换取对方让步。同时，与直接使用武力或军事冲突不同的是，强制被严格限定在“使用武力威胁”或“有限武力”的程度。有限武力意味着，武力仅作为展示性或显示决心的用途，其所传递的意图有限，且强制中实际使用的武力并不对局势构成决定性影响。²⁹在强制下，对手仍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相反，军事冲突或战争则意味着彻底的击败和征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逻辑通路的相似性和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强制在理论与实践中经常与其他概念混同使用。区分这些相似概念，或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强制概念。

其一是强制与威慑的区别。尽管早在强制概念诞生之初，谢林就曾对强制与威慑做出区分，强制研究与威慑研究随之成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正如玛丽亚·斯佩兰黛(Maria Sperandei)指出，这两组概念虽有不同却相互联系。³⁰在具体实践中，某行动可能兼具强制和威慑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强制和威慑之间存在强烈的时间序贯性，并有相互演化的趋势。强制可能成为威慑失败后的政策选择，而威慑也同样能够在强制成功后被使用以巩固强制所确立的成果。同时，对现状认识的差异也导致对于强制还是威慑的认定容易产生分歧。³¹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在强制和威慑研究中时常出现案例的混用。³²

尽管存在区分难度，但本文仍然将强制与威慑概念进行剥离，一方面是为了与前人研究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则是强制和威慑所具备的不同特征导致其在操作难度、效果判定和政策识别层面的差异化。

政策执行的时间尺度决定了强制与威慑是两种不同的战略。若以现状发生改变的事件为参照点，威慑发生于“事前”(ex ante)，即阻止对现状予以改变；而强制发生于“事后”(ex post)，即对现状改变予以回应并使之恢复到原点。这使得只要威慑目标不越过红线，威慑就可以是不被回应的甚至是不被察觉的，而被强制方则必须做出回应，表明其究竟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特征决定了强制的操作难度理论上要高于威慑，因为强制发出的要求是明确的，迫使对手放弃其已获得的成果。禀赋效应³³的存在使得损失带来的主观影响要比获益更为强烈，对威胁屈服也会损害对手的声誉和决心，从而导致强制更难取得预期目标。而在政策效果的判定层面，强制有着相较威慑而言的天然优势。一般而言，一方面，强制的有效性是较好判断的：对手服从于强制国的要求则意味着强制的成功；强制的失败则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中一方选择升级武力并使之超越有限范畴，强制国在对手未妥协的情况下做出让步，以及除前两种情况外强制目标拒绝做出让步的情形。另一方面，虽然威慑的失败较好被甄别，但成功的威慑却是无法识认的。因为“成功的威慑包含根本没有发生的情况。要想说明人类事务中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是困难的，而要想说明为什么有些事情没有发生则是不可能的”³⁴。除此之外，强制是明确发出的承诺，但威慑在很多情况下却并非如此，这使得威慑难以被捕捉。例如，同盟条约或者核武库可以构成威慑，但却很难界定其所针对的对象。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对于威慑的研究难度。

其二是强制与拒止(denial)的差异。如表2所示，拒止战略可以在事前采取，发挥威慑的作用；也可以在事后使用，发挥强制的效果。与强制相似的是，这两个战略所预期达到的政策结果是相同的，即劝阻对手去做某事，或迫使对手放弃某事，这使得很多学者将这两种概念混合使用。例如，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将强制和拒止统称为强制，并按照其两种机制——造成损失和阻止收益，分为强制的两种子类型。³⁵从广义上说，将这两者视作一个概念是可行的，但若从强制概念的狭义范围考虑，则仍存在区分这两组概念的必要。

正如佩普所指出的，强制与拒止在政策效果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自两种战略对目标国主观判断的影响。根据行为决策学的观念，损失和收益所造成的主观影响存在差异，决策者对损失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收益。同时，相较于造成损失，阻止对手获得收益或实现政策目标的难度要更加明显。对于一个大国而言，造成足够有威慑力的伤害是轻易的，但阻止别国提升能力则需要付出更多、更长期的成本投入。不仅如此，与威慑或强制不同的是，这两组概念的表现形式大都为“如果目标国采取某行动/不停止某行动，则会遭到惩罚”这一类型的威胁或承诺，但拒止往往不涉及承诺，这就意味着，对手某种程度上越线的行为并不必然要求使用拒止战略的国家采取回应，其面临的政策压力也相对较小。

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可被视作一种介于纯粹外交和军事冲突之间的特殊状态。强制方希望借此手段以达到慑服对手的目的，但如若政策效果不佳，则势必要求其做出政策调整，或直接诉诸武力以实现政策目标，或放弃武力选项而代之以其他政策选择。在强制失败后，若强制方的后续政策不再被视作强制，即可视为其退出强制。而按照强制定义，强制方是否退出强制，则取决于其对外政策手段的使用是否超越界定这一状态的上下两组临界点：一方面，强制的结束可源于对上临界点(有限武力使用)的超越，即强制方选择升级武力使用，导致双方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强制的退出也可源于对下临界点(武力威胁)的超越，即强制方放弃诉诸武力威胁或有限武力使用以实现其政策目标(见图1)。

然而，强制退出具有较高成本。由于公开发出威胁或使用有限武力，强制国退出强制的行为可能将承担更为严重的成本损失，成本类型取决于强制国的退出选择。当强制国选择兑现先前威胁、进一步升级武力使用时，强制的退出成本主要表现为冲突成本，如投入其中的人力与经济成本；当强制国选择退让、放弃强制时，强制的退出成本则包括声誉成本和国内观众成本，一方面，可能面临着国家声誉的损失，另一方面，决策者也可能因为言行不一致而受到国内民众的惩罚。³⁶但值得注意的是，强制的退出程序可能并不局限于这两种主要途径。事实上，在畏缩退让和迎头相撞之间，仍然存在替代方案或“灰色地带”。在武力强制失败，危机可能进一步演化为军事冲突的关键时刻，通过诉诸第三方介入、采取非武力强制手段予以替代等途径，强制国能够在避免与目标国陷入武力冲突的同时，降低因妥协而面临的声誉减损和国内观众惩罚。³⁷

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强制方而言，从强制失效到强制结束，构成了一个包含多种路径选择的退出决策过程(见图2)。在强制失败后，共有两条主路径导向强制的结束，按照危机状态的走向分别对应“升级路径”和“降级路径”。升级路径指危机进一步升级，强制国使用超越有限的武力，武力不再仅作为展示性或显示决心的用途，其所传递的意图超出一定限度，同时强制中实际使用的武力对局势发展构成决定性影响。危机烈度超过上临界点，该战略不再被视作强制外交，而成为纯武力使用，强制宣告终结。升级路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强制国向目标国开战。而降级路径则指强制国有意采取使危机降级的举措，放弃将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一种政策选项的过程，危机烈度降至下临界点之下，该战略同样不再被视作(武力)强制，从而宣告强制政策的结束。降级路径依据其危机降级程度，还可进一步划分为非武力强制、第三方介入以及直接退出等多种子路径。

在这一退出决策过程中，不同的路径选择虽然同样导向强制战略的终结，但政策后果却大相径庭：降级路径下，不论争端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危机烈度都能够得到暂时的控制，从而消除一段时间内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而升级路径则直接导向全面武力的使用甚至是冲突爆发，政策的实施成本也将激增。从政策结果看，由于直接军事冲突的成本高昂，强制双方应极力避免危机升级，然而，在实践层面，升级路径的选择却明显多于降级路径。以武力威胁数据库(Militarized Compellent Threat Dataset)为例，这一数据库统计了1919—2001年世界范围内武力威胁的使用情况，在所有被界定为失败的案例中，共有近2/3的案例以武力升级告终。³⁸这表明，在同时具有两条路径的强制退出决策当中，降级路径明显受到堵塞，无法发挥有效作用，这也使得强制战略易于导向非理想的结果，并演化为危险的政策选择。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强制国的强制退出决策如何做出？在同时存在两个退出选项时，有哪些因素影响到决策者的路径选择，从而导致大多数的决策者表现出对升级路径的偏好？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决策者更倾向于一反常态做出退让？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借鉴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以进一步构建强制退出决策的理论模型。作为外交决策分析中较为成熟的理论流派之一，多元启发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武力使用、危机处理和战略互动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关系决策研究当中。³⁹其核心论点也已得到大量案例分析、实验方法与定量检验的有力支持。⁴⁰其中，多元启发理论通过综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两大主要视角——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被认为能够涵盖对外政策制定的内容和过程，有效地解释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从而弥补单一理论范式解释力的缺陷，提供一个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⁴¹因此有理由相信，运用多元启发理论能够较好理解强制决策过程以及为何强制最终导向不同的政策结果。

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其认为，外交决策遵循一个两阶段的决策模式。第一阶段为认知阶段，决策者试图利用认知捷径或启发式(heuristic)方法剪除决策过程中复杂信息内的冗余部分。⁴²考虑到在危机的决策情境中，领导人面临高度时间限制、有限信息获取和沉重心理压力，无法遵循完全理性原则、全面评估所有可能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往往将遵循有限理性下的满意原则而非最大化原则，初步筛选出损益介于可接受范围之内的政策选项。在第一阶段决策中，决策者的认知启发与筛选过程采用基于维度的(dimension-based)策略，即放弃在关键维度上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⁴³同时，这种筛选遵循所谓“非补偿”(non-compensatory)原则，即关键维度上的低效用无法被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补偿，换言之，即便某个方案在其他维度上得分较高，若其无法满足决策者在关键维度上的最低要求，依然会在第一阶段被预先排除。⁴⁴

由于领导人在比较各方案效用时首先关注这一方案对自身政治利益所构成的影响，多元启发理论认为，政治维度⁴⁵通常构成对外决策的关键维度。严重伤害决策者政治利益的方案往往会在第一阶段就被放弃，随后一个精炼的策略或方案集合将进入决策的下一阶段。

在决策的第二阶段，即理性选择阶段，多元启发理论认为，决策者的策略由基于维度转为基于方案，他们在通过预期效用最大化或“词典编纂”(lexicographic)原则对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方案集合进行理性比较后，选出最终的政策方案。⁴⁶当运用预期效用原则时，最终选择取决于各方案在所有维度内的预期净效用；而“词典编纂”原则指决策者寻求在关键维度中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⁴⁷不同维度依照其重要性被决策者赋予不同的权重，最终方案表现为在有限范围内预期效用的最大化。

然而，多元启发理论在某些重要方面仍存在局限。例如，在第二阶段决策中，决策者似乎仍是有限理性的，并不完全遵循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并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基于其核心观点即关键维度而形成的偏好过于绝对化和静态化，不仅未考虑到决策者作为政治家以外的多重身份导致其并不必然将政治生存作为自己的唯一考量，也未考虑到在不同的政治情境和人格性情下决策者对关键维度偏好的动态变化，这都给后续理论修正留下充分空间。而主要针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情况下决策的行为决策理论，在部分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上与多元启发理论有着高度相似性，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强制退出机制中的决策偏好问题，因此本文尝试借鉴行为决策理论的前沿成果——三参照点理论，对该决策模型予以进一步修正。⁴⁸

在三参照点理论中，决策者被认为以底线(minimum requirement，MR)、现状(status quo，SQ)和目标(goal，G)三个参照点作为决策依据，三个参照点将决策结果x划分为失败(x<MR)、损失(MR≤x<SQ)、获益(SQ≤x<G)和成功(x≥G)四个区域(见图3)。⁴⁹基于此设定，研究者发现，一方面，在客观价值的等量变化下，跨越参照点带来的主观影响要大于区域内变化所带来的主观影响；另一方面，决策结果的四个区域具有不同的心理权重顺序，优先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避免失败、获得成功、避免损失和获得收益。这意味着决策不仅表现为损失厌恶，也表现为失败厌恶(failure aversion)。⁵⁰

因此，三参照点理论认为，决策者在决策中将全面考虑底线、现状和目标三个参照点，并努力使得达成目标的可能性最大化，同时使底线不保的可能性最小化。⁵¹基于这一原理，可以进一步推导出，不仅预期收益或损失会影响到决策，先前的决策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也将对当前判断产生影响。之前的获益将会提升现状并缩小其与目标间的距离，有利于决策者接受为获得成功而带来的风险；相反，之前的损失将会降低现状，拉大其与目标的距离，而缩短其与底线的距离，使得结果跌落到底线之下的可能性增大。为避免失败，决策者更倾向于做出规避风险的选择。⁵²简言之，三参照点理论遵循：第一，底线原则，要求决策者在底线威胁和目标机会之前优先考虑底线；第二，均差原则，即当决策者的平均期望值低于底线(或目标)时，寻求风险与变异，当平均期望值高于底线(或目标)时，规避风险和变异；⁵³第三，参照点距离，要求考虑先前收益和损失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将其与多元启发理论相结合后发现，在决策第一阶段，根据三参照点理论，对于决策者而言，决策始终以底线参照点为优先，这与多元启发理论的观点相类似，即在第一阶段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使用基于维度的策略并遵循非补偿原则进行筛选。具体而言，在强制情境下，除政治维度外，仍有两类国家利益会影响到决策者对底线的判定：其一是具体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政策行动成本，如不采取行动后自身利益受到的持续侵害、采取军事行动付出的财政和人员代价；其二是抽象的国家利益，即对国家声誉的影响。⁵⁴因此关键维度不仅局限于政治维度，亦有可能被扩展到军事乃至声誉维度，某方案在这两个维度的低得分也可能进而作用于政治维度，从而降低该方案进入下一阶段的概率。

在成功界定底线参照点后，决策者对强制退出路径的选择取决于两种路径下各方案的可能政策结果是否跨越底线参照点，以及方案的变动程度。这涉及两种情况：当处于底线以下时，决策者会选择高变动性的选项，以寻求超越底线、摆脱困境，即使其可能性很小或决策失败将带来更大程度的伤害；当处于底线之上时，不论决策者处在收益还是损失状态下，若改变现状的行为使其面临难守底线的可能，那么即使这一行为将带来极大收益，甚至是达到目标，都不会成为决策者的最佳选项，相反，决策者会采纳低风险的选项。

以图4为例，当存在更为稳定的选项A′和高变动性的备择选项A(这两个选项的平均期望相同)时，决策者会选择A，因其提供了超越底线的唯一可能；而当需要在B和B′中做出选择时，决策者会表现出强烈的失败规避倾向，为了避免B可能带来的失败而选择变动性更小的B′。

因此对强制国而言，在强制失败后的第一阶段决策中，首先应避免底线不保的情况发生，即尽可能地排除那些无法赢得国内政治支持、具有较高行动成本和导致声誉损失的方案。对于底线受到直接威胁的强制方而言，尽管降级路径提供了一种低变动性的政策选项，但由于不管采取何种方案，降级路径都无法改变强制方所处政策结果区间，因此即便面临高昂的军事行动成本，强制国依然会选择升级路径下的方案，而将降级路径的各选项排除在外。而对于利益受损但底线尚未受到直接威胁的强制国而言，强制退出路径的选择则取决于决策者对两种路径跨越底线状况的认识以及他们对潜在方案滑向底线的控制。⁵⁵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1：当强制失败后，决策者将首先排除无法赢得国内政治支持、具有较高行动成本和声誉损失的方案。

依照上述标准，一些不满足底线原则的方案在第一阶段被预先否决，而经筛选形成的方案集合将进入决策的第二阶段。由于在决策第二阶段，不论决策者怎样抉择，其结果都不会严重到失败的地步，因此根据均差原则，这种情形下的决策是目标导向的。换言之，若改变现状这一选择的平均期望低于目标，决策者将接受风险、冒险一试；若平均期望达到目标或高于目标，决策者将规避风险、稳妥行事。同样以图4为例，当决策者需要在更为稳定的选项C′和高变动性的备择选项C之间做出抉择时，将更为看重超越目标的部分、忽视低于现状的小部分损失而选择C；尽管D选项可能带来更好结果，但由于可能无法达成目标，决策者将倾向于选择备择项D′。

因此，强制国领导人的路径选择主要取决于第二阶段中所有备选方案是否存在实现目标的可能以及对应方案的变动性程度。若降级路径均有很大可能实现其预定的政策目标⁵⁶，则强制国领导人倾向于选择低变动性的降级路径，因为升级路径可能导致无法实现目标的情况，武力的使用不仅可能激发目标国国内的“聚旗效应”(rally around flag)，也可能造成相应问题解决的长期化。这也是为何在危机决策中，一国时常致力于在穷尽非武力选项后再诉诸武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若两种路径的使用均无法改变对手政策，那么决策者往往会选择高变动性的升级路径，因为升级选项提供了实现目标的唯一可能性，即使这一选项相较于降级路径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综上，在第二阶段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主要遵循目标导向原则，即采用政策成功可能性最大的方案，在平均期望低于目标时寻求风险和变异，而在平均期望高于目标时选择稳妥起见，及时控制危机烈度，因此可假设：

假设2：在确保底线的情况下，决策者最终将选择最可能实现政策目标的方案。

上述情况说明了在静态、短时间或单轮次的决策环境中决策者的认知启发与有限理性决策倾向。而相较于多元启发理论在动态性方面所面临的批评，三参照点理论能够通过参照点距离的推论以及参照点更新这一概念予以完善。参照点间距离的变动表明，先前的损益状况会对现阶段的决策构成直接影响，先前的获益可能拉近现状与目标间的距离，使得决策者更加偏好采用保守方案，因其更难失去底线或有更大概率获得成功；先前的损失则可能造成现状与底线距离缩短，导致决策者相比之前更倾向于采取冒险政策，以尽可能避免失败或争取实现目标。⁵⁷因此，在强制失效的情况下，“现状”参照点将朝底线方向移动，导致强制国更倾向于采取高变动性的政策选项，即升级路径，以避免失败。这也解释了为何在2/3以上的强制案例均以武力升级而告终。

但同时，强制失败或现状和底线参照点距离的拉近并不必然导向升级路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底线参照点的设定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若强制国缺乏决心，其最终仍可能接受损害其利益的低变动选项，以避免陷入冲突。另一方面，参照点既可以是内源的(决策者自发产生)，也可以是外生的(外部环境要求)，外部环境的变动将导致参照点更新和变化，进而影响到后续决策。⁵⁸换言之，外部因素如第三方的介入可能影响到强制国对底线以及目标的判定，并致使其做出不同选择。例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面对美国的突然介入，英法为避免遭受失败，最终选择放弃对埃及的最后通牒并撤军。因此，在退出强制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参照点设定和方案选择也时刻根据外部环境做出调整，不仅第一阶段形成的策略集合会发生变化，一项最初被放弃的方案可能由于参照点本身或参照点间距离的变动又重新回到方案集合中，最终方案也可能随之受到根本影响。因此，本文假定：

假设3：决策者将根据决策期间的外部环境和收益变化进行决策方案的更新。

综上，本文假定强制退出决策遵循以下模式：首先，在第一阶段，决策是底线启发的。强制基于三个关键维度对相关方案进行非整体性检索，并排除掉所有可能使自身底线不保的情况。⁵⁹其次，在第二阶段，最终方案将基于确定性原则从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方案集合中被选出，以使任务成功的概率最大化。最后，在强制实施过程中，强制国先期的收益或损失将影响参照点间距离，参照点也可能产生内源或外源性变化，从而导致决策者表现出不同风险偏好，并进而影响退出方案选择，或造成原定方案的改变。

为更加准确地探讨相关决策要素与强制退出选择之间的联系与作用过程，本文将使用过程追踪方法这一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运用以探究变量间因果机制的方法，进一步分析相关案例，试图对上文所提出假设做出验证。本文对于案例的选择基于以下标准：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所实施的强制外交；第二，强制失败或明显无法发挥作用；第三，明确的升级或降级选择，并伴随强制政策的终结。同时，选出的案例应足够有代表性，有充分的资料或信息显示决策者在决定强制升级或降级时的主要考量或判断依据，使之能清晰反映出三个假设是否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为避免小样本案例研究所面临的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尝试从假设中推导出尽可能多的可观测因素以呈现更有力的因果链条：为理解关键维度对第一阶段决策的影响，本文使用权威机构民调、国会相关文件与报告以及政府主要官员谈话记录作为主要材料；考虑到危机决策的保密性，为更好地还原当时领导人面临的决策环境和因素，本文将使用当时政府领导人及其决策团队成员的发言、谈话内容及后续出版回忆录作为参考。

基于上述标准，本文选择2012—2013年奥巴马政府在叙化武危机中的对外政策决策作为主案例进行分析。在该案例中，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明确在化学与生物武器的使用问题上设定红线，表明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将进行直接武力干预的信号与决心。威胁的发出过程是公开、清晰的，且被叙利亚政府与国内外观众明确接收到。当2013年8月叙利亚发生大规模化武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随即确认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平民，跨过了一年前奥巴马政府设立的红线，于是计划发动对叙利亚的武力打击，惩罚叙政府军行为。但在不久之后，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升级路径，相反，随着俄罗斯的介入斡旋，美俄与叙利亚最终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了消除叙境内化学与生物武器的协议，使得此次危机告一段落。换言之，该案例同时涉及升级路径和降级路径的决策过程，并包含决策方案的更新选择。考虑到在化武事件爆发前后，以及在白宫寻求国会对武力使用的授权期间，国会曾举行过多场相关听证会，奥巴马政府决策团队的部分核心成员参与其中并表明意见，同时，随着其决策团队多位核心成员回忆录陆续出版，这一决策过程中奥巴马等人的战略考量及影响其决策的因素也将得到更为细致的考察与分析。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开发项目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这一项目得到俄罗斯以及伊朗的技术和设备援助。作为化武事件发生前少数几个未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叙利亚被认为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化学武器库。⁶⁰然而直到2011年叙利亚危机以及随后内战的爆发，叙利亚对于化学武器的事实拥有才获得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由于叙利亚国内动荡局势持续并不断加剧，对于该国化学武器的可能使用与转移以及化学武器储存安全(如落入某些恐怖组织、恐怖组织相关联的反政府武装或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手中)等相关担忧逐渐增加。⁶¹作为对上述担忧的回应，2012年7月23日，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吉哈德·马克迪西(Jihad Makdissi)首次向外界确认，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并表示这些武器永远不会用于叙利亚人民，而只用于“应对外部侵略”。⁶²尽管如此，随着叙利亚国内局势日益恶化，加之没有公开可信的消息表明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是安全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担心叙利亚政府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或使之扩散，于是释放出明确的威慑信号，表明对当地可能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强烈不满与干预意愿。

在2012年8月20日的白宫记者会上，当被记者问及对叙利亚局势的最新想法，特别是是否计划动用美国军队解决叙化武问题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表示，尽管他目前并不会下令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需要避免“化学或生物武器落入坏人手中的情况”，同时他强调“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向阿萨德政府和其他参与者表明，我们的‘红线’在于看到大量化学武器被转移或使用。那将会改变我的计算”。⁶³奥巴马上述表态被国内外普遍解读为一项清晰警告，即若叙利亚动用化学武器，美国将会对叙利亚实施军事干预。奥巴马的声明画出了美国在叙化武问题上的底线，这也被视作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强制政策的开端。在之后几个月内，包括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美国高层领导人均在不同场合反复发出强硬声明，警告叙利亚政府不要使用化学武器。

然而，或许是为了避免出现类似于2003年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误判使美国再次陷入战争泥淖，且专注于实现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奥巴马政府对随后在叙利亚所发生的一系列小规模的化武袭击事件表现得较为谨慎。⁶⁴2013年4月25日，美国情报界寄给参议员卡尔·莱文(Carl Levin)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信中称，阿萨德政权可能在叙利亚“小规模”地使用了沙林毒剂，但美国需要更多证据为进一步行动的任何决策提供“一定程度的确定性”⁶⁵；26日，奥巴马表示，美国和国际社会将共同努力，获取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有力证据”⁶⁶。6月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的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公布其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委员会有“适当理由”认为，数量有限的化学武器在叙利亚被使用。然而，委员会在报告中并未确认被使用的是何种化学物质及其使用者是谁。⁶⁷13日，白宫表示，美国情报界有“高度信心”认为阿萨德政权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对派力量。⁶⁸然而，在宣布叙利亚政府已经越过红线后，奥巴马最终决定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直接军事支持，而非命令美军采取直接军事干预。

就在奥巴马发出红线警告一周年之际，2013年8月21日，叙利亚古塔发生化学武器攻击事件，大量平民遇难，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化武事件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情报机构均认为，叙利亚政府军需对此次事件负责。叙利亚反对派也希望正在叙利亚境内展开工作的联合国化学武器调查小组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刻采取干预行动，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向中东地区迅速增派部队，为后续快速反应预先准备，并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针对美国加派宙斯盾等战舰进入波斯湾海域的情况，俄罗斯也提升了其武装力量戒备等级，并增派战舰进入同一水域，一时间地区紧张局势急速升温。

该事件的爆发意味着美国在叙化武问题上所实施的强制外交终告失败，奥巴马政府旋即面临着如何应对此次危机的关键抉择。有证据显示，在8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上，奥巴马及其政策团队决定采取军事手段予以回应。⁶⁹但在第二日，奥巴马改变了看法，希望在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武力。当天，奥巴马在白宫前公开宣布将寻求国会授权以使用武力，奥巴马还明确表示：“这不会是一次无限期的干预，也不会有美国军队驻扎在当地。”⁷⁰随后相关提案被提交至美国国会进行表决。9月9日，在美国国会表决可能无法通过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提出倡议，建议将叙化武置于国际监管之下。该倡议迅速得到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也同样获得美国的迅速回应。10日，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称，为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已要求国会推迟对叙利亚动武提案的表决程序。⁷¹14日，美俄就在不使用武力干预的情形下确保叙利亚交出化学武器达成协议，18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将遵循协议销毁化学武器的全部库存。叙化武危机最终宣告结束。

为验证上述假设，该案例需明确显示：首先，奥巴马政府在叙化武危机中的决策将基于关键维度的非补偿原则，对候选方案予以初步的筛选，排除关键维度上低于其底线的选项；其次，对于一阶段形成的方案集合，奥巴马及其团队成员将逐项方案进行分析，以使任务成功的概率最大化并控制其风险。考虑到强制政策的特殊性，强制的退出决策面临着较为有限的方案选择。在叙化武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根据相关报道与讨论，奥巴马政府在最初拥有的方案集合可能包括：不采取行动、针对性的经济制裁、加大对叙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力度、使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设立禁飞区以及出动地面部队等。

在最初的方案确定中，奥巴马政府明显表现出基于关键维度的决策筛选特征：从声誉维度出发，排除无作为或其他保守选项；依据军事和政治维度，排除大规模军事干预选项。

首先，鉴于奥巴马政府在一年前所发出的红线警告，在8月21日化武袭击爆发后，决策团队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支持美国政府使用武力予以回应。⁷²而其中，显示美国守护国际规范的决心、维护美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声誉成为他们做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明确表示，贯彻落实对叙利亚的威胁“对美利坚合众国和我们盟友的信誉和未来利益有着深远影响”。⁷³在参加9月3日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时，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也同样谈到，美国“拒绝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将破坏其他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它(指美国声誉)是至关重要的财产”。⁷⁴因此，不采取行动或是采用其他保守方案应对在早期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中甚至未经讨论就被排除在外。

然而，在政治维度层面，军事介入方案面临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不论是危机爆发前还是爆发后几天内所做的调查均显示，大部分国内民众认为美国不应在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根据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在危机爆发前即2013年5月所做的一项民调，尽管美国民众对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态度总体消极，但68%的美国民众仍然反对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介入。⁷⁵而在9月3日危机爆发后的一项调查中，36%的美国人赞成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减少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但绝大多数受访者(51%)仍然反对采取军事行动。⁷⁶出于对公众舆论的考虑以及对美国再次陷入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恐惧，奥巴马政府在最初的决策过程中，也同样将大规模的军事介入或派出地面部队的选项排除在外。正如奥巴马在8月30日的讲话中表示，虽然他尚未就采取哪些措施做出最终决定，但强调美国政府不会考虑采取“任何出动地面部队(boots on the ground)的军事行动，(因为)这将涉及一场长期战争”。⁷⁷

危机爆发后逐渐爬升的公众支持以及部分国会议员表示对有限军事干预行动的谅解，使得奥巴马及其幕僚意识到，采取有限的升级路径即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方案符合其三个关键维度的底线要求。若将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持续时间限定在一定限度，政治维度的压力是可控的，军事行动的成本是可接受的，美国政府的决心声誉也将得到这一行动的确认与维护。⁷⁸因此，涉及有限武力干预的几个方案进入第二阶段的决策当中。

在第二阶段决策过程中，奥巴马政府的候选方案集中于升级路径，同时按照具体执行方式又分为如下几种：是否寻求国会授权(无授权/有授权)、是否寻求盟友支持(单边/多边)。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既然已经确认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回应，如何使军事行动的效果最大化，即尽可能地实现预期目标并降低行动面临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在决定最终方案的过程中，政治维度考量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根据曾经参加决策讨论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和本·罗德斯(Ben Rhodes)回忆，在危机发生后不久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决定将由总统下令对叙利亚发动巡航导弹攻击以回应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⁷⁹然而在随后不久的8月31日，奥巴马向其同僚表示，自己想要讨论“另一种可能”，即在寻求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手段。在奥巴马看来，虽然宪法授予总统单独使用武力的权力，但根据《战争权力法》，这一军事行动只能持续60天。若超过这一时限，他将需要获得国会批准才能继续军事行动。尽管奥巴马倾向于实施有限军事打击的策略，但他似乎怀疑美国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该问题。在会议中，他表示，“一两夜的轰炸可能无法改变阿萨德的考虑，需要更为持久的军事行动才能实现目标”。⁸⁰基于这种看法，奥巴马认为，在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展开军事行动将会更加有效，“若未经国会授权而袭击叙利亚，共和党将随之(攻击奥巴马政府)，而且在叙利亚维持任何军事存在(military engagement)都是不可能的。……若我们无法争取国会授权，就不应采取行动干预”。⁸¹虽然赖斯指出，国会可能不会批准总统动武，但29日的国家安全小组会议上，在奥巴马与国会领导人的通话中，几乎所有的国会领导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军事打击的支持，但要求奥巴马寻求国会批准，这使他认为争取获得国会支持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⁸²因此在31日，奥巴马最终改变主意，决定在白宫前公开宣布将寻求国会授权以使用武力，而非先前预定的由他本人下令美国军队采取行动。

同样的决策模式出现在争取美国盟友对干预的支持方面。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若其他国家如英法等盟友加入空袭计划，则公众对于军事行动的支持度会进一步升高，公众中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将基本持平(46%∶51%)。⁸³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更多国家的参与不仅将提升美国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也将更加有效地提升行动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因此争取尽可能多国家对于军事行动的支持和参与，并保持与关键盟友之间的政策协调，成为危机爆发后的重要准备工作。在化武事件爆发后几日与奥巴马的通话中，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希望能够给予联合国调查组充分时间，等待其最终报告出炉；并且虽然军事行动在安理会面临否决可能，但仍然可尝试获取联合国对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授权。⁸⁴这意味着军事行动的时间必须向后推迟。而考虑到公众情绪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这种推迟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无法接受的。⁸⁵此外，虽然英国卡梅伦政府表达了共同参与对叙行动的意愿，并先美国一步，将军事行动提案交由议会批准，但8月29日，英国下议院以272票赞成、285票反对的表决否决了政府对叙提案。这使得在主要大国中，只有法国可能参与对叙军事干预。重要盟友的消极态度虽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美国意愿，但并未对方案选择构成决定性影响，奥巴马政府最终采取了寻求国会授权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并在等待国会休会期结束和表决结果的这段时间内，继续尝试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始终存在于决策过程中的一种担忧是，军事方案在付诸实施后可能出现的失控局面将会摧毁该方案实现目标的所有可能性。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对议员的质疑，克里与邓普西等人承认可能出现某些情况，迫使美国需要派驻地面部队以协助执行任务。而这将与奥巴马的先前承诺(即打击是有限度的，不派出地面部队参与)相违背。⁸⁶另一项关于军事行动的广泛担忧在于，它不仅无助于改变叙利亚内战的混乱状况，甚至可能无法完全实现摧毁叙利亚拥有的所有化学武器的目标。在2013年6月，也就是化武事件爆发前两个月，在邓普西向国会递交的信件中，他承认取得军事行动将使得“部分而非所有的化学武器得到控制”，而“若无法完全控制叙利亚(化武)的储存和运输系统，可能使极端主义者有机可乘”。⁸⁷而在两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和军方对直接军事行动的评估结果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尽管如此，上述问题并未构成对有限军事打击方案的实质性影响。根据基于关键维度的非补偿原则和目标实现可能性最大化原则，在奥巴马政府看来，当前阶段该方案不是最优，但却是最满意的一种政策选项。因此，在8月31日做出决定后，奥巴马政府完全依照计划推进其方案，一方面做好军事打击的一切准备，另一方面等待9月9日国会休会期结束后提案在国会的最终通过。

正如赖斯所指出的，寻求国会授权的武力回应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国会可能不会通过奥巴马呈交的提案，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在共和党人占主导的众议院(尽管民调显示两党分歧在是否对叙利亚动武这个议题上并不明显)。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微弱优势通过该项决议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两院的全体表决中，特别是由共和党所掌握的众议院，动武提案可能无法通过。⁸⁸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可能面临一个重要抉择，即要么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打击，或者援引美国国会的意见，索性不采取军事行动(证据显示奥巴马倾向于采取后一种方案)，这样能够避免因为在发出威胁后最终退让而面临的来自国内观众的责难，但同时也丧失了通过某种切实行动而解决叙化武问题的契机，同时可能对美国维护中东地区安全与不扩散承诺的国际声誉产生伤害，从而将美国置于一个尴尬境地。

9月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八次G20峰会成为该事件解决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在峰会上美国成功争取到超过半数与会国家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某种形式的支持；另一方面，东道国俄罗斯的斡旋使得通过政治方案而非军事打击解决叙化武问题成为可能。对于俄罗斯而言，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直接干预，以及该行动可能导致的阿萨德政府垮台，是维护俄叙长期联系与俄罗斯在中东军事战略利益的重要目标。尽管美国国会可能不会授权军事干预行为，但俄罗斯政府对上述风险的规避意愿，与奥巴马政府此前努力营造的国会两党支持授权的氛围，加之威胁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紧迫性，使得俄罗斯选择积极斡旋，促使叙化武问题的政治解决。在G20峰会间歇，奥巴马与普京(Putin)两人举行了一次私下会晤，普京同意与美国展开合作，促使叙利亚政府销毁其化学武器储存。9月9日，在伦敦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如果叙利亚政府交出其化学武器，可以免受军事打击。⁸⁹随后克里接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表示愿意同他就上述方案进行合作并采取切实行动。9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瑞士日内瓦完成针对叙化武问题的磋商，就叙利亚摧毁其掌握的所有化学武器达成框架协议。次日，叙利亚政府表示，接受美国与俄罗斯就叙化武问题达成的协议，同意交出或销毁本国化武。随后，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在联合国监管下开始分阶段销毁，并于2014年4月实现大部分化学武器原料的移除或销毁⁹⁰，叙化武事件暂时得到和平解决。

正如本案例所显示的那样，在国会投票最终结果出炉之前，奥巴马在G20峰会期间的外交尝试似乎得到了回报，普京回应了奥巴马关于两国共同努力以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提议。美国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在几天内瞬间发生逆转，奥巴马迅速选择放弃使用升级路径，而是代之以降级路径即外交谈判来解决上述问题。俄罗斯的介入，并未从根本上造成奥巴马政府对于参照点设定的更新，或是明显地改变了参照点间距离但影响到了奥巴马政府对单个方案的基本看法。在此之前，这一方案曾经因为无法对巴沙尔政府施以惩罚并会损害美国声誉而遭到排除⁹¹，却因其实现目标的概率大增而被重新考虑。相较于升级路径而言，诉诸外交谈判而非武力威胁的降级路径是一种低变动性的政策选项，正如政府中该方案的支持者所相信的那样，它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实现目标的可能，同时能够避免军事方案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因而有着较低的风险水平。

不仅如此，这一方案并未如先前设想的那样对美国政府的国际声誉构成显著影响，也未造成明显的国内压力。一方面，俄罗斯的倡议在提出后立即得到了来自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即便是持强硬立场的以色列也对美国的最终处理和协议结果表示满意。⁹²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成员并不会因为美国最终选择降级策略而质疑美国的决心和声誉，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声誉理论批评者的看法。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前后，奥巴马的总体支持率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说明其最终处理方式至少未受到国内观众惩罚。⁹³尽管仍面临着来自共和党以及国内保守派的批评，但奥巴马政府也选择通过引用协议成果等方式，减少退让带来的国内压力。⁹⁴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美国政府最终方案的转变。⁹⁵

为解释强制国在强制失败后为何会采取不同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在其具备充分的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本文提出强制退出决策的概念，即从强制失败到强制结束这一过程构成了一个包含多种路径选择的退出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强制国的决策者面临升级或降级两种退出路径的选择。经三参照点理论和多元启发理论的分析，本文认为，强制的退出决策包含一个两阶段决策过程：在第一阶段，决策是底线启发的，决策者基于三个关键维度，即政治、军事和声誉，对相关方案进行非整体性检索，并排除掉所有可能使关键维度上底线不保的方案；在第二阶段，最终方案将基于确定性原则从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方案集合中被选出，以使任务成功的概率最大化。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对2012—2013年奥巴马政府在叙化武事件中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并证实了该假设。由于政治、军事和声誉三个关键维度的制约，奥巴马政府确定了有限军事干预的政策方向，并在理性权衡第一阶段形成各方案的有效性基础上，做出了寻求国会授权军事行动的决策。随后经俄罗斯斡旋而形成的外交谈判契机由于提供了实现政策目标的可能，并拥有低于升级路径的风险水平，最终导致美国政策的转变。

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学术层面超越既有强制研究对于强制有效性问题的过分关注，以弥补研究视角的单一性。同时，基于三参照点理论构建的理论模型及其后续经验亦证明了在前景理论之外，将其他前沿行为决策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可能性，以及其与多元启发理论等成熟对外政策分析框架的适配性。不仅如此，本文结论也与国际声誉理论和观众成本理论的批判性发展形成呼应，表明了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声誉和观众成本因素对强制退出决策的条件性影响并不必然导致强制失败走向冲突爆发，并从有限理性角度对其理论解释予以完善。

在现实层面，本文通过说明强制失败将导致决策参照点不可避免地滑向底线，导致决策者倾向于采取冒险政策，指出了强制的危险性。这意味着在缺乏必要决心时，决策者不应贸然使用强制政策，并要求其针对政策失效的情况做好完备预案和充分心理预期，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或其政治利益。与此同时，本文对于降级路径的研究表明，强制失败后，各方仍有可能实现走出僵局，避免武力升级。外交斡旋等第三方介入形式能够通过改变强制国决策者的参照点设定和收益计算，在危机降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鉴于本文仅针对强制退出决策使用单案例的过程追踪方法进行论证，该理论模型的解释效力仍有待在更多案例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问题下进行验证。例如，基于该理论模型，分析强制低效的原因以及影响强制有效性的多种因素。此外，由于本文主要以强制国决策为分析视角，忽略了对被强制方或第三方因素以及强制互动的研究。在叙化武危机这一案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美国的强制未能直接导致叙利亚放弃化武，但却明显导致俄罗斯的参照点距离判定出现变化，诱使其为避免利益受损而直接介入斡旋。因此，关于强制对多方利益组合和计算的影响，尤其是参照点距离及其对决策者风险偏好的影响及其引发的互动和连锁反应，仍有待更为深入的探讨。